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学、中医是“交叉小径花园”的写照,这座花园“包含着过去和未来,甚至以某种方式囊括了星空”(博尔赫斯《交叉小径的花园》),它们都在试图征服生命、征服心灵、征服时间。靠一种迂回的、隐晦的、直悟的方式,它们有着同样的符号、同样的模式、同样的缘起、同样的结束与开始,也同样有着无限而循环的性质。它们具体而玄妙,实在而空灵……
假如说易学试图从理念上告诉我们关于生命本质的各种可能性,让我们从符号和寓言的角度感悟生命的大道,理解并战胜时间,那么中医也许在试图给我们以更多操作平面的东西,它让我们将自己的身体视作那无限的迷宫,以内炼的药物(元精元神)与外求的药物(草木虫石),去探寻自我生命能量的任何可能性,去挖掘它无限的创造性……
学医不学易和学易不学医,都是片面的、不足的。学医而不学易的人,必定思路狭窄,不能从宇宙大道上把握人体生命的本质和规律;而只知易不知医的人,必定满足于玄学空谈,不能解决具体问题,由于不能在身体上有所体证,因而对天地大道的把握也必定不够深刻全面。只有将两者统一起来,才能相得益彰,才能弥补各自的不足,否则就会错过一生珍贵的时光。
人类所要探索和解决的最大问题,莫过于生命的问题、生与死的问题。生命的本质到底是细胞、蛋白质、DNA,还是气、精、神?揭开生命奥秘的到底是西方,还是东方?或许西方生命科学更能揭示生命物质层面的奥秘,东方生命哲学则更能揭示生命精神层面的奧秘,两者互补互动,才是未来世界的大同。
在东方人看来,人体是一个缩小了的宇宙,宇宙是一个放大了的人体。这一点充分体现在中医的藏象模型上,藏象是一个包容宇(空间)宙(时间)的巨系统,是一个时空合一的模型。
古希腊哲人普罗泰戈拉说:“人是万物的尺度。”
德谟克利特说:“人是由原子构成的生命。”
苏格拉底说:“人是一个对理性问题能给予理性回答的存在物。”
柏拉图说:“人是长着两条腿的没有羽毛的动物。”
亚里士多德说:“人是一个政治动物。”
欧洲中世纪神学家说:“人是上帝的创造物。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
近代西方哲学家拉美特里说:“人是机器。”
爱尔维修说:“人只是一个感性实体。”
康德说:“人是服从自己理性发出的‘绝对命令’的存在物。”
黑格尔说:“人是理性的自我意识。”
费尔巴哈说:“人是一个感性的类存在物,是一个自然本质。”
现代西方哲学家以多元主义、相对主义取代了一元主义、决定论,哲学研究的对象从本体论、认识论转变为人论。“人”成为现代哲学研究的中心,关于人的本质,各家各派观点纷呈,莫衷一是。
西方科学家则从人的自然属性出发,认为人是核酸一酶的相互作用物,是蛋白质的存在方式,是分子生物结构,是负熵的产物……
人到底是什么?答案多得难以统计。如果将它们一一罗列出来,其结果恐怕除了让你看得眼花缭乱外,不会有任何确切的结论。对此笔者做了一些整理归纳工作,结果发现,西方认识“人”无外乎两种角度。
第一,从人的自然属性、生物属性角度,比较人和动物的结构和机能差异,认为人是一种特殊的动物。依照进化论观点,人与动物同源同祖。人能制造并使用工具进行劳动,是一种高级动物。不少西方学者热衷于对人作动物性的阐释。如美国人类学家D.莫瑞斯专门从人类起源、性、抚育、探索、搏斗、进食、安适等方面探讨人类的动物性行为,认为人类知识固然已经十分渊博,但仍然是个赤裸的无尾猿,并未失去自己那些古老而卑陋的本能。奥地利动物学家康罗·洛伦兹则通过对动物本能行为研究表明,人类暴力行为、攻击性行为与动物同源,人与动物一样存在着原始本能。
