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李锐的长篇处女作，是一部构思精巧、内容浓缩、有独特风格的力作。作者以深沉的笔触，描绘了一个大家族的独特历史，显赫的功勋及其成员可歌可泣斑斓的人生旅途。作品容量较大，用时空交错的手法再现了时代风云的变幻，描绘出李氏家族几代人不同历史时期、不同人物的心灵轨迹。李氏这个特殊的大家族是社会的一个缩影，从李氏家族的变化可见社会的变迁。作者着笔有力度、描绘细腻、感人。字里行间充溢着诗情画意，跳跃着纯真、美好的情感。多彩的描绘辉映着时代的风云，深沉的叙述蕴含着深刻的哲理，引人深思，令人回味。

作者以深沉的笔触，描绘了一个大家族的独特历史，显赫的功勋及其成员可歌可泣斑斓的人生旅途。用时空交错的手法再现了时代风云的变幻，描绘出李氏家族几代人不同历史时期、不同人物的心灵轨迹。李氏这个特殊的大家族是社会的一个缩影，从李氏家族的变化可见社会的变迁。作者着笔有力度、描绘细腻、感人。多彩的描绘辉映着时代的风云，深沉的叙述蕴含着深刻的哲理，引人深思，令人回味。

一九五一年公历十月二十四日，旧历九月廿四那天恰好是“霜降”。

那一天上午，英姿勃发的银城市军管会主任王三牛师长满怀激情、满怀胜利的喜悦，历史性地举起手来朝着无边的濛濛秋雨劈砍过去，用他浓重的胶东口音宣布：

“把反革命分子们押赴刑场!立即枪决!”

不知是被这个命令震惊了，还是对这个过分拗口，过分突兀的胶东口音感到陌生，长江上游银城市的十万市民二十万只眼睛，一动不动地停在王三牛师长激动而喜悦的脸上。紧接着，行刑队长刘光弟更加激动的凄厉的口令声，划破了这冰冷而阴湿的惊呆。一百零八个反革命分子，一百零八面插在脑后的白色的亡命牌，被胸前挂满弹匣的威武的解放军战士推搡着拖拽着，拥向警戒线包围着的老军营校场对面的一截依山而砌的石墙。石墙上湿漉漉地长满着青苔。刹那间，这一百零八面白晃晃的亡命牌，在那些柔绿的青苔上聚起一股阴森肃杀的鬼气。一百零八这个数是王三牛师长亲自选定的，呈报上来的该杀的反革命分子的名单远远多于一百零八，也许因为是山东人对于梁山好汉一百单八将的偏爱，王三牛师长亲自为这次最盛大的“镇反”大会选定了这个数字。行刑队长刘光弟暗自核对过，在这一百零八人当中有三十二个人姓李，几乎囊括了九思堂李氏家族三支子嗣当中所有的成年男子。临行刑的前一天，刘光弟曾向军管会递交“请战书”，要求由他来打响第一枪，亲手处决自己的舅公李氏家族的掌门人李乃敬。随着刘光弟清脆嘹亮的第一枪，大义灭亲的子弹从美式卡宾枪的枪口中无情地呼啸而出，李氏家族掌门人李乃敬的天灵盖像一块破碎的瓦片，飞进到青苔遍布的石墙上，“瓦片”上飞旋的乱发沾满了鲜红的血和粉白的脑浆。紧随其后，是一模一样的一百零七次的涂染，那长长的一段石墙变得仿佛霜染秋林似的斑斓……顺着这段石墙向右走不远，就会看见穿城而过的银溪，河水沿着山脚拐了一个弯，留下一潭静静的墨绿。山壁上有词圣苏东坡手书的三个大字：听鱼池。当枪声大作的当儿，听鱼池平静的墨绿上瞬时泛起一阵细碎而仓皇的银白。而后，一夜秋雨洗净了墙上黏糊糊的血红和粉白，也洗净了那令人胆战心惊的一百零八颗子弹的呼啸声。李氏家族在银城数百年的统治和繁衍终于结束。遍布银城街头巷尾的几十座李氏家族的大大小小的功德坊、进士坊、节孝坊，从此失去了往日的荣耀和威严，面对着行人大张着惊恐而丑陋的嘴。后来，这个刑场被改建成了灯光篮球场，可是嘭嘭落地的球声，和为了抢球而扭成一团的人体，总是让李氏家族的女人们想起卡宾枪的轰鸣和那一百零八具横陈的尸体；总是让她们想起一九五一年公历十月二十四日，旧历九月廿四那天恰好是“霜降”。

