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门
建国门这个地方对于1980年代意味着什么?我没看到过这方面的文字。也许对于许多人来说，建国门就是建国门，无论他们住在北京还是别的城市，那地方充其量就是一个地名、一个公交和地铁车站汇集的地方而已。
这地方有中国最早建成的一批公路立交桥中的一座——建国门立交桥。在1980年代中期以前，立交桥在内地的许多城市可都是稀罕物。它一方面象征了一个城市的建设是否具备了“现代化”的规格，一方面也可以看出那座城市的财力。关于建国门立交桥，有两点可作谈资。
一、建国门立交桥的最初设计理念是将自行车、行人与机动车进行分离的，但进入1990年代以后，机动车数量飞速增加，那条曾经专门为非机动车设计的道路，已经成为了机动车的辅路，自行车和行人的利益被忽视掉了。这大概又能从一个侧面向人们证明，许多事情确实不能用“新的就比旧的好、就比旧的合理”来判断。
二、有一种观点指出，立交桥和环路的建设破坏了“德胜门和建国门观象台等具有历史文化代表性的景观”。
这第二点可能更能吸引我。因为自从1985年到北京上大学，我无数次地经过建国门，但真的对“建国门观象台”没有印象，德胜门那个倒是知道。记忆中，建国门这地方令我念念不忘的有两点。一是地铁。从积水潭坐地铁到建国门，比从积水潭坐地铁到北京站更快，下车的时候站内也更清静(现在随着建国门地铁站成为中转站，这种清静已彻底成为历史)。出了站穿过一条小巷，同样就到了北京站。大学四年，很多时候我都是选这条路去北京站回天津的。
再就是书店。建国门附近有一家书店——中国社科出版社的读者服务部，在那里你能买到一些感兴趣的偏学术类书籍。北京那个时候还没有出现大的、货仓式的图书市场或书城，不少相对专业性的书籍需要跑到一些出版社自办的书店去买。大一点的如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三联书店还好说，小的只好由你自己去摸了。其中稍好找一点的是西四的电影书店，建国门中国社科出版社的读者服务部就算偏冷门一点的。与之类似的大概还有在魏公村中央民族学院(现在叫民族大学了吧)的书店，在那里能找到些别的地方难见的民族或宗教类书。
不同的记忆里，建国门故事的剧情是不同的。建国门有时会让我想起“蒸蒸日上”这个词。记得某个秋天，我跟一帮同学去那儿附近的饭馆吃饭，突然听到身后诗人桑克在喊：“看，盖起来了，盖起来了!”他指的是建国门那儿正在施工的一幢高楼。众人看看那座楼，又扭过头看看桑克，异口同声呵斥：“关你屁事!”
煎饼
因为是天津人，从出生一直到1980年代中期都在天津度过，我可以给大家说一说天津的事。先说我在那个年代天津城建的一个亮点——天津南市食品街——上吃到的煎饼。
改革开放快三十年，不少其他地方的人终于除了“狗不理包子”、“十八街麻花”外，还知道了“天津煎饼”的名头，这也算是对我故乡理解的一个小小进步。
不过大部分人可能还是以为“天津煎饼”是搁白面做的，尤其是在北京开始吃“天津煎饼”的人们。他们吃的其实不叫煎饼，而是张贤亮小说《绿化树》里的主人公——劳改犯章永磷偷吃的糨糊饼!在我看来，有一阵北京街头小贩清一色贩卖的这种白面糨糊“煎饼”，绝对是对“天津煎饼”的污辱。
纯正的“天津煎饼”是不放白面的，也不屑掺玉米面，而是清一色的绿豆面!而且所配的辅料也极简单，就是葱花、面酱。到1990年代，受流行的饮食习惯影响，还要撒芝麻、孜然，加抹辣酱、乳腐等，花样是层出不穷、日益丰富，但是大家都忘了一点：那样一来，吃煎饼的人就再也品不出绿豆面的香味了!好在摊贩们往绿豆面里掺玉米面和白面的浙渐增多，许多没尝过老吃法的人也不讲究这个。
