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友》丛书是一种陆续出版的、强调“当代”关照的人文读物。强调以感受映照人生，以事件折射时代，热衷于理趣与情趣的非虚构性表达。尤其关注“文革”结束以后，即1976年以来在中国发生的种种纷繁驳杂的历史事件和丰富多彩的社会文化事件。特别致力于民间及个人视野的开拓，注重在中国当代历史进程中的大背景下，表达个人独特的人生感知和生活体验。以人文的视角、以讲述的方式、以现场的姿态是它基本的表达方式。

《良友》之所以如此命名，主要是表达对中国现代史上老“良友”图书出版精神的景仰，并试图将其传承和发扬的由衷之心，这也是建立“良友书坊”的一个重要缘由。

《良友》丛书第1辑《记忆的首日封》体现了对当代民间记忆的关注，书中残雪的《囚禁自己》、孙少山的《大肚川忆旧》、赵柏田的《1980年代的老县城》和于青的《过去的好食光》等，通过个人的体验，在真切的记忆中反映了时代和社会的风云变幻。用赵柏田的话说：印像中，80年代就是由这些支离破碎的画面叠加拼装成的。它们静静的残缺，病态的富足在记忆的光照下成了一座颓败的旧建筑。 而对于孙少山来说，大肚川的记忆则是他生命中最刻骨铭心的体验：那真是一座不同寻常的山，它的东面就是前苏联，山脚下流淌着国境河，胡布图河。这座高山上的工事就是为了扼制苏军的进攻的。东宁要塞曾经被称为东方马其诺防线。它是整个东宁要塞的核心。研究军事的人说它是二战时期，亚洲最大的军事要塞。而我，在这个最大军事要塞里挖煤生活了整整16个年头儿。

如果说上述是个人的记忆和体验，那么，《死在飞机上的博士》（薛原）、《张主任》（吴茂华）和《马当路憨大》（张远山）则是通过对“他”的记忆和描绘，记录了在社会演变中的人和事。

该书最打动人心的，就是《一个抑郁症患者的遗书》（奥基弗），“留给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我并非不留恋这个世界，但是37岁的我已经站在了悬崖边上，前面只有两条路——死亡，或是进精神病院，我选择死亡。”读着“遗书”主人奥基弗如此理性和平静的叙述，能感受到彻骨的寒冷。37岁的奥基弗已经选择了死亡，但她的这封两万余字的遗书却给我们留下了追求精神价值的人生宣言书。奥基弗，女，医学硕士，曾为主治医师，后弃医从事网络写作。2005年秋住进精神病院，2006年夏在家中自杀。她的遗书，是一个抑郁症患者的痛苦自述，也是一场自我战争的文本记录，更是一个精神追求者的内心独白。遗书中有对家庭教育的无情拷问，也有现实与理想的激烈冲突，更有身体与欲望的相互征服……

傅光明的《“百家讲坛”的前世今生》则对当下电视文化的“霸权”和“百家讲坛”的来龙去脉做了细致的描绘和剖析，关于如今“百家讲坛”的火爆，傅光明在文中关于收视率和学者“讲课”方式的一段分析可谓一语道破：“收视率是真正学术和学者尊严的冷面杀手。所以，即便是前任制片人治下的‘百家’，也脱不了这个俗。在文学馆与‘百家’合作的中后期，已经出现学者对于电视编导的不满，因为编导在制片人迫于收视率的压力下，在与学者沟通时，已经开始反复强调让学者变着花样讲故事。摆在学者面前的只有两条路，如果想出镜，就要屈尊说书；如果还要保持学术矜持，就要疏离电视。”而几篇关于易中天的批评和辩护则是对“前世今生”最好的注释。蒋泥的《夭亡的诗心》重新解读了诗人顾城的人生和爱情悲剧，对诗人在海外的孤独生活和情感上的波折，通过当事人的书信、回忆和知情人的讲述，给出了一份关于生命、价值和爱情的报告。同样是在海外，画家傅红的艺术与生活则呈现了另外的风貌，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诗与绘画的区别，这也类似于现在国内诗与绘画的生存现状吧。

《“我的最后的北京”》（朱冰）和《上海的爱与路》（周佩红）则是两位女性作者对所居住城市的个人解读，在朱冰眼里，“原有的北京老了，原有的四合院老了，但这不是北京和四合院本身的错，不能成为火柴盒式的北京替代老北京、新四合院替代老四合院的理由。”而上海对于周佩红来说，更多的是个人的细腻感受：我降落。我降落的地方很小，我的视野有限。当我抬头，天空中悬铃木枝桠上栖息着的飞翔姿态的白玉兰（它们长在了一起）再次撞入我的眼帘，街口有一对年轻恋人正倚着各自的自行车热烈接吻，行人从旁经过时都带着不易觉察的祝福的微笑，高处有一块写着“梦想”、“现实”字样的大广告牌在阳光下闪着非现实的橙色光，但我知道这是现实，今天，此刻，上海。

