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历不算很深，军阶也并不太高的戴笠，在国民党中，却是个权力无限，令人谈虎色变的角色。以残酷无情著称的戴笠，号称“蒋介石的配剑”、“中国的盖世太保”、“中国最神秘人物”，由他一手策划和创建的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是国民党的两大特务系统之一。本书以一位历史学家的严谨细致分析了戴笠和军统的发迹及结局。

戴笠领导军统所进行的特工活动，经历了十年内战和抗日战争两个历史时期，他们自始至终都是秉承蒋介石的旨意，以反共反人民为职志，这是其政治活动的主导方面，但在抗日战争时期，由于蒋介石在对日态度上，既有抗战的一面，又随时准备妥协投降，体现在戴笠及军统的特工活动上，也自然有着两方面的表现：一方面进行过锄奸、反问、敌后游击等抗日活动；另一方面又与敌伪进行多方面的勾结。本书对这两方面都作了如实记述，以求全面反映当时纷纭错杂的历史现象，对历史人物和事件多角度的剖析。

前言

第一章 戴笠的早年

 1．早年教育

 2．浪荡生涯

 3．步入黄埔

第二章 特务生涯的发端

 1．蒋介石的联络参谋

 2．参加创建“力行社”

 3．“力行社”特务处

第三章 上海的组织与活动

 1．围捕共产党

 2．暗杀杨杏佛

 3．暗杀史量才

第四章 平津的组织与活动

 1．建立平津站

 2．谋杀吉鸿昌

 3．侦毙张敬尧

 4．刺杀石友三

第五章 对付反蒋派

 1．破坏“福建事变”

 2．侦破南京刺汪案

 3．瓦解“两广事变”

 4．戴笠西安“救”蒋

 5．拘押杨虎城

第六章 抗战初期的活动

 1．组建“别动队”

 2．对日“情报战”

 3．诱捕韩复榘

 4．暗杀王克敏

 5．唐绍仪之死

第七章 军统局的改组及膨胀

 1．改组重建军统

 2．一切听命蒋介石

 3．军统特务训练班

 4．忠义救国军

第八章 河内刺汪始末

 1．部署河内跟踪

 2．暗杀行动失败

第九章 西南地区的组织与活动

 1．军统大本营重庆

 2．镇压军统内中共组织

 3．制造“抢米暴动案”

 4．息烽集中营黑幕

第十章 西北地区的组织与活动

 1．军统西北区

 2．暗害宣侠父

 3．打入延安和边区

第十一章 沦陷区的组织与活动

 1．上海组织整顿及杀敌锄奸

 2．武汉地区杀敌锄奸

 3．平津等地杀敌锄奸

 4．沦陷区组织的瓦解

第十二章 权势的扩张

 1．掌管交通检查权

 2．争夺缉私署大权

 3．取得邮航检查权

 4．夺取战时货管局

第十三章 对军统人员的管理

 1．家长式的统治

 2．奖励与惩处

第十四章 中美合作所

 1．寻求美英合作

 2．中关合作协定

 3．中美合作训练班

 4．敌后“合作”行动

第十五章 与敌伪的勾结

 1．参予港澳会谈

 2．派员往京沪活动

 3．“策反”周佛海

 4．勾结李士群

 5．联络伪军头目

第十六章 抢夺胜利果实

 1．倾巢出动抢夺地盘

 2．参予“劫收”趁机渔利

 3．独揽肃奸掩人耳目

第十七章 戴笠殒命军统改组

 1．以退为进保存实力

 2．争权夺利戴笠坠机

 3．变换门牌军统改组

后记

1914年，戴笠年满17岁时，娶了本乡农民毛应升之女毛秀丛为妻。毛氏温顺贤淑，婚后夫妻感情尚好，第二年生子取名善武，字紫理。因长得白胖，呼之蚕儿，后改名为藏宜。

戴笠尽管对失学不在意，但在乡间无所事事，时间久了，感到无聊至极，何去何从，心中没有定数。他与其父亲一样，自视清高，不愿从事农业生产，闲极无聊时，就与一些意气相投的人聚集一起，以玩乐度日。江山一带有办花会的习俗，戴笠也就混迹其间，并充当花会的主筒官。

