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棱鲁迅不为人所知的一面，中国医生为何无力拯救自己？

看，这个人！别看，对内心真相的残酷解剖！可能永远上不了CCTV《百家讲坛》的大胆言说！

在那个堪称“文化沙漠”、“思想废墟”的年代，鲁迅的文字无异于绿洲和可以供他们歇脚、居住的宅屋。的确，那个人的犀利、深湛、近乎天才般的创造力，还有他对人生无常、虚妄、绝望的肉身体验，对生活在那个肤浅、狂热、集体抽风年代中的饥饿青少年，可以想见，带来的激动该会是怎样的强烈!

本书将告诉你一个真实的鲁迅！

鲁迅的深刻和鲁迅最吸引人的地方，在于他对失败和失败者身分深入骨髓的体验。如果一定要称鲁迅为人类的思想家，那也是因为鲁迅对人类最终失败这个最伟大的主要题的深刻体认。他的出现，是造物主为了警醒老不解气的中国人的有意结果——它将鲁迅挑选出来，让他担负起这一角色正是“天之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标志。他的目的是要在一边努力有趣地填充空白人生，一边还要努力地改造国民性。他对自己命运的失败大限是逐步觉察和慢慢承认与体认的，这同样也由“一个也不宽怒”这样的句式和这样的句式中包含的强烈语调给表达出来了。

自序

楔子 他究竟想干什么?

第一章 从身体说起

第二章 流水账

第三章 即兴的，没有方向的

第四章 “好世界”里的恶之花

第五章 铁屋子里的呐喊

第六章 给白天施割礼

第七章 夜晚，倾巢出动

第八章 让黑暗的时代更黑

第九章 不合群

第十章 可以用恨来表达善

第十一章 爱，是不及物的

第十二章 杀人三千，自损八百

第十三章 斜视着，恶毒地笑着

第十四章 我的确生得早了一些

尾声 我不说他想听的

后记

在骨子里讨厌任何人

革命，反革命，不革命。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当作革命的而被杀于反革命的，或当作反革命的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并不当作什么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反革命的。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

鲁迅并不是缺乏勇气，也不仅仅是出于怯弱才逃往租界和试图做军医之类。他那样做，完全是枪炮式革命这个概念内部的迷宫性质决定的。上引那段有似绕口令的话，已经把革命本身的含混和它的绕口令性质给真实地描摹下来了。革命，反革命，不革命，正好是对当时国人最主要的分类标准——如果不是说惟一标准的话。在鲁迅那个时代，分类的依据就是革命，也大有可能只是革命。鲁迅究竟是革命者、反革命者还是不革命者?这也有些绕口令的嘴脸了。

应该说，鲁迅对革命抱有极其复杂的心情：既想革命并通过它去砸烂一个旧世界，又怀疑革命。这正是鲁迅在述说革命时为什么会使用绕口令句式的内在原因。毫无疑问，革命首先带来的是混乱，“城头变幻大王旗”、“乱纷纷你方唱罢我登场”，可以算作对这种混乱局面的缩写，也是对绕口令的直抒胸臆。在此之中，人的身份在不断变化，以至于模糊不清、万难判断。如此等等，首先出自于革命的内在律令的歧义性上。

