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一部研究浙江省民国时期财政发展状况的著作。作者将民国时期的四个主要历史阶段，即北洋时期、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抗日战争时期、抗战后的国民政府时期作为时间线索，深刻分析了浙江财政情况四个阶段中是如何随着社会的变动而发展变化的。另外，作者将浙江地区各时期的政治、经济等方面对财政的影响一并剖析，引用大量数据，细致论述了财政内容所包括的各部分的收入与支出情况，展示了民国时期浙江财政的真实状况，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书将民国时期的四个主要历史阶段，即北洋时期、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抗日战争时期、抗战后的国民政府时期作为时间线索，深刻分析了浙江财政情况四个阶段中是如何随着社会的变动而发展变化的。内容包括北洋时期的浙江地方财政、1927—1936年的浙江地方财政、抗日战争时期的浙江地方财政、战后的浙江地方财政等。

导论

第一章 北洋时期的浙江地方财政

 一 民国初年的浙江政治、经济

(一)民国初年的浙江政治概况

(二)民国初年的浙江经济概况

 二 北洋时期的浙江财政概况

(一)民国初年的国、地收支划分

(二)北洋时期的浙江财政概况

 三 北洋时期的浙江地方财政收人

(一)赋税收入

(二)非赋税收入

(三)公债、借款收人

 四 北洋时期的浙江地方财政支出

第二章 1927—1936年的浙江地方财政

 一 江浙财团对南京国民政府的财政支持

(一)江浙财团的形成

(二)江浙财团对南京国民政府的财政支持

 二 国民政府初期的浙江政治、经济

(一)国民政府初期的浙江政治概况

(二)国民政府初期的浙江经济概况

 三 1927—1936年的浙江财政概况

(一)1928年国、地收支划分案的实施

(二)1927—1936年的浙江财政概况

 四 1927—1936年的浙江地方财政收入

(一)赋税收入

(二)非赋税收入

(三)借款收入

 五 1927—1936年的浙江地方财政支出

第三章 抗日战争时期的浙江地方财政

 一 抗战时期的浙江政治、经济

(一)战时的浙江政治概况

(二)战时的浙江经济概况

 二 抗战时期的浙江地方财政

(一)抗战初期的浙江财政概况

(二)抗战后期的浙江财政概况

第四章 战后的浙江地方财政

 一 战后浙江的政治与经济

(一)抗战胜利后浙江对日伪机构、财产的接收

(二)战后浙江经济的短暂复兴与破产

 二 战后浙江的地方财政

(一)1946年国民政府财政收支系统的重新划分

(二)战后浙江的省级财政概况

(三)战后浙江的县级财政概况

(四)战后浙江省的财政收入

(五)战后浙江省的财政支出

主要参考文献

北洋时期的浙江地方财政

中国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财政税收集权于中央，全国财政收支都在中央政府一个大系统内统一管理，浙江财政仅是国家财政在浙江的分配活动，而不是与中央财政相对应的地方财政。中华民国建立后，北洋政府于1913年1月明确划分了国家收支和地方收支的标准，至此，浙江才开始有了地方财政。财政问题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问题，而是国家或地区政治、经济状况的直接反映。因此，要研究民国初年的浙江财政，首先必须对当时浙江的政治、经济有一个简单的分析。

一 民国初年的浙江政治、经济

(一)民国初年的浙江政治概况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杭州也于11月5日光复，浙江军政府应运而生，浙江历史进入了新的时期。浙江军政府是以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为核心的、依据三权分立原则建立起来的地方民主共和政权，汤寿潜被推举为浙江郜督。辛亥革命在全国各地取得胜利后，急需建立一个中央政权机构。在筹组中央政权机构的过程中，形成了上海、湖北两个集团。上海集团选举黄兴和黎元洪分别为大元帅、副元帅，并由大元帅主持民国临时政府。湖北集团表示反对。浙江都督汤寿潜原同意选举黄兴为大元帅，但自沪返杭后立即变卦，推翻原议。由于在大元帅人选问题上争论不休，致使临时政府迟迟建立不起来。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由美回国，由于他在全国人民心中有崇高威望，被举为临时：尺总统，并于1912年1月1日在南京宣誓就职，临时政府正式宣告成立，汤寿潜被调任为临时政府交通总长。浙江各界拟请光复会副会长陶成章继任浙江都督，引起同盟会上海支部长、沪军都督陈其美的忌妒。他派蒋介石1912年1月14日刺杀陶成章于上海广慈医院。陶的被刺，加剧了光复会与同盟会的矛盾，虽经孙中山竭力从中调解，也无效果。陶成章被刺杀，对浙江的影响很大，使浙江的革命力量更趋涣散，不能形成比较坚强的领导核心，没有产生一位众望所归的领袖人物。

