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然,这个休斯敦的能源巨人一直以来都是成功的新经济的象征。竞争者敬畏它,投资者尊敬它,安然的所作所为看起来没有犯错的时候。它的利润每个季度都在增加;它的股票价格像潮水一样猛涨,它的领导者也因富有远见卓识而受到人们的爱戴。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财富》杂志一个名叫贝萨尼·麦克莱恩的作者写了一篇文章,提出了一个简单的问题——安然到底是怎样赚钱的?——接着,这个用纸牌措起来的公司开始倒塌了。尽管此前安然相继出现过一些商业丑闻,但都没有像这次这样使安然破产,所有这一切,导致美国人在面对这样一种体制——用数百万美元重奖公司内部高级职员,而小投资者包括许多安然公司的雇员却失去了一切——迷失了信念。
正如水门事件成为我们这个时代决定性的政治事件一样,安然破产也成了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商业事件。同样,正如《惊天大阴谋》成为向读者全面展现水门事件内情的著作一样,《房间里最精明的人》也会成为你了解安然这一惊人商业传奇而不得不读的书。
2001年年末,位于休斯敦的能源巨头安然(Enron)在其如日中天之时突然崩溃,从此引发美国公司接连爆出丑闻的多米诺效应,也结束了华尔街历史上最长的一个大牛市。曾经以“世界上最伟大的公司”名震天下的安然,现在却成了记录美国公司所犯全部错误的标签。安然的破产,不仅仅标志着一家公司的灭亡,而且是一个时代的终结。关于安然成败的经验之书,至今已有一打以上,但仍未有一部足够翔实、足够权威的作品出现。直至现在,美国最权威的《财富》杂志两位高级撰稿人交出了“作业”:作为当年最早公开质疑该公司交易的分析师和记者,本书的两位作者历时16个月深入调查、详细访问终于完成了此书。正如书中所言:“不管你对安然了解多少,本书所揭露的事实都会让你感到震惊”。
全书读来恢宏大气、酣畅淋漓,既有对重大事件的详尽剖析,又有生动真实的细节支撑,对安然从飞速崛起到彻底衰败的全过程进行了客观深透的报道,其文字叙述不仅散发着新闻记者中立精准的气质和金融分析师严谨睿智的个性,同时还间或隐现出一种身为美国人对此一事件特有的复杂情绪。
莱描述自己的童年时代时说,自己童年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农场小镇度过的,那里只有泥路,而且还是户外厕所,就是美国插图画家诺曼罗克韦尔说的那种。但是莱一家人一直在奋斗——11岁之前,肯·莱从来没有在拥有室内抽水马桶的房子里生活过——青春年少时,他就下定决心去寻找属于自己的财富。
莱的双亲是奥默和鲁思·莱,他们一共有三个孩子:莱排行第二,上面有邦尼,下面有沙龙。莱家曾经开了一家食品店。然而随后的一场飞来横祸彻底断送了小店的生意:为莱家送货的人撞上了卡车,一大群鸡被轧死。此后,奥默不得不做起了旅行火炉的推销生意;这个家也随之四处搬来搬去,直到他们最终不得已与姻亲们一起住在了密苏里州中部的一个农场里。奥默,这个浸礼会非神职布道者,开始销售农用设备,从早忙到晚地工作以养家糊口。由于敏锐地察觉到家庭的境况,年轻的肯一直努力工作:送报纸、养鸡、打干草。“我得承认,肯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就像一个成年人了”,几年后,他的妹妹沙龙这样说道。苦难磨炼了莱的雄心。后来莱曾说,他经常在拖拉机上花好几个小时做白日梦,想象着商界的工作和生活,“那与我生活的世界真是天壤之别啊!”