革命一开始只是一个词汇，它的初始状态是零，但这个词汇状态的零却天然有着扩张自己和推演、推销自己的内在冲动：它在请求自己的丰满、圆融。这就需要人的行动来弥补。它需要工具，过去是弓箭、刀剑，在鲁迅的时代则是枪、炮，但无一例外都是杀人。这也就是苏美尔人的古老谚语了：弓的本意是要人在外来侵害面前、在暴力面前有尊严地站立，结果无一例外总是让人卑下地仆倒。革命就是枪炮带出来的计算的数学。就是这种数学，计算着人的身份，称量着人的正邪。由于枪炮方向的不同——不管是它来自的方向，还是它施出的方向——使每一个时代中人都兼具革命者、反革命者和不革命者的三重身份：到了最后，革命的内在律令要求以枪炮声来为革命下定义。这就是W.本雅明反复说过的：历史始终在和胜利者共鸣。(本雅明《论历史哲学》)不用本雅明教导，我们照样能够明白：历史也只和胜利者共鸣。失败者是不会有历史的，或者失败者不会有自己单独的历史，他们的历史只有作为胜利者历史的旁证、补充和一个渺小的修饰才会出现。正如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的，革命以及革命者的身份最终得由胜利者来分：享：胜利者是惟一的革命和革命者。这同样是革命的数学精心考量的结果，而计算的法则永远攥在胜利者手中。

在鲁迅的时代，只有局部的、暂时的胜利者；按照革命的本体论，只有暂时的革命者。暂时的革命者意味着，他本身还有潜在的反革命者和不革命者的身份在内。这刚好和革命的内在律令的初始阶段吻合。暂时的革命者由于有枪、炮支持，可以对反革命者和不革命者施以绝对的打击：杀死他们，让他们在革命的计算数学的齿轮下死无葬身之地。鲁迅皮笑肉不笑地说：“有在朝者数人下野；有在野者多人下坑。”(《而已集·拟豫言》)说的是不是这个意思呢?这个问题不妨留给革命者去回答。但是，反革命者和不革命者的潜在逻辑使得他们始终依据革命的内在律令认为：只要自己有了足够火力的枪炮声，也可以向革命者的身份叫板甚至过渡。正是这点花里胡哨的潜意识，使得不革命者和反革命者的身份也是暂时的，他们也有权力杀死他们眼中的不革命者和反革命者。就是这种广泛的暂时性，使得20世纪中国革命的计算法则，长期处在某种“弯弯绕”和绕口令的境地之中。绕口令是革命的计算法则内部的迷宫，是革命的口吃和支吾。

鲁迅在骨子里几乎讨厌所有的人，他决不会热爱他们——不论他是革命的、反革命的还是不革命的。如同他长期在犬儒和蜜蜂之间穿梭，既想上战场却又特别想做军医相似，他决不会轻易相信一件事悔即使相信了也是暂时的，会有不停的摇摆。这种广泛的摇摆性组成了一个怀疑主义者的典型姿势。鲁迅怀疑革命，并不是全然不相信革命，而是始终在信与不信之间来回摆渡。摆渡的动作及其沾染的微言大义，最终置换为鲁迅语调上的辛辣、讥讽、故意的含混、不带笑意的苦涩幽默以及冷漠。他曾经对自己语调上的如此特征有过一个解释。在给许广平的信里，他说，我时而爱人，时而憎人，正可以说明这一点。(《两地书》二四)如同蜜蜂和犬儒、当军医和上战场都是鲁迅灵魂的合理组分，鲁迅对革命和革命者是彻底绝望的。不管他们是在使用结结巴巴的数学，还是在使用某种流线型的、胆豪气盛的自命为永久性的计算法则。

P10-12

有很长一段时间，鲁迅的著作成了中国大陆少数几本合法读物之一。从许多曾亲身经历过那段荒唐岁月的当代中老年学者们的著述里，我们可以看到对这种情况的生动描述。一般说来，他们是怀着感激的心情谈起鲁迅的：在那个堪称“文化沙漠”、“思想废墟”的年代，鲁迅的文字无异于绿洲和可以供他们歇脚、居住的宅屋。的确，那个人的犀利、深湛、近乎天才般的创造力，还有他对人生无常、虚妄、绝望的肉身体验，对生活在那个肤浅、狂热、集体抽风年代中的饥饿青少年，可以想见，带来的激动该会是怎样的强烈!