认为人区别于动物的地方仅在于组织机制和能力的不同,该派学者也对人和动物作了比较。如从脑量上看,黑猩猩的脑重不到400克,猿人的脑重为850克左右,人脑则高达1500克;黑猩猩的脑重约为体重的1/150,大猩猩为1/500,人则为1/50;大象和鲸鱼的脑重虽然分别为6000克和9000克,但其脑体质量之比则分别为1/1000和1/10000。从活动和自由度上看,动物的活动是按照遗传基因所进行的本能的活动,而人则是有目的、自觉的活动;动物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物种的尺度和需要进行塑造,而人则懂得按照任何物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物体;动物是用自己的某个机体器官来“整理”物体,人则可以制造工具并利用工具从事劳动。从有无意识上看,人不仅具有对外部世界的意识,而且还有自我意识,而动物则没有自己和自己的生命活动之间的区别;人有自己的意识和意识的对象,有理性、智慧,不仅能认识和评价外部世界,而且能反思自身,自我控制、自我调节,而动物则不能。
与此视角相近,西方一些学者从神灵、精神、意识方面探讨人的本质,认为人之所以区别于动物的关键在于人有灵魂、有精神、有意识。灵魂的有无之争,古今中外都存在,甚至成了宗教与科学、迷信与理性的分界线。长期论争却毫无结果,肯定者、否定者、批判者、怀疑者,过去、现在、将来都始终存在。灵魂的有无问题说到底是灵魂能否独立于肉体之外、灵魂是否具有超自然力量的问题。如果撇开这个问题,仅就人的精神实质而言,西方一大批学者也作了论述,如笛卡儿提出“我思故我在”,黑格尔提出“人是心灵”。现代西方哲学家则普遍将意志、本能、潜意识、生命冲动、人格等非理性因素看成是人的本质。叔本华、尼采提出生存意志、权力意志的本体论思想;弗洛伊德创立意识、潜意识、无意识三层次的深度心理学,将人的一切行为动力归结为以性本能为核心的无意识心理本能;阿德勒把人的行为动力归结为“向上意志”和追求优越的内驱力;荣格则归结为集体潜意识(原始隐象)。该派强调人的本质在于主观意识和精神,或者说人具有“灵性”或“神性”。
第二,从人的社会属性、文化属性角度,强调人是社会的存在物,是文化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将人的本质看成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从人的社会本质出发探讨人类劳动、人类社会矛盾和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规律。
有的西方学者则从主客关系人手,认为人是主体和客体的统一,人既是社会历史活动的主体,又是为社会历史条件所制约的客体;既是认识者、改造者,又是被认识者、被改造者。人在外在事物中实现自己,对象成了人自身,一切对象成为他自身的对象化、外化。这就是“人的自然化”和“自然的人化”,前者指人的本质的对象化,后者指自然被人改造成了人的无机机体。黑格尔和马克思对这种统一关系作过深刻论述。
当代另有一些西方学者则热衷于对人作系统的、深层次的文化解读,从整体上探求人的文化生成结构,对人作文化分析(解构),建立整体意义的入学体系(建构)。他们认为人是文化的产物,人借着文化才超越动物。那么,什么是“文化”?对于“文化”的定义竟多达二三百种。然而不管是英国泰勒的所谓精神性的观念产品、习俗、能力,还是美国A.克罗伯的所谓模式、文化学习、人工制品、价值核心、人和文化的关系,或是美国克鲁克洪的所谓生存式样的系统、生活方式,他们实际上都承认一个基本事实,即文化是人为的,也是为人的。文化是相对“自然”而言的。文化也就是人化,是人创造了文化,反过来文化又制约、规范人。从文化发生学看,文化一开始仅仅是作为人的客观创造物而存在的,而当文化一旦产生,便成了一种完全独立的、外在于人的客观存在物。它的“为人性”,表现为正、负两方面的制约、传承,以至于内化为人类的某种内在动力、某种生存机制和生活样式。P2-5
关于民族经典,西方学者博·尔赫斯曾说:“古典作品是一部世世代代的人出于不同理由,以先期的热情和神秘的忠诚阅读的书。”
《周易》正是这样一本书。
几千年来,我们这个民族总有一些优秀的人在坚持不懈地解读它,仿佛它的全部內容像宇宙一般深邃,像命运一样不可逆转。对它无穷无尽的解读充分体现了我们这个东方民族全部的耐心与智慧、遐想、忠诚……同时,在中国,另有几部书也让中国的精英们以同样的热情解读着,世世代代,从未断绝,如《黄帝内经》。《黄帝内经》是中国的国粹——中医几千年来尊奉的圭臬。