虽然叫“天津煎饼”，可我是到了初中的时候，才第一次吃煎饼。那时天津的南市食品街刚刚建成，簇新的城墙一片夺目，里外聚集了不少饭馆和小吃摊。我也跟着家里人去逛。当时，我还从未见过把油条包到薄饼里的吃法，而且薄饼在摊的过程中还要另行打入鸡蛋，一切都觉得新鲜。1980年代初期，城市的小商品经济可没有农村方便——早点一般都是国营店经营。在天津，都是清一色的豆浆、豆腐脑、锅巴菜、大饼、油条、油饼这屈指可数的几种，连卖包子、馄饨的都没有，卖煎饼的个体摊位就更少见了。煎饼摊儿的出现是在南市食品街建成以后，才慢慢地、一点一点、不被人察觉地悄悄出现在街上。至于馄饨摊、煮方便面摊，还有傍晚至午夜时分的砂锅排档的出现，则还要等到1990年以后。
饮食的丰富与否折射着时代，也折射着人的心态。我最早吃过的纯正“天津煎饼”，只放一个鸡蛋，后来到1990年代，渐渐开始流行搁两个。这一来说明大家开始讲究营养了，二来，显然人们能用于早点上的花销也在增多。这说明个人经济水平有所升高。不过个人的体验，如果是纯绿豆面煎饼，两个鸡蛋多少还是会影响味道。我还吃过一种山东做法的大煎饼，原料彻底是杂面，跟我理解的“津味儿”已全无关系。
纯绿豆面的“老煎饼”，现在做的人越来越少了，就像上海朋友所说，那里卖早点的，已很难再见到旧时代的“糍饭”，只能从台湾口味的“永和豆浆”这路快餐店里的“咸饭团”中，依稀找一点变味的安慰。天津大部分煎饼摊如今都开始往绿豆面里掺其他面粉，只是程度不同而已。这可以理解，纯绿豆面成本高，价钱一贵，那些不明就里的顾客来得少了，反而影响到销量。
也有一两家认死理儿的老师傅，恪守着不掺杂面的规矩。我家附近就有一户做煎饼的小摊儿，每天早晨需要排队，十到二十分钟不等。轮到我了，一句“老吃法”算是招呼，和老板彼此淡淡一笑，然后看他慢悠悠地把绿豆面糊在平铛上铺开，鸡蛋被小木刮子敲碎、铺开，缕缕细细的白气从铛上升起，然后静静等着他放上油条或薄脆，再包、抹，直到一套正宗煎饼的完成。等的那一刻，我和他都不会去想这“固执”的做法能坚持多久，他为口粮而劳作，我为口腹而等待。民间之物何必奢谈什么文化，只在那得自岁月的自生自灭的等待中，享受短暂的怡然。
P3-6
在当代历史上，真的曾有过一个文化生活极其辉煌的1980年代吗？我认为没有。我们只有过一个对文化理解的质朴与饥渴同样惊人的1980年代。有关它们的那些美好的回忆和咀嚼，不少是后来被中年人（也正是那一时代的青年）放大的……
——徐江
起点与终点：从0到0（代序）
人们习惯上，把处于中国改革开放初始阶段的整个1980年代，称为“当代中国文化的‘启蒙年代’”。本书所记述的，就是那个年代的人与事。
与约定俗成的1980－1989这一“八十年代”的时间界定略有不同：我以为1990年由于召开了世界瞩目的北京亚运会，且在这一过程中，被人为赋予了上一个十年那种集体性的狂欢氛围，而呈现出了更多的“八十年代”气质。所以，作为沟通1980年代与1990年代的一个重要年份，文化上的1990年，似以归入“八十年代”的集合更为贴切。我们在本书中谈及的“1980年代”，始终是指1980－1990这个长达十一年的时段。这是一上来就要申明的，以免误会。