从情趣和个人独特体验上来说，书中的《一个满是记忆的首日封》、《绿头巾·绿帽子》、《喜欢小男人的理由》等篇则是最好的体现，有些体验的确是独特的，譬如《一个满是记忆的首日封》一文的作者，在文中袒露了她在一次国际汽车拉力赛中的独特遭遇：“我遭遇了我人生中迄今惟一一次同性的性骚扰。 骚扰者就是那个摄影组的穿墨绿工作衣服的女人。”

超文本

一个抑郁症患者的遗书（奥基弗）

心灵史

囚禁自己（残雪）

1980年代的老县城（赵柏田）

过去的好食光（于青）

大肚川忆旧（孙少山）

访谈录

傅红：艺术与生活（邢小群）

铿锵锵

《百家讲坛》的前世今生（傅光明）

易中天的秘笈或伎俩（胡修江 丁国强）

我为什么要批评易中天（葛红兵）

为易中天两辩（杨曾宪）

私房菜

绿头巾·绿帽子（李梅）

旗袍不能承受之重（卫撄宁）

喜欢小男人的理由（叶行昆）

档案馆

夭亡的诗心（蒋泥）

鹅毛笔

《莎乐美》的故事（余凤高）

速写簿

死在飞机上的博士（薛原）

张主任（吴茂华）

马当路憨大（张远山）

演讲稿

密云：彩云密集的地方（刘齐）

百年中国：文化传统的流失与重建（刘梦溪）

旅行包

一个满是记忆的首日封（diandian）

刘文彩庄园见闻记（燕妮）

连城诀

“我的最后的北京”（朱冰）

上海的爱与路（周佩红）

良友稿约

良友余话

这么多年来，我从未允许自己沉迷在庸俗的电视剧里，除了犯病的时候。二十七岁犯病那年，我就是木僵地毫无兴致地坐在电视机前。这半年，又是这样，除了睡觉，就是看电视，过着猪一样的生活。

住院的两个月，我胖了很多，xx通和xx平都是让人发胖的，出院以后，我的许多衣服都穿不上了。现在的药真是贵，xx平60块钱一片，我爸我妈毫不犹豫地给我买了，他们盼着我好，但是我知道我好不了，就算是好了，也得一辈子当他们的寄生虫，耗费无数金钱。在医院查房的时候，大夫总问我最近感觉怎么样，我都说好多了，情绪很平稳，其实根本就不是那么一回事，所谓的情绪平稳只不过是木讷、呆板，对任何事情都不感兴趣，没有欲望，没有想法。

我厌恶医生，尤其厌恶精神科医生，他们有权剥夺一个人外部的社会生活，而且，他们有一个逻辑，你要是不承认自己有病，你就是有病，你要是承认自己有病，就说明你对病情有自制力。

为了早点出院，每次大夫查房我都迎合着她的心思说，终于有一天，大夫说我基本上好了，可以出院了。

一出院，我就去电脑上写文章，几次写下来，我绝望了，我丧失了写作的激情和欲望，再也写不出好文章来了。人说文思如泉涌，我的泉水干涸了，这个时候我绝望了。我自己去弄来安眠药，大半天大半天地睡觉，整下午整下午地看电视，我觉得我生命的意义已经被抽干了，我的欲望被阉割了，我变成了一个行尸走肉。过了一些日子，我自己停用了xx通和xx平。我不能再写字了。我生命的根被拔掉了。我被那些药物阉割了。吃xX通和xX平的那两个月，我停经了，我想我真的变成一个老人了，我还没灿烂过就老了。

我爸爸妈妈都是极善良、极优秀的世上难找的好人，他们都是医学专家，他们都很有学问。但是，他们实在是太理性了。这二十年来，无数的结结成了死疙瘩，解也解不开。这么多年来，夜晚对我来说是煎熬，我吃很多安眠药，这些年我吃的安眠药毒死一百个人都够了。一盏孤灯，一个人在床上辗转反侧，这十年来，我都被修炼成一个“姑子”了，闲敲棋子落灯花，销尽窗外一夜春。这两句，是我写的。

我老了，我现在只是想给自己写一个回忆录。

在这个小小蜗居里的这张床上，我奶奶过世了。我病得很重。这张床，几乎成我全部的活动空间，我妈说，她可能具备我奶奶的素质，我奶奶兢兢业业地当了一辈子小学老师，她也兢兢业业地干了三十多年医生，但是我总觉得我妈不像我奶奶，我奶奶是个慈祥的老人，而我妈妈是个大教授。每次我想跟她聊天的时候，都像是一个教授在训导一个学生，结果总是教授是对的，学生是错的。她总说要向前看，要向前看，我知道她满心希望我好起来，但是我心里很清楚，我是好不起来了，她从来都说真理，向前看，向前看。