然而直到莱上高中,他的父母也没有实现这种梦想,但是大学改变了他的生活。这个家庭几经迁徙最终在密苏里州的哥伦比亚定居下来,在这里,三个孩子都上了密苏里州大学。奥默在一家别克车的特许经销处做部门经理,后来又在这所大学的图书馆担任门卫,同时又在一家小浸礼会教堂布道。肯曾做过油漆工,为别人的房子涂油漆,他获得过奖学金,还曾贷款支付学费。
莱是一个勤奋而优秀的学生,自幼聪慧过人,具有超过实际年龄的严肃认真。他上大学是打算当一名律师,但是一位名叫平克尼·沃克的教授——这是一位颇受欢迎的教授——的一节介绍课,使他对经济研究产生了浓厚兴趣,甚至神魂颠倒。他发现,有关经济的理论和新观点强烈地吸引了他。但他的兴趣常常有讲究实用的一面。他关心政治和公共政策,以及政府如何引导市场发展。“肯属于那些有目标而且能得满分的学生之一,”他的大学同学也是他一生的朋友菲尔·普拉瑟这样评价莱,“我认识的那些满分学生绝大多数是一群学者。”
虽然莱因为聪明而成绩突出,但他并非那种把所有时间都花在图书馆的刻板的知识分子。尽管莱出身卑微,生活低调,而且显得很安静——还有他很多年来一直努力克服的轻微口吃——但他仍然非常受欢迎。在密苏里州大学,大学生联谊会是学校最大也是最成功的学生组织。莱曾在联谊会主席职位的竞选中获得了胜利(密苏里州大学男生联谊会中莱的前辈有:美国零售业巨头沃尔玛的创建者萨姆·沃尔顿)。他十分注重建立和保持各种人际关系。在早期生活中的每个重要阶段,他都建立了那种保持数十年之久的人际关系。这种关系可不仅仅是私人交情。在随后的生活中,为了谋得一份工作,为了得到帮助,或者为了拉拢信得过的人来到自己身边,他一次又一次地利用这张不断扩大的关系网。正是这种本事使得莱步步高升。
事实上,第一个至关重要的关系是与平克尼·沃克的关系。沃克被莱的智慧和雄心所吸引,很快成为他的良师益友。“从一开始我们彼此就很合得来,”沃克回忆说,“他不可避免地会成为一个有钱人。”拮据的生活过后,莱非常渴望开始赚钱。然而在取得:PhBK经济学荣誉学会资格后,莱还是留在了学校,这是因为沃克说服莱继续攻读硕士学位,因为从长远打算,这会对他的履历有好处。因此莱继续留在学校学习。1965年,莱结束了他的学业。
接下来的六年里,莱开始补偿过去几年的损失:首先是在休斯敦,在宏堡石油公司(埃克森公司的先驱之一)做经济学家和演讲稿撰写人,同时在夜校学习以获得博士学位,之后于1968年,美越会谈之前,他应征入伍,加入海军。一开始,他打算成为一名船舰物资供应官,大概正在中国南海服役的时候,莱突然又被分配到五角大楼。这一安排将他引进了华盛顿。莱后来将自己生命中如此重要的转折归因于上帝的干预,但这其实并非是什么神奇的力量,而是平克尼·沃克早已为他的门生疏通好了关系。莱不必在海上巡逻了,因此他把时间用来研究军队采办程序。这份工作为他的博士论文(主题是国防开支如何影响经济)奠定了基础。晚上,他到乔治·华盛顿大学为研究生上经济学课。
早期的这些经历使莱对高层生活有了体验。在宏堡石油时,他曾为CEO迈克·赖特撰写演讲稿;在五角大楼,他作为底层海军少尉,曾请求一位高官为他的工作提供支持。
那时,莱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了。他和大学时的恋人——一名密苏里州杰弗逊城联邦调查局(FBI)特工的女儿朱迪斯·戴安娜·艾尔结了婚。他们是在法语课上认识的,彼此非常爱慕,朱迪回忆说,她被肯的“成熟和可依赖”深深吸引了。在朱迪结束了新闻学学位课程的学习后,肯和朱迪于1966年夏举行了婚礼。那时肯24岁,朱迪22岁。他们的孩子,马克和伊丽莎白分别出生于1968年和197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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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之裁定是错误的……事实是这种裁定只代表了一种技术定罪。”
2002年6月15日,也就是安然申请破产后六个月,安达信发表了上述讲话。安达信公司刚刚被休斯敦法院宣布发现犯有破坏证据罪:在戴维·邓肯和南希·坦普尔的敦促下,数千页与安然公司相关的材料被销毁。作为一家审计公司,安达信甚至在审判之前就完蛋了,因为一旦事态清楚地表明司法部此次对这个问题不再另跟相看的时候,客户的背叛就会将安达信置于死地。然而,安达信认为,从开始到痛苦的结束,实际上每个人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参与了安然丑闻。安达信声称它是一个受害者——是不公正的受害者,是有政治动机的调查的受害者,同时也是安然本身的受害者。
这是对照耀在新世纪曙光中的美国生存道德做出的惊人评论。在这桩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公司丑闻发生之后,极少有牵涉其中的公司愿意承认他们做错了。难道没有人为此感到悲哀吗?
