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部著作中，作者对古代小说的传奇传统进行了认真的梳理，对现当代文学和小说的传奇因素，对这些因素在现代作家和作品里的表现及其对叙事模式的影响，结合鲁迅、沈从文、海派小说、张爱玲、革命文学、左翼文学和40年代解放区文学，按照时代和文学史脉络，进行了认真的梳理与阐释，意在解释传奇传统如何转化为现代小说的叙事因素乃至叙事模式，经过继承和转化的传奇传统作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如何对现代小说的主题选择、审美构成和流派风格产生作用，如何生成价值和意义。

本书是关于中国现代小说叙事对中国古代小说”传奇叙事”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发展有关历程与表现的一种系统整理和论述。

作者遵循传统与发展相统一的方法论原则，以中外文学”异构同质”的传奇叙事为整体参照，通过对中国古代和现代小说叙事特征的双向检视，认真梳理了中国现代小说发展进程中所体现出来的传奇叙事特征，并将这种特征的形成和发展与中国古代小说传奇叙事传统进行了对应性地分析和研究，从而论证出，中国小说的传奇叙事模式与传统，在以反传统为主要发端的中国现代小说中并没有消失，而是得到了相应地承袭和创造性转化，进而为我们再度把握中国现代小说的现代性及其与传统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考量尺度和理解资源。

导论 传奇与传奇叙事

 一 传奇：一种小说形式

 二 传奇：多样性的叙事文体

 三 “作意好奇”——中国小说的传奇叙事传统

 四 “异构同质”——传奇作为中外小说共同的叙事模式

第一章 中国现代小说叙事与传统小说叙事之间的矛盾结构——古典传奇叙事影响现代小说叙事的背景与反应

 第一节 “新小说”——对传统小说观念的叛逆与承袭

 第二节 “五四小说”——在传统与发展中的抉择与转变

第二章 现代传奇叙事之历史篇——鲁迅《故事新编》中的“中间物传奇”

 第一节 魏晋文章——在决绝的姿态背后

 第二节 传奇情结——在文学史的天空下

 第三节 《故事新编》——在历史与现实之间

 第四节 “中间物”叙事——在“随意点染”的神思之中

第三章 现代传奇叙事之边城篇——沈从文“湘西世界”中的“田园传奇”

 第一节 趣味与目光——现代写作中的“边城”世界

 第二节 “湘西世界”——乡土田园中的生命传奇

 第三节 神秘与奇异——避“常一取“奇”的叙事模式

 第四节 “最后一个浪漫派”——“乡下人”的文学史传奇

第四章 现代传奇叙事之都市篇——30、40年代海派小说中的“都市传奇”

 第一节 上海——现代都市中“传奇的天空”

 第二节 都市文化——制造现代“传奇”的工场

 第三节 大众阅读——文学“传奇”的生成

 第四节 另类与特异——都市传奇的现代叙事

 第五节 个性时代——文学史的都市传奇

第五章 现代传奇叙事之日常篇——张爱玲的平凡人生中的“新传奇”

 第一节 “新传奇”——“常”与“非常”的“对立共构”

 第二节 故事与时间——“回忆”与“现实”之间的游移叙事

 第三节 人物与结构——传统与现代的双重建构

 第四节 背景与视角——错位与模糊的现代叙述

 第五节 自己的文章——特定语境下的一种特殊选择

第六章 现代传奇叙事之革命篇——革命文学、左翼文学及解放区小说中的“革命传奇”

 第一节 革命英雄传奇——历史与现实的共同呼唤

 第二节 革命历史传奇——时代旋律与史诗倾向

 第三节 革命的传奇——阶段叙事中的共性意识类型

 第四节 革命传奇叙事——“大”与“小”的双重维度

结语 大众化语态的传奇叙事

 一 “红色经典”——“十七年文学”的传奇视像

 二 浪漫家园——新时期以来文学的传奇景观

 三 永恒魅惑——无法消解的传奇叙事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第四章 现代传奇叙事之都市篇——30、40年代海派小说中的“都市传奇”

