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袁世凯，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在很多人眼中，袁世凯的身份就是乱世奸雄、告密者、窃国大盗、卖国贼等。他的道德品质和政治品格更不为人们所认可。在晚清，他曾出卖过两个皇帝，并以此为自己捞取了很大的政治资本：戊戌变法中出卖光绪皇帝，博得了慈禧太后、荣禄的青睐，为其官运亨通开辟了一条捷径；辛亥革命中出卖宣统皇帝，更使他戴上了临时大总统的桂冠，成为中国的最高统治者。进入民国后，他又违背总统誓言，背叛民国，走上帝制自为的不归路。然而，复辟帝制是袁世凯一生中最大的败笔，这是怎么样的一段历史，本书将为您揭开真相。

袁世凯是怎样走上帝制不归路的?有哪些人或势力影响了他的抉择?他自己对称帝又有什么认识?为什么他的部下和家人反对称帝?“起病六君子，送命二陈汤”又是怎么回事?……本书以袁世凯称帝前后的心路历程为线索，对洪宪帝制的发生、发展和结局进行了全面解读。

自序

引子：一则美丽的谎言

蠢蠢欲动

　排斥异己：民国伟人靠边站

　共和难寻：民国仅剩一具躯壳

迷途难返

　各怀鬼胎：众列强葫芦里装的什么药

　如意算盘：袁克定的二十年太平天子梦

　身不由己：皇帝真的该我做?

粉墨登场

　只争朝夕：帝制运动风云起

　亦新亦旧：洪宪帝制之特点

后院起火

　异见纷起：北洋内部看帝制

　雪上加霜：袁氏家庭革命

穷途末路

　昙花一现：梦幻八十三天

　从叛亲离：呜呼哉赴黄泉

　洪宪余波：袁世凯死后点滴

附录

　1.洪宪年号

　2.洪宪国旗

主要参考书目

后记

排斥异己：民国伟人靠边站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4月1日，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随后临时政府北迁，以袁世凯为首的北京政府正式成立。由于清王朝是在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袁世凯为首的北洋集团、资产阶级立宪派和其他反满势力的联合作用下被推翻的，所以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最初是各派势力组成的联合政府。

辛亥革命的胜利和共和国的成立，给人们以极大的刺激，人们对新生的共和国、对袁世凯寄予莫大的希望，他们非常兴奋地说：“推翻四千余年之专制政体，而易建共和，实为我国历史上一重大转变”，‘‘在此革故鼎新，人多朝气，内而台阁，多属名流，外而封疆，多属首义，一时物议，庶几长此可以久安，目前可以图治”。如果袁世凯抓住这难得的历史机遇，顺应民心，与革命党人及各派政治势力携手合作，励精图治，共谋建设大计，那将很可能创造一段辉煌的历史。但是袁世凯不仅没有这样做，反而为确立其独裁专制政权，对不同政见者分别采取排斥、打击甚至消灭的政治手段。曾几何时，创建民国的功臣或靠边站，或被监禁，或被赶出国门，飘泊海外，甚至有的做了专制政权的刀下之鬼。失去了监督体系的制约，失去了不同政见者的制衡，袁世凯才能够为所欲为。

逼走总理唐绍仪

1912年6月15日上午，国务总理唐绍仪轻车简从，急速赶往前门车站，乘上一列东去的火车。至天津下车后，住进利顺德饭店。第二天，唐绍仪以电报的形式向大总统袁世凯请假：“绍仪现因感受风寒，牵动旧疾，恳请给假五日，赴津调治。唯总理职务关系重要，不容一日旷废，并乞大总统于国务员中简派一员暂行代理。”袁世凯闻讯，立即派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陆军总长段祺瑞先后赴津，劝说唐绍仪回京。唐绍仪执意不肯，并说：“若要留我，只好用棺材来吧。”

