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文精神缺失和民族文化亟待复兴的当下，“国学热”方兴未艾。 本书书，应时出版，值得期待。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常务副院长孙家洲认为，“我心目中的国学大师”网上评选和此书的出版，一为网络世界的开放式讨论，一为传统出版物，两者相得益彰，并列为 2006 年国学普及教育的两件盛事。

　　本书对国学大师的描述，每人单独成篇。“档案”一词意在提炼和浓缩内容，述及大师的家世游学、师友往来、学业传承、治学经历及国学著述，尤重提炼和概括大师的治学精神、方法和特点，彰显大师特立独行的人格魅力和人间情怀。王国维、章太炎、梁启超、陈寅恪、钱穆、钱锺书、冯友兰等一位位国学大师鲜活的形象扑面而来，他们取得的巨大成就和显示出的学术品格、文化精神，就像一座座无言的丰碑，矗立在学林之中。抱憾传统学术之中衰和有志追慕前贤的读者，可用较短的时间领略大师的学识和风采。

序　言

前　言

门秀三千士，名高四百州

　　 ——俞　樾

多变人生，短命才子

　　 ——刘师培

敢为天下先的思想家

　　 ——严　复

维新领袖，新学先驱

　　 ——康有为

独为神州惜大儒

　　 ——王国维

传统中国的最后尊严

　　 ——辜鸿铭

万流归宗的学林泰斗

　　 ——梁启超

推倒一时，开拓万古

　　 ——廖　平

有学问的革命家

　　 ——章太炎

“韦编三绝”的疯子

　　 ——黄　侃

现代中国的民族魂

　　 ——鲁　迅

除旧布新的急先锋

　　 ——钱玄同

史料的搜讨者与传播者

　　 ——罗振玉

大学之魂

　　 ——蔡元培

“最卓越之训诂学家”

　　 ——沈兼士

亦官亦学的国学旗手

　　 ——傅斯年

博雅宏通第一人

　　 ——柳诒徵

通贯古今的史学大师

　　 ——吕思勉

文化巨子

　　 ——张元济

终究一书生

　　 ——胡　适

熔铸古今，会通中西

　　 ——汤用彤

千年国粹，一代儒宗

　　 ——马一浮

天上地下，唯我独尊

　　 ——熊十力

为文化续命的“天赋迂儒”

　　 ——陈寅恪

从国学传人到新史学大师

　　 ——范文澜

不为乾嘉做殿军

　　 ——陈　垣

融会中西的文化智者

　　 ——林语堂

文化旗手、学林巨匠

　　 ——郭沫若

真情君子，独行学人

　　 ——吴　宓

牢笼百氏的大师

　　 ——顾颉刚

汉语语言学之父

　　 ——赵元任

真正的哲学家

　　 ——金岳霖

最后的儒家

　　 ——梁漱溟

三史释古今，六书纪贞元

　　 ——冯友兰

一生为故国招魂

　　 ——钱　穆

做有生命的学问

　　 ——牟宗三

文化昆仑

　　 ——钱锺书

士林楷模

　　 ——张岱年

后 记

字里行间，充满委屈无奈之情。纵使俞樾有万般不甘心，却也无可奈何，总之，他这一生仕途就此结束，绝无回旋的余地了!

这一偶然的事件，使中国历史上少了位俗吏，多了位朴学大师!对于俞樾来说，真不知是幸也，否也?咸丰九年，俞樾南归，先居住在苏州饮马桥，不久又迁居石氏五柳园，在这里住了两年。苏州巡抚赵静山见俞樾闲居无事，又佩服俞樾的学识文章，遂请俞樾主讲云间书院，这是俞樾正式讲学的开始。也是在这一时期，俞樾开始研读高邮王念孙、王引之父子所著的《读书杂志》、《广雅疏证》、《经义述闻》等音韵训诂学著作。王念孙(1744-～1832)，字怀祖，号石腥，扬州高邮人。幼有神童之誉，学术师承戴震，精通文字训诂之学。《广雅疏证》是王念孙积20年之功对“博采汉人笺注《三苍》、《说文》、《方言》诸书，增广《尔雅》所未备”编撰而成的古代辞书《广雅》所作的研究补正。《读书杂志》是一部校读古籍的专著，这部书以读书札记的形式，对《逸周书》、《战国策》、《史记》、《汉书》、《管子》等九种书的文字讹误详加校勘，对音训异同句读错乱者一一加以辨正。这两部书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王引之是王念孙之子，字伯申，号曼卿。他幼承父学，著《经义述闻》借记述父亲的治学言论，抒发自己的见解，对《周易》、《尚书》、《毛诗》、《左传》、《国语》等详加考辨，驳正汉唐旧注1761条。王氏父子在学界享有极高的声誉，焦循称他们是“郑(玄)许(慎)之亚”，曾国藩则誉为“集小学训诂之大成”。俞樾暗下决心，师法王氏父子，潜心研治经学。俞樾真正能够代表他学术风格的著述，也是从这以后开始的。