电车当当地驶进布满了大减价的广告旗和招牌的危险地带去。脚踏车挤在电车的旁边也怪可怜。坐在黄包车上的水兵挤箍着醉眼，瞄准了拉车的屁股踹了一脚便哈哈地笑了。红的交通灯，绿的交通灯，交通灯一闪，便涌着人的潮，车的潮。这许多人，全像没了脑袋的苍蝇似的！一个fashionmodel穿了她铺子里的衣服来冒充贵妇人。电梯用十五秒钟一次的速度，把人货物似地抛到屋顶花园去，女秘书站在绸缎铺的橱窗外面瞧着全丝面的法国crepé，想起了经理的刮得刀痕苍然的嘴上的笑劲儿。主义者和党人挟了一大包传单踱过去，心里想，如果给抓住了便在这里演说一番。蓝眼珠的姑娘穿了窄裙，黑眼珠的姑娘穿了长旗袍儿，腿股间有相同的媚态。①

这是穆时英的小说《上海的狐步舞》中的一个片段，正如电影中的一个长镜头，用摇曳的闪灯将我们带回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外滩，一个绝对特殊的时空，一个充满了“传奇”色彩的中国一隅！

当然这并不是“一隅”，而是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一个最不可被忽视的、甚至也是最核心的城市，与中国其他地区最大的不同和优势就是上海充满了西方现代气息，以及与中国现实相去甚远的种种神秘、颓废色彩。对于西方的游客来讲：

二三十年代，上海成为传奇都市。环球航行如果没有到过上海便不能算完。她的名字令人想起神秘、冒险和各种放纵。在那些航向远东的船上，人们用“东方妓女”这样的故事来蛊惑乘客。他们描述中国强盗，永不关门的夜总会和有售海洛因的旅馆。他们熟稔地谈论军阀、间谍战、国际军火交易和在上海妓院的特别享受。还没靠岸，女人们已在梦想神话般的商店，男人们则早已把欧亚混血美人凝想了半个

上海是如此的特殊，文人作家置身其中，便往往会滋生出某种“另类”的自我与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的历程中，上海总是各家新文学流派争夺的阵地，各种刊物风起云涌，各色文人风流云集，而其中以都市生活为主要描绘对象，以寻找“现代”理念为艺术追求的文学样式，最终仿佛占据了最耀眼的位置，这是颇有意味的文学史现象，也可以说是以政治意识形态为代表的阶级社会与文学里的现代都市“传奇”。

需要说明的是，本章所要讨论的作为中国现代都市小说传奇叙事的一些问题，主要是模糊地就两类作家展开的：一是活跃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施蛰存、穆时英、刘呐鸥等为代表的“新感觉”派，他们“仿佛是重雾中的渔火，想以现代意识和手法，在灯红酒绿的洋场文化中照射出现代都市人骚动迷惘的心灵”①；二是20世纪40年代国统区最为多产的两位作家——被称做“后期浪漫派”代表的徐■和无名氏。因本章题目之故，首先在“海派”或“海派小说”的概念上进行一点说明。

其实，就文学史的角度而言，本没有所谓“海派”或“海派小说”等作为社团或流派的“规范性”概念，但是在文学研究当中，人们却一直笼统地使用着这些概念，因此，对于这些概念本身，一直有着比较宽泛地认定。30年代“京派”与“海派”的论争当中，“海派”作为一个“名词的概念。”，首先是被沈从文用来指称一种“‘名士才情’与‘商业竞买’相结合”的“道德上与文化上”的“恶风气”，是对当时上海文坛风气“仍然继续礼拜六趣味发展”的一种文学艺术思想上的批判②。后来鲁迅也是从两个具有地域化特征的文坛风气的社会化本质来认识的：

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国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多近官，没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获利，而自己亦赖以糊口。要而言之，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是商的帮忙而已。③

及至后来人们逐渐并明确使用“海派”来界定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文学时，也并非是一种简单的“命名”行为：

与其说是要“为海派文学正名”，不如说是一次文化上的新的命名活动。它反映了人们试图通过理解和认识往昔文化现象，来理解和认识今日的都市化和现代化所引起的社会、文化、价值观和人生观等一系列变化所采取的一种策略。①

因此，一方面，当年活跃在上海文坛的各种类型、流派以及文学思想的一大批作家如曾朴、曾虚白、施蛰存、刘呐鸥、穆时英、杜衡、黑婴、禾金、章克标、曾金可、徐■、张爱玲、苏青、施济美、谭惟翰、东方缀■、林徽音、丁谛、崔万秋、黄震遐、予且等等，都被称为“海派”②；而另一方面，不同研究者也根据自己研究的方向和侧重，随时随地的按照自己的理念在重新界定并使用着这一概念，如李今在其进行“海派小说与现代都市文化”的论述中便曾强调过自己的选择：

