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发达国家正在试图踢开那个能使发展中国家爬到顶端的“梯子”——即行之有效的政策和制度，向发展中国家介绍所谓的“好政策、好制度”，以此来阻止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作者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实际上处于一个十分微妙的关系当中，发展中国家往往不切实际地幻想得到发达国家的真诚帮助，而发达国家则处处遏止发展中国家登上“发达”的台阶。本书论据充分，资料翔实，对于中国改革近30年后思考发展战略有重要参考价值。

本书作者，英国剑桥大学政治经济学系张夏准(Ha-JoonChang)博士，从世界历史发展的角度考察了发达国家是如何真正变富的，考察了发展中国家所承受的来自发达国家的巨大压力。他把发达国家现在正在向发展中国家所推荐的那些所谓“好政策”和“好制度”比作是引导发展中国家“致富的梯子”，但是，大量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资料证明，这些所谓的“好政策”和“好制度”在其历史发展早期都是高度“不完善”的，即使这些“不完善”的政策和制度发达国家也没有很好地用过，甚至根本就没有使用过。用一句形象的话来说，就是“学习我所说的，而不是我所做的”。

第一章 绪论：富国是如何真正变富的

一 导言

二 方法论问题：从历史中吸取教训

三 章节

第二章 经济发展政策：历史视角下的工业、贸易和

技术政策

一 导言

二 赶超战略

三 领先国家的引领战略和赶超国家的反应

——英国及相关国家

四 工业发展政策：一些历史谣传及教训

第三章 体制与经济发展：“善政”之历史视角

一 导言

二 发达国家的体制发展史

三 过去及当今发展中国家的体制发展

第四章 当前的教训

一 导言

二 经济发展政策的反思

三 发展制度的反思

四 可能存在的缺陷或不足

五 最后的评论

参考文献

最初，美国并没有统一的联邦关税制度，1781年国会试图获得关税制定权的努力也失败了。当获得上述权利之后，国会于1789年通过了一项关税法案，对几乎所有进口产品统一征收5％的关税，有一些商品例外，如麻、玻璃和钉子。1792年美国调高了大部分进口产品关税，但是其产业保护力度仍旧与汉密尔顿的建议相去甚远，后者要求实施广泛的产业关税保护制度和补贴。此后一直到1812年英美之间爆发战争，美国的平均关税水平一直保持在大约12．5％的水平，但是，为了满足增加的战时支出，1812年美国的关税税率调高了一倍。

正如李斯特所言(见第一章)，在战时形成的“自然”保护下，美国幼稚产业获得了发展，于是出现了维持高额关税壁垒的政治要求，结果，1816年美国通过了一部新法，将关税维持在接近战时的水平，这标志着政策上的重大变化。尽管已经不需要通过提高关税来增加财政收入了，但是美国仍然提高了关税水平，尤其是提高了棉花、羊毛和铁制品关税税率。根据1816年的关税法案，几乎所有工业品的关税都达到了大约35％的水平。从表2～1可得知，美国在1820年的平均关税水平达到了40％左右。最初，这项措施受到了所有美国人的欢迎，包括南部各州，他们希望这项措施可以促进州内产业发展。但是，一方面由于南部各州进口英国高质工业品的利益受到了损害，另一方面也由于期望的产业并没有在南部区域形成，因此，南部各州很快就开始反对提高关税的措施了。

南方种植园主在新英格兰(尤其是纽约州)航运商的支持下，迫使1820年、1821年和1823年连续三年的关税提高法案没有获得通过。可是到了1824年，一部仍旧旨在提高关税的法案终于被颁布了。1828年颁布的所谓“厌恶关税”法案进一步使美国走向了分裂。这是因为通过这个法案，北部和西部农业利益集团提高了原材料和他们生产的低附加值工业品(例如羊毛、大麻、亚麻、毛皮和酒)的进口关税，因而导致了他们与新英格兰地区以制造业为主各州之间的紧张关系。

