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文集《知向谁边》主要阐述了法学教育、法学研究活动中的事项，也记述了张卫平先生对这些事项的感受。同时，作者也通过一些文章对法学圈人物进行了认真的描述。本集子收录的大多数是时评文章、序跋的集合，其文章主观、感性的色彩比较浓，“发散性”、随意性比较强。如：《学术研究与性格》、《自杀、他杀》、《追问浮躁》、《“西政现象”泛思》等等，充分反映了作者的“主观唯心”认知方式。

闲文集《知向谁边》中虽然也有一些这样的短评，但只是一小部分，其中更多的文章已完全与司法无涉，关系的是法学教育、法学研究活动中的事项．记述了自己对这些事项的感受。也有的文章议论的事情与法学教育和法学研究活动关系不大，还有一些文章是对法学圈人物的描述。

序

一 观察

 世界杯：“精神分裂”中的愉悦

 如果在中国

 “电话门”事件联想

 何以在中国

 “由于空中管制的原因”

 在法规范、理论与应用之间

 制度的柔性与刚性

 法的修正与观念的修正

 不反对，但

 证人：文化、心理与制度的困惑

二 思考

 “西政现象”泛思

 自杀、他杀——杂议“双肩挑”

 追问浮躁

 论文合著为哪般?

 为何难见法学家的身影

 学术研究与性格

 课题申报：何种需要?

 论证：为利?为义

 雕刻时光——给法学院新生的一封信

三 印象

 精神与物质的“家园”——初访阳明精舍

 “最具磨难奖”及其他

 印象·阿桂

 “指点”——“江山”

 怎么把钥匙放在大衣里——记陈兴良教授

 剑走偏锋自成侠——贺卫方先生写真

 追忆恩师

 铁齿铜牙——廖俊常

四 感受

 再回首

 红被面覆盖的讲台

 这里是“今日说法”

 为他人作嫁裳

 追求效果——一对讲演的自我感受

 闲话“司法琐话”

    自杀、他杀——杂议“双肩挑”

无论哪一种行政管理岗位都是会消耗时间和精力的，尤其是那些被视为重要岗位的行政管理工作，这里存在一个“定理”：越重要的行政岗位，对学术研究的影响越大，与行政职位的高低无关。

本文不是一篇有关刑事侦查的论文，更不是一篇有关破案的推理小说。“自杀”、“他杀”在学界具有另一种隐喻，即“如果自己想从政、当官，则是自杀；别人要你从政、当官，则是他杀”。这当然是学术界中一些人对学者“从政”或“双肩挑”的行为戏谑或极端的说法，因为无论是自杀，还是他杀，都意味着某种“生命”的结束。这里议论的“自杀”、“他杀”是相对于从事学术研究而言，这无疑是从学者的视角看问题。

中国人习惯将走上领导岗位叫作“从政”。“从政”，既可以理解为从事行政管理，也可以理解为从事政治事务。虽然在语义上两者有很大的差异，但在中国，从事行政管理与政治有密切的关联，行政管理本身就被视为一种政治，尽管不是政治活动中纯粹的政治，而是一种政治技术和技巧。从政是一种人生的转折，由于从政的社会评价是一种积极的、向上的，因此这种转折也被视为人生的升华。也许是因为一旦走上领导岗位，无论职位高低，其思维和行为方式都需要实现“转轨”，需适应“从政”的基本要求，因此从政前与从政后对从政者而言是不同的时期或阶段。这里讲的所谓“从政”，指原来从事某项专门性、技术性工作的人转轨于专职从事行政管理事务，往往是一种“组织”要求，尽管具有“他杀”的含义，但这不在本文的议论范围，本文想要议论的是学术界(以法学界为中心)普遍存在的“双肩挑”现象。所谓“双肩挑”大体是指，从事学术研究的学者在从事学术研究的同时，还担任一定的行政管理职务，从事行政管理事项。从他人的立场看，议论“双肩挑”的人肯定是自己没有“双肩挑”，否则不会议论，因此，议论者在显意识或潜意识中存在着一种酸葡萄心理，即自己不能或无法做到“双肩挑”，才说“双肩挑”如何如何，于是才发一通如此之议论，人大概总是希望别人和自己一样。应该说这样的认识有一定道理，真要有“双肩挑”的机会，即使是“谋杀”或“他杀”，议论者也可能愿意“将计就计”。笔者自然属于尚未“双肩挑”的人，尽管有“酸葡萄”的“嫌疑”，但依然想就此议论一番，并且试图更深入地追根溯源，从中挖掘点有意思的东西，笔者也知道这样的议论有可能伤及他人，其中也包括自己的朋友，但因性格使然，按捺不住，不吐不快，属于非要自己“跳出来”的那种人。在过去，这是十分危险的，不用“引”就自己“出洞”，自己将“帽子”端正地戴好，好在现在毕竟不是过去了。

