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这块并不算太广阔然而深厚的土地，哺育了众多的文化名人：王羲之、谢灵运、骆宾王、孟郊、寒山、赵孟頫、黄公望、王蒙、茅盾、夏衍、郁达夫、竺可桢、童第周……他们为文化的传承，更为文化的创新，竭尽了他们的才智，取得了伟大的成果。“浙江文化名人传记丛书”是浙江省社会科学院贯彻省委省政府号召推出的文化工程，推出了100位古今浙籍文化名人传记。本书为丛书之一，介绍的是一代辞宗--沈约。

沈约，字休文，南朝吴兴武康（今浙江德清县西）人，先后在宋、齐、梁三朝做官，旧史一般称他是梁朝人。沈约出身于门阀士族家庭，历史上有所谓“江东之豪，莫强周、沈”的说法，足见其家族社会地位的显赫。沈约从少年时代起就很用功读书，白天读的书，夜间一定要温习。他母亲担心他的身体支持不了这样刻苦的学习，常常减少他的灯油，早早撤去供他取暖的火。青年时期的沈约，已经“博通群籍”，写得一手好文章，并且对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第一章 沈约生活的时代

金陵帝王州

江南佳丽地

三教各擅场

新变欲代雄

第二章 绵远的世系与坎坷的家世

绵远的世系与沈氏家族的前期发展

曾祖之难与祖父的复兴

父亲之死

少年的磨砺

第三章 刘宋时期(上)：初入仕途

颜竣之死

起家奉朝请

撰写《晋书》

第四章 刘宋时期(下)：追随蔡兴宗和晋熙王刘燮

初到郢州

会稽时期

荆州时期

二居郢州

第五章 齐代(上)：追随文惠太子和竞陵王萧子良

由宋人齐，任太子家令

任竟陵王司徒右长史

西邸之游与“竟陵八友”

任太子右率卫兼御史中丞

第六章 齐代(中)：《宋书》和《齐纪》等的编撰

《宋书》的编撰

《宋书谢灵运传论》中所体现的文学思想

评论鲍照

《齐纪》与其他史书

第七章 齐代(下)：出任东阳太守与五兵尚书

齐室皇位之争

出任东阳太守

东阳三载

三年创作

回京任职

桐柏山之行

第八章 梁代(上)：齐梁易代之际的功绩与梁朝建立后

的荣宠

佐梁功臣

封侯与任尚书令

太子之师

《郊居赋》

奖掖后进

与陶弘景的论难

与范缜的论难

第九章 梁代(中)：四声八病说的最后定型与三易说理

论的提出

四声

八病

三易

第十章 梁代(下)：为南方士族地位的提高所作的努力

与“永明体”诗的形成

为南方士族地位的提高所作的努力

“一代辞宗”与梁武帝的猜忌

晚年的不安与焦虑

最后十年的文艺创作与其他文事活动

“永明体”诗的形成

魂归故里

第十一章 沈约在文化史上的地位与贡献

一代辞宗

史学成就

声律之论

三教兼蓄

沈约大事年表

参考文献

疑惑归疑惑，但有一点是谁都看得明白的：无论是“常虑子良有异志”的郁林王萧昭业，还是野心勃勃的西昌侯萧鸾，他们都不会允许竟陵王集团势力的存在和发展。因此，在这场复杂的权力斗争中，作为“竞陵八友”中的主要人物，当时还担任吏部郎的沈约被排挤出京城是一种必然的结果。当然，对于沈约来说，外任也未尝不是一种避开险恶环境的较好选择。这样，在隆昌元年(494)春，沈约出任东阳太守。而这年四月，竟陵王萧子良在忧惧中死去，西邸文士也都散去，接着自七月至十月，在短短的四个月内，朝中先后发生了一系列宫廷政变。这一系列政变的核心人物，不是皇帝萧昭业，而是野心勃勃的西昌侯萧鸾。