以个人视角、跨文体的写作方式，对众说纷纭、寄托着各色人等复杂情感的启蒙年代做一完整、复调的概括性梳理，是我一直以来的愿望。所谓历史，本就是由无数个呼吸着的微弱的“我”、无数个搭载了心跳或死寂的“瞬间”粘合而成。启蒙的1980年代当然也无例外。它是活体的，而非概念。这方面我认同司马迁，而非剑桥式的通史理念。所以，本书所提出的这一百多条目，固然是因为它们在当时环境中所起过的无可取代的作用，同时也因为它们在同一类型历史元素中所具的代表性。
感谢老同学戎爱军和诗人杨黎，他们在我写作中所给予的关心和鼓励，是这本书早日问世的动力之一。还记得两年前戎爱军来津，我俩各守着一碗单调的白米粥，大谈特谈的情景。像她这样能忍受我的拖沓、始终对这本书进行着命运敲门般催稿的编辑，是配得上“高贵”二字的。杨黎兄和我算是诗坛的一对诤友。早在开写伊始，他便为促成此书问世的事情劳神颇多，在我看来，他的友谊属于世间最可贵的那种。此外，由于年代渐远，在核正细节和资料过程中，劳动了身边太多的朋友，他们的身份各异——作家、学者、诗人、公务员……但对此工作所做的支持，无一不让我感受到温暖，以及物化年代大家对文明的殷殷之情。在此一并深谢。
若干年前，我曾写过一篇近乎小说体的《乘滑板车重访八十年代》，里面一些描述，约可视为本书遥远缘起的一个证物，择其主要罗列于下，以作为对更趋理性的本书一个有趣对照，请允许我祝各位阅读愉快。
最后，请看这段引文吧——
“断断续续总能听到些怀念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声音，有关它的文化，还有带书卷气的时尚。
各方面的理由似乎也很服人，比如说人文精神、治学态度、社会上人的心态以及自我约束力等，今天的人纵向比较起来，表现好象大多都处于弱势。‘辉煌的八十年代’，不少我这个年龄、在八十年代开始或度过青春岁月的‘小中年’或‘老青年’提起这个话题，都流露出温馨无比的神情。于是有一天忽然冒出个念头：如果派一个现在的年轻人，乘滑板车样式的‘时间机器’回到二十年前，他会有些什么样的感受？
首先，这人会和那个时代彼此觉得古怪吧。不妨想象有这么一个小间谍V——当V踩着他那个怪玩意儿宝贝准时出现在一座城市夏季的街头时，他会遭到路人的白眼和指指点点。他的花褂子、大裤衩、锔过的半黄不黑的头发、手链、MP3随身听甚至吸引了交警的好奇。（这城市的马路上车速不快，车辆也不算多。）终于在一个街角，V被几个带红箍儿的人叫住，盘问了一番，又检查了他的古怪的时间机器，耽搁了半天，才被勉强放行。
V强压下刚才的郁闷，因为他这次出差要在这个‘八十年代’的城市多呆几天，所以他开始着手给自己安排住处。他想找一个带空调的旅店或一处短期出租的民房。转了半天，发现这个要求太奢侈了，只好找了家床位都是四人一间有黑白电视有老式台扇的招待所。电话每层楼共用一部，放在临楼梯口，据服务员说这样的条件就算不错了。厕所和公共浴室都设在走廊尽头。浴室供热水有固定的时间限制。安顿好之后，V觉得有些渴了。他跑到招待所一楼的柜台想买瓶饮料。他发现没有可乐，没有酸奶，没有冰红茶，只有几瓶颜色可疑的本地汽水。打开一瓶灌下去，感觉像是喝了治咳嗽药水。柜台上一只收音机始终响着，能听到一对叫姜昆和李文华的相声演员在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地讨论各地方言……
来到‘八十年代’的第一天，V是在新奇和不适中度过的。他发现他的许多不适来自他的‘形而下’，跟文化好象关系不大。但也不能说全无关系。比方说，当他招待所的同屋晚上纷纷回来，兴致勃勃地靠在床上看那只能收三个频道的电视里一部叫《排球女将》的日本电视剧时，他觉得这部剧把打排球的拍得傻透了，可那些人还爱看。他不知道这该算是文化上的问题还是生活上的问题。
