经学,即传播与研究儒家经典的学术。不了解中国经学的发展变化,就难以准确把握历代封建王朝的政治思想和统治方略,就难以深刻认识历代文人的学术思想和文化品格,就难以切实了解中华民族的性格特点和文化风俗。本书是对经学的详细介绍,全书共分十二讲,内容有经学的产生、经学的发展、《周易》概说、《尚书》概说、“三礼”概说、《尔雅》概说、出土文献与儒家经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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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 | 经学十二讲 |
分类 | |
作者 | 郑杰文//傅永军 |
出版社 | 中华书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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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 编辑推荐 经学,即传播与研究儒家经典的学术。不了解中国经学的发展变化,就难以准确把握历代封建王朝的政治思想和统治方略,就难以深刻认识历代文人的学术思想和文化品格,就难以切实了解中华民族的性格特点和文化风俗。本书是对经学的详细介绍,全书共分十二讲,内容有经学的产生、经学的发展、《周易》概说、《尚书》概说、“三礼”概说、《尔雅》概说、出土文献与儒家经典等。 内容推荐 经学,即传播与研究儒家经典的学术。儒家经典是儒家思想的承载体。儒家思想对中国两千年封建社会的发展,对历代文人的学术思想、文化品格,对执政者的政治思想、统治方略,对中华民族的性格品质、文化风俗等,影响巨大。历代儒生对儒家经典的传播、诠释和发挥,形成了声势浩大的经学。经学成为历代王朝的主导学术,经历了汉学、宋学、清学等发展阶段。可以说,不了解中国经学的发展变化,就难以准确把握历代封建王朝的政治思想和统治方略,就难以深刻认识历代文人的学术思想和文化品格,就难以切实了解中华民族的性格特点和文化风俗。本书分十二讲对儒家思想进行了详细地讲解。 目录 第1讲 经学的产生 (一)经 (二)经学 (三)孔子与《易经》 (四)孔子与《书经》 (五)孔子与《诗经》 (六)孔子与“三礼” (七)孔子与《乐经》 (八)孔子与《春秋》 (九)孔门弟子传经 第二讲 经学的发展 (一)从六经、五经、九经到十三经 (二)汉代今、古文经学 (三)汉代经学发展四阶段 (四)宋明理学 (五)清学与朴学 (六)今、古文经学的振荡式发展 (七)经学振荡式发展的原因 第三讲 《周易》概说 (一)《周易》释名与经、传分合 (二)《周易》的成书与作者 (三)《周易》的性质 (四)《周易》古经的结构内容 (五)《易传》的内容与意义 (六)神秘的筮占体系 (七)易学发展轨迹 第四讲 《尚书》概说 (一)《尚书》的书名、纂辑、内容与体制 (二)汉代《尚书》学与今、古文《尚书》 (三)今本《尚书》及其辨伪问题 (四)今本《尚书》的文献价值 第五讲 《诗经》概说 (一)《诗经》的基本情况 (二)《诗经》诗篇的主要类别 (三)《诗经》在春秋战国时期的流传 (四)汉代四家《诗》的学术地位和历史命运 (五)《毛诗正义》与《诗经》汉学时代的终结 (六)《诗集传》——《诗经》研究三大家 第六讲 “三礼”概说 (一)“三礼”《周礼》概述 《仪礼》概述 《礼记》概述 (二)“礼”与中国传统礼乐文化 第七讲 《春秋》及其“三传” (一)《春秋》 (二)《左传》 (三)《公羊传》 (四)《毂梁传》 第八讲 《论语》概说 (一)《论语》的成书 (二)《论语》的主要传本和注本 (三)《论语》所见孔子的伦理政治思想 (四)孔子及孔门弟子 第九讲 《孝经》概说 (一)《孝经》的作者与产生时代 (二)《孝经》的流传与注本 (三)《孝经》的思想内容 (四)《孝经》的思想来源、演变及其当代价值 第十讲 《尔雅》概说 (一)《尔雅》的产生 (二)《尔雅》的内容 (三)《尔雅》的流传 (四)《尔雅》的主要注本 (五)历代模仿《尔雅》的主要著作 (六)《尔雅》与传统小学 第十一讲 《孟子》概说 (一)《孟子》简介 (二)《孟子》的政治思想 (三)《孟子》的哲学伦理思想 (四)《孟子》由子学到经学变迁中的几个重要环节 (五)宋明理学简介 (六)《孟子》与宋明理学的关系 第十二讲 出土文献与儒家经典 (一)日渐增多的出土文献 (二)出土文献所见儒家文献与六经意识 (三)出土文献与六经相涉之内容 (四)出土文献的学术局限性 附录:参考书目 后记 试读章节 (一)从六经、五经、九经到十三经 如上所说,“经”是战国起人们对于一部分儒家典籍的专指与特称;而究竟有哪几种儒家典籍被冠以“经”名,在历史上经过了六经、五经、九经、十三经的演化。 1.“六经”“六经”之称始见于先秦儒家。上文引《庄子·天运》证明,至少早在战国中后期,儒家已确然视《诗》《书》《礼》《乐》《易》《春秋》为“六经”。