花会原盛行福建，江山县与福建毗邻，很早就传人了。这是一种参加人数十分广泛的赌博活动，其方式是用36个古代人名，如太平、艮玉等分作36门，由赌博者在36门中自择一名下注，赌资数目用纸书写清楚，自行密封交与经纪人带至赌场。赌场由主筒官从36门中任择一名写于红纸上，系以红丝，并加密结，称为“封子”，于聚赌前当众悬于赌场内的屋梁上，状似一卷小画幅。“封子”后即由各经纪人陆续将自己所经收的赌注交与赌场经办人，称之“入注”。待入注手续办完，场方宣布开封，如注中有射中主筒官所开列的古人名时，即由场方照其所下注金额的30倍给赏，称之“彩金”；凡射不中者，注金悉归场方所得。这种赌博，其中有许多讲究，36门(人)中，每门有象形，有绰号，有故事。因系每日一赌，头天开局所用过的人名，第二三天不得沿用与之相关的某一二人名，因有某些规律可循，主筒官与赌客之间选择人名时，都要依据以往开局所用人名的记录资料，从中研究对方心路历程与虚实惯性，互斗心机。这种赌博官方是禁止的，赌场一般设在山庙等偏僻地方，并派有嘹望哨和游动哨监视观察警方的动静。赌客不亲临赌场，只是将押注单及赌资数交付经纪人。经纪人则用暗号密记在一总单上置衣履夹层中，赌资也只开数目，不携带现款。这种花会活动中的联络、监视、密记、暗号以及揣摩对方的心理战术等等，戴笠都运用得十分娴熟，这与他后来从事特务活动在一些术法上不无相通之处。

除花会之外，戴笠对其他文娱和封建迷信活动也有着广泛的兴趣。江山县志记载：“邑好弦歌，岁遇有秋，则丝竹管弦之盛几如坏祝冲妪。”他善操各种民间乐器，如锣、鼓、钹、胡琴样样拿手，春节耍龙灯，更是技艺超群。就是江湖上的一些巫术以及设坛开乩，求神问卜种种，他也深知其中的奥妙。仙霞岭上的天乙寺，大殿后侧有一间屋子设有乩坛，陈香案蒲团沙盘，三五日举行一次示乩，戴笠兴起时也常来这里消磨时光。在这些聚会场合，由于他逞强好胜，往往与人发生冲突。有一次因他欺侮一少女，被广渡乡乡长华春荣一顿狠打，幸得一毛姓老人为之说情，始得平安回家。但另一次却在邻村化龙溪惨遭私刑。戴家闻讯前往营救，才获释放，从此得了慢性鼻窦炎。这种放荡潦倒的生活，对他个人来说也非情愿，他很想寻找那么一条能够飞黄腾达的捷径，这条捷径他却找了很久。

1916年夏天，衢属五县联合师范学校招生，报考的人十分踊跃，戴笠也在友人的劝导下报名参加应考，结果以第二名的优异成绩被录取，但他不愿从事默默无闻的粉笔生涯而没有前往就学。

翌年，戴笠年满20岁，仍是成天闲逛，无所事事。家中纵有薄产，也只能是坐食山空，其母蓝氏虽不言贫，他自己也觉得这样下去终非所计。这年浙军第一师模范营招收学兵，在当时武人当道的社会环境下，靠仗剑驰马是很容易发迹的，便决然前往报考，被取录。未料入伍不久，11月下旬浙江军阀发生内讧，浙军第一师等部在宁波通电宣告自主，与省署军队交战。第一师不堪一击，首先溃败，模范营解散，戴笠也就流落在宁波。他母亲闻战事结束，急盼儿子归来，而又没有任何音讯，便亲自前往宁波寻找，走遍大街小巷，多方询问，才在一座古庙里找到他。