萧鸾是始安王萧道生的第二个儿子，萧道生则是齐高帝萧道成的二哥。论起来，齐武帝萧赜和萧鸾是堂兄弟，而郁林王萧昭业已经是他的孙子辈了。萧赜当皇帝后，封萧鸾为西昌侯，后萧鸾累迁为尚书左仆射，领右卫将军，成为军政首脑人物。这是他在萧子良和萧昭业争夺帝位时最终能立萧昭业为皇帝的实力基础。萧昭业年纪轻轻当了皇帝(时二十二岁)，只留意于声色犬马，朝政大权便由萧鸾一人独揽，所以皇后和她的娘家姻亲就想除掉萧鸾，但又谈何容易!萧鸾老谋深算，带领亲信将领人宫，将萧昭业杀害，立萧昭业的弟弟萧昭文为新一任傀儡皇帝，改元延兴。随即萧鸾再度废杀萧昭文，自立为帝，是为齐明帝，改元建武。这一年三改年号，在历史上实属罕见。与此同时，萧鸾分四次大肆残杀齐高帝、齐武帝的后代子孙，两帝的子孙几乎被斩尽杀绝。沈约在这一年离开京城这个政治斗争的漩涡，实在是不幸中之大幸。

沈约离京出任东阳太守的具体时间是在隆昌元年春二月底至三月问，在竞陵王萧子良死前。这个时间的确定，可以从沈约自己的诗句中得到证实。从建康到东阳，钱塘(今杭州)是必经之地，沈约经钱塘时有《早发定山》一诗，诗云：

夙龄爱远壑，晚莅见奇山。标峰彩虹外，置岭白云间。倾壁忽斜竖，绝顶复孤圆。归海流漫漫，出浦水溅溅。野棠开未落，山樱发欲然。忘归属兰杜，怀禄寄芳荃。眷言采三秀，徘徊望九仙。

据《文选》卷二七本诗题下李善注日：“定山，东阳道之所经也。”又《文选》卷二六谢灵运《富春渚》诗李善注引《吴郡缘海四县记》日：“钱唐西南五十里有定山，去富春又七十里，横出江中。”民国《杭州府志》卷二一记载：“定山……西北略起峻峰，正如海外神狮，昂首翘尾，伏地蹲卧之状，故名狮子山。”狮子山在今杭州市郊凌家桥狮子村。此山原在江中，元代以后江沙淤积，江岸东移，始为陆地。从诗中“野棠开未落，山樱发欲然”二句推测：“野棠”即棠花，二月开花，四五月问花谢，“开未落”之时，当在二月底至三月间；“山樱”俗名映山红，也即杜鹃花，“发欲然”指春二月底至三月清明节前后花开大盛；然，燃也。故可知沈约抵达定山之时为春二月底三月初。诗开首说自己早年就喜爱山景，可到了现在才真正感受到山景之可爱。接着描写定山之美：山峰直插云霄，悬崖陡壁，姿态奇异；山间泉水流下，终将归人大海；野棠正在盛开，山樱绽蕾怒放。山景如此美好，使得还在仕途上奔波的自己忘记了归去，倾心于兰杜，寄情于芳荃，真想就此留下来，采采三秀(灵芝)，望望九仙。全诗写景既注重气势，又注重色彩，画面舒展，意境开阔，画山绘水，美妙雄浑，彩虹白云，互相辉映，野棠山樱，五彩纷呈，给人以无限美感。诗中流露出来的是一种离开了复杂环境后的轻松愉快的心情，而没有那种被赶出京城的抑郁之感。那种竞陵王死后的抑郁孤独之感在他稍后所作的《八咏诗》中则表现得比较充分。今存沈约《南齐废帝改元年大赦诏》、《劝农访民所疾苦诏》亦说明沈约永明十一年萧昭业即位后至隆昌元年春正月仍在建康。