最能代表海派作家群的价值观、人生观、文学观，最能标志海派文学的独特成就的作家：刘呐鸥、施蛰存、穆时英等新感觉派，还有40年代的张爱玲、苏青、予且等。③

简单梳理“海派”这个概念的生成及其不同的使用，对于本书的论述来说，并不是为了厘清有关这个概念的什么问题，而只是想说明每一个“海派文学”或“海派小说”研究者必然获得的“概念”以及“理论”上的宽泛空间。因此，在本书的讨论当中，我们所谓的“海派小说”，一是如前面所述主要指两类作家(非但没有严格区别作为代表的作家和整个流派的关系，并且“先在”地将二者定义为“都市传奇”)；二是把张爱玲作为一个特殊存在来单独进行探讨。

顺便说一句，因为本章不是像本书前面部分那样针对某个作家的创作来进行分析，而是对于一批写作内容与时代特色并不完全相同的作家来进行整理，同时这批作家又是处在一个极具特殊符号性特征的城市文化当中，因此，在本章中，对于所谓“都市文化”以及“大众阅读”的存在内容将会有所偏重，如果由此拖延了进入所谓“都市浪漫传奇”的具体说明，或者使后者的论述可能显得有些粗略的话，其目的也还在于，这里所要完成的，已经不是仅仅针对本章所作的城市文化背景阐述，同时也是意图为后面关于张爱玲等人的传奇叙事尽量提供一种可以参考的前根条件。P186-190

逄增玉

众所周知，中国现代文学滥觞于五四，而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是高张反传统大纛的，陈独秀在其皇皇大文《文学革命论》中就把“古典文学”列为打倒之列，因此，一般认为五四发端的中国新文学斩断了与中国传统文化与文学的历史联系。近年来，随着国学热的兴起和升温，指责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学割裂传统的时论日益流布，就连一位被评为中国话剧百年优秀人物的著名中年演员，也加入了这种指责的合唱，认为“文化大革命”和五四阻断了中国的传统文化的赓续和发扬。话剧本来是近代西风东渐大潮的舶来品，在现代文学的历史发展中成熟，作为本身得享新文学之余泽、以话剧演出而名世的演员却反过来“数典忘祖”地指责五四，而明星演员又是大众和流行文化的代表，说明当下中国批判五四中断传统的论调的广泛和普遍，I司时，把“文化大革命”和五四相提并论，也说明指责者在常识、知识和历史上的无知。可怕的是，不管这些论调包含着多少无知，但它们却日甚一日地流布泛滥，左右着一些人的认识，甚至演变成国学热、体制和舆论合谋制造和生产的“知识”。

其实，回到历史现场认真解读的话，就会发现，作为意识形态提倡的五四反传统，与新文化和文学的具体实践之间，既存在联系也存在价值差异，文化与文学立场的同一性并不能代表和等同于文化与文学实践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以鲁迅为例，他在五四时期确实对传统文化中的封建性内容大加排鞑，但恰恰是同一个鲁迅，又在传统文化和文学的整理建构上做出卓越贡献，一部《中国小说史略》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上居功厥伟。胡适的所作所为也是一个生动的例子。至于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内容和林林总总的作家的文学写作与传统文化和文学的关系，更非缺乏具体感知和亲炙的简单的判断所能概括。用印象、表象、人云亦云就遽下结论而不去深入历史现场和细节仔细爬梳，如此得出的结论能有多大的科学性、真理性和知识性，是令人怀疑的。简单化从来不是科学，更不是马克思主义。

以往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对新文学与传统文化和文学的关系，的确重视和研究不够，这在一定程度上为某些偏见的产生和流布提供了学术和知识的真空。但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国外相关学术研究成果的启示和借鉴下，国内学界开始重视和加大这方面的研究，陆续涌现出有价值的成果。其中，有筚路蓝缕之功的，是北京大学的王瑶、陈平原、方锡德等几代学者，他们对鲁迅与中国古典文学的历史联系、对诗骚传统与史传传统在中国现代小说中的继承与转化、对清末民初之际中国文学的转型和小说叙事模式的变迁，都进行了扎实的研究，取得了厚实的成果。此后，刘纳的《嬗变——辛亥革命至五四时期的文学》，以及一些研究现代文学与清末、晚明文学历史联系的论著，都不断拓展和深化着这一领域的研究，即便不是云蒸霞蔚，一时间也蔚为壮观。