此时正值太平天国运动的高峰，太平军纵横大半个中国，兵锋波及苏州、杭州等江南重镇。作为对清朝忠心耿耿的旧文人，俞樾对太平军极为敌视，他不敢再在苏州住下去，两年之后迁至绍兴，随即再迁上虞。同治二年(1863)，携家移居天津，往依时任通商大臣的同年崇地山和故交天津知府潘伟如。俞樾在天津一共住了三年，在这三年里，他的次女和两个儿子先后完婚，家中大事基本完成，可以集中精力著述了。虽然生活艰苦，甚至一度靠借贷度日，但俞樾迎来了第一个学术丰收期，他不仅完成了代表作《群经平议》，另一部巨著《诸子平议》也著述大半。

同治五年(1866)秋，俞樾回到苏州，经两江总督李鸿章推荐，俞樾任苏州紫阳书院主讲。俞樾一共在苏州紫阳书院讲学两年，以科考内容时文制艺为主。之后，又应浙江巡抚马谷山之聘主讲杭州诂经精舍，同治八年二月开课。这年五月，俞樾还在上海主修《上海县志》和《镇海县志》。以后，俞樾在诂经精舍讲学长达31年。俞樾虽然在杭州讲学，其全家仍居苏州，他本人居杭只在春秋两季讲学期间。后来，俞樾迎奉老母于苏州就养，遂于同治十三年决意营造新居，是为“曲园”。在友人资助下，俞樾购买了苏州马医科巷住宅西端大学士潘世恩故宅废地，他亲自设计，利用弯曲的地形凿池叠石，栽花种竹，建屋30余楹。曲园是一座普通住宅与古典园林浑成一体的小园，主体建筑是“春在堂”，作为俞樾的书房和客厅，名字即出自俞樾的“花落春仍在”诗句，匾额为曾国藩所书。春在堂之东是“乐知堂”，是全园的正厅，取《周易》“乐天而知命”之意，匾额三字为彭玉麟所书。春在堂西北乃是一个花园，西边有一长廊，廊下一泓清水，名“曲水池”。东面一座假山傍池而起，山上花木荫翳，山石岐增，筑有“回峰阁”和“在春轩”，俞樾与夫人常在此间小坐玩月。下山则有“达斋”与“认春轩”，南北相对而立。认春轩的名字取自白居易诗句“认得春风先到处”。这些景观布置，浑然天成，玲珑剔透，令人赏心悦目。俞樾自己对曲园多有题咏，其中一首诗中写道：“园中一曲柳千条，但觉扶疏绿荫绕；为惜明月无可坐，故于水面强为桥。平铺石板俨成路，俯倚红栏刚及腰；处置梯桄通小阁，差堪布席置茶铫。”俞樾一生大部分著作都是在这里完成的，他不仅以“曲园”为号，更把自己著作的结集命名为《春在堂全书》，足见他对曲园的喜爱。

俞樾在杭州讲学三十余年，遍览杭州名胜，也留下不少佳话。有一天，俞樾携妻子姚氏游灵隐，累了就在冷泉亭上歇息。俞樾看见亭子上写着一副对联：“泉自几时冷起?峰从何处飞来?”不觉念出声来。联语中的“泉”是指冷泉，“峰”是指飞来峰。夫人姚氏听了，笑着对俞樾说：“这联语问得很好，请你给作个回答吧。”俞樾微捻髭须，即朗声道：“泉自有时冷起，峰从无处飞来。”姚氏评论道：“不如直接说‘泉自冷时冷起，峰从飞处飞来’为妙。”过了几天，俞樾的二女儿俞绣孙来杭，俞樾笑着对她谈起这件事，并命她重作答语。俞绣孙沉思了一会笑着说：“泉自禹时冷起，峰从项处飞来。”俞樾大吃一惊，问女儿：“这‘项’字有何来历?”女儿笑嘻嘻地说：“要不是项羽把这座山给拔起来，怎么能飞到这儿来?”俞樾正在品尝龙井茶，听后竞将茶全喷在衣服上。其一门风雅如此!