综观从1911年11月杭州光复到1927年2月北伐军攻占杭州的浙江历史，可分为浙人治浙和北洋军人统治浙江的两个阶段。①从辛亥光复到1916年为浙人治浙阶段。辛亥革命后，地方官吏的回避制度被打破，浙人治浙成为民初流行的统治口号。在这一阶段担任地方军政要职的均为清一色的浙籍人士，先后担任都督(1914年6月改称将军，1916年7月改称督军)、民治长(1914年改称巡按使，1916年7月改称省长)的为汤寿潜(萧山人)、蒋尊簋(诸暨人)、朱瑞(海盐人)、屈映光(临海人)、吕公望(永康人)。从1917年1月至1927年2月为北洋军人统治浙江的阶段。1917年1月，杨善德(安徽怀宁人)带兵人浙，接任督军一职。此后，浙江军政长官为卢永祥(山东济阳人)、孙传芳(山东历城人)、孟昭月(直隶人)、齐耀珊(吉林伊通人)等，均属北洋系。1927年3月，革命军攻占浙江，推翻了孙传芳在浙江的统治；4月，张静江①任浙江省主席，浙江省统治又翻开了新的一页。无论浙人治浙还是北洋系统治浙江，浙江省的统治都落到了军人手中，②军政、民政不分，通常都督既是军政亦是民政的最高长官(后者虽无将军头衔，也是军人)。尔后虽提倡军政分治，但并未得到实施。军人拥兵自重，执掌军职，又觊觎省长一职。在浙人治浙时期，由于陆军分为武备派、士官派、保定派、陆师派，派系争斗与权力抢夺较为激烈。北洋系人浙后，全国南北分裂局面形成，浙军各派系便由省内政争，转到依附于南北政府而成为对立势力。

(二)民国初年的浙江经济概况

辛亥革命以后的16年，浙江在经济上出现了新的局面。这主要是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在它存在的短短几个月中，颁布了一些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法令，鼓励人们兴办实业。辛亥革命以后，浙江军政府取消了清政府的厘金两验制，改为统捐，以后又将统捐税率减低，不属于统捐者如生丝、茶叶、酒等所设特别捐，也较前减轻，原运丝80斤(一包)需缴正附捐税29元，光复以后，经临时省议会改订捐率，运丝每包百斤，只收正附捐税20.2元。①这种减轻赋税的政策，对于浙江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特别是民族工业的发展起了某些推动作用。1912年6月，省城工商界率先组织起来，成立了新的杭州总商会。接着，劝业会、农业试验场、织业试验场、商品陈列所等实业团体和场所接连设立，各种工业学校、商业学校、职业学校等实业教育纷纷举办，推进了浙江经济的发展。此外，孙中山于1912年11月、1912年12月、1916年8月三次来浙江考察，就浙江兴办实业、修筑道路、建设港口、整顿市政、发展金融、繁荣商业等问题提出了一系列见解，对浙江经济的发展也产生了重要影响。犹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中国的影响一样，战时帝国主义对浙江的商品输出也逐年减少，为浙江民族工业腾出了一定的市场。浙江人民的抵制洋货和提倡国货运动，有力地支持了浙江民族工业的发展。在辛亥革命后的16年中，浙江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特别是以丝织业、棉织业为代表的轻工业得到了更快的发展。

浙江的丝织业历史上就十分发达，素负盛名。辛亥革命以后，风气大开，百业革新。浙江甲种工业学校校长许炳■首创机织传习所，向日本购买新式机器，聘请日本技师，招募杭州、嘉兴、浙州等处青年织工人校培训学习。同时，致力于旧式丝织机械的改良推广。于是，经过改进、比较，科学的手织木机和铁机逐渐代替旧式的丝织土机。经过改进的机器生产效率提高，产品平滑匀净，受到绸商的欢迎。P9-12

有人将文化比作一条来自老祖宗而又流向未来的河，这是说文化的传统，通过纵向传承和横向传递，生生不息地影响和引领着人们的生存与发展；有人说文化是人类的思想、智慧、信仰、情感和生活的载体、方式和方法，这是将文化作为人们代代相传的生活方式的整体。我们说，文化为群体生活提供规范、方式与环境，文化通过传承为社会进步发挥基础作用，文化会促进或制约经济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文化的力量，已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

在人类文化演化的进程中，各种文化都在其内部生成众多的元素、层次与类型，由此决定了文化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来源于其内部生成的多姿多彩；中国文化的历久弥新，取决于其变迁过程中各种元素、层次、类型在内容和结构上通过碰撞、解构、融合而产生的革故鼎新的强大动力。

中国土地广袤、疆域辽阔，不同区域间因自然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等诸多方面的差异，建构了不同的区域文化。区域文化如同百川归海，共同汇聚成中国艾化的大传统，这种大传统如同春风化雨，渗透于各种区域文化之中。在这个过程中，区域文化如同清溪山泉潺潺不息，在中国文化的共同价值取向下，以自己的独特个性支撑着、引领着本地经济社会的发展。