戴笠经过这番周折，心灰意懒，在此后一段时间里不再作外出的打算了，闲极无聊时便邀上一些好友，在仙霞岭一带遨游，凡这一带的名胜古迹，何处山岭最高，共有多少石级；何处庙宇最古，系于何时修建；何时曾在山岭用兵，胜败如何，他都弄得清清楚楚。如此在家闲居了二三年，乡人料定戴笠将和他父亲一样，是个没有出息的败家子。就是他母亲也常以“了鬼”(方言败家子之意)称之。这时，他往昔在文溪高小的同学，许多已升人大学，就是一向听从他摆布的周念行，竟已东渡日本，成了明治大学的留学生。这对一向自负的戴笠来说，无疑是个刺激，便决计再次外出闯荡。戴母深知他是不甘居人下者，久居家中，难以成器，不如再让他到外面碰碰运气。于是将部分山地变卖，供作川资，临行前向他讲了一番要堂堂正正做人处事的道理，说：“一个人死后，要令人家感叹一声——唉!而不能令人家发出轻蔑、不屑和鄙夷的——啊?”

戴笠这一次外出，主要是在沪杭一带厮混。据他自己尔后与人谈起这一段经历，说他初到上海时，苦于没栖身之所，他有个表妹夫叫张冠夫，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当一名小职员，夫妻二人住在一亭子间里。戴笠前往投奔时，张冠夫念在至亲的份上，只好接纳。张夫妻俩睡在床上，戴就打地铺睡在地上，弄得张夫妻很是尴尬。张冠夫倒不说什么，表妹王秋莲则不免有些冷言冷语。戴笠发迹后，念着张冠夫待他的好处，提携他在军统局本部当了少将处长，而对其表妹则一直耿耿于怀。

当时的上海，是帝国主义和军阀买办的世界。戴笠在这里一直没有谋求到正当的职业，有人说他曾为人司笔札，也只不过是临时糊口罢了。他的志向不在谋生上，而是要寻找一条能够攀上权势的阶梯，由于没有什么有力的靠山，要找这样的阶梯也不是轻而易举的，只好成天在黄浦滩鬼混度日。

1920年11月，孙中山由上海重返广州，重组护法军政府，为筹措革命经费，派蒋介石、戴季陶、张静江、陈果夫等人在上海交易所做经纪人。这时戴笠也在交易所打杂，时而受蒋介石等人的差遣。戴季陶得知他也姓戴，又是浙江同乡，便问他读过书没有，青年人对前途有什么打算?戴笠机警的眼光早已观察到这几人不像纯粹的商人，与之交往的人中也是神秘莫测，他猜想可能是革命党人。当时他虽然对革命党知之不多，但其中某些著名人物也是知道一些的，便回答说：“青年人要干，就要像陈英士、徐锡麟一样，干得轰轰烈烈。”并告诉戴季陶，自己受过中等教育，现打流在上海，还没有找到一个十分理想的职业。此后戴季陶对他稍有好感，常常给予关照。蒋介石见戴季陶如此，凡属跑腿上街的事，也分派戴笠去做。陈果夫则始终对他没有好感，戴笠对陈也就一直心存芥蒂。1921年冬，蒋介石等人在交易所搞投机失败，去了广州，关系也就中断。

人们对戴笠在上海这段日子的流荡生涯，有着不同的传说，有的说他参加了帮会组织，有的则极力加以否定。否定的说法有这样几种：一是说戴为人坦率，对早年落魄情形，在老友面前从不隐讳，惟未闻他谈参加帮会事。二是说戴给予人的印象是：“一派高雅风度，言谈举止，看不出有帮派气息。如他曾参加帮会，沾染恶习，久而久之，是难免在不觉之间显现原形的。”还有的说，戴当特务头子之后，对其部属的手令中有“特工之干部人员，切不可用流氓”诸语，戴所说的流氓，意指帮会中人。这些说法都是在戴笠发迹之后，其追随者们故意加以矫饰。就拿所谓手令“切不可用流氓”来说，不仅他的许多罪恶活动借助流氓、帮会头子，且特务组织中吸收了大量的黑社会人物。