那种事后辩解与那种将安然丑闻推到风口浪尖的心态极其相似。所有的辩解都是狭猫的,都是建立在各种规章制度基础之上的,是带有钻牛角尖意味的墨守成规。一些辩解甚至来自有争议的事实——是以安然自己的方式定义的事实。更多的信息表明财富和权力被那些位于美国企业高层的人士们——会计、银行家、执行官、律师和公司董事会成员所享有,而不需要更广泛的责任感。要想接受这些辩解就要接受一种观点,即合乎道德的行为仅仅意味着避免明确的违法犯罪,对发生在眼皮底下的罪行视而不见就可以使你清白无辜,讲实话等同于确保让别人无法证明你在说谎。
就拿安达信来说。在安达信事务所看来,自己是被捏造的妨碍司法公正的起诉击垮的,而这只是“一种技术犯罪”。当然,戴维·邓肯被宣布犯有妨碍司法公正罪,但是,正如安达信认为的,它之所以屈服仅仅是因为联邦政府的暴力。没有人发现安达信犯有会计欺诈罪。即使邓肯是政府的证人,他也为安然会计辩护。
安达信坚持认为,安然公司的一些可疑会计操作是公司的生意决策,而且绝对不在审计人员管辖的范围之内。在审讯中,邓肯说安达信将UM视为一个糟糕的想法,但是“我们认为这是公司职权范围内的事,而且只要这种想法被安然公司全面放出(原文如此),那这就是安然做出的生意决定”。安达信认为其职责只限于保证交易符合个别的会计原则。而且,安达信辩解说,除了安然说谎的地方之外,安然确实在技术上遵守了相关规定。安然通过巧妙地利用相关规定,成功地把“狗”变成了“鸭子”。
当然,这种辩解完全忽略了更大范围的问题——那些交易加在一起才共同构成了安然财务状况的完整画面,对此从法律上也需要安达信进行证实。安然破产后不久,安达信的CE0约瑟夫·巴拉迪诺在NBC的《会见媒体》节目中说,安然已经失败了,“是因为经济垮了”。他说的绝对正确。但是,有谁比安然自己的会计们更清楚这一点呢?难道他们就没有最基本的义务将这些糟糕的经济状况清楚地向投资公众公开吗?