那么沈约自己后来在《与徐勉书》中又为什么说是“永明末，出守东阳”呢?这里恐怕还有另外一层更重要的用意所在。沈约的《与徐勉书》是在一种特殊的背景下写作的。徐勉时为吏部尚书，掌大选之权。沈约“有志台司”，徐勉必当将此转告于梁武帝，以行定夺。沈约与梁武帝永明年间同游于西邸，有“八友”之谊，又助武帝成就帝业，实有功劳。沈约重提“永明”字样，恐怕其中含有引起武帝忆旧的意思。即沈约《与徐勉书》提“永明末”是为了“陈情”的需要，而非实指。

再从诗歌内容看，沈约出都后创作了许多诗歌，现在流传下来的还有《新安江至清浅深见底贻京邑游好》：

眷言访舟客，兹川信可珍。洞彻随清浅，皎镜无冬春。千仞写乔树，百丈见游鳞。沧浪有时浊，清济涸无津。岂若乘斯去，俯映石磷磷。纷吾隔嚣滓，宁假濯衣巾。愿以潺泼水，沾君缨上尘。

诗中描绘了新安江的清绮风光，反映了诗人远离尘世的思想，并流露出对荣辱升迁的淡然及隐退之意。首二句以“眷言访舟客，兹川信可珍”破题，泛舟江上，发现景色优美，心情为之一振。继而着力渲染赞美新安江的景致：“洞彻随清浅，皎镜无冬春。千仞写乔树，万丈见游鳞。沧浪有时浊，清济涸无津。岂若乘斯去，俯映石磷磷。”此八句铺陈描写，勾勒出江水清澈缥碧，皎若明镜的美丽景象，读来别有韵致。而诗人亦在观景中自然而然地陷入到官场荣辱的反思，并反映在作品中，最后“纷吾隔嚣滓，宁假濯衣巾。愿以潺谖水，沾君缨上尘”，阐明自己远离朝廷，隔绝尘埃的慨叹，而清澈纯净的新安江水与昏暗的朝政形成强烈的对比，暗示诗人此去东阳的解脱，也意在寄语京城的朋友，早日认清时局的昏暗。这首诗笔调细腻，婉转多姿，层次清楚，用词精美，景、情、理络绎生辉。

P156-159

浙江这块并不算太广阔然而深厚的土地，哺育了众多的文化名人。他们为文化的传承，更为文化的创新，竭尽了他们的才智，取得了伟大的成果。据我们的粗略统计，元明清三代中，浙江一省的文学家皆占全国总数的五分之一。而现代史上，浙江文化名人之多、涵盖领域之广更使人瞠目结舌!面对这么一块丰厚的文化宝藏，今天如果不做点什么，岂不愧对先人!

开辟鸿蒙，旧事难具论。但据新的研究成果，可知约在十万年前，“建德人”已在浙江大地上活动。马家浜文化、河姆渡文化是六七千年前的胜景，四千多年前的良渚文化则透出了文明时代的曙光，充分证明了中华民族的多中心起源说。不过，与后来得到迅猛发展又逐渐被确认为华夏文化核心的中原文化相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早期的浙江文化弱势地位明显，良渚文化的神秘消失，也许就是这种弱势地位的原因或者结果。

尽管到西汉，浙江一带仍被视为“方外之地”，但是，即便从较狭窄的中原文化的角度看，浙江文化也已经能够成为那曲多声部合唱中的一个声部了。春秋时期的范蠡是一个成功的政治家和企业家，同时也是一个洞明世事的经济学家。而王充，则以他的《论衡》震动了汉末的京兆。

魏晋南北朝时期与两宋时期的两次从北到南的人口大迁徙，以及吴越钱氏保境安民，是浙江文化后来得以繁茂的关键。这其间的安史之乱，也是北南文化彼消此长的关节点。自此，浙江这块美丽的土地开始得到大规模和深层次的开发，优美的山水给了艺术家、诗人，乃至高士高僧无尽的灵感。浙江人才迭出，各展其技，已然引起全国的注意。艺术家王羲之、王献之、曹不兴、智永、虞世南、褚遂良、燕文贵，文学家谢灵运、沈约、骆宾王、孟郊、寒山、拾得、罗隐、周邦彦，宗教界的智颉、杜光庭，科技界的沈括、毕昇、朱肱，都是对中国文化卓有贡献的人物。