大约产生于战国后期的《礼记·经解》也说:“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絮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①《经解》成于孔门后学之手,篇名既曰“经解”,则显然仍以六种典籍为“经”,与《庄子》所言应该可为互证。1993年于湖北出土的一批战国中期楚墓竹简,其中有残篇同样提到了《诗》《书》《礼》《乐》《易》《春秋》的名称②,六类典籍排列的顺序,亦全与《庄子》一致。要之,“六经”是先秦儒家最早传习、最先推重的一批典籍。 汉代“六经”之称屡见于一般著作,表明儒家经典已在更大范围受到推重。而细审汉人所谓“六经”的含义,尽管仍多用以专指《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种典籍,例如《史记·天官书》“是以孔子论六经,纪异而说不书”③,《论衡·书虚》篇亦有所谓“考六经之传”④,同书《效力》篇又称“殷周以前,颇载六经,儒生所不能说也”⑤。然而,却也不乏见一些“六经”并非专意确指六种典籍,仅只是作为儒学的一种略指或代称的现象,例如《汉书·扬雄传》载《河东赋》“敦众神使式道兮,奋六经以摅颂”⑥;《后汉书·崔驷列传》载《达旨》“今子韫椟六经,服膺道术”①;《后汉书·蔡邕列传》引《释诲》“覃思典籍,韫椟六经”②等等。后一种情况,为先秦文献之所未见,同样反映了儒学发展的更加普泛化。 汉人又称“六经”为“六艺”。如《史记·滑稽列传》有云“孔子曰: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义”③,《汉书·儒林传》云“古之儒者博学■六艺之文”④,王充《论衡》的《佚文》《实知》等篇也一再有“六艺”之称,等等。按“六艺”之名虽也早见于先秦文献,所指却不过是公卿大夫子弟学习的六种科目,即礼、乐、射、驭、书、数等,如《周礼·地官司徒》云:“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⑤至汉之际,“养国子以道”的旧制已不复存在,“六经”的研习遂也被视为“学艺”的主要内容,《论衡·自纪》有云:“案经艺之文,贤圣之言,鸿重优雅,难卒晓睹。”⑥所谓“经艺之文”其实就是“六经”之文。班固承刘歆《七略》作《汉书·艺文志》,其《六艺略》序“六艺”为九种,主体部分正是《易》《书》《诗》《礼》《乐》《春秋》六类。可见,春秋战国时期,“六经”与“六艺”名异而实亦不同;汉代以“六艺”专称“六经”,则“六艺”即“六经”,两者名不同而实无别。 2.“五经” 自武帝起,两汉文献又多见“五经”之说。这是因为由战国经秦而至于汉代,古为六经之一的《乐》,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名存实亡。就先秦儒家来说,《乐》的重要性是自不待言的。《论语·泰伯》云:“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⑦表明像重视《诗》《礼》一样,孔子同样强调《乐》的政治教化作用。《荀子》有《乐论》篇,《礼记》有《乐记》篇,都是从理论的高度阐述乐的社会作用与政治价值,应与《乐》书的内容不无相近、相通之处。然而,乐重音律,难以具载于文献,且乐曲又应时而富于变化,新声往往不能与传统雅音相合,因而《汉书·艺文志》称:“周衰俱坏,乐尤微眇,以音律为节,又为郑卫所乱,故无遗法。”①《乐》书之佚当在秦并六国以后,所谓“秦焚典籍,《乐经》用亡”②。达样,在汉武帝运用政权的力量罢黜百家、尊崇儒术的时候,其所号令天下奉之为经的典籍,实际上只是《易》《诗》《书》《礼》《春秋》等“五经”了。 西汉武帝“置五经博士”,是发生在建元五年(前136)春天的事。③此后历85载至宣帝甘露三年(前51)春,“诏诸儒讲五经同异”④,再次强调了五经研习的重要。光武中兴,重立五经博士。建武中元元年(56),“诏书:五经章句烦多,议欲减省”,越二载,明帝永平元年(58),大会诸儒于白虎观,“讲议五经同异”⑤。直到灵帝熹平四年(175),仍“诏诸儒正定五经,刊于石碑……以相参检,树之学门,使天下咸取则焉”⑥。可见,武帝以后,《易》《诗》《书》《礼》《春秋》一直是汉王朝特予崇尚的主要经书,也是一般人心目中最为推重的圣典。如西汉扬雄《法言·吾子》:“舍舟航而济乎渎者末矣,舍五经而济乎道者末矣!”⑦同书《问神》:“大哉!天地之为万物郭,五经之为众说郛。”⑧颇有些异端倾向的东汉人王充在《论衡·程材》中也说:“夫五经亦汉家之所立,儒生善政,大义皆出其中。”⑨魏晋以后,随着历史的发展,“经”的范围又有所扩大,而《易》<诗》《书》《礼》《春秋》始终是经部基本而重要的几部典籍⑩。 3.“九经” 历史上的“九经”指的是《易》《诗》《书》《仪礼》《周礼》《礼记》《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春秋公羊传》(简称《公羊传》)、《春秋毂梁传》(简称《毂梁传》)九种典籍。