“双肩挑”在学界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法学界亦如是。在法学界，许多非常优秀的学者最终都相继走上“双肩挑”这条“自杀”或“他杀”之路。在各大学的法学院院长、副院长，专门法律大学、学院的校长、副校长、院长、副院长这些位置上几乎都是一些学术上很有成就，在本专业已经登顶或曾为学术新锐，极有学术潜质的人才(那些从事后勤管理的领导除外)。由于我国社会的泛行政化和大行政化的特点，一个学校或研究机构的领导岗位具有相当大的吸纳空间，副院长、副校长这个位置就可达数人。因此，也扩展了“自杀”或“他杀”的空间，使“自杀”和“他杀”的道路变得“宽广”，“自杀”和“他杀”的人数也就相当多。这些人中有北京大学的苏力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的王利明教授、中国政法大学的徐显明教授、中南政法大学的吴汉东教授、西南政法大学的龙宗智教授、华东政法学院的何勤华教授等等，他们都是十分优秀的代表人物。现在就职于学校和研究机构的人基本上都属于“双肩挑”陛质，因为他们依然还从事着学术研究，并不断发表研究论文，最具有典型性的是北大的苏力教授，属于虽“自杀”或“他杀”，但“未成就”的人，其学术生命依然十分旺盛。

对“双肩挑”的消极评价是，绝大多数居于领导岗位的学者其学术成就远不如走上领导岗位之前，因为一个人的时间资源总是有限的。领导岗位上的管理工作必然要占据相当的时间和精力，自然使得“双肩挑”的学者不会有原来那样多的精力和时间投入到学术研究之中，因此时间一长学术成就也就不如以前。那么，为什么以学术研究为职业的学者们，无论是“自杀”，还是“他杀”，依然会“前赴后继”地走向领导岗位呢?

据笔者观察，走上“岗位”大体有几种情形。(1)不得已而走上行政岗位。据笔者所知，有不少学者并不愿意走上行政岗位，但出于上级领导的一再劝诱，而且有些上级领导又是自己过去的朋友或一直关照自己的人，出于报恩的目的，而走上行政岗位。(2)领导希望其上岗，而自己属于两可之间，半推半就而走上岗位。(3)自愿“上岗”，也希望上岗。自愿上岗大体上又出自以下原因：将挑上“行政担子”作为一种尝试，试一试自己在行政管理上的才能，增添阅历，使其人生道路更加丰富多彩。这些人并非特别热衷于行政权力的行使，只是为了获得一种证明——成功或能力的证明。笔者注意到有不少学者在行政岗位上只是“潇洒走了一回”，便又回到了自己原有的轨迹。②希望改换生活“频道”，从原来的学术研究轨迹转换到行政方面，从与书本打交道，变更为与人打交道，可以享受一下“与人斗其乐无穷”的另类滋味，管理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种游戏，管理者在管理中既能够满足支配的人性本能，也能够享受管理的游戏快乐。这些人一旦走上“行政道路”，学术研究就基本放弃了。他们中有的是感觉自己在学术研究方面已经没有太大的发展，对自己的学术研究缺乏自信心，因而走上行政岗位。只要走上行政岗位，也就可以掩盖自己在学术研究方面后劲不足的尴尬境地。中国人在社会评价方面，往往不在其成就如何，而在于这人有无才华，即使没有多少成就，但只要社会给予了“才华横溢”的评价也就足矣。因为有时成就不过是一种证明而已，对一个人的最高评价是有才华，成就只是才华的证据或证明手段。(4)对权力的行使有相当的兴趣，热衷于权力游戏。将把玩权力当作一种智力游戏，当成自己能力的试金石。当然这部分人是极少数，对于被管理者而言，无疑是携带精神炸弹的“恐怖分子”。