受够了夜里同屋们的磨牙放屁吧唧嘴，第二天一早，V打定主意，一定要尽快完成自己对这座城市和这个年代的访问。他先来到了一座大学的中文系，听了两节外国文学史。课堂里除了坐在前排记笔记的，大部分学生恹恹欲睡，后排有几个在下面偷看卡夫卡和迪伦马特。讲台上，教师正盛赞高尔基的《母亲》。一个学生课间好奇地询问《日瓦戈医生》什么时候能被正式译过来，教师严肃地说：‘这书是反苏的。’还有一个女生问老师，加缪的东西怎么找。教师回答，‘他是哪国的？’对了，那女学生穿得挺朴素：T恤文化衫，深蓝牛仔裤，一双松紧体操鞋，扎的‘马尾巴’还显得有些‘土’，V有些吃不准，如果她蹬上松糕鞋、穿上露肩吊带装会是什么样子。
V溜出教室，在校园里闲逛，路过布告栏，看见几个处分决定：一男生因使用‘热得快’烧坏桌子并险些引起宿舍火灾而被警告；另一个因为在食堂还了女生一耳光遭处分；一女生因为和男友同居被劝退。处分决定旁有大幅海报：周六放映——谢晋电影《高山下的花环》。两个小男生感叹：什么时候能看到陈凯歌和田壮壮！学校的广播喇叭开始响起来了，V听见三个熟人的嗓音——张行、邓丽君、费翔。路过一间男生宿舍窗外，他往里扫了一眼：几个男生正盯着在桌上的一块发声音的黑色砖头，V纳闷了两秒钟，明白过来，那砖是早年的录音机。
下午的时候，V一直在街上闲逛。满街的克莱德曼弹奏声。他去了书店、邮局、音乐厅和百货商店。书店乏善可陈，书不让顾客翻看，只能隔着柜台伸长脖子，去认书架上的书脊。邮局门口没有磁卡电话，里面没有特快专递，打电报和公共电话的人各排了一个小队。音乐厅门口贴着周末消夏晚会还有刘晓庆电影的海报，售票处没人，窗口写着：办团体票请每天上午10：00来。百货商店里感觉好一点，不象二十年后那样人头攒动，可那里没有的东西又太多：没有影碟机，没有戒烟帖，没有游戏软件，甚至没有电脑！这一切令年轻的V感到厌倦和乏味，他出了商店，想去打一辆出租，可街上找不到，最后还是坐了一趟公车，又走了一刻钟，才回到自己的住处。
路上他随手买了一份报，看了看日期，此时大约是八十年代中期，距能听到罗大佑本人唱的磁带、看到张艺谋执导的电影还要有一段时间。崔健的摇滚尚没有出现，中国足球队刚刚开始他们冲击世界杯出线的苦难。他又看了看身上带的时空导游手册，那上面写着，他即将与一个叫迟志强的演员难听的歌声相遇。他会在大学礼堂的一次讲座上看到学生们像追逐‘零点’或萧亚轩似地索要一个忧国忧民作家的签名。他将爱上路上见到的一个姑娘，在他尾随她并试图与她搭话的瞬间，姑娘突然大叫‘流氓’，在见义勇为的路人帮助下将把他扭送公安机关……V一惊，提起他的滑板车时间机器，飞快冲下了楼，逃向自己的时代……”
人们习惯上，把处于中国改革开放初始阶段的整个1980年代，称为“当代中国文化的‘启蒙年代’”。本书所记述的，就是那个年代的人与事。
本书描述的是1980－1990年之间的中国内地文化。该书作者对1980年代文化时段里那些有代表性的切片，或善或恶，或喜或悲，都在“当代文化的演进”这一大前提下，给出了他个人的评价。本书相当程度上——起码在言说方式和阅读层面，似乎会给人以诗人徐江个人成长史的感觉，是他个人成长中的看说听读唱念做打，是诗人成长中的文化背景的夫子自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