南宋政权定都杭州后，浙江文化旋即在中国文化的舞台中心进行了令人崇敬的表演。这一表演一直延续到了清代。也就是说，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后半期，浙江素领风骚，对中国文化贡献卓著：在思想学术领域，涌现出永康学派陈亮、永嘉学派叶适等重事功、重现实的思想巨擘，他们的主张在今天仍然成为浙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思想资源；王阳明的心学独树一帜，引领了明代思想解放的滔滔洪流；黄宗羲对政治社会的深刻反思，击中了传统中国的根本弊病。而黄氏与章学诚，则为中国史学的重镇。文学领域，则有陆游、朱彝尊、龚自珍等大诗人，更有高明、徐渭、李渔、袁枚等与市民阶层有深刻联系能道时代之先声者，亦有刘基、宋濂、于谦等在政治领域大有建树且文学亦可观者。艺术大师也极多，如马远、夏珪、赵孟頫、黄公望、吴镇、王蒙、陈洪绶等，不仅为一代名家，亦可为后世垂范。诸多的藏书家、刻书家和文献大家如范钦、严可均等为文化之邦增添了浓郁的文化气氛。在与海外文化的交流沟通上，浙江也处于领先地位：陈元祷、朱舜水为中国文化远流日本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而李之藻、杨廷筠、李善兰等则师法西方科技，开中国文化近代化之先声。

西风东渐，古老的中华从沿海泛起新浪。这一次在文化史上几可媲美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使浙江有幸再一次位居中国的发展前沿，浙江文化在20世纪再次放射出异彩。转型期的文化大师，浙江有了王国维、章太炎、蔡元培。而鲁迅更以其超凡的艺术感受力和深邃的历史洞察力，成为世界级的文化巨人。举凡文学、艺术、教育、出版、学术、新闻，浙江无不人才济济，傲视全国，如茅盾、夏衍、郁达夫、吴昌硕、潘天寿、夏丐尊、张元济、胡愈之、钱玄同、陈望道、邵飘萍、曹聚仁等等，皆可谓自成一家的文化巨擘。在新兴的科学技术界，浙江亦出类拔萃，有竺可桢、金宝善、姜立夫、严济慈、童第周、赵忠尧等著名科学家。20世纪已经逝去，但我们完全可以期望浙江的文化在新千年发扬光大，再放异彩。因为时代需要，因为中国需要，我们更希望因为世界需要!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为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综合学术机构，一方面以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另一方面也要秉承浙江文化的传统优势，总结浙江文化发展的宝贵经验，为文化的创新发展竭尽绵薄。在浙江省委、省政府建设文化大省的号召下，我们毅然启动“浙江文化名人传记”系列丛书一百部这个我院建院以来最大的科研项目。通过为浙江文化名人立传，既可借以反映浙江文化发展的总体面貌，也有利于今人见贤思齐，努力进取。目前丛书正在陆续面世，我们一定团结各方力量，坚持学术标准，争取近年内完成这个浩大的学术工程。

本丛书共为一百部，其中古代五十部，20世纪五十部。本丛书中之文化名人，我们一般采取以下准则选取：(1)生在浙江，或其主要文化成就在浙江完成者；(2)卒年在2000年底前者；(3)在某一文化领域作出巨大贡献，在全国有重大影响者。另外，丧失民族气节者不入选，个别资料奇缺者亦暂不入选。其中选目，若有不甚恰当者，希社会各界批评指正。

本丛书从创意始，就得到了中共浙江省委、浙江省人民政府、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浙江省财政厅的正确指导和真诚帮助，得到了诸多学术界前辈的支持，得到了各兄弟单位和社会各界的关心，更值得一提的是，得到了众多文化名人的亲属及有关人士的无私协助。在此良好氛围下，我们唯有在今后几年焚膏继晷，埋头苦干，将这项工作尽可能做好，庶几不负社会之公望!

是为序。

2003年春于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