余生也晚，没有机会去亲身体验那种被迫的激动。在我七八岁时，那个荒唐绝伦的时代终于结束了；其后的社会虽也几经反复，所幸的是，都还未倒退到合法读物只剩下几本的程度。但鲁迅仍然是我们这一代读书人接触的最早的作家之一。我最早读到的鲁迅文字，大约是小学四年级语文课本里的《故乡》选段。教我的老师是一个斜眼，他讲得唾沫横飞。因为我在同学中年龄偏小，发育也较晚，坐在了最前排，因此就很有几滴余唾溅在了我脸上。等我去擦脸时，老师本来是向着正前方观看的眼睛，我怎么都觉得是在斜视着我不安分的手。

老师从鲁迅的童年讲起，直到鲁迅的成就、贡献。在他说到鲁迅对小资产阶级、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斜视时，我不禁笑出声来，当然也遭到了他的呵斥。多年以后，我才明白，那位刚刚中学毕业就来给我们代课的民办老师兼前红卫兵关于鲁迅的所有言论几乎都是在“文革”的“讲用”会上道听途说而来的。有趣的是，正好是10年后，他以老资格的民办教师身份考入了我任教的那所师范学校(那是从“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的必须手续)。我给他讲授生物学，也顺带向他请教了10年来残存的疑问。他证实了自己当年确属道听途说：“如果我那个时候有书念，也好好念，我们的关系就不会搞反了。”我理解这中间的心酸。

遗憾的是，我对课文不感兴趣，对那个善于在雪地上捉鸟的闰土更是觉得索然寡味。因为那时我自信自己的捉鸟技术早已超过了他。我老家的麻雀在时隔20年后，至今还对我心有余悸，见到我都会躲得远远的，就是最好的证据。回头想来，那是因为当时我根本就没有能力理解那篇课文。顺便说一句，现在我认为，给小学生选讲鲁迅是极其不合时宜的，因为他的确难以得到一个小学生的理解，就更不用说共鸣了。

从那以后直到中学结束，每学期都会碰到鲁迅，有时一学期能和他见面两次或两次以上(一册语文课本里选有两篇或两篇以上鲁迅的文章)。这和别的许多作家在课本中遇到的情况不同，他们一闪身就逝去了，博学的翦伯赞、多余人瞿秋白、充满母爱的冰心、忧郁的普希金、绞刑架下的伏契克……他们再也没有回来过。我们那个时代的语文课本沾染了太多的意识形态，同时也是编者和时代的共同势利上下其手达成的可笑妥协的结果。我的所有语文老师在讲解鲁迅时，无一例外都是滔滔不绝。我高中时代的老师是个老头，就数他最为有趣。他眼睛奇大，个子奇小，讲起鲁迅不仅唾沫横飞，而且两眼发光、溜溜直转，仿佛全身上下就只有他的嘴和眼，其余部分都被省略了。这位前大学中文系教师最绝的一招，就是把鲁迅的文字肉身化为他在讲台前的表演。在讲到“资本家的乏走狗”时，他模仿了鲁迅对梁实秋的各种动作，滑稽之极，却又明显和鲁迅的文字吻合到了天衣无缝的程度。闪转身，他又在想象中模仿起梁实秋看了这篇文章之后的举动——举起双手做投降状并念念有词“我不生气”。我至今仍能记得老师当年的举止，在我看来，那几乎就是对鲁迅的最好研究了，胜过了许多高头讲章。

