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多年来探讨日本人的集大成之作、一部近代日本人自我意识史、一部客观评论“日本人看日本”的专书。
日本人可能是世界上最爱好自我定义的民族,这是一本尝试客观整理“日本人看日本人”的专书,时间跨距从明治、大正、昭和、占领时期到现代,长达百年,因此也可说是一部日本人自我意识的近代史。
“日本人论”是指关于日本人的文化、社会、国民性特征的论述,在不同的时代和社会背景下,发展出各式各样的日本人论,探讨日本人论的专书很多,本书可说是涵盖层面最广的集大成之作,网罗了明治维新到1990年代初期近五百本论著,没有其他书籍能提供如此丰富的资讯。
南博是二次大战之后将美国社会心理学引介到日本的重要学者之一,特别从社会历史、文化生产、意识形态等脉络,探索文化与人格之间的关系。南博的《日本人论:从明治维新到现代》主要把日本人论当成“文本”(text)来分析,日本人论多变的形式,乃是因应不同时期的社会、文化、经济状况以及国际形势而被不断生产与再生产,从这个立场出发,本书不仅爬梳日本人论的发展流变,也提供从多元层面解读日本近现代社会及日本人精神观念的路径。
明治维新与日本人的自我意识
统治者是上、是主、是内,被统治者是下、是客、是外。上下、主客、内外之别,昭然若揭。我想这两者划分出日本人人际关系中最清楚的界线,也可说是日本文明的两大要素。
——福泽谕吉
明治维新是日本人从未经历过的社会革命,特别是来自先进各国的压力,让日本从长期锁国的状态中挣脱出来,开始接触先进的西方文明和文化。日本和西方接触的结果,使得日本人开始意识到自我与西方人不同。
在文明开化的口号底下,明治政府废除了以往封建时代士农工商的身份制,开始向“四民平等”为基础的社会迈进。因此,摆脱身份束缚之后,出现了作为一个自由个体或所谓新日本人的自觉。在这个背景下,有人开始发表关于何为日本人的日本人论。这些论文由“明六社”草创时期(1874年3月)代表性的知识分子合写,成员包括西村茂树、津田真道、西周、中村正直、加藤弘之、箕作秋坪、福泽谕吉、杉亨二、箕作麟祥、森有礼十位。
当时,这些知识精英所论述的日本人论可分成两大派:一派是“日本人不变说”,主张明治维新并没有根本改变日本人的封建意识;另一派是“日本人变化说”,强调明治维新及随之进行的文明开化,彻底改变了日本人的国民性。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福泽谕吉所代表的日本人不变说以及西周所强调的日本人变化说到底为何。
日本人不变说
提倡日本人不变说的福泽谕吉,回顾父亲的一生,感叹封建制对出身卑微的人是多么不公平时曾说:“父亲在封建制的束缚下一事无成,徒留空恨地离开人世”,“我痛恨封建的门阀制度,也体会到亡父的心情而独自哭泣。门阀制造就了一己之私,这是父亲的大敌”。(《福翁自传》)福泽认为武士讨死和切腹之类的行为并没有什么改变,还提到男仆权助被主人使唤做事掉了一两银子,因愧疚而以绳索勒颈自杀的故事,这个典故被称作“楠公权助论”,在当时引起很多非议。
福泽认为“御一新”这个说辞,“只是把幕府的看板卸下,挂上明治天朝的布帘”,政府方针即使有所改变,“人民则不然,他们是旧幕府专制下无动于衷的瓦石,从古至今,他们的人生道路或方向都没有变过,即使七年问有了汰旧换新,但气质依然没变”,他断言明治维新“并没有达到改造天下人心之功效”。(《驳斥西先生内地旅行之说》)
福泽所说的人民“气质”相当于现在的国民性,同年发表《文明论之概略》使用“人民的气质”、“人心”等字眼也等同于国民性一词。关于此点,他在该书有更进一步的说明。“要寻找文明的所在,必须先寻找影响这个国家气质之所在。所谓的气质是指:该国人民具有的智慧道德之表现。”“想要知道全国人民的气质,想要探索其智慧道德的意涵,必须观察他们工作的集体表现,以及他们如何表达一般的人情世故。智慧道德不仅用在个人,也可指称国家。换言之,国家的智慧道德就是国家中普遍存在的智慧道德之总量。”福泽认为整体而言,日本的智慧道德比西方先进国家低落,但国民性中最致命的问题不在于知识水准,而是人民对封建社会人际关系中权力的服从心态,“在日本,倚重权力的现象,普遍存在于所有人际关系中”。这种权力支配及服从所衍生出的人际关系,才是日本人面对西方人时自卑感的根源。
