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为随笔和杂文集，由我国著名文学翻译家魏荒弩所作。全书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怀人主要怀忆了与作者有着深厚情谊的友人的故事；第二部分忆旧主要回顾了作者过去发生的一些历史片断；第三部分内容比较杂，有偶思偶感，有感喟人生，有作者曾经写过的序言、小引之类的作品。

魏荒弩，原名绍珍，文学翻译家，直隶（今河北）无极人。1940年毕业于遵义外国语专科学校俄文专业。曾任《枫林文艺》、《诗文学》主编，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昆明分会理事，西北大学讲师，北平铁道管理学院副教授。建国后，历任北京大学教授、俄苏文学教研室主任，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理事。1938年开始发表作品。194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专著《涅克拉索夫初探》、《论涅克拉索夫》，散文集《隔海的思忆》、《渭水集》、《枥斋余墨》，译著俄罗斯英雄史诗《伊戈尔远征记》、《捷克诗歌选》、《捷克小说选》、《涅克拉索夫诗选》、《俄国诗选》、《涅克拉索夫文集》(3卷)等40余种。《涅克拉索夫初探》获北京大学首届科研成果奖、《涅克拉索夫文集》(3卷)获全国第二届优秀外国文学图书奖一等奖。

本书为其随笔和杂文集，全书共分三辑，包括怀人、忆旧和杂论。

一个老教授的人生印痕(代序)

第一辑 怀 人

怀念傅鹰先生

张礼千先生千古

樊弘先生侧影

吴兴华同年小记

徐褐夫先生最后的信

余振教授五年祭

想起汪懋祖先生

朱杰勤教授片言

关于赵家璧先生

怀越南学人姜有用

许寿真与我

黄尊生先生短忆

滇海怀旧

友谊一生老益重

 ——记诗人吕剑

一面之识

 ——谢六逸先生印象

大汉小记

 ——记诗人牛汉

关露和她的明志诗

楚图南与涅克拉索夫

忆病友谢希德

怀戈宝权先生

郑铮和他的《普希金抒情诗选》

剑平和他的新译《奥涅金》

我记得的雷石榆

艾青同志琐忆

永恒的负疚

 ——痛悼我的老伴

第二辑 忆 旧

关于我的祖籍

怀乡曲

人生识字忧患始

高小轶事

少年飘泊者

胡适的一首《劝善歌》

我的责编

两张胸片

白奉及其他

两个“金盾”

莲花笺纸

普希金与我

我与叶甫图申科

关于两首民谚

苦度春节

两次“突然袭击”

八十自省

《牛棚杂忆》补

百年校庆又一年

 ——北大杂忆 

我与胡风案件

第三辑 杂 论

马老的遗憾

自警

偶感

此风不可长

珍惜有限的生命

痛定思痛 

无题

“如饮醇醪”

“反右派”三题

字与人

曹老的寂寞

感召力 

何其相似乃尔

读《反思郭沫若》

纪念普希金

读汪曾祺《随遇而安》

无题(二) 

失聪人语

读书寸感 

关于《爱底高歌》

复子张 

吕剑赠诗

关于《涅克拉索夫诗歌精选》

致黄伟经

我与人民文学出版社

《论涅克拉索夫》白序

汪铭竹《白面像》小引 

《隔海的思忆》小引 

吴朗主编《外国文学》序言

《俄国诗选》译后小记

《外国小叙事诗》小引 

《遗忘的脚印》小引 

译诗小议 

译诗岂能随心所欲

后记

张礼千先生千古

早在四十年代初，我在东方语专任教时，就经常听到王文萱校长和朱杰勤教授提起张礼千，从而得知张先生是我国早期南洋研究的拓荒者，并以有关南洋研究的等身著作蜚声国内外，不禁为之仰慕。

建国前，我与他虽未曾谋面，但在东方语专却是前后同事。一九四九年东方语专迁并北大东语系，我们终于在北京见面了。

当时的北大，还在沙滩红楼。外文系俄文组(俄罗斯语言文学系前身)归曹靖华先生负责，东语系则是季羡林先生。五十年代初，这两位知名人士国内外社会活动频繁，加以为当时条件所限，一出国就长达数月之久。因此，系务需要有人代理。俄文组的事，指定由我办理；东语系则由张先生负责。如此一来，我们便经常一起开会交谈，日渐熟识起来。我发觉他为人耿直，疾恶如仇；既坚持已见，又从善如流；奖掖后进，则不遗余力。

五十年代中期，我经常到北大去开会。记得有一次到东校门外一家理发店去理发，恰与张礼千先生邂逅，并坐在靠椅上理发聊天，共话沙滩红楼往事，怡然神驰，有说有笑。

大概是在“肃反”初期，有一次我们在未名湖走了一个对面儿。一看，就觉神色不对。他脸儿紧绷着，一脸的晦气，两颊深陷，仿佛满口的牙都掉光了。我与他点头招呼，他也似乎视而不见，匆匆低头而过。我顿悟他已身处危境。

张先生性情刚烈，被“逼”得走投无路，遂以自沉来表示抗争，终年仅五十五岁，正当事业有为的盛年。闻者无不痛惜。

未名湖上自是风光绮丽，而湖底却有不散的冤魂!

