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这块并不算太广阔然而深厚的土地，哺育了众多的文化名人：王羲之、谢灵运、骆宾王、孟郊、寒山、赵孟頫、黄公望、王蒙、茅盾、夏衍、郁达夫、竺可桢、童第周……他们为文化的传承，更为文化的创新，竭尽了他们的才智，取得了伟大的成果。“浙江文化名人传记丛书”是浙江省社会科学院贯彻省委省政府号召推出的文化工程，推出了100位古今浙籍文化名人传记。本书为丛书之一，介绍的是词家之冠--周邦彦。

周邦彦，北宋词人。字美成，号清真居士，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历官太学正、庐州教授、知漂水县等。他少年时期个性比较疏散，但相当喜欢读书，宋神宗时，他写了一篇《汴都赋》，赞扬新法，徽宗时为徽猷阁待制，提兴大晟府。精通音律，曾创作不少新词调。作品多写闺情、羁旅，也有咏物之作。格律谨严，语言曲丽精雅。长调尤善铺叙。为后来格律派词人所宗。旧时词论称他为“词家之冠”。有《清真居士集》，后人改名为《片玉集》。

引子

第一章 “吾家旧有簪缨”

——家世与时世

家世与家乡

时世与时政

第二章 “以一赋而得三朝之眷顾”

——在新旧党争中升沉

元丰被眷

元祐被贬

绍述渐隆

清真寡欲

第三章 从风流才士到前度刘郎

——周邦彦词的分期与演变

十年太学时期

中年漂泊州县时期(一)

中年漂泊州县时期(二)

还京以后及晚年时期

第四章 “前收苏秦，复为姜史”

——周邦彦词的特色与地位

顾曲名堂，最为知音

融化唐诗，浑然天成

下字用意，皆有法度

传奇人词，误成佳话

第五章 “隔代犹唱清真词”

——周邦彦词的接受史略

在宋代的接受

在金元明的接受

在清代的接受(上)

在清代的接受(下)

周邦彦大事年表

参考文献

神宗克勤克俭，励精图治，在王安石的协助下，一扫真宗、仁宗两朝长期形成的衰惫怠惰风气，创造了崭新的政治局面，朝廷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迅速得到了充实和提高。周邦彦为没有出现歌颂盛世的诗赋而遗憾，他决心要像前人一样，创作一篇无愧于时代的作品，“为国光华”。

周邦彦的《汴都赋》采用了传统的手法，如刘勰《文心雕龙·诠赋》所谓“遂主客以首引，极声貌以穷文”，以主客问答的方式结构全篇。以衍流先生之口，铺叙了熙宁、元丰时期的政治事件，歌颂了神宗的前无古人的丰功伟绩，诸如修筑新城，导洛通汴，详定官制，等等，在赋中都有所反映。其他如熙宁六年(1073)根据王安石父子的建议，设置军器监，吕惠卿负责，使军队的武器装备质量大为提高。在《汴都赋》中也有对军队武器的描写：“割蛟革以连函，剫兕胳以为弭，剸鱼服以怀锷，百工备尽，霜凝电烁。故有强冲劲弩，云梯撞车，修铩延纵，铦戈兑殳，繁弱之弓，肃慎之矢，溪子之弩，夫差之甲，龟蛇之旒，鸟隼之旃，军事蚤正，用戒不虞。”又比如元丰六年(1083)五月二十六日，神宗在崇政殿召见米脂寨收降的42个西夏乐人，听其演奏。南宋王应麟认为，周邦彦在《汴都赋》中就对此有所记述：“宾旅巴渝之舞，傺侏狄鞮之倡，远人面内而进技，腧山海而梯航。故纳之庙者，周公所以广鲁；观之庭者，安帝喜其来王。”