在诂经精舍讲学的同时，俞樾还到上海求志书院、归安龙湖书院、长兴箬溪书院和德清清溪书院等处讲学。诂经精舍由浙江巡抚阮元于嘉庆六年(1801)创办，后毁于兵火。同治五年(1866)按照阮元旧制重建，直到光绪三十年(1904)停办，长达百余年。在讲学期间，俞樾培养了大量优秀人才，被时人尊为朴学大师，声名远播海内外。据《翰林院编修俞先生行状》载，“两浙知名人士，承闻训迪，蔚为通才者，不可胜数”。在他门下受业的，有我们熟知的“有学问的革命家”章太炎，经学家戴望、黄以周、朱一新、施补华、王治寿、冯一梅、吴庆坻、袁昶等，大书画家吴昌硕。另外还有一些日本的学者前来执经问道，知名的有井上陈政等人。一时有“门秀三千士，名高四百州”之誉。俞樾治经以高邮王念孙、王引之父子为宗，谓治经之道，“大要在正句读、审字义，通古文假借，三者之中，通假借最为重要”。俞樾治学严谨，于诸经皆有纂述，以易学为深。古文不拘宗派，渊然有经籍之光。  

在俞樾的诸多高足中，章炳麟可谓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章炳麟(1869～1936)，初名学乘，字枚叔，浙江余杭人。因慕昆山顾炎武之为人，更名绛，字太炎，学者称太炎先生。其父章浚曾为诂经精舍监院，与俞樾是朋友。因为十分佩服俞樾的学问，临终遗言，要章炳麟到诂经精舍向俞樾求学。22岁的章太炎奉父命来到诂经精舍，可俞樾一开始并未看中这位年轻人。据《章太炎年谱长编》载：“(太炎)人诂经精舍，陈说再三，先生率未许。”后来经过一番考试，俞樾才为章太炎扎实的学术功底所打动，答应他人舍学习。从1890年起至1897年，章太炎在杭州诂经精舍从俞樾学习“稽古之学”，凡8年。在俞樾的指点之下，学业大进，对儒家经典、周秦诸子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完成了《膏兰室札记》这部考据学名著，并协助俞樾编选校勘《诂经精舍课艺》第七集，师徒关系甚为融洽。章太炎后来回忆在诂经精舍的那一段生活时说：“余喜独行赴渊之士，出入八年，相得也。”章太炎离开诂经精舍后，面对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毅然走出故纸堆，参与康有为倡导的旨在救亡图存的维新运动。1898年，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囚禁了支持改革的光绪帝，杀害了维新运动的骨干分子“戊戌六君子”，百日维新失败。章太炎因参与维新被通缉，逃往日本占领下的台湾，任《台北日报》记者，俞樾对此耿耿于怀。后来章太炎察觉到腐败的清廷实在不可救药，于是转向革命，剪去发辫，以示与满清彻底决裂。此后，连续发表《正仇满论》、《客帝匡谬》等系列仇满言论，宣传民族革命，并指名攻击光绪皇帝，更为俞樾所不容。俞樾对清王朝忠心耿耿，至死不渝，在1903年清廷加恩开复其原官时，尤感恩涕零，不顾残年衰躯，到京赴任。1901年，章太炎为躲避清廷耳目，离开上海到苏州东吴大学任教。这时俞樾已经辞去诂经精舍主讲，退居苏州曲园。章太炎特地登门来拜望老师，俞樾一见，怒从心生，对章太炎大声训斥：“闻尔游台湾，尔好隐，不事科举，好隐则为梁鸿、韩康可也。今入异域，背父母陵墓，不孝；讼言索虏之祸毒敷诸夏，与人书指斥乘舆，不忠。不孝不忠，非人类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声言将章太炎逐出师门，断绝师生关系，章太炎含泪离去。由于牵扯到政治立场，章太炎无可回避，遂一面搬出朴学的开山祖师顾炎武，从经学角度进行辩驳，以“华夷之辨”的春秋大义来问难这位读了一辈子经书的老先生；一面写下《谢本师》一文，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并毫不客气地责问其师：“何恩于虏，而恳恳遮蔽其恶?”5年后，章太炎又将《谢本师》公开登载在《民报》上，以示自己继续革命的决心。