樊弘先生侧影

经济学家樊弘教授，在建国前即是一位广为人知的民主斗士，建国后更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所重视。他是第一屑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委员，但他命运多舛，曾因直言而获咎，不仅他的候补党员久久得不到转正，而且教学行政职务还一降再降，终至全部解除，身心所受伤害和摧残就不难想见了。

以年纪论，他是我的前辈，虽然同在北大工作，终未有结识的机会，倒是在校园里，常常看到他敦厚持重的身影。喏，那就是樊弘先生!

五十年代中期，我为俄语系五二届学生开设“俄罗斯文学选读”课。开学以后，我去上第一课，进入教室便出人意料地发现，坐在第一排偏东的，竟是樊弘，不免一怔。彼此含笑打过招呼以后，我就想：一个年过半日的知名人士，还如此刻苦地学习俄语，真是让人叹服。

从此以后，每次上课他都来得很早，总是那么专心听讲，还不断地做着笔记，谦和而沉静。记得有一次顺便讲到中苏关于世纪的年代划分，他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就这样，每周两次课，每次两课时，他一直坚持听讲，整整坚持了一个学期。从此，总算与樊弘认识了，但从此也就很少见面了。

“文革”以后，听说他的身体欠佳。有一次，我去燕东园访友，只见一个穿着臃肿、步履蹒跚、手拄一根高可过顶的木棒的老人，正迎面走来。哦，这不是樊先生吗?!便忙去打招呼，其实他也早已认出了我，他大声用他的四川官话说道：“还是这么年轻哟，你得活一百岁!”我听了自然高兴，便也同样祝他寿高超过百龄。这是我与樊弘先生互相祝福以后的最后一面。听说不久他便默默无闻地离开了这个世界。一晃近二十年过去了，但樊弘先生敦厚持重的身影，还时常浮现在我的眼前。

吴兴华同年小记  近读谢蔚英女士《和钱锺书做邻居的日子》(《北京晚报》一九九九年二月二十六日)，其中如下一段，使我颇有感触：

我原来的爱人吴兴华做学问的路子和钱先生很相像，也是对中国文学、历电以及西方文学，包括意、德、法、拉丁、希腊文都比较精通，因此在燕大教书时，人戏称之为“小钱锺书”，早在解放前就通过书信向钱先生请教及探讨一些学术上的问题，钱先生一直对他很器重。

自一九五二年院系渊整、原北大一摊搬到燕同以后，就听说原燕火有一个才华出众、惟一没有留过学的年轻教授吴兴华。新北大在燕同建立，吴兴华担任西语系副主任兼英语教研室主任，是英国语言文学专业的当然学术带头人。

他个儿高高，仪表非凡，人也比较活跃，口才也好，经常参加校内及涉外学术活动，有时还担任口译。及至读到他译的莎翁《亨利四世》，并听说还存为朱生豪的译本进行校订，方知他中英文功底和学养，的确很有根基，无怪他一直得到钱先牛的器重。

但好景苦短，吴兴华还未尽展所长，就被划为“右派”。因与他有丁酉同年之谊，并欣赏他的才华，虽自身遭难，却对他一直关注，特别同情，深感惋惜。

此后，“芹”祸横行，运动迭起。到了“文革”，义把“右派”抓出来陪“走资派”接受批斗和劳改。三伏天存校园拔草，参观者人如潮涌，劳动者汗如雨下。儿天劳动下来，却忽然不见了吴兴华，自然引起人们的注意。但不久就暗暗传来他已被迫害致死的噩耗，说他是被强制喝了淤滞污水害痢疾而死的。兔死狐悲，物伤其类，大家虽在危难中，心里还是沉重的。

吴兴华被迫远行已三十多年矣。这位曾经在燕园名噪一时的才子，如今已儿乎被人遗忘。今天读到谢蔚英女士的文章，陡然又使人想起了他。惋惜之情，不禁油然而生，勃然而长，以至痛感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纯粹是一场以“革命”的名义残害知识分子和所谓“走资派”的大内乱。

P6-11

一个老教授的人生印痕

魏荒老——近些年来我惯于这样称呼魏荒弩(魏真)先生——要我为他的《枥斋余墨》集子写序，我自然乐于应命，当即答应。这不仅仅是出于我对自己这位亦师亦友的长辈的尊敬之情，也由于他此集内许多篇章的写作，同我有点关系。

一九九八年五月间，魏荒老的夫人蔚卿大姐——跟他一起屡经坎坷、饱受苦难、相煦相濡整整五十载的老伴，经受长期病痛之后，终因药物过敏去世。这对他全家来说如天塌地陷的打击，几乎把已至耄耋高龄的魏荒老击倒，令他顿时陷人悲痛欲绝的深渊，一时间竟难于自拔出来!