易学与中医(包括气功、养生),对西方人来说,是最能体现东方神秘、超绝的事物,也是西方人最渴望掌握并加以运用的事物。这是打开中国这个神秘古国的钥匙,但又是一把不同寻常的,甚至会令人丧失理性的钥匙。因为在他们面前呈现的将是极其复杂、神秘莫测的巨大迷宫,光有热情和勇气不成,还必须有智慧、运气,甚至以生命来交换那个最大的秘密的决心。就是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中国人来讲,要想轻易地进入这个迷宫都不可能。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几千年来,中国人始终不曾放弃它,如同一个世世代代讲下去的故事。每个中国人都知道,那里边藏着一个大秘密,这个大秘密关涉着人类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关涉着人的生与死、忧与乐、灵与肉……
也许你会说,易学和中医多么不相干,一个谈的是象数与义理,一个谈的是疾病与健康,那么,我要通过这本书告诉你,它们实质上是同一个事物,如同一个人和他的影子,他们走在同一条路上,路的尽头写着:生命——宇宙的生命,人的生命。
令西方人匪夷所思的是,易学、中医不是将生命还原为物质,而是将生命还原为符号,还原为模型。生命在东方好比一座由神秘的符号构筑起来的花园。
《周易》记载的阴阳、卦爻,《尚书》记载的五行,甲骨卜辞上刻着的天干、地支,以及先秦文献所提到的河图洛书、十数九数排列方位,等等,都是中国人创造的特有的符号模型——象数符号模型。它不仅内化为中华民族的传统心理结构,而且外化为宇宙、自然、生命的理论框架。
符号的最大特点是它可以代表自身以外的东西。象数符号模型除了具备这个功能以外,还成为它所代表的对象的一部分,不可随意更换和创造。它有自己的生命,可以生长、消亡,但却不是科学批判或实证批判的结果,而是它赖以产生的文化环境化生的结果。这种象征符号已被中华民族集体无意识地接受了。
人的生命是一个异常复杂、难以穷尽的系统,如何去认知或者说采用什么样的认知方法是构成不同的生命科学样态的根本原因。西方采用物质模型的方法,采用实证、实测的方法,以某种程序、形式相似的模型实体去再现生命原型。物质模型是物质实验赖以存在的手段,强调外求,以寻找生命的物质基础为目的,于是找到了血管、脏器、细胞、蛋白质、DNA、RNA……
中国采用思维模型的方法,采用直觉、体悟、思辨的方法,以人脑中创造出来的形象、符号去反映、描述生命原型,强调内求,以寻找生命的功能关系为目的,于是找到了气、精、神、藏象、经络……
生命的本质到底是细胞、蛋白质、DNA,还是气、精、神?揭开生命奥秘的到底是西方,还是东方?在这个问题上,一个世纪以来,东西方的争论一直没有终止,也没有结果。人类已经进入新的纪元,可以相信这种争论伴随着各自的探求还得继续下去。
笔者想说的是,或许西方生命科学更能揭示生命的物质层面的奥秘,而东方生命哲学则更能揭示生命的精神层面的奥秘,两者互补互动,才是未来世界的大同。
《周易》《黄帝内经》《周易参同契》分别代表的中国哲学、中国医学与中国气功,以其中和、圆融的品质,建构起东方生命科学的花园。在这里,人与天统一,精神与物质统一,心灵与肉体统一。“统一”不等于“同一”,也不是简单的合一、相应,而是同构、同序。
这个“构”和“序”就是象数符号模型,也就是说,天与人、精神与物质、灵与肉都在象数符号模型的规范下建立结构和次序。
《周易》上有句话叫“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同气”就是同构、同序。象数符号模型就是一种气模型。“气”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说,q-国文化就是气文化。气有元气、宗气、营气、卫气、精气、阴阳之气、五行之气、水谷精微之气、脏腑之气、经络之气……气是生命的本质,乃至宇宙的本体。
经络、藏象是中国传统生命科学的基础,当代学人试图以现代科学手段对它作出解释和评判,官方则将它列入重大科研课颗。
经络、藏象究竟能不能用现代科学方法来实验、量化?到底能不能找到它们的物质基础?21世纪还应不应该有中医、气功?