有一天，我买了一份《小说月报》，作者都是我的同龄人，他们有的是中文系毕业生，有的是文学硕士研究生，我跟她说我烦躁、气恼，她说要向前看，你也可以写，而且还能比他们写得更好。她说你也写嘛，你可以把你的经历写下来。我这不是正在写着嘛，我要为我三十七岁的生命做一个总结。我妈鼓励我说，医院里的老师都夸我的病历写得好，这么好的文笔，为什么不当医生写病历呢?她根本就不懂，我的文字不是为了写病历用的。我知道写病历是怎么回事。在我做实习生的时候，医院为了争取当上三级甲等医院，就把以前所有不合规范的病历拿来让我们重新撰写，所有没做的检查单都根据日期补上，没做死亡病例讨论的病人就叫一个文笔好的同学伪造一我的范文，学校里编辑的优秀作文集里，每次都有我的文章，写作文是一件极快乐的事。读高中时，我是个好学生，曾跟着B市学联去北京，参观过北大，见过未名湖。从那时起我就有了自己的理想，但在上到高中二年级文理份。在我当实习生的时候，写过无数假病历，贴过无数假化验单，杜撰过无数死亡病例讨论。

我知道我不适合当医生，因为我是一个过于感性的人。我多么留恋我的高中时代，那时候，每一次作文课都读分科的时候，我与父母产生了尖锐的矛盾。他们希望我读理科，考医学院，继承他们的事业。医学院是这个世界上最无聊、最死气沉沉、最缺乏想像力的地方。在这个问题上我跟父母发生了冲突，所有的亲朋都来劝说我，最后，我屈服了。

二十年前，我十七岁，我曾经被一个大我五六岁的男孩子诱骗。那个男孩在一个编辑部工作，他喜欢古典音乐，就约我到编辑部去听音乐，他很有经验，开始几次，他总是约我去听音乐，我们说话谈艺术谈人生，觉得很投缘。然后，他慢慢地靠近我的身体说一些动听的情话，他让我感到松弛，然后，他开始慢慢地抚摸我的手、我的胳膊、我的身体，当他觉得我开始变得紧张的时候就停下来。慢慢地，我开始接受他，终于有一天，他拥抱了我并吻了我，但他没有继续，他放开了我，他跟我约好第二天见面，我隐隐感到了危险。那天下午，我没去，直到现在我还记得书、烟草和男人的体味混在一起的充满性感的味道。

二十年前的问题，到现在可能就不是问题了。一个二十岁的女孩，身体健康，性欲旺盛，就和一个她一不小心喜欢上的不是太合适的男孩有了性关系，而她把这告诉了父母，她真是太诚实了，那么，她的父母应该采取什么态度?二十年前，我们家的天塌下来了，正是青春勃发的年龄，正是欲望炽烈的岁月，我忘记法定婚龄是多少，但是现在大学生都可以结婚了，就是那些单身贵族也肯定不是“和尚”和“尼姑”。我有性关系了，我告诉他们了，他们雷霆震怒，那个男孩的确是个不合适的男孩，但我痴迷了，我失去了判断能力，对二十年前的事，我不想多说。

树木健康地生长，长成什么样子都是美丽的，社会却不是这样。这让我想起福柯，他在街上公开追逐美少年，主张开放所有的疯人院。

我想起十七岁的时候，我是一个多么健康开朗的女孩，二十年后的今天，我却如此闭塞孤独。

我已经丧失了文字表达能力，并对网上的那些闲话毫无兴趣了。

没有人明说，但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个女孩精神有问题。

我的老师A是我父母的挚友，他说的话是真理：要全面发展。于是我在抗拒了三个月之后进了理科班，恶补数理化。

我的志愿表上清一色填的是医学院，他们说让你妈教你就行了，亏了我没有呆在x医学院而是去了Y医学院。可是在那里还有他们无微不至的保护伞，那个死气沉沉的医学院只有一个错误的男孩愿意跟我谈文学，从此一切都错了。P1-4

留给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我并非不留恋这个世界，但是三十七岁的我已经站在了悬崖边上，前面只有两条路一死亡，或是进精神病院，我选择死亡。——奥基弗

我是不太相信医院的，以前去过几次。从未得出任何结论。我知道我的病只能靠自己。也许对我来说，这不是什么病，只是我特殊的异质的生存方式。——残雪

是的，原有的北京老了，原有的四合院老了，但这不是北京和四合院本身的错，不能成为火柴盒式的北京替代老北京、新四合院替代老四合院的理由。——朱兵

当我抬头，天空中悬铃木枝桠上栖息着的飞翔姿态的白玉兰(它们长在了一起)再次撞入我的眼帘，街口有一对年轻恋人正倚着各自的自行车热烈接吻……——周佩红

“裂痕”出现，最初是由于另一个女人李英的“强行”介入。那是个强烈地做着“出国梦”的女人。她以顾城为“跳板”，一步步实现了自己的梦，用两个人的生命作了代价。——蒋泥

印像中，80年代就是由这些支离破碎的画面叠加拼装成的。它们静静的残缺，病态的富足在记忆的光照下成了一座颓败的旧建筑。——赵柏田

今天去北京的大山子画家村看了一下，那个脏啊!你说画家要的就是这个脏劲儿，也说得通，但这也是市场呀，那个破房子，没有任何人去，大概只有开幕式，自己找些人来。——傅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