我的亲身体验和观察告诉我，鲁迅的确教育、修改、熏陶了几代人的心灵。从老师们的动作上，从语文课本的编排目的上，都能让我们得出这样的判断。除此之外，更多的生活事实还可以有力地支持这一结论。大学毕业后，我曾在老家一所师范学校任教。我有一位同事，也是一位语文教师，此老说话尖酸刻薄，几乎对所有的人与事都不满意，牢骚满腹。有一次，他煞有介事地对我说：“老子这张嘴么，说是要说的。”他眼睛几翻，就像沙汀笔下的那个邢幺吵吵：“老子这一代人么，受鲁迅的影响太大了。”我当时对此的反应是：你以为鲁迅只有刻薄和牢骚吗?我至今仍然能记住他说的那句话时的神情——满足、得意又无可奈何。我的震惊产生在很久以后：我和那位老先生之间隔着几十年的光阴，看来鲁迅对其后几代人头脑、行动和语言的修改能力之大，的确是名不虚传。因为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也有着强烈愤世嫉俗、尖酸刻薄的恶劣习性。说来惭愧，我也把它的得来归结为鲁迅对我的教育。的确，我受惠鲁迅很多，我曾不止一次地读过他的全集；在我最绝望的时候，他还充当过我的救命稻草。我仍然能记起在那些灰暗、惨败的日子里，他的著作，尤其是他传奇般的痛苦经历，极大地鼓舞了我。以尖刻的目光看待人世，确实给了我生存下去的力量。今天，我不会再讳言这一点。从这个意义上，他如果不是我的救命恩人，起码也是指路明灯。为此，我至今仍然感谢他。

……

我在犹豫中，最后还是坚定地认为这是一本严肃的学术著作。但它的文体形式、行文姿态，却显示了和一般的学术著作迥然不同的架势。在许多人眼里，这很可能会被认为是桀骜的架势，但我不是故意的。长期以来，我对甲乙丙丁开中药铺的学院派批评大倒胃口，虽然我至今还是学院中人。在我看来，文学批评必须要得到特殊的、各具特色而不是千人一面的文体的支撑。文体绝不是一件随随便便的东西，对于写作，它有着致命性：一种文体就是一种进入世界的特殊角度，就是一种世界观。它牵扯出了选择这种文体的写作者对待事物、世界的几乎全部态度，当然也拉出了他个人的全部习性，无论是优点还是缺点。文学批评应该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再创造，它需要的创造能力，或许应该超过了文学创作要求作家的那种创造能力。这是我坚定不移的信念。任何文章，如果我们把“文章”放在第一位置(在我看来，它根本就不应该成其为问题)，它的有趣、漂亮、生动、卓越的文体、异乎寻常的想象力以及想象力本身营造的广大的可阐释性空间，融于见地的深刻之中，就是它天然的、起码的要求。诚如读者将会看到的，本书做得并不好，它根本就没有达到我当初对它的期望。它辜负了我的理想，顶多只算为我开了一个小小的头。

作为一个写作者，我的目的还在于想凭借这本小书的写作展开自己其后独立的、最低程度依傍旁人的写作阶段。这是我长久以来的最大梦想。茨维塔耶娃说，阅读始终是写作的同谋。我不打算反对她，因为她讲的话对我而言正好是事实。但我仍然有话要讲，我不希望阅读过多地打扰写作，而是开创打上了个人鲜活以及血肉印记的写作。写作就是撕开皮肤，直逼心脏，要让我们在50公里以外都能感觉到它的个性——尽管我也勉强算得上一个书虫，也在本书中鹦鹉学舌地旁征博引，甚至引起了我的朋友、诗人蒋浩不无善意的批评。

克尔凯郭尔说：既然你没有能力让事物简单一些，你就索性让它们复杂一些吧。我听从了他的建议，也把他的话当作了我的挡箭牌，因为我刚好没有让事物简单起来的本事。在我本来就不多的朋友们眼里，我的文字晦涩，句式复杂，有点不那么讨人喜欢和平易近人。它的表达方式远离了快乐时代对狂欢的要求。我发誓：这绝不是故意的，的确是能力有限所致。钱钟书先生说过，一个作者的劳动也许要在几千里、几万年之外才能碰巧遇上二三子向它点头问好。我的速朽的文字肯定不会遇到这么严重的问题，引述钱先生的话也没有给自己壮胆的意思，更没有夸张、膨胀自己的念头(本书毕竟还称不上优秀)。我的意思很简单：长期以来，我只为假想的读者写作，有理由相信，以世界之大、人口之众多，总会有个把人喜欢我的文字吧，虽然我还不知道他们躲在什么样的角落里——他们是穿西服的，还是穿长衫的?是博士、教授还是工人?猜测太费神了，但我肯定会有一天要邂逅他们，正如一位诗人在语无伦次的心声中表达过的：