对于这桩公案，不同的人解读不同。一种说法是章太炎因为参加革命，怕连累俞樾，公开登载《谢本师》声明断绝师生关系是故意演戏。这话也有道理。但平心而论，俞樾驱逐这位在他看来离经叛道、无君无父的高足是真心，因为俞樾的思想决定了他根本不可能容忍章太炎这样的学生。俞樾去世后，章太炎作《俞先生传》，通篇充满敬意，为这场师生关系画上了完满的句号。之后，章太炎与俞氏家族并未断绝来往，俞樾的曾孙俞平伯就与章太炎过从甚密。因为出于俞樾门下，章太炎对俞平伯青睐有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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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学热”方兴未艾的形势下，任士英教授主编的《学苑春秋——20世纪国学大师档案》一书，应时出版，值得庆贺。

士英教授命我作序，我本该谢绝——人贵有自知之明，不具备写序的资格而厚颜为之，难免贻笑大方。但是，在与士英教授几番交谈之后，我还是斗胆应承了下来。这里有两个原因：其一，我尊敬士英教授和他的学术责任感。士英教授与我是相交多年的朋友，我敬重他对学术的敏感和执着。他慨然谈及《学苑春秋——20世纪国学大师档案》的编写宗旨“向大众普及国学大师的有关知识，传承大师的精神和思想，弘扬大师的道德和文章，唤起社会尤其是青少年对文化的温情与敬意”。这是一项有意义的工作，对愿意用心做这一工作的学者，我们应该表示感谢。其二，本书的内容与我的工作密切相关。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成立之后，我被任命为常务副院长，在学校领导和冯其庸院长的信任与支持之下，主持国学院的日常工作。转眼就是一年的光景，其中的酸甜苦辣，诚不足为外人道。我相信，对“国学”的体悟，是因人而异的。对我而言，它意味着深奥精妙的知识体系，背景各异的学术论争，不容推卸的社会责任。即以后者而言，我在中国教育电视台所做的一个节目中，现场曾经有人提问：“你对国学院学生毕业之后找工作的前景如何判断？”应该说这是一个有挑战性和预测性的问题。我当时有大意如下的答复：“这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首先是社会上对国学重要性的认知程度，其次是我们的教育质量。如果大多数人认定国学是当今中国人非常重要的人文素养，如果人大国学院的学生被认定为这个学科领域最好的学生，那么我们完全可以相信，他们的择业前景将是一片光明。”作为建立自信的两个前提之一，国学的社会认知程度如何得以提升？显然，需要有人孜孜不倦而又扎扎实实地做好国学知识的普及和宣传工作。

同样的话题还出现在“百度国学频道开启仪式”之上。我以嘉宾身份参加了这一仪式。主持人发问“可不可以把国学办成一个类似于汉堡包似的东西”，我接过话题说：“我理解我们的主持人是在调侃，其实他要表达的是国学知识普及化的诉求，希望国学能够走出学术的象牙塔，而为社会大众所喜闻乐见。我个人认为，现在推广国学应该是有不同层次的，精深的专业研究当然不可或缺，同样我们也有责任让更多的人了解国学。”

我之所以较为强调面向社会宣传国学的重要性，是因为我们必须承认一个基本事实：在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冷落之后，国学作为一门整体的学问，在国人的视野中已经被淡忘了，甚至受到部分人士的排拒。在这一背景之下，如果真正有志于振兴国学，就必须从引导国人重新接触国学、接纳国学开始。在这个意义上说来，普及是精深研究的基础和前提。

以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的成立为契机，教育界、文化界形成了讨论国学的热潮，并引起社会舆论的高度关注。有媒体因此而将2005年称之为“国学年”。进入2006年之后，关注国学的热情仍有增无减。《光明日报》开辟了《国学》专栏，作为一种意蕴深刻的文化信息，受到海内外的广泛关注，本在情理之中；若干与国学研究相关的论著出版之后销量大增；已经有多所大学准备兴办国学专业；多位原被称为“文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书画家”的著名学者，被改称为“国学家”乃至于“国学大师”；由中国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联合举办的“国学与和谐社会”学术讨论会，在上海浦东举行，其关注国学与现实问题的价值取向引人注目；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主办的“国学的历史、现状与未来”学术讨论会上，来自不同学府的多位教授，在发言中呼吁有关领导部门尽快批准设立国学专业，以适应国学教育发展的需要；“北大乾元国学教室”的高额收费以及报名者依然踊跃，一度引发议论纷纭；不久前，上海市教委叫停上海“孟母堂”的读经之举以及被诉诸法律；新浪网“乾元国学博客圈”的推出，给国学讨论提供了一个开放的网络平台。上述文化现象足以证明，国学继续是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问题，是不争的事实。