这篇赋在写法上并未越出前人已有的轨范，铺张扬厉，气势宏壮，在富丽的描写中展现自己的才华，比如描写水，就罗列很多水字旁的字，描写水中生物，就铺排各种鱼名。汉赋之主题在发展中形成了两种传统，如班固在《两都赋序》中所言：“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也就是儒家诗学的美和刺。班固在这篇序文中开始就说：“赋者，古诗之流也。”揭示出赋与风雅典范之间血脉相连的承继关系。可是，赋中的讽谕具有先天不足的缺点，面对强大的王权，作赋的人只能自觉地将讽刺弱化。从枚乘、司马相如等人起，他们往往在铺彩搞文之余，以很少的讽谏内容收束全篇，曲终奏雅，被称为“劝百讽一”。另一种颂美的传统往往由于文过饰非华而不实，失去了体物写志的应有之义，被后人指责。扬雄就说：“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周邦彦的《汴都赋》属于“宣上德”的颂美一类。这并不意味着周邦彦人格卑下，谀佞奸猾，而是神宗本人克勤克俭，没有汉武帝那些荒淫的举动，赋中有云：“后宫则无非员无录之女，佞幸滑稽之臣，陋甘泉与楚宫，缪延寿与阿房，信无益于治道，徒竭民而怠荒。故今上林仙■不闻乎鸣跸，瓴■岁久而苔苍。”南宋史学家李焘在《续资治通鉴长编》也记录了史臣对神宗的评价：“禁中观书，或至夜分”，“遇休暇，犹间御殿决事，或日昃不暇食”，“每当用兵，或终夜不寝”。《宋史·神宗本纪》也称颂神宗“不治宫室，不事游幸，励精图治，将大有为”。这中间或有夸张之辞，但是在中国历史上，神宗算是一个很有抱负、勤于政事的皇帝了。

对于这篇赋的主题，南宋的叶逋认为：“《汴都》惟盛称熙、丰兴作，遂特被赏识。”又说：“自与虏通和，太行皆为禁山，坐失地利，故此赋感之。”所谓“盛称熙、丰兴作”，就是颂美神宗的“盛德大业”，即熙丰新政。叶逋的话明确地指出了周邦彦写作《汴都赋》的目的所在，也表明了周邦彦的政治倾向。叶逋注意到了此赋对国事的感慨，这也表明《汴都赋》超越了那些只是“丽以淫”的“辞人之赋”。汴京为四战之区，无险可守，《汴都赋》所言“前无湍激旋渊吕梁之绝流，后无太行石洞飞狐句望浚深之岩谷”，亦是直言其事。

这篇赋进御以后，神宗就在朝会结束后交给宰相。按照惯例，每当有文字降出，宰相必须朗诵一遍。当时，押班宰相不知是谁写的，但根据经验，知道赋中一定有很多难字，就传给了身边第二个人。第二个人也心知肚明，就这样传下去，到了尚书右丞李清臣手里。他是最后一个，没办法，就展开文稿，高声朗诵了一遍。退朝以后，其他人就问他怎么认识这么多冷僻古怪的字，李清臣就说：“乃以偏傍取之尔。”

对于这篇《汴都赋》，王国维在其《清真先生遗事》中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

先生《汴都赋》变《二京》、《三都》之形貌，而得其意，无十年一纪之研炼，而有其工。壮采飞腾，奇文绮错。两刘博奥，乏此波澜；两苏汪洋，逊其典则。至今同时硕学，只读偏旁；异世通儒，或穷音释。然在先生犹为少作也。

王国维说当时享有盛名的刘敞、刘放兄弟以及苏轼、苏辙兄弟都写不出这样的文章，有些推许过当。但是李清臣只读偏旁和南宋时楼钥为其作音释时还有不少搞不清楚的地方这两件事，则属事实。

神宗对这篇赋非常满意，认为献赋的几百个太学生中，只有周邦彦最出色。于是，就下诏给宰相，把周邦彦召到政事堂，询以政事，从太学外舍生直接授予试太学正的官职。

P42-44

浙江这块并不算太广阔然而深厚的土地，哺育了众多的文化名人。他们为文化的传承，更为文化的创新，竭尽了他们的才智，取得了伟大的成果。据我们的粗略统计，元明清三代中，浙江一省的文学家皆占全国总数的五分之一。而现代史上，浙江文化名人之多、涵盖领域之广更使人瞠目结舌!面对这么一块丰厚的文化宝藏，今天如果不做点什么，岂不愧对先人!

开辟鸿蒙，旧事难具论。但据新的研究成果，可知约在十万年前，“建德人”已在浙江大地上活动。马家浜文化、河姆渡文化是六七千年前的胜景，四千多年前的良渚文化则透出了文明时代的曙光，充分证明了中华民族的多中心起源说。不过，与后来得到迅猛发展又逐渐被确认为华夏文化核心的中原文化相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早期的浙江文化弱势地位明显，良渚文化的神秘消失，也许就是这种弱势地位的原因或者结果。

尽管到西汉，浙江一带仍被视为“方外之地”，但是，即便从较狭窄的中原文化的角度看，浙江文化也已经能够成为那曲多声部合唱中的一个声部了。春秋时期的范蠡是一个成功的政治家和企业家，同时也是一个洞明世事的经济学家。而王充，则以他的《论衡》震动了汉末的京兆。