国外也有不少学者走上政治道路的，尤其是从事政治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研究的，走上学校领导岗位的也大都是十分有名的学者，但与中国不同，国外大都是一些功成名就的学者走上行政管理岗位，而这些学者的学术研究的高峰期已过，凭着其学术威望和地位而从事行政管理，但我国的情形是走上领导岗位的人有许多正是处于学术上升时期，其中有一部分甚至是学术界刚刚崭露头角的学术新锐。我们要问的是：中国何以如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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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性格外向，张扬；另一类，内向，内敛。我，属于前者，且喜欢议论、评说。不仅好口头表达，发表自己的看法、意见。也愿意将自己的想法通过文字形式加以表达。有朋友认为尚欠稳重、老练，好表现。自己也知道一个人还是内向收敛得比较好，特别是在为人处世方面，尤其是在复杂的环境之中，乌龟总是躲在壳里，老虎总是藏于暗处。“沉默为金”是处世的一项铁律。但由于是性格的原因．大概是基因所致，一个人即使知道其性格缺陷，也依然没有办法克服。像我这样的人，如果一段时间里不说点实在的话，就一定觉得浑身不自在，必定是要得病的，还好由于不从政，又在相对独立的三尺讲台上，也就放任自己的性格了，虽然有时也让周围的人受不了。基于这种性格。自己除了平时会口头议论一番以外，一旦有空，也会用笔头记述一些我身边发生的事，议论评说我熟悉的人。虽然许多人对这些事的认识其实比我要有见地，更为深刻，只是不愿意发表意见而已。虽以法学教育、法学研究为业，但这毕竟不是自己生活的全部，生活还需要由其他非职业内容构成，要不就成了职业机器人。种植农作物的，也要栽一些小花小草，以便调节一下，主业之外总是要干点别的。以缓解职业的紧张氛围，Fl的舒马赫也要踢一踢足球。同样，在写作学术论文之外，也要写一些不那么“严谨”、“严肃”的文章，予以调剂，老是产出一些“严谨”和“严肃”的学术论文是很累的。这本集子中关于法学圈内的事与人的闲文大概就像庭院里的小花小草，因为其中不少是休闲之作，也不追求叙述得严密，既不在乎提出问题，也不在乎解决问题，所以称为“闲文集”。两年前，我也出版过一个集子——《琐话司法》，主要围绕司法这一主题。闲文集《知向谁边》中虽然也有一些这样的短评，但只是一小部分，其中更多的文章已完全与司法无涉，关系的是法学教育、法学研究活动中的事项．记述了自己对这些事项的感受。也有的文章议论的事情与法学教育和法学研究活动关系不大，还有一些文章是对法学圈人物的描述。集子的文章中有相当一些属于个人独自，有自言自语的意思，有些“私家BLOG”的味道。与学术性的文章不同，文中主观、感性的色彩比较浓，“发散性”、随意性比较强。有的文章不过是即兴写就，与写作当时的场景和感受有关，并非深思熟虑，也许一段时间过后再看，自己也未必还能完全认同，因此这些文章具有一定的“时效性”。现在，法律学人中已有不少人出版了自己的短文集，写得也十分精彩，但这些集子大多数是时评文章、序跋的集合，作者的内心独白似乎不多，而本书在这方面就有些“特色”，例如《学术研究与性格》、《自杀、他杀》、《追问浮躁》、《“西政现象”泛思》等等，尤其是写入的这些文章更能反映自己“主观唯心”的认知方式。本闲文集中有些是写人的，这些文章更突出了“闲文”“闲”的意味。学界是由人和文章所组成的，但人们通常见到的是文章，对文章背后的执笔人知之不多，且这些人大都是以“舞台形象”示人。我这些关于法学界人物的闲文也许能够反映人物幕后的二三，当然是我知道、认为的二三。有的学者虽不是传记作家，但却喜欢写人，例如著名的经济学家凯恩斯随笔集——《精英的聚会》，其中大量是关于经济学界人物的描写。著名经济学家罗伯特?巴罗的随笔集《不再神圣的经济学》中对人物心理的刻画也是相当生动和深刻的。关于人，不好写，尤其是此人还在，且就在你身边，是你的同行，与记者写人记事完全不同，记者是圈外人。一个铁律是离得越近的人就越不要议论，有相当的“风险”，写不好就要“得罪”人。我想这也是为什么这类文章很少的原因之一。我写人只写那些有个性的人，这些人未必十分高大，特别优秀，完美无瑕，但因有特色就觉得有了应写的价值，我们看得太多那些没有个性的人或将自己的个性深深隐藏的人。故事的本质是讲人。可能是喜欢讲故事的原因吧，因此鄙人也就喜欢刻画、描述一个人，是否准确，则是另一回事，如同绘画一样。我是一个喜欢开玩笑的人，本集中所涉人物，如其觉得我的所写所议有欠妥之处，且权当玩笑而已。本集子的出版要特别感谢法律出版社学术分社社长茅院生先生，是他和编辑们能够宽容我集子中那些带有“主观唯心”色彩的叙述。也非常感谢集子的责任编辑刘彦沣女士，她的精心编辑校正，消除了集子中的诸多瑕疵，使其增色不少。还要感谢我的学生——博士研究生许可、郭小冬，他们为集子中部分文章的校对付出了辛勤的劳动。2006年10月13日于荷清苑闲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