唐绍仪挂冠而去，国务院一时无主，而国务繁忙，内政、外交都非常棘手，容不得半点松懈。这一新闻经媒体炒作，就像一锅热油中注入了一桶水，在北京政坛上顿时炸开了。有的说唐绍仪为“东西大政治家”，有的则说他“擅离职守，乘间潜逃”。唐绍仪为何挂冠而去?熟知内情的人说，这是唐绍仪的无奈选择，他和总统袁世凯的矛盾激化到了极点，已经无法调和。唐绍仪是袁世凯的朋友和僚属，辛亥革命以前一直追随袁世凯，他们的矛盾从何而起的?这还要从两人的关系说起。

唐绍仪(1861—1938)，广东香山人，清政府派遣的第三批留美幼童之一，1881年肄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因顽固派的极力反对，清政府中断了这项留学计划，唐绍仪被迫回国。第二年，唐绍仪作为帮办朝鲜海关事务、前驻天津德国领事穆麟德的秘书被派往朝鲜，与同一时期被派往朝鲜的袁世凯相识，并结成亲密无间的朋友。不久，袁世凯被清廷任命为“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大概相当于今天的驻外大使，但其职责、名分要比大使高得多，因为这时的朝鲜是中国的藩属国，袁世凯代表清政府，负责维护中国在朝鲜的利益，协助朝鲜国王处理外交和内务。袁世凯上任后，立即让唐绍仪做了自己的西文翻译兼随办洋务委员，实际上是袁的副手。在袁世凯驻扎朝鲜的十余年间，两人配合默契，积极主动，惨淡经营，在外交上折冲樽俎(zu)，有效地制止了日、英、美、俄对朝鲜的渗透，维护了中国在朝鲜的特殊地位。袁世凯后来巡抚山东、总督直隶，都把唐绍仪带在身边，以之为最得力的僚属和助手。

袁世凯曾高度评价唐绍仪的才能，说他“才识卓越，血气忠诚，谙练外交，能持大体，洵为洋务中杰出之员，环顾时流，实罕其比”。所以对唐绍仪不断提拔，使之从一个品级低微的幕僚，逐步升迁至外务部侍郎、邮传部侍郎、奉天巡抚、邮传部尚书，成为清政府的一品大员。1909年初，因袁世凯势力的高度膨胀，威胁到清廷的统治，与满洲少壮派贵胄的矛盾激化，清廷将其罢免。唐绍仪也因此遭到打击。直到辛亥革命爆发，唐绍仪在清政府中没有担任任何职务。可见，唐对袁的依赖非常明显，可谓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武昌起义后，清廷被迫起用袁世凯。重新出山后的袁世凯充分施展其狡黠政治家的特有手段，一方面利用南方革命党人的声威，迫使清廷将军政大权交给他；另一方面对革命党人则软硬兼施，命冯国璋率北洋军攻克汉口、汉阳，以炮火威逼武昌，然后又向革命党人摇起橄榄枝。这样，南北双方开始了议和活动。P5-7

说起袁世凯，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在很多人眼中，袁世凯的身份就是乱世奸雄、告密者、窃国大盗、卖国贼等。他的道德品质和政治品格更不为人们所认可。在晚清，他曾出卖过两个皇帝，并以此为自己捞取了很大的政治资本：戊戌变法中出卖光绪皇帝，博得了慈禧太后、荣禄的青睐，为其官运亨通开辟了一条捷径；辛亥革命中出卖宣统皇帝，更使他戴上了临时大总统的桂冠，成为中国的最高统治者。进入民国后，他又违背总统誓言，背叛民国，走上帝制自为的不归路。