与《学苑春秋——20世纪国学大师档案》一书关联最为密切的文化事项，大概应该首推由国学网、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百度网联合主办的“我心目中的国学大师”网上评选活动。这一活动吸引了包括台湾、香港及海外华人学者在内的广大网友参与讨论，共收到来自两岸三地以及海外华人的120多万张选票。我注意到，在网上的讨论中出现了几个较为集中的问题：什么是国学？国学是否就是儒学？国学大师的标准是什么？某些人物（如鲁迅）被称为国学大师是否合适？这些问题的学术底蕴都是很丰厚的。在一个崇尚理性思考、尊重多元文化的社会中，我们应该欢迎在这些问题上的见仁见智。我无意求证《学苑春秋——20世纪国学大师档案》的编写与此次网上评选活动是否有内在的联系，但我相信，编写者对以上讨论意见，应该是有所思考、有所借鉴的。一为网络世界的开放式讨论，一为传统出版物，两者相得益彰，是否可以称之为2006年国学知识普及教育的两件盛事？

今天，对抱憾传统学术的中衰和有志追慕前贤的人而言，了解上个世纪的国学大师的治学特点、人格魅力、传记资料、乃至于轶闻趣事，都是富有意义的。我认为，可以与读者一道用“开卷有益”来表达对《学苑春秋——20世纪国学大师档案》的期望。它对读者的启迪应该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其中也可以包括对本书的内容所引发的思考。如，鲁迅先生是否应该入选“国学大师”，就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如果从其学术旨趣而言，鲁迅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抨击之激烈，是学者所熟知的，从这一角度说来，假如鲁迅先生地下有知，得知他被列为“国学大师”，也许他会“吹胡子瞪眼”；如果从其研究对象与研究水准而言，仅凭《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字史纲要》两部名著，鲁迅先生被尊为国学大师也有足够的理由。由此一例可见，提出一个明晰而无争议的“国学大师”标准，似乎并非易事。

借着关于鲁迅先生的话题，我愿再赘数语。当年的鲁迅先生，曾经对部分以传承传统文化自命的学人出语讥讽，但对王国维先生却另有一番评价：“中国有一部《流沙坠简》，……要谈国学，那才可以算一种研究国学的书。开首有一篇长序，是王国维先生作的，要谈国学，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400页）这里面最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不是鲁迅先生对王国维个人的评价，而是他的学术眼光——重视运用新出简牍资料来重新认识传统文化的人，才是真正的国学栋梁。如果我们认可鲁迅的思路，就应该得出一个观点：那些仅仅把整理传世文献视为国学之业的人，视野与胸襟均难免褊狭之讥。生活在21世纪的我们，对国学的态度，应该是充满理性的。国学应该是我们的研究对象，而非崇拜对象。国学当然是中国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本基因，更是中国学人应该具备的素养，但只有把它置于文化多元的格局之下才有意义，如果有人意图把国学与当代文明割裂开来、对立起来，则是愚蠢的举动。研究国学的具体方法，则应该是与时俱进的。只有站在学术前沿的研究，才是有价值的。

我们这一代人，对于国学存在着“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重大缺陷，这是以否定传统为荣、甚至宣称要与传统“决裂”的时代所造成的悲哀。但愿年轻的一代，可以在宽松、宽容的气氛中，自由地学习国学，从中汲取为人处世的精神财富。

借鉴前辈学术大师的治学经验，可以使后人在学习和探索的过程中有所遵循，减少失误。仅从这一意义上说来，《学苑春秋——20世纪国学大师档案》也是应该向广大读者真诚推荐的。当然，本书的价值，应该由潜心读过的人加以评说。

2006年8月于北京

清理和总结20世纪学术史，就好像20世纪时整理国故一样，是个有意义的课题。自然，对于20世纪学术史的清理和总结理应有多种方式。现在，我们呈现给大家的“国学大师档案”就是基于这一认识的一种尝试。

“国学大师档案”选题的策划和创意，是河南人民出版社编辑张前进提出的。前进君思路清晰、视野开阔，做事执著，有很强的事业心，也很懂得和作者打交道。他与我谊兼师友，乃属故旧，近年他为编辑出版经常往来于京津，我们见面的次数就多了。他提出按照当年我给他们讲述陈寅恪的篇幅和形式编写一本国学大师档案。他的这一想法很符合我的思路。多年来，我工作之余常以阅读大师学述、自传和学林忆往等自娱，本世纪初，还为当时在世的大师编辑过一套“名师讲义”(该丛书已由厦门的鹭江出版社出版发行，张岱年先生就是该丛书的作者之一)。这样，当前进君提出这一设想时，我们一拍即合。在工作过程中，他提出了很多具体和有价值的建议，本书中的人物图片也是他负责搜集的。