然而不得不说的是,不只有政府渴望权力,这是举国皆然的国民性,也是区分日本和西方极为明显的界线。“统治者是上、是主、是内,被统治者是下、是客、是外。上下、主客、内外之别,昭然若揭。我想这两者划分出日本人人际关系中最清楚的界线,也可说是日本文明的两大要素”,福泽痛陈维新之后,日本人依然保有封建时代服从权力的强烈倾向。
福泽批判日本“人民的气质”,在面对自己国家的权力时卑躬屈膝,当面对西方人的优越感时,也呈现出同样的卑微。譬如,他引用其门生也是后来庆应义塾塾长小幡笃次郎的文章(《民间杂志》第八编),即便西方人踢打了日本的人力车夫,“怯懦卑屈的人民没有气力去回应这种事,他人也无可奈何,不少人忍气吞声也不愿上法庭诉讼”,福泽警告日本人,注意自己面对西方时的自卑感。换言之,福泽是当时最了解西方人和西方文化的日本人,因此,他断言如果不培养每个日本国民独立自主的胸襟,日本这个国家也无法达成独立,从这番见解可以看出,他是当时少数对西方抱持客观态度的日本人论之先驱。
和福泽同一时期批判藩阀制度的是陆奥宗光,他是纪州藩士,后来也成为明治时代著名的外交官,他在《日本人》一文中说道:“时至今日,还有人主张非萨摩、长州之人就不算有影响力的人,这种想法岂不令人叹息”,陆奥批判即使到了明治时代,“藩阀政治公私混淆、私相授受的现象仍然存在”。日本人本来应以国家安全为重,却被藩阀政治牢牢地支配,“正当国家危急存亡之秋,也没出现毅然奋起的有志之士,这是因为日本人民怯懦萎靡、没有志气”,陆奥表达了近似日本人不变说的想法。
在福泽和陆奥之后,翌年(1875)中村正直发表了有关日本人不变说的《人民性质改造说》一文。中村是明治维新前被幕府政府派往伦敦管理留学生的官员,回国后从1870年(明治三年)到隔年,出版了斯迈尔斯(Samuel Smiles)的《西国立志篇》(Self-help,1859),1872年又译完弥尔(John S.Mill)的《自由论》(On liberty,1859)。中村很早就成为基督徒,对西方基督宗教的道德给予高度评价。
中村在前述论文中曾指出,“虽说是政新一体,但人民并没有达到一新的状况”,“政体”好比装水的容器,人民是装在里面的水。如果水放在圆形的容器就会变成圆形,放在四方形的容器就会变成四方形。即使换了政体(容器),装在其中的人民(水)并没有改变。明治之后,作为容器的政体的确比从前来得好,但中村却强烈批评“人民依旧是从前的人民,奴性的人民,傲下媚上的人民,无知文盲的人民,沉迷酒色的人民,不爱读书的人民,不知天理、玩忽职守的人民,知识短浅、格局狭隘的人民,无法吃苦耐劳的人民”。
福泽和中村之后,日本人不变说也出现在自由民权运动的思想中,最激进的人物之一植木枝盛在《民权自由论》中感叹:“从古至今,日本的平民就没什么朝气,他们担心的只是自家的事,对国家大事毫不关切,对公众之事非常疏离。”他在《过往之事乃人民之事》中强调“国家安全人民就会安乐,国家危难人民也难自保”,坚守主权在民的思想。
前面提到的论述者,从日本人不变说的立场,分别对国民性提出不同的改造方法及设定不同的达成目标,福泽重教育,陆奥与植木重政治,中村则偏艺术和宗教。P13-18
爱好自我定义的民族
南博
世界上没有比日本人更爱好自我定义的民族了。研究日本人的著作、论文、记录已经多得无法数计,现今的生活中也常常看得到这些出版品。
这是一本尝试客观整理日本人论系谱的专书,从明治到现代,也可说是日本人自我意识的近代史。
日本人论当然也和日本文化论及日本论相重叠,本书以“国民性”(民族性)为焦点,外国人所写的日本人论也以译成日文并带来重大影响的书籍为限。
在此,我必须谈谈个人的经历,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其后,我曾在美国有过一段研究生活。当时,经常触痛我心的是日本人和美国人之间的巨大差异,无论是个人层面或社会心理层面。
因为有这样的经历,1947年回到日本之后,我才能客观地思考日本人的国民性,同时把战后日本人如何进行“意识革命”的问题,当成毕生的关注重点。
首先,我和日本女子大学及一桥大学的学生共同进行了“观众的心理调查”研究,从当时的流行电影、歌曲与戏剧着手,这些活动在形塑日本人的心理上发挥着极大的影响力。另外,我曾于1949年担任“传统艺术协会”会长,和歌舞伎、能剧、狂言、文乐等领域的年轻艺术家携手合作,进行日本传统艺术的研究。
在这些成果的基础上,我展开日本人心理的研究调查,并于1953年出版《日本人的心理》一书。之后,我持续研究有关日本人的生活、文化、心理与行动,三十年后更尝试以“自我”这个概念分析日本人的心理与行为,而有《日本的自我》(1983)一书问世。