他是在三个月之后，才在信里向我透露这一使他哀伤至极的噩耗的。一九九八年十月十四日他给我的信写道：“一直没有告诉你，怕引起你思想波动为我难过。在北京，也只有吕剑、邵燕祥两人知道，别人都没有通知。……说实在的，我至今仍沉浸在悲痛巾，实在解脱不了!”过了一个多月，他又在给我的一封信中说：“身体精神仍不好，我在极力地挣扎，走出不幸的阴影，但太艰苦了，一夜一夜地不能入睡!!”

读着这些信，我心里的确为魏荒老失去命运相依、至亲至爱的老伴而难受，同时也为他久久不能从不幸的阴影、悲哀的思绪中摆脱出来而深为不安。一个年逾八句的老人，若任其如此哀痛下去，他的身体怎么经受得了!

我于是一次再次给他去信，除了劝慰，就是希望他、促请他尽快提起笔来写点什么。我想，在旧社会经历过失业的困苦，目睹过旧世界的黑暗和腐烂，在踏人新社会以后却多次打入“另册”，战战兢兢地过了二十多年“另类”生活的魏荒老，他的人生经历就是一部大可回味的书。他一生中有多少亲历亲与的活动可以回顾，又有多少亲见亲闻的人和事町以写、值得写呢!我在信里对他说，将你的经历与感受，包括有关的历史、人物、事件、生活琐事、读书随想、童少年时代回忆等等，值得写的，都一一写下来，少则几十字、几百字，多则写上千把字都行。就请你从从容容地构思，自由自在地执笔吧。我信上又说，请将写出的这些短文惠寄来，可发表的，我当推荐给邀我充当特约编辑或组稿的有关刊物或报纸副刊刊发。

大概我这些信起了一些作用，果然，魏荒老渐渐从沉重的悲伤心绪中解脱出来，应我的约请，开始作文了。不久，就第一次同时给我寄来了五篇短文《马老的遗憾》、《无题》、《读(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如饮醇醪》与《我与叶甫图申科》。每篇四五百字至一千多字不等。我渎后非常高兴，即又给他去信说，五篇作品都写得好，盼他一篇又一篇不断写下去。

我与魏荒老结识已有十六七年。他原是《随笔》的老作者，对我的编辑工作曾给过不少支持、帮助。还为我翻译的屠格涅夫长篇小说《父与子》作了提纲挈领的序言，予我这个晚辈以恳切的鼓励、提携。他还将《汉书·扬雄传》中“默默者存”这句蕴含哲理、意味深长的名言书成小条幅赠我，勖勉我干实事，远浮名。在这么多年的相互交往、了解中，我看到、感受到魏荒老是个实实在在、平易可亲的长者。他为人质朴、随和，重承诺与友情，言行如一，待人坦诚。他应允的，下了决心要做的，就一丝不苟、一往无前地去做。自寄来上述五篇文稿以后，他愈写愈投入，意趣愈浓，三四天、五六天即成一文，有时甚至隔天就写出千把字的文章，握笔不停，周周如此。真是匝月不多、月月多多，直至最近，他写的这些总题为“枥斋余墨”的随笔散文已有六十多篇，可谓成绩可观矣。

写作，使魏荒老心有所寄，思想有所依托。这样，就促使他终于“从悲恸的深渊”走了出来，这是最令我觉得欣慰的。

还要提及的是，近一年问魏荒老所写的这些随笔散文，除一部分他径寄向他约稿的报刊发表外，有近五十篇他都在写好后随即寄来我处，让我有机会成为最初的读者。它们追溯往事、感喟人生、怀人叙事、记述友情、偶思偶感等，都贯穿、融会着作者的识见、思想和情感。其中一些文字，还浸染有作者的血泪。它们是一个作为教授、翻译家和作家的老知识分子的经历、见闻与所思所感的真实纪录，尽管只是生活中的一笔一羽、一鳞一爪，但都或多或少、或隐或显地留有历史时代的痕迹。  

所寄我的近五十篇，几乎都已先后在香港《大公报·大公园》或《羊城晚报·晚会》、《南方日报·海风》等报纸副刊上登载。

上个世纪末，我以“枥斋余墨”为大标题，陆陆续续写了一些随笔之类的文字。这些不拘一格的文字，有长有短，短的只有二三百字，长的也不过四千字。总共写了近百篇。

这里所收录的，大多是一些怀人忆旧之作。所怀，从极亲的人到一面之识；忆旧，多为自己坎坷的经历，以及对平生所罹祸灾的反思。时作时辍，我并不经常执笔，往往是偶有所悟，便秉笔直抒。叫此，行文中倘有疏放或违碍之处，那也就只好由它了。这里既尢匡时的宏论，又无耸听的危言，只是怀着一片真诚，实话实说而已。作者别无含求，只要这些小文能留下一点故旧的眉目、时代的影子，也就心满意足了。

在此，我要感谢《随笔》前仟主编老友黄伟经先牛。他在我遭到不幸的艰难时刻，及时地向我伸出了友谊之于。他的安慰和扶助，使我长怀感激，永记心间。

我对关心这本小书出版的朋友们，如李岳南、子张、宋致昭、李艺风、梁雪莲等先牛，同样致以衷心的谢意。

最后，特别要感谢董宁文先生，没有他的极力支持，这本小书是很难同广大读者见面的。

二O0四年五月十二日于枥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