与此相反，有的人肯定戴在这时参加了帮会组织。如徐铸成所著《杜月笙正传》中说，1923年戴笠在上海，不知由何人介绍，与杜月笙认识了，杜“与戴一见面，就认为戴是一个‘人才’，倾心纳交，不久结拜了兄弟。戴比杜小八岁，称杜为三哥”。徐说这是他看到的一份和杜、戴两人都熟识的人提供的资料。这份资料是难以令人置信的。杜月笙当时已是上海滩炙手可热的人物，与上海最有权势的闻人黄金荣，张啸林结拜为兄弟，按当时戴笠的身份和处境，是根本攀不上的。戴笠和杜月笙的结交，是1927年以后的事。

P7-10

戴笠是众所周知的蒋家王朝特务头子，由他创建和领导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是民国时期最大的一个特务组织，它作为蒋介石专制独裁统治的重要工具，对中国政治社会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在对戴笠和军统这一课题进行深人研究的基础上，撰写一本较翔实的专著，不仅对研究民国时期的政治制度和特工史有着直接的关系，且对广大青年进行国情教育也是十分必要的。

由于戴笠及军统组织所进行的特工活动极为隐秘，而有关的档案资料除有些被焚毁外，几乎全部被携往台湾，这自然是研究和撰述中的首要难题。好在近些年来，许多当事人写了不少忆述文章，揭示了一些鲜为人知的重要情况，台湾方面也陆续出版了几本有关戴笠的专著和资料，尽管在立场和观点上与我们有着根本的不同，但其中所披露的一些史实，经过去伪存真，也是很有参考价值的，再经笔者从有关的文献史料中广泛搜觅，还是获得了比较丰富的史料，使得这本书的内容较为充实。当然，某些方面不尽完善，也在所难免。

特工活动作为阶级斗争的手段，它所表现的形式是千姿百态的。本书对一些典型事例作了较多的情节叙述，其用意在于通过历史地展现特工活动的具体情景，以加深对事物的本质认识。对有关的史实，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缜密地加以考证，摒弃社会上流传的某些似是而非、道听途说的所谓“秘闻”，以求其历史的真实性。  

戴笠领导军统所进行的特工活动，经历了十年内战和抗日战争两个历史时期，他们自始至终都是秉承蒋介石的旨意，以反共反人民为职志，这是其政治活动的主导方面，但在抗日战争时期，由于蒋介石在对日态度上，既有抗战的一面，又随时准备妥协投降，体现在戴笠及军统的特工活动上，也自然有着两方面的表现：一方面进行过锄奸、反问、敌后游击等抗日活动；另一方面又与敌伪进行多方面的勾结。本书对这两方面都作了如实记述，以求全面反映当时纷纭错杂的历史现象，对历史人物和事件多角度的剖析。

军统组织规模庞大，遍及全国大部分地区以及海外，尽管各个组织的规模与活动有不尽相同之处，但其性质和特征都是一样的。本书在写法上没有面面俱到，只是有选择地写了几个有代表性的地区组织及其活动情况，以见一斑。

本书的撰写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王学庄，曾业英、徐辉琪等的鼓励和帮助，并由曾、徐二位先后审阅了书稿，提出许多宝贵意见，特致以谢忱。由于笔者的水平所限，缺点错误在所难免，祈望专家读者惠予批评指正。

著者

拙作《戴笠和军统》一书，于1994年作为“中华民国史丛书”出版后，承蒙读者的错爱，给予了肯定的评价。有人为之写了“书评”，认为较全面、客观地反映了戴笠的一生和军统组织的概况，史事有据，叙事严谨，既具有史著的严肃性、学术性，也有其可读性。也有人认为这是一本将戴笠和军统这一热门话题纳入科学研究轨道的尝试性著作。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于1996年给予了“1992—1994年优秀科研成果奖”，这都是对作者的鼓励。

戴笠和他所创建、领导的军统，的确是人们所关注的一大热门，但由于戴笠这个人的神秘性和军统组织的隐秘性，有些必要的资料，尤其是档案资料难以搜寻，写作起来有很大的难度；再由于撰述此类著作，需要具备有关的特工理论和常识，亦即情报学，这也是笔者所欠缺的。因而说是一本尝试性著作，符合笔者的初衷，意在抛砖引玉。