于是情况就这样继续发展。那些负责安然证券的分析师们很多人从始至终一直将安然股票评为买入等级。现在则宣称安然向他们说了谎。“现在看来,我们借以分析安然的一些重要的关键信息是不准确的或是不完整的。”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的柯特·劳勒向国会作证说。标准普尔和穆迪投资公司的分析师们也表达了类似的遗憾,他们坚称安然为他们提供的信息能够证明安然投资债务等级是正确的。固然,安然在安达信的帮助下,尽其所能地掩盖事实真相,然而公众记录中有足够多的事实可以激起任何一位有自尊心的分析师的愤怒。分析师们本应该钻研公司的财务文件,研读那些脚注,从而掌握其中的营运理念——甚至还要洞察过去的财务混乱情况。简言之,他们的工作就是要分析。如果负责安然的分析师们做了这些工作,他们怎么能没有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情况?反正那些卖空者肯定是看到了。
……
2002年2月,莱的老婆琳达出现在《今日秀》中为自己的丈夫辩解。她泪流满面地说,莱的家庭已经“随着这艘船一起下沉了”,已经“失去了一切”,而且“正在为流动资金而努力”,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证明她的出现十分荒谬可笑。因为莱仍然拥有数百万的不动产,其中很多还没有出现在交易市场上。肯和琳达仍旧继续居住在他们的豪华公寓中,莱仍旧享受着位于奥克斯河畔一幢建筑顶层的私人办公室,而且那里还有一伙手下照料着他。他仍拥有自己在安然公司700万美元的透支额度。
尽管他最终开始出现在休斯敦社交界,但并非是过去的那种方式。怎么可能还以那种方式出现呢?休斯敦曾以拥有安然感到无上自豪,而安然的倒闭给这个城市也带来了重创。莱仍然处于密集的犯罪调查之中。而很多休斯敦人发现很难将他视为一个骗子,他们同时也发现其秘密销售股票的行为与其道德说教很难保持统一。当然,莱作为一名商人的缺点也无法再隐藏在安然浮华的外表之下了。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杰夫·斯基林。安然破产后的数月中,斯基林的表演成了整个事件中奇怪的一部分。“我不知道公司除了优秀之外还会怎样,”在2001年12月的一次采访中,他对《纽约时报》说,“在过去的两个月中,我把自己在公司时所做的与此相关的所有行为梳理了一遍……经过深刻的反思,再考虑到当时的情况,我认为即使换到现在我也会那么做。”
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斯基林否认自己知道所有情况,从法斯托的安然诡计到引发马林和鱼鹰债务的基本问题,他都否认自己了解这些事情的内幕。他声称除了他的哈佛MBA外,他并不十分清楚会计问题,因而无法回答细节问题。他指望着确保自己范围内的业务是正确的。
尽管斯基林的律师建议他利用《第五修正案》,但他在国会面前作证时还是没有使用,他是不利用这一修正案的唯一一位安然执行官。相反,他提出了自己的理由,他说安然主要是由于典型的银行挤兑倒闭的。他以前曾经这样说过,“流动资金出了问题,然后人们感到恐慌,”他曾经这样说,“这就是问题所在。除此之外其他说法都是荒谬可笑的。”
斯基林坚称,安然公允价值会计是保守的,那些与此持相反论调的人正是对此不满的会计雇员,而且交易账上的价值是“足金”。他曾经声称安然经历一些失败是自然的。“你们开展过多少业务?”他言辞激烈地质问其批评者。
如果斯基林从安然倒闭中吸取了一些经验教训,那这些教训与其他人从中得到的一定不同。他好像没有对自己的行为感到一丝悔恨,对自己雇了不当人选、经营错误的生意,或者强调错误的价值观也没有一点悔意。在他看来,错误就是这个世界没理解而且将来也不会理解安然正努力从事的崭新事业。
至于司法部——显然已经把目标瞄准了斯基林,他继续向朋友抱怨说,这是一种“政治迫害”,而且“绝对歪曲事实”。对他而言,政府对他提起合法诉讼是不可思议的。“给我出示一笔未经会计师和律师签字的混蛋交易。”他告诉人们。“如果他们编造了谎言,那么他们就准备应付一场战争吧,因为问题不是出在安然!”他又补充说,“除非我死了,否则我会为此战斗不息。”
最重要的是,杰夫·斯基林相信的是这一条:“他们扼杀了一个伟大的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