和我一起完成本书的作者，都是在各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国家图书馆等机构供职的中青年学者，差不多是清一色的博士，有几位还是博士后研究人员。他们都学有所长，年富力强，思维活跃、思路开阔，接受过较为严格的学术训练。有的作者，还和自己笔下的大师在学术上或师承上有种种的渊源。最可贵者，他们具有令人感动的团队意识，齐心协力，共襄此事。在稿件多次往还、反复修改的过程中，没有一个人表示出不耐烦，大家态度端正、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在7一起感受20世纪国学大师的学术魅力的同时，我们之间又增进和培养了深厚的学术情谊。这是我在这一工作过程中的一大收获，也感受颇深。在这里，我将各位同仁的简况和对本书的贡献略作交代。

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史卫博士(财政部财政研究所)承担了“蔡元培、胡适、钱穆、王国维、辜鸿铭”的写作。北京大学哲学系汤一介先生的博士生徐强承担了“汤用彤、张岱年”的写作，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生邓联合(中国矿业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2003年出版过专著《传统形上智慧与社会人生的现代开展——冯友兰先生“贞元六书”研究》，他承担了“冯友兰”一篇。南京大学白欲晓博士(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副教授)，毕业论文即为《牟宗三道德形上学研究》并被评为优秀博士论文，他承担了“牟宗三”的写作。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的王智慧博士(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副教授)承担了“鲁迅、林语堂、钱锺书”的写作。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博士生白效咏承担了“廖平、陈垣、俞樾、吴宓”的写作。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吴旺宗承担了“傅斯年”一篇，毕业于山东师范大学古文字专业的研究生王世利(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文系教师)承担了“赵元任、刘师培、罗振玉、钱玄同、黄侃、沈兼士”的写作，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明史研究方向的研究生李坚(国家图书馆善本部研究人员)承担了“张元济”的写作，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博士生郭继承(中国政法大学教师)承担了“范文澜、马一浮、严复、金岳霖”的写作。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的张小锋博士(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承担了“康有为、梁启超、郭沫若”三篇，并对石涛博士(山西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承担的“章太炎”一篇做了补充，李军博士(中国农业大学博士后)承担了“顾颉刚、吕思勉”的写作，段伟博士(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博士后)承担了“柳诒徵、熊十力、梁漱溟”的写作，任士英博士(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承担了“陈寅恪”和前言的写作。史睿博士(国家图书馆善本部)虽然没有参加具体的写作，但是我仍然感念他对于本书的贡献。

大家郑重认真、文责自负。他们初稿写成后，我进行了文字和体例上的加工，有的还代拟或另拟了标题，有的稿子来回有过三四遍，删削改动很大，虽然不敢也不能说没有了错误，但是我要感谢各位作者在工作中给予我的无私支持和充分信任。  由于各位大师的资料十分丰富，除了介绍其生平，还要总结其学术成就和治学风格等，大家在写作中参考了学术界已有的成果，在每篇行文的夹注和篇末的“相关阅读书目推荐”中，我们都力所能及地作了说明或提示，在此谨向给予我们帮助的这些成果的创作者表示感谢。除此之外，由于体例等局限，一定还会存在一些遗漏和疏忽，但也绝对不是无视原作者的辛苦劳动。我们一直奉行和遵循学术规范，在此谨作说明并请读者体察鉴谅。

最后，我要郑重向我所尊敬的老友孙家洲先生(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常务副院长、博士生导师)表示感谢。本来他是同意一起参与本书工作的，后来激流勇退。我个人理解的原因，这大概是因为国学网关于“国学大师”的热烈讨论等一系列事件发生，他是避免公私不分，担心把一项学术工作和自己的公务身份混淆起来，所以我尊重了他的决定。在我的要求下，他勉强同意为本书作序，虽然此举我不避挟以自重之嫌，但是他对于工作的勤勉，对于“国学”和这一话题的谨严以及他自己不因私而害公的自律，给了我深刻印象。我表示遗憾的同时，也要向他表达理解和深深敬意!

本书能够顺利出版，我一定要和作者一道对河南人民出版社的领导表示感谢!

二00六年八月十二日任士英记于北京木樨地南里之何意栖斋，时酷暑难耐忽预报明日暴雨。最高气温27℃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