魏晋南北朝时期与两宋时期的两次从北到南的人口大迁徙，以及吴越钱氏保境安民，是浙江文化后来得以繁茂的关键。这其间的安史之乱，也是北南文化彼消此长的关节点。自此，浙江这块美丽的土地开始得到大规模和深层次的开发，优美的山水给了艺术家、诗人，乃至高士高僧无尽的灵感。浙江人才迭出，各展其技，已然引起全国的注意。艺术家王羲之、王献之、曹不兴、智永、虞世南、褚遂良、燕文贵，文学家谢灵运、沈约、骆宾王、孟郊、寒山、拾得、罗隐、周邦彦，宗教界的智颉、杜光庭，科技界的沈括、毕昇、朱肱，都是对中国文化卓有贡献的人物。

南宋政权定都杭州后，浙江文化旋即在中国文化的舞台中心进行了令人崇敬的表演。这一表演一直延续到了清代。也就是说，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后半期，浙江素领风骚，对中国文化贡献卓著：在思想学术领域，涌现出永康学派陈亮、永嘉学派叶适等重事功、重现实的思想巨擘，他们的主张在今天仍然成为浙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思想资源；王阳明的心学独树一帜，引领了明代思想解放的滔滔洪流；黄宗羲对政治社会的深刻反思，击中了传统中国的根本弊病。而黄氏与章学诚，则为中国史学的重镇。文学领域，则有陆游、朱彝尊、龚自珍等大诗人，更有高明、徐渭、李渔、袁枚等与市民阶层有深刻联系能道时代之先声者，亦有刘基、宋濂、于谦等在政治领域大有建树且文学亦可观者。艺术大师也极多，如马远、夏珪、赵孟頫、黄公望、吴镇、王蒙、陈洪绶等，不仅为一代名家，亦可为后世垂范。诸多的藏书家、刻书家和文献大家如范钦、严可均等为文化之邦增添了浓郁的文化气氛。在与海外文化的交流沟通上，浙江也处于领先地位：陈元祷、朱舜水为中国文化远流日本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而李之藻、杨廷筠、李善兰等则师法西方科技，开中国文化近代化之先声。

西风东渐，古老的中华从沿海泛起新浪。这一次在文化史上几可媲美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使浙江有幸再一次位居中国的发展前沿，浙江文化在20世纪再次放射出异彩。转型期的文化大师，浙江有了王国维、章太炎、蔡元培。而鲁迅更以其超凡的艺术感受力和深邃的历史洞察力，成为世界级的文化巨人。举凡文学、艺术、教育、出版、学术、新闻，浙江无不人才济济，傲视全国，如茅盾、夏衍、郁达夫、吴昌硕、潘天寿、夏丐尊、张元济、胡愈之、钱玄同、陈望道、邵飘萍、曹聚仁等等，皆可谓自成一家的文化巨擘。在新兴的科学技术界，浙江亦出类拔萃，有竺可桢、金宝善、姜立夫、严济慈、童第周、赵忠尧等著名科学家。20世纪已经逝去，但我们完全可以期望浙江的文化在新千年发扬光大，再放异彩。因为时代需要，因为中国需要，我们更希望因为世界需要!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为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综合学术机构，一方面以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另一方面也要秉承浙江文化的传统优势，总结浙江文化发展的宝贵经验，为文化的创新发展竭尽绵薄。在浙江省委、省政府建设文化大省的号召下，我们毅然启动“浙江文化名人传记”系列丛书一百部这个我院建院以来最大的科研项目。通过为浙江文化名人立传，既可借以反映浙江文化发展的总体面貌，也有利于今人见贤思齐，努力进取。目前丛书正在陆续面世，我们一定团结各方力量，坚持学术标准，争取近年内完成这个浩大的学术工程。

本丛书共为一百部，其中古代五十部，20世纪五十部。本丛书中之文化名人，我们一般采取以下准则选取：(1)生在浙江，或其主要文化成就在浙江完成者；(2)卒年在2000年底前者；(3)在某一文化领域作出巨大贡献，在全国有重大影响者。另外，丧失民族气节者不入选，个别资料奇缺者亦暂不入选。其中选目，若有不甚恰当者，希社会各界批评指正。

本丛书从创意始，就得到了中共浙江省委、浙江省人民政府、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浙江省财政厅的正确指导和真诚帮助，得到了诸多学术界前辈的支持，得到了各兄弟单位和社会各界的关心，更值得一提的是，得到了众多文化名人的亲属及有关人士的无私协助。在此良好氛围下，我们唯有在今后几年焚膏继晷，埋头苦干，将这项工作尽可能做好，庶几不负社会之公望!

是为序。

2003年春于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