我在撰写这本书时，本着对社会上的某些传闻，凡找不到事实依据者，一概避而不谈，也不妄加评论。最近接受某一知名媒体的采访，提出戴笠之死的问题，说有人提出戴乘坐的专机坠毁，是军统北平办事处主任马汉三安排其心腹刘玉珠，事先在戴乘坐的专机上安放了定时炸弹爆炸所致。询问我对此说的看法。我未能见到此说的依据材料，但我认为戴乘坐的专机因气候原因坠毁，事实是确切的，从他的行程来看，是由北平起飞，经天津、济南到青岛，在济南、青岛有所停留后，再从青岛起飞往上海。他以搞暗杀著称，对自己的安全防范甚严，刘玉珠并非他的随行人员，不仅不可能进入他的专机，也不可能对戴笠行程的具体时间和气候的变化因素掌握得那么精确而定时。况且飞机是飞临上海时因气候恶劣与机场联系不上，临时折返南京穿云下降时失事的，这当中也有时间上的差距。当然，历史会给后人留下许多的“谜”，有的谜底一时难以弄清，有的或许永远都揭不开。我抱定“摒弃社会上流传的某些似是而非、道听途说的所谓‘秘闻”’(“前言”)。有的人认为这正是本书之所长，不过社会上流传的“秘闻”也不一定都是虚假的，但在没有得到确定依据之前，应当谨慎对待。

本书撰写虽从学术角度着手，但大多是用事实说话，没有过多的分析评述，只是点到为止。也有人认为这是“恰到好处”。媒体采访时还向我提出蒋介石和戴笠的关系问题，具体指的是有人说蒋介石亲自出席戴笠于1942年召开的庆祝军统成立十周年的“四一”大会，见到当时的场面，对戴笠迅速膨胀的势力产生了戒心，开始改变了对戴的重用，不久就撤了他财政部缉私署署长之职，等等。的确，这次大会的规模、场面相当庞大，展示了戴笠手中掌握的权力、地位和实力，可谓“权重震主”。但是，戴所拥有的权势蒋介石一直是心知肚明的，不能说只是通过参加这么一次大会凭感受才知道。撤消戴的缉私署长兼职是一年过后的1943年6月，原因是由于戴和陈立夫、孔祥熙结怨，被陈、孔抓住他挪用财政部经费扩大军统武装的把柄所致。值得注意的是，蒋撤掉他缉私署长职的上个月，即1943年5月，畀予了他战时货运管理局局长的职权。特别是美国海军情报部门派梅乐斯来华进行中关合作，随之建立中关合作所，是蒋介石交由戴笠主持。戴笠有了美国的靠山，得到关方提供的武器、弹药及各种装备，由美方帮助大规模训练军统武装，使戴笠的权势发展到顶峰。此事的进行，正是1942年“四一大会”后的5月开始。

上述两个问题，一是属于传闻，本书没有涉及，仅就外界提问借此谈点看法。二是关于对史实的分析论定，本书只是交代了事实经过，没有对此时的蒋戴关系作评判，相信读者会从中得出看法，这时期蒋对戴依旧是重用的，戴对蒋也无贰心。至于蒋介石是否在暗地里对戴笠有什么抑制措施，就蒋介石的为人而言，他对任何人的重用，都有提防的一面，对戴笠自然也不例外。  本书自上世纪90年代初完稿后，笔者就转做其他的项目了，并于1994年退休。这十多年来虽然断断续续地做了一些史学方面的工作，但对戴笠和军统这一课题却一直没有再顾及，想就其中某些问题作进一步研究，写点专题文章，也未能着手；对近期以来出版的同类著作拜读得也很少。此次承团结出版社的青睐和关照，惠予再版，本应作一全面考虑，使之在水平上提高一步，而由于上述原因，加之年逾古稀，精力不继，也仅就某些不足之处作了些补充和修改，缺点和错误依然在所难免，仍是抛砖引玉。在本书再版过程中，出版社编辑室张阳主任给予了大力支持和帮助，并在编辑、设计、补图等方面付出了辛勤劳动，对此深表谢意!

著 者

2006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