这次邂逅是永难回避的情感大骚动  ’

你听我说我

知道这盘残局的最后一着准会撞见你

车站的木条椅上，坐满了嗑着傻子瓜子的观众和听众

各种灯光统统瞄准了我落满大雪的佝偻背部

抚摸这架历尽劫波的老式钢琴我将

为你弹一曲什么

——张小波《人之路》

和许多写作者一样，对于我，唯一的现实就是纸和笔。读者从来都是虚构的，他们只存在于臆想之中，而我认为自己有臆想他们的权力。

本书写于1999年10月至2000年2月，历时5个月。我记得结稿那天刚好是2000年的元宵节。那时我刚从上海到北京工作，人生地不熟，写作本书正好给了我解决寂寞的机会。

本书曾受萧元先生的邀请，原打算在他主编的《芙蓉》杂志上全文连载，但终于没能成功。原因很多，此处就不讲了。但我仍然要感谢萧元先生对这本书的激赏。作为一个普通人，我在听到别人的赞誉后同样非常高兴，也愿意把这种赞誉弄假成真。王晓明先生看了我给他寄去的一章后曾给我写过一封长信，作为鲁迅研究领域内成绩卓著的专家，他在信中对我作了诚恳的批评。我感谢他的真诚，尽管我一直在坚持自己的观点。

本书写成后，在我的朋友杨松林的帮助下曾复印了50册，准备送给一些朋友。但3年过去了，当年的50册还有一大半堆放在我的书房里。因为我听看过这本书的一位朋友说，她对这本书的印象是“不知所云”，我觉得这种说法刺激了我，尽管我对这位朋友表示了抱歉。我对自己的文字从来没有自恋心理，但我有义务对它负责。如果有人认为它“不知所云”，我就没有必要把它送给人看。好在也有人认为我的表述还是清晰的。

受研究旨趣的限制，如今我已远离了鲁迅，但他仍然在我脑海中不时闪现，他是中国读书人无法抹去的记忆，他的价值不证自明。我要再一次表明我的态度：我对鲁迅没有偏见，我要检讨的与其说是鲁迅，不如说是鲁迅的广泛影响所造成的后果。我认为这种后果值得分析。在这些后果当中，有一部分责任属于鲁迅，但更多的属于鲁迅的后人(即我等)。检讨这些后果，就是检讨我们自己和我们自己的生活。与许多同行一样，我也认为，只有有反省能力的人才可能活得坚实、清醒和愉快。感谢鲁迅，他给了我这方面一个难得的机会。

诗人柏桦在为诗集《往事》所写的序言中，提到过一位名叫爱德蒙。哈罗古尔的人。此人是一个小职员，退休时他向上司告别：“我要走了，但我不时会来看你。”上司有感于他的厚意，就向他背诵了一句很有名的诗，为他送行：“走了，就死了一点点。”此人大为惊讶，就问他的上司，您知道这是谁的诗吗?上司说，可能是中世纪行吟诗人××的佳句吧。爱德蒙·哈罗古尔激动地说，不，先生，那是我的诗，但从来都没有人知道。柏桦认为这个故事和这句诗能说明我们时代的很多问题。我不愿意把自己的文字所享受的待遇往时代身上扯，因为那毫无意义，同时也会夸大某些事实，但我仍然同意柏桦的暗示和他讲这个故事的潜台词：我们的文字就要离我们而去了，这也是一种“走”，所以它也“就死了一点点”。

2003年1月11日，北京丰益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