从区域文化人手，对一地文化的历史与现状展开全面、系统、扎实、有序的研究，一方面可以借此梳理和弘扬当地的历史传统和文化资源，繁荣和丰富当代的先进文化建设活动，规划和指导未来的文化发展蓝图，增强文化软实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礼会主义现代化提供思想保证、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舆论力量；另一方面，这也是深入了解中国文化、研究中国文化、发展中国文化、创新中国文化的重要途径之一。如今，区域文化研究日益受到各地重视，成为我国文化研究走向深入的一个重要标志。我们今天实施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其目的和意义也在于此。

千百年来，浙江人民积淀和传承了一个底蕴深厚的文化传统。这种文化传统的独特性，正在于它令人惊叹的富于创造力的智慧和力量。

浙江文化中富于创造力的基因，早早地出现在其历史的源头。在浙江新石器时代最为著名的跨湖桥、河姆渡、马家浜和良渚的考古文化中，浙江先民们都以不同凡响的作为，在中华民族的文明之源留下了创造和进步的印记。

浙江人民在与时俱进的历史轨迹上一路走来，秉承富于创造力的文化传统，这深深地融汇在一代代浙江人民的血液中，体现在浙江人民的行为上，也在浙江历史上众多杰出人物身上得到充分展示。从大禹的因势利导、敬业治水，到勾践的卧薪尝胆、励精图治；从钱氏的保境安民、纳土归宋，到胡则的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从岳飞、于谦的精忠报国、清白一生，到方孝孺、张苍水的刚正不阿、以身殉国；从沈括的博学多识、精研深究，到竺可桢的科学救国、求是一生；无论是陈亮、叶适的经世致用，还是黄宗羲的工商皆本；无论是王充、王阳明的批判、自觉，还是龚自珍、蔡元培的开明、开放，等等，都展示了浙江深厚的文化底蕴，凝聚了浙江人民求真务实的创造精神。

代代相传的文化创造的作为和精神，从观念、态度、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上，孕育、形成和发展了渊源有自的浙江地域文化传统和与时俱进的浙江文化精神，她滋育着浙江的生命力、催生着浙江的凝聚力、激发着浙江的创造力、培植着浙江的竞争力，激励着浙江人民永不自满、永不停息，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不断地超越自我、创业奋进。

悠久深厚、意蕴丰富的浙江文化传统，是历史赐予我们的宝贵财富，也是我们开拓未来的丰富资源和不竭动力。党的十六大以来推进浙江新发展的实践，使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与国家实施改革开放大政方针相伴随的浙江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深层原因，就在于浙江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文化传统与当今时代精神的有机结合，就在于发展先进生产力与发展先进文化的有机结合。今后一个时期浙江能否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继续走在前列，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文化力量的深刻认识、对发展先进文化的高度自觉和对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工作力度。我们应该看到，文化的力量最终可以转化为物质的力量，文化的软实力最终可以转化为经济的硬实力。文化要素是综合竞争力的核心要素，文化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源，文化素质是领导者和劳动者的首要素质。因此，研究浙江文化的历史与现状，增强文化软实力，为浙江的现代化建设服务，是浙江人民的共同事业，也是浙江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要使命和责任。

2005年7月召开的中共浙江省委十一届八次全会，作出《关于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决定》，提出要从增强先进文化凝聚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增强社会公共服务能力人手，大力实施文明素质工程、文化精品工程、文化研究工程、文化保护工程、文化产业促进工程、文化阵地工程、文化传播工程、文化人才工程等“八项工程”，实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四个强省”。作为文化建设“八项工程”之一的文化研究工程，其任务就是系统研究浙江文化的历史成就和当代发展，深入挖掘浙江文化底蕴、研究浙江现象、总结浙江经验、指导浙江未来的发展。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将重点研究“今、古、人、文”四个方面，即围绕浙江当代发展问题研究、浙江历史文化专题研究、浙江名人研究、浙江历史文献整理四大板块，开展系统研究，出版系列丛书。在研究内容上，深人挖掘浙江文化底蕴，系统梳理和分析浙江历史文化的内部结构、变化规律和地域特色，坚持和发展浙江精神；研究浙江文化与其他地域文化的异同，厘清浙江文化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和相互影响的关系；围绕浙江生动的当代实践，深人解读浙江现象，总结浙江经验，指导浙江发展。在研究力量上，通过课题组织、出版资助、重点研究基地建设、加强省内外大院名校合作、整合各地各部门力量等途径，形成上下联动、学界互动的整体合力。在成果运用上，注重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充分发挥其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重要作用。

我们希望通过实施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努力用浙江历史教育浙江人民、用浙江文化熏陶浙江人民、用浙江精神鼓舞浙江人民、用浙江经验引领浙江人民，进一步激发浙江人民的无穷智慧和伟大创造能力，推动浙江实现又快又好地发展。

今天，我们踏着来自历史的河流，受着一方百姓的期许，理应负起使命，至诚奉献，让我们的文化绵延不绝，让我们的创造生生不息。

2006年5月30日于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