《日本人论》一书是这个研究过程的总结。我陆续整理曾接触过的千百本关于国民性的书籍,从中选取代表作加以分析,因此,本书也可说是日本人论的集大成。
接下来,我将回顾日本人论发展的历史脉络,尽量避免网罗全部的论述者。换言之,即便当时是引起热门话题的著作,但在日本人论的研究上没有独到见解,我也不会收录在书里。
日本正迈向国际化,全世界的目光都投向日本,国际间不断在追问日本的国民性为何。当我们重新思考日本的国民性时,确实有必要回顾过去种种的日本人论,这是我撰写本书的动机,希望各方人士对于本书能不吝赐教。
本书的完成,除了野上まさ子女士之外,还要感谢许多人的协助,对于他们的热忱与努力,再次致上我的谢意。岩波书店的小川寿夫先生,始终以诚意及不辞辛劳的态度面对庞大资料的收集、整理与著述,我也由衷表达最深的感谢。
1994年6月
正如本书所看到的,随着明治以来巨大的社会变动,日本人论蓬勃发展,特别当日本和外国发生国际问题或日本对外国产生强烈的自国意识时。
明治维新后,日本以近代化为目标一直想追上先进国家,和西方人相比,日本开始出现国家和国民的自我认识与自我反省,产生了明治初期的洋化主义以及与洋化主义相反的国家主义之自负心理。
明治前半期有日本人劣等说与日本人优秀说。接着是大正时期,日本国际地位提升,日本人不再比较日本和外国的优劣,而是透过国际主义客观掌握日本人的状况。昭和(战前)时期,从风土和文化角度探讨日本人论,中日战争到二次大战期间,以日本精神论为主的法西斯主义日本人论则是盛况空前。
战败之后的占领时期,出现了与战前一百八十度不同的论述,强调日本人的反省与新国民的展望。
总括以上日本人论的发展,我整理出下列几个观点与立场:
(一)日本原是一个多元民族的社会,古代天皇制的王权确立后,虽然有爱奴与琉球等不同民族,但基本上都在中央集权统治底下,强制地被收编到日本国民性的框架中。明治之后,日本人的自我意识与国民性逐渐统一,国民性又在历史脉络中被建构出来。
(二)首先,是日本的自然地理条件,特殊的岛国性与封闭性影响了国民性的生成,江户三百年的锁国政策让这种倾向更加严重,日本把外国人当成“异人”,出现了排外意识。
(三)从古代到明治,包括欧、美、中国等各国的文明、文化与精神不断累加在日本国民性身上,“结晶”出复杂的现代国民性。
(四)这种“结晶化”孕育出国民性的双重结构或多重结构(譬如,表与里、西方崇拜与排外主义)。
(五)随着时代及社会的变动,结晶化的国民性中某些特质会特别突显,有时,这些特质看似国民性的主要核心(譬如,明治初年的西方崇拜、法西斯时期的日本精神)。
(六)自我不确定是日本国民性这个结晶体的心理核心,表现出自我不成熟、欠缺自我主张、服从心态等。一方面造成日本人对权力的恐惧,也造成日本人和权威主义的紧密连结。权威主义让日本独特的家元制及天皇制得以存续,影响日本人的西方崇拜。
(七)人际关系方面,日本人尊重对方的立场和态度,不显露真正的想法,倾向表面支援。口本人尽量避免集团成员彼此问的对立或摩擦,日本人直到现在仍透过妥协、商量、附和雷同、模棱两可地解决、暧昧地表现等手法,费尽心思维持集团主义的运作。
(八)许多外围人都认为日本人很难理解,他们也将此当成经济摩擦、文化摩擦等各种国际摩擦的原因。这是当今日本人论最重要的课题。日本人自己也深信“关于这点,很难跟外国人说清楚,外国人是不会了解我们的”。因此,为了解决这种沟通上的困难,日本人论在国际问会是一个重要的议题。
读者只要看看收录在本书中的个别论著,就能了解它们是针对国民性这个心理结晶体的哪个层面所提出的。
总之,我写这本书的目的在于透过检讨各种口本人论探究何谓国民性,因为,日本人论是映照国民性的源泉。
本书函盖层面最广,网罗了明治维新到1990年代初期近五百本论著,没有其他书籍能提供如此丰富的资讯。
——上智大学总合人间科学部社会学科教授 吉野耕作
巨细靡遗地捕捉臼本与异文化相遇的轨迹,珍贵的日本人论集大成之作。
——《朝日新闻》
挖掘日本文化的深层,是文化史也是社会百态史。
——《读卖新闻》
网罗近五百本的相关作品,爬梳多元论述的流变,本书乃划时代的巨作。
——岩波书店
日本人论研究的必读书,掌握时代动脉,最具整合性的日本人论。
——综合研究大学院大学名誉教授 滨口惠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