这一天，李氏家族中惟一的一个成年男子没有面对行刑队，他的名字叫做李乃之，和被枪决的李乃敬以堂兄弟相称。当年李乃之曾做过一任中共地下党银城市委书记，以后又升任过省委书记。此刻，他完好的额头上戴着一顶苏式的呢制鸭舌帽，正带领着新中国第一个拖拉机手训练班的第一期毕业生，在北京东郊坦荡的原野上驾驶着“斯大林”55型拖拉机，在震耳欲聋的马达声中翻开新中国的沃野。巨大的铧犁翻起沉睡的土地，把一张张欣喜若狂的黄色面孔摆满在爽朗的秋日当中。

P1-2

从冬天到冬天

别人写长篇是因为篇幅长，我不是，我写长篇是因为时间太长。一部不足二十万字的长篇，从冬天写到冬天，断断续续地花了一整年的时间。于是，一年四季春、夏、秋、冬也被带进到小说里来，文字之间仿佛也有了四季的节奏和差别。但因为是从冬天开始，又是在冬天结束的，小说结尾的时候我一直沉浸在寒冬之中；真冷，是那样一种心脾寒彻的冰冷……看着我的人物一个个地在笔下死去，看着我惨淡的故事在冬天的寒风中结束，难禁的悲哀深深地浸泡在时间的冷水之中……

我没有想到这场和祖先与亲人的对话竟是这么长。

我没有想到这场对话竟被安排在寒冷的冬天。

我没有想到当这场对话结束的时候，剩下的只有我自己……“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我知道那一切都是假的。

我知道那一切都是真的。

我知道那一切都是属于每一个活着的和死去的中国人。

有人说：冬天既然来了，春天也就不会远了。可我的故事却是在冬天开始，又是在冬天结束的。

一九九二年四月二十三日于家中

追逐白马

公元前325年——公元前250年有个叫公孙龙的赵国人，给世人出过一道难题，说是“白马非马”。公孙龙在世的时候，曾做过平原君赵胜的门客，深得平原君的厚爱。但作为名家的代表人物，公孙龙在中国历史上一向不大被人看重，连庄子也说他是“辩者之徒，饰人之心，易人之意，能胜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辩者之囿也。”但事实上，在公孙龙以后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中国人时不时的要陷入在“白马非马”的尴尬之中。每当人们像猫一样咬着自己的尾巴旋转起来的时候，就会在那“魔圈”的外边听见公孙龙犀利诡谲的冷笑声。

白马非马。白马真的不是马?那红马、黑马呢?那到底什么才是马?我们不能问，再问下去就又会听到那个悠长的两千多年的冷笑声。

中国文人曾经在“西方”还是“中国”，“现代”还是“传统”之间旋转了一个多世纪。我们说这个文化不好，那个文化好。为此，我们锲而不舍，举出种种言之凿凿的论据，在对“好”文化的一百多年的追逐中，我们终于发现自己奔波在一条环形跑道上。这个发现有些令人尴尬。当我们汗流浃背气喘吁吁地相互打量的时候，就会听见有个人在笑，笑得犀利而又诡谲。

他一边笑，一边说：白马非马。

近一个世纪以来，在这条环形跑道上，也跑着我们这弄文学的一群。大家的体力、姿势各异，穿戴着的衣帽鞋袜也各异，心里怀着的目标还是各异。但因为是弄文学的，就不免比别的奔跑者多了些舞文弄墨的姿态，多了些文人中惯有的争吵，多了些骚客间常见的互嘲。争吵和嘲笑的中心，不外乎你弄的不是好文学，而我是；不外乎真正的文学或文学的革命自今日始，自本人足下始，而非自昨日，自他人足下始；不外乎老子今天第一，尔等小子们差矣!当大家这样争吵，这样嘲笑，这样排一论二的时候，都忘了那是一条环形跑道，大家都在这条环形跑道上指着对方说“尔非马也”。可当吵闹与喧嚣的热浪翻滚过去之后，在那条环形跑道的上空就会听见一声悠长而又犀利的冷笑。这笑声并非是对谁先谁后谁对谁错的裁判。

他一边笑，一边说：白马非马。

其实，冷静下来想一想，在这条环形的跑道上，原本就没有什么竞赛。有的只是我们自己和自己长短不一的影子。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那也只有一些依稀难辨的足迹，重重叠叠，模模糊糊，不分你我，无论先后。看着那足迹，我们只能知道，有许多人曾经走来，又有许多人曾经走去。

公孙龙说：白马非马。

一九九二年四月二十三日E午于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