受此学术思潮影响，也为检视和推动此一方面的研究，2000年南京大学中文系举办了“现代文学与传统”国际学术研讨会。为赴会议，我把平时的思考写成《志怪、传奇与现代文学》的论文，提交大会进行交流。我认为在中国现代小说的创作实践中，诗骚与史传传统确实沉潜转化，有所积淀和影响，但，它们尚是比较广义的文化与文学资源而非古代小说的自身传统。在中国古代小说发展演变中，我以为六朝的志怪和唐宋传奇既是小说发展演变中的文体文类，也是创作方法和叙事模式，它们成为中国小说的自我产生的传统，在六朝以后的整个古代小说创作中绵延变迁、影响不绝。进入现代以后，一些对志怪与传奇传统情有独钟的作家，不仅有所赓续和借鉴而且转化和创新，像沈从文和张爱玲等小说名家还径直以“传奇”为小说冠名，志怪与传奇传统也由此在现代小说的各个时期的文本中产生了影响的痕迹。在这种思考上写成的会议论文，发表后产生一点儿小小影响。

但由于是会议论文，写作时间相对仓促，有些观点和想法也未及深化和拓展，但是这一思路却始终没有中断，并在相关的博士课程当中有所涉及。王东是我的博士生，一直以来结合张爱玲《传奇》的研究，在这方面多有所思考和积累。与此同时，我系青年教师、也是同一专业的同行张文东副教授，也在随我攻读硕士和博士期间开始了对这个问题的思索和探讨。在大家后来不断地交流和切磋中，受了我的一点儿影响，他们愿意并积极尝试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拓展。经过数年的艰苦努力，终于有所成就，拿出了这样一部颇有学术建树的论著。

在这部著作中，他们对古代小说的传奇传统进行了认真的梳理，对现当代文学和小说的传奇因素，对这些因素在现代作家和作品里的表现及其对叙事模式的影响，结合鲁迅、沈从文、海派小说、张爱玲、革命文学、左翼文学和40年代解放区文学，按照时代和文学史脉络，进行了认真的梳理与阐释，意在解释传奇传统如何转化为现代小说的叙事因素乃至叙事模式，经过继承和转化的传奇传统作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如何对现代小说的主题选择、审美构成和流派风格产生作用，如何生成价值和意义。其中，个人以为对鲁迅历史小说与传奇的内在精神渊源和关系的论述，比较细致、翔实和扎实，不是进行简单的现象罗列和一般化的同异比较，而是梳理其内在的肌理和承传，从而在鲁迅历史小说与传奇传统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其他各章的内容，也多有己见和创获。通过这样的梳理和阐释，使我们对作为古代小说重要传统的“传奇”与现代小说的关系，有了具体的感知和更深入的认识，从而意识到现代小说与古代小说绝不是截然割裂的，单是传奇这一传统，就以自己的方式和面目被继承和转化，潜入现代小说的历史流脉中。所以，那种指责现代文学阻断和背离传统的论调是缺乏深思明辨的，也是站不住脚的。

当然，一部著作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由于是首次对此问题进行较全面的研究，因而难免留下若干不足和缺憾，如视野的拓展、知识的准确、阐发的深入、概念的厘定等，也还有值得进一步完善之处。深入、细致、扎实、有据地研究和阐述现代小说与古代小说的历史联系，是一项宏大的课题，需要在知识准备、理论素养、资料收集等方面进行大量艰苦的工作，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亦不可能一下子达到完美无瑕。作为开拓和跋涉之作，尽管还难称完善，但可贵的是毕竟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在现代小说与古代小说联系的研究领域做了一次有积极意义和价值的尝试，做了力所能及的铺垫和贡献，因而，其开创之功和学术上的价值，是应当肯定和赞许的。不论是作者本人还是其他有志者，若继续在此基础上继续努力和前行，相信会取得更大更好的收获。

2007年5月30日于长春

对于所谓“传奇”，原本我们和大家一样，似乎从来都不陌生，但其实也并不十分熟悉。而对于传奇的关注，实际上来自于两个人的影响，一个是我们共同喜爱的作家张爱玲，一个是我们共同受业的导师逄增玉教授。

张爱玲的《传奇》进入我们视野的时间并不早，但值得欣喜也值得回味的是，当我们甫一走进张爱玲的《传奇》，便似乎再也无法从中彻底地逃离——在这个从内到外仿佛都充满“传奇”的艺术世界里，我们也仿佛才真正感受到了文学乃至“传奇”的独特美丽。或者也是90年代以来大家共同的热衷以及自己实在无法抗拒的喜欢吧，终于让我们两个人在相隔几年先后完成的硕士论文写作中，几乎都是毫不犹疑地选择了张爱玲和她的《传奇》。虽然并不敢说是对张爱玲和她的《传奇》有什么超越性地解读，不过这种兴趣以及思考，却还是在后来陆续发表的十来篇文章当中，留下了一串敝帚自珍般的学术印记。一直以来，我们不但始终思考着张爱玲的现象存在并关注着张爱玲研究的动态，甚至还在不经意间，让我们的书房已经成为了一个小小的关于张爱玲的资料室。