1832年美国又通过了一项关税法案，这部关税法案将工业品的平均关税率确定在40％(关税降低幅度低于南部预期)，尤其对铁和纺织品提供了更高保护(例如羊毛制品和服装的关税税率分别为40％～45％和50％)。由于南卡罗莱纳州拒绝接受该项法案，由此引发了所谓的拒绝执行危机(Nullification Crisis)。1833年美国通过了一项折中法案。按照这项法案，几乎所有进口商品的关税水平都不会立即降低，美国将在今后10年逐步降低关税，最终将工业品关税水平降至25％，所有进口商品关税水平降至20％。然而上述持续10年的关税下调期一结束，一项新的关税法案就于1842年出台了，将关税重新恢复到1832年的水平。

P41-43

自从中国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来，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更加紧密。应该看到，一方面，中国人世加快中国经济参与国际经济的进程，促进了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提升了中国的综合竞争实力，这是中国继续发展的很好的机遇。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在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增强联系的过程中遇到种种挑战和压力。除中国以外，世界上许多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类似中国所面临的挑战和压力，有的还支付了巨大的成本。

在经济全球化中的浪潮中，如何看待西方发达国家的所谓成功历史，如何看待以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wB)、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为代表的国际金融组织的作用，如何看待这些组织以及对其进行幕后操纵的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施加的种种压力，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学者都有不同的认识，甚至截然不同的结论。

本书作者，英国剑桥大学政治经济学系张夏准(Ha-JoonChang)博士，从世界历史发展的角度考察了发达国家是如何真正变富的，考察了发展中国家所承受的来自发达国家的巨大压力。他把发达国家现在正在向发展中国家所推荐的那些所谓“好政策”和“好制度”比作是引导发展中国家“致富的梯子”，但是，大量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资料证明，这些所谓的“好政策”和“好制度”在其历史发展早期都是高度“不完善”的，即使这些“不完善”的政策和制度发达国家也没有很好地用过，甚至根本就没有使用过。用一句形象的话来说，就是“学习我所说的，而不是我所做的”。

“踢开梯子”的实质，是西方发达国家利用其控制和操纵世界经济的实力，在制定国际经济体系的规则上实行双重标准。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口头上要求发展中国家采用那些他们从来没有为发展而使用过的所谓“好政策”和“好制度”；另一方面，当发展中国家在某种程度上沿着发达国家设定的“致富的梯子”向上攀登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将要接近或达到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之前，发达国家就会制造各种借口“踢开梯子”(包括重新制定和修改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国际经济规则和标准)，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永远也不可能达到发达国家现已达到的高度。

“踢开梯子”的危害在于，它将进一步导致世界经济体系新的不平衡，扩大世界经济体系中富国和穷国之间的差距，它将使人们对国际经济组织(包括WTO、WB、IMF)制定的国际经济规则的公正性和权威性产生怀疑，激化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上的矛盾和冲突。凡此种种，都将不利于世界经济的稳定、和谐、可持续发展。

纠正西方发达国家“踢开梯子”式损人利己做法的途径是，对现行的国际经济组织进行改革，使其不仅代表发达国家的利益，同时更要充分反映和代表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致富的梯子”需要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共同来建立，一旦“致富的梯子”被取得共识，就不允许任何国家或国家联盟随意“踢开”。

中国以及一些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所取得的成就，从另一个视角证明了张夏准博士在《富国陷阱——发达国家为何踢开梯子?》中所阐述的基本观点的正确性。如果全世界的发展中国家都能够从本国的具体实际出发，共同参与“致富的梯子”的建设，他们的经济发展就不会受他人的摆布。是否可以把这种成功的经验概括为“学习他所做的，而不是他所说的”?

本书的基本观点不仅得到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赞扬，同时也得到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有识之士的认同。我概略地翻阅了译稿，已收获颇多。

我高兴地看到《富国陷阱——发达国家为何踢开梯子?》这本书在中国问世，希望中国读者能够从中获取有益的东西。  李慎明

2006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