其实，袁世凯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历史人物，除了上面所说的，还有他的另一面。

清末的袁世凯曾经是一个勇于创新的改革家。比如，甲午战后他学习西方，练新军，变军制，进行军事改革，大大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促使中国军队走向现代化道路；他联合张之洞等督抚，连上数折，促使清廷废除了自隋唐以来延续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制度，为近代教育的发展扫除了障碍；他在任职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六年间，在所辖地区大力推行新政，把经过八国联军入侵之后经济惨遭破坏的直隶治理为全国的“模范省”。更为重要的是，武昌起义后，他顺应共和潮流，与革命党人联手，共同推翻清王朝。即使在任大总统期间，他在加强专制集权的同时，也注意发展经济，制定了一系列鼓励和刺激工商业发展的政策和措施……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

为什么袁世凯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那么差，以至于他对中国历史所作的贡献也被抹杀?其中的一个关节点就是他复辟称帝，即所谓“洪宪帝制”。如果没有洪宪帝制的发生，即使袁世凯在道德上有再多的缺点，人们也会原谅他，对他的评价就会是另外一番景象了。正如我的老师复旦大学姜义华先生所说，如果袁世凯在逼清帝退位、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之后不久去世，那么他“必以结束二千年帝制、缔造共和的一大勋臣彪炳于史册”。

复辟帝制是袁世凯一生中最大的败笔，也是最大的污点。恢复帝制使他名誉扫地，并在全国人民的反对声中，羞辱而死，成为一个悲剧性的人物。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宣告成立。2月12日，统治中国268年的清王朝随着清帝的退位而覆灭。3月10日，袁世凯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中国南北统一，从此中国历史进入民主共和的新时代。受尽专制之苦的中国人民’喜不自胜，对国家、对民国政府寄予无限希望。对中国的未来，人们无不有着美丽的憧憬，西方人经过几百年发展创立的现代社会，一夜之间就要在中国实现了，人们欢欣鼓舞，喜悦之情是可以想见的。

然而不久，人们的期望就破灭了。袁世凯执政的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没有沿着人们所期待的方向发展，而是反其道而行之，政党、国会被解散，宪法被撕毁，民主被践踏，法制被破坏，人们翘首以待的竟然是帝制的复辟，皇帝的再现。历史就喜欢捉弄人，民初社会的发展好像跟中国人开了一个极大的玩笑。

如何解读洪宪帝制?这不仅是当时人所思考的大问题，更成为后世史学家探讨的重点。然而，九十多年以来，人们大多认为，复辟帝制完全是袁世凯野心所致，他当上中华民国大总统之后就准备复辟，实行帝制是其既定方针。但这种解读具有片面性，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过分夸大了个人的历史作用。

经过辛亥革命建立起来的中华民国，完全是欧美政治体制的移植。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和不断完善，民主政治体制最终在欧美确立并逐渐成熟，将它移植到中国，并期望完全适应中国国情，是不切合实际的。中国的政治土壤是几千年的封建专制主义，对西方的文明成果应有一定的适应期。中西政治文明必须经过激烈的碰撞，相互适应，相互影响，才能融合在一起。民国初年就是这样一个碰撞的时代，思想混乱、社会无序等，也就成了必然的现象。与刚刚被否定和打倒的旧传统相比，人们的第一个感觉就是民国不如大清，传统比现代好，这也是复古思想产生的根源。  因此，袁世凯复辟帝制既有他个人的因素，更重要的是民初复杂政治形势演进的结果，同时，又是当时世界政治格局发展的产物。德国、日本、英国诸列强，都与帝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没有洪宪帝制，洪宪帝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直接产物。

洪宪帝制是一场非常复杂的矛盾运动，作者力图通过对洪宪帝制的全面解读，阐释袁世凯称帝的多种因素，包括国外、国内、主观及客观等诸方面；在充分占有资料的前提下细致描述帝制演进的过程及结局，尤其注重对各政治人物及势力对帝制态度的叙述；并根据作者的认知，分析帝制失败的原因。在此基础上，尽量使读者能够全方位地来观察这一重大事件的发生、发展和结局；在谴责袁世凯的同时，给予更多的理性思考，而不仅仅停留在发泄情感的感性层面。

张华腾

2007年4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