可能是一种对于许多人来说都是难得的机遇，当年我们二人先后跟随同一导师逄增玉教授攻读硕士，近年又先后同在逄老师门下攻读博士，而关于传奇的更开阔和更深刻的思考，实可谓是在老师的指引下同时起步的。老师治现当代文学有年，早已著述丰硕，尤其治学思路开阔，研究视界独特，看张爱玲不囿于一部《传奇》，谈“传奇”不止于现代小说，论现代文学又远及魏晋唐宋，以及中国古代文学传统……实际上，老师于2002年发表于《齐鲁学刊》的《志怪、传奇传统与中国现代文学》一文，不仅是一篇独见现代文学中传奇传统承袭的拨云见月之作，同时也奠定了我们系统整理现代小说中传奇叙事的总体思路。于是，我们正可谓得天独厚，不仅先以对这个问题的简单发掘而形成了王东的博士论文，现在又以对同一个问题的深入思考完成了这部差强人意的著作。记忆中当年喜欢并试图解读张爱玲《传奇》时于导师家里耳提面命的情节尚清晰可辨，现在却已经有了一部可以奉于老师几案之前的微薄成果，心虽依然惴惴，但亦不禁有难掩的窃喜。

不过，这当然只是一份并不丰硕的成果，正如老师在序言中写道的，其中还有许多的不足有待于我们进一步体会并再臻完善，其后也还有更多的问题有待于我们不懈地开掘和思考。如果可能的话，我们还将在这个问题的解析中蹒跚前行，所以，这部当然仍嫌幼稚的著作，或者还可以得到更多师长同人的批评和指正，则是我们不尽的欣喜了。

其实，即便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也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看得更远，或者成就更大。限于我们的学识、视野以及浸淫的深度不足，虽然已经承袭及借鉴了十分丰富的前在成果，但我们的表现可能仍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所以，就将我们所有的谢意都以一份学生般的虔敬，仅就身边的人事，约略地表达一点可能仍旧言不尽意的感谢吧——

感谢我们的导师逄增玉教授和师母孙晓平女士，相识是师，相知是友，亦师亦友，其乐融融。也许某一天我们可能真的会天南海北，但是无论如何，在我们今后共同所拥有的日子里，都将会更加沉淀着一种至为浓重的亲情。

感谢我们这么多年来共同成长于斯的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中文系)，感谢我们当年以及今天所有共同的老师：孙中田教授，萧新如教授，罗凤亭教授，盛广智教授，李炳海教授，刘建军教授，王确教授，刘雨教授，以及吉林大学的靳丛林教授，黄也平教授，王学谦教授和吉林省文联副主席张未民教授，尤其要致谢的是，本书初稿完成之后，得到了王确、刘建军、刘雨三位教授于百忙之中认真地指瑕和建议，王确教授并于微恙之中给予了诚挚的推荐，让我们于收获良多之时，更有了一份感恩的心情。

感谢吉林文史出版社社长徐潜编审与夫人刘琦教授，当年同事之间积淀已久的深厚情谊，在今日犹化为一种推助成功的力量；感谢华夏出版社的倪友葵先生，为我们著作的出版慨伸仗义之手；感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王磊主任，费心竭力使本书能够在这样一个我们心仪已久的出版社出版。在有了一种意外的惊喜之余，我们也深深地体会到，如果没有大家给予我们的鼎力襄助，我们这样一部拙作，可能会是难以如此呈现在世人面前的。

感谢我们共同的硕士弟子李晓磊、刘芳坤、孟娜以及可谓忘年之交的吴洋洋等同学，为我们的著作做了大量的查找资料及整理校订等工作，让我们从学生到老师，更加体会到了一种师生之间特殊的情谊和感觉。

用一个自己感兴趣的话题来展开学术的思考，与深藏一份感恩的心情去面对人生一样，总是愉快和顺畅的。尽管我们的学术道路还长，但既然迈出了第一步，后面的旅行也许还同样是那种感觉——累，并快乐着。

张文东 王东

2007年6月11日于长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