在强大的西方科学、西方文化潮水般涌入中国的时候,我们有理由对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传统科技的命运和前途感到担忧。笔者想通过这本书,告诉那些关注中国传统文化命运的人,在多元文化并存的现代,易学、中医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样态,必将有它的一席之地。这自然不成问题,问题在于中国的这种特殊的学问能不能被称为“科学”?我们认为,科学也应该是多元的,科学的定义应该是探讨宇宙、生命、事物规律的学问。既然是探讨规律,就应该允许多种方法、多种途径。而在探讨精神生命规律方面,易学、中医恰恰具备西方科学所达不到的优势。
易学、中医是“交叉小径花园”的写照,这座花园“包含着过去和未来,甚至以某种方式囊括了星空”(博尔赫斯《交叉小径的花园》),它们都在试图征服生命、征服心灵、征服时间。靠一种迂回的、隐晦的、直悟的方式,它们有着同样的符号、同样的模式、同样的缘起、同样的结束与开始,也同样有着无限而循环的性质。它们具体而玄妙,实在而空灵……
它们都绝非幻想与虚假,它们都在演示一种秩序、一种规律、一种结构,以及无穷无尽的可能性。在它们背后,也许正隐藏着生命的永恒模式,但我们必须去寻找,必须努力,而且要沿着一种正确的方向。
假如说易学试图从理念上告诉我们关于生命本质的各种可能性,让我们从符号和寓言的角度感悟生命的大道,理解并战胜时间,那么中医也许在试图给我们以更多操作平面的东西,它让我们将自己的身体视作那无限的迷宫,以内炼的药物(元精元神)与外求的药物(草木虫石),去探寻自我生命能量的任何可能性,去挖掘它无限的创造性……
《易学与中医》是我十多年来学习《周易》与《黄帝内经》的心得体会。早在20世纪80年代,在北京中医药大学攻读硕士时,我就对这两部经典之间的关系产生了强烈兴趣。当时我做的硕士论文是有关《黄帝内经》的训诂研究,发现历代注家有不少是以“易”解医的。
1994年我在南京中医药大学主持召开了第一届国际医易学大会。同年我考上了北京大学的哲学博士研究生,师从朱伯崑先生专攻易学,当时想写一篇有关《周易》与《黄帝内经》的博士论文,后来虽然没能如愿,改作《象数易学研究》,但这一问题一直是我关注的重点。博士研究生毕业后,我就到北京中医药大学进行博士后研究,有幸成为第一个研究《黄帝内经》的博士后,从阴阳五行人手,探索易医关系。攻读博士和博士后期间,我陆续完成了这本《易学与中医》的写作,并于1999年由中国书店出版,当时这个书名是副标题,正题是《东方生命花园》。2001年出版第二版时,正式采用这一书名,并增加了一些有关中医现代化的内容。
这一次修订是第三版,内容增加了“气”一章,对原第三章“象数”进行重写,改名为“阴阳五行”,同时增加了“经络”“运气”的内容,另外还附录了三篇有关的访谈文章。在《张其成讲读<周易>》这一套丛书的修订版中,本书增加的内容最多。
张其成
2007.6.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