《初学记·文部·经典》引文说:“《礼》有《周礼》《仪礼》《礼记》,曰三礼,《春秋》有《左氏》《公羊》《觳梁》三传,与《易》《书》《诗》通数,亦谓之九经。”①“九经”一说屡见于唐代及其以后文献记载,而所指几种典籍经学地位的形成,则可追溯于汉。《易》《书》《诗》固不待言,其馀“三礼”“三传”其实也是如此。 按汉人“五经”中所说的“礼”,原指《仪礼》十七篇,也就是《汉书·艺文志》中的“(礼)《经》十七篇”②。然而《汉书·艺文志》还载有另外两种《礼》,这就是《周礼》与《礼记》。前者当是带有理想化成分的一部汇编古代官制的法典,是“(礼)《经》十七篇”以外另一礼学著作;后者则大体是战国秦汉间儒家释礼、论礼文章的汇编,被视为解经的“传”作之类。西汉之末及新莽期间,《周礼》始得立于学官;进入东汉,更有郑众传《周官经》、杜子春作《周礼杜氏注》、贾逵作《周礼贾氏解诂》、马融作《周官传》;同时,马融、卢植、荀爽也先后为《礼记》作注;至郑玄兼注“三礼”,又著《三礼目录》,《周礼》与《礼记》从此与《仪礼》并称,实际上已经被视为经书了。 汉人“五经”中所说的“春秋”,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原有两个传本,即“《春秋古经》十二篇”与“《经》十一卷”。前者为古文经,后者为今文经。传古文经、并就经为训者,有“《左氏传》三十卷”;传今文经、并依经立义者,有“《公羊传》十一卷”与“《榖梁传》十一卷”③。两汉时期推崇《左传》或为其作注的经学家,先后有贾谊、刘歆、郑兴、陈元、服虔、颍容等;倡《公羊》学或为《公羊传》作传的经学家有胡毋子都、公孙弘、董仲舒、颜安乐、严彭祖、何休等;修《觳梁》学或为《觳梁传》作注的经学家有瑕丘江公、韦贤、尹更始、刘向等。可以看出,尽管《左》《公》《毂》都是为“经”作“传”,却在流传中逐渐取得了相对独立的地位。“三传”原本是别经单行,东汉以后逐渐与经文合并,也就成为其后在“九经”中取替《春秋》位置的直接原因。 4.“十三经” 赵宋以后流传甚广的“十三经”,系在唐人“九经”基础上又加《论语》《孝经》《孟子》《尔雅》四书;而后四种典籍能够被列“十三经”之数,究其原委,也正与汉代的经学演化有关。其中,《论语》《孝经》与《尔雅》虽不属于“六艺”本身,却都是传经、释经的要籍,因被刘歆和班固收入“六艺略”之末,一直在经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P27-30 序言 经学,即传播与研究儒家经典的学术。儒家经典是儒家思想的承载体。儒家思想对中国两千年封建社会的发展,对历代文人的学术思想、文化品格,对执政者的政治思想、统治方略,对中华民族的性格品质、文化风俗等,影响巨大。历代儒生对儒家经典的传播、诠释和发挥,形成了声势浩大的经学。经学成为历代王朝的主导学术,经历了汉学、宋学、清学等发展阶段。可以说,不了解中国经学的发展变化,就难以准确把握历代封建王朝的政治思想和统治方略,就难以深刻认识历代文人的学术思想和文化品格,就难以切实了解中华民族的性格特点和文化风俗。因此,我们计划撰写一部《经学十二讲》,使广大青少年特别是大学生了解进而掌握经学的基本知识。 选题一提出,即得到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傅永军院长、马来平副院长等教授的支持,他们向教务处王仁卿处长、龙世立副处长等推荐,将其列为“大学生素质教育教材”,并安排相关老师撰稿,准备上课。很快,一支由8位教授、3位副教授组成的撰稿、授课班子组织起来。这些老师对所承担的题目大都研究有素,或以其他课程名目教授多年。如我们的德高望重的董治安先生,自上世纪50年代初为高亨先生做助手时就开始研究《诗经》等经学典籍,并不断有相关研究成果问世,引起同行的关注;林忠军教授追随刘大均先生研究《周易》已20馀载;张富祥教授研究《尚书》多年,其所撰成的上古史研究论文为同行所关注;王承略教授的博士学位论文原以《诗经》为题;程奇立教授的博士学位论文也以“三礼”为题;庄大钧教授多年的“先秦要籍导读”即包含儒家经典……诸位作者,各以其长,分篇撰写。 这本成于众手的小书,虽然我们一再统一体例、整齐风格,但由于十数位作者在数十年的研究中已形成各自的思维特点、研究风格与成文方式,再加上我们撰写此书的宗旨是“介绍必要的基础知识,融入个人的研究观点”,故全书12篇在内容安排和论述风格等方面,依旧难以整齐划一,敬请读者见谅! 书中引用前贤时俊成果,尽量注出,谨致谢忱!若有未及,亦祈海涵!引文由王震、王长民、焦守强、李昌远、甄洪永四同学核查并注明出处。 书中不足与谬误,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 郑杰文2007年7月30日记于山东大学南山小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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