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学术界,有一场关于“中华文化主干”的论争,主要有“儒家主干”、“道家主干”、“儒道互补”三派观点。作者认为“儒道互补”的交集点,就在“易道”上,进而提出“易道主干”和“易家主干”说:历代儒家或道家大多是易家,大多是借易说理、借易明道’因此统贯儒、道二家的正是“易道”;历代解易、研易、借易说理的,就是“易家”。有意思的是“易道”还影响中国化佛教的产生,中国化佛教的代表是禅宗,因此“易道”可以统贯禅宗思想。综合起来看,正可谓“易贯儒道禅,道统天地人”。“易道”对中华文化各形态、各学科的影响是深层次的。无论是以易理为指导思想规范各学科的学术走向,还是以易符、易图为框架建构各学科的理论体系,都说明了这一点。
“易道”构成了中华文化最稳定、最本质的内核,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深层心理结构,促成了中国人特有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价值取向、伦理道德、审美意识和风俗习惯。
将“易学”的研究置于中华文化研究的大环境之中,不仅能拓展易学研究的范围,获得易学研究的新方法、新视角,而且能促进中华文化的研究与发展。
“易”的核心就是“易道”——易的本体观念、思维方式和价值理念。通贯儒、道、禅三家的正是“易道”。
“易道”构成了中华文化最稳定、最本质的内核,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深层心理结构,促成了中国人特有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价值取向、伦理道德、审美意识和风俗习惯。
周流——循环变易
“周”、“易”二字可理解为“周环、循环”与“变化、运动”,《周易》可看成是专论宇宙万物周环变易规律的著作。在卦爻象数元系统里,第一级符号阳爻和阴爻(2 1=2)是相互循环转化的,阳爻“九”转化为阴爻“六”,反之亦然;第二级符号四象(2 2=4)——太阳、少阴、少阳、太阴也是互相转化的;第三级符号八卦(2 3=8)和最高级符号六十三卦(2 6=64)中每一卦都在作循环运动,任何一卦都可变成另一卦:在两卦一组中,前后两卦可以通过“覆”和“变”两种方式相互转化;任何一卦可通过爻变的方式变成其余六十三卦。从而形成六十四卦整体大循环。从《周易》六十四卦卦序看,首为乾、坤二卦,末为既济、未济二卦,即蕴含宇宙变易一个周期从乾坤、阴阳开始,到既济、未济结束(“既济”意为“已经渡过”;“未济”意为“没有渡过”),“既济”是上一周期的结束,“未济”是下一周期的开始。如此周而复始,循环不已。
《周易》文字系统在对卦爻符号的解释中,明确提出周环变易的观点,如《易经》泰卦九三爻辞:“无平不陂,无往不复。”复卦卦辞:“反复其道,七日来复。”《易传》则反复强调:“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变动不居,周流六虚。”《系辞传》还列举日月往来、寒暑往来的例子,说明“往者屈也,来者信(伸)也。屈信(伸)相感而利生焉”。
《易经》卦爻象、卦爻辞首先提出循环变易的观念,经过原始道家、原始儒家的发挥,到《易传》总其成。后世道、儒均遵从这种思维观念。
循环变易观对整个宇宙宏观世界来说是基本合理的。整个宇宙存在永恒的大循环,而各种物体也存在暂时的小循环。这种循环是以阴阳象数的对立转化为基础的,包含着不断变化、“革故鼎新”的进步思想.同时也增强了中华文化前后承接的亲和力和稳定性。其负面影响是过分强调了循环,轻视创新发展,将循环看成是运动的唯一形式而看不见其他形式(如直线形式、非升降形式等),缺乏历史进化发展观念,从某种程度上维持了封建社会的统治秩序(如三纲、五常的永恒性)。致使中华民族沿袭因循、模仿、重复的习惯思路,缺乏创造、创新精神,缺乏应有的活力,缺乏否定意识,造成了社会发展的缓慢,甚至倒退。
太和——整体和谐
《周易》卦爻是一个整体,八卦、六十四卦为二级全息系统。八卦是阴阳二爻三维组合体,六十四卦是阴阳二爻六维组合体。后者六个爻位上二爻为天道、下二爻为地道、中二爻为人道,天地人三才融为一体。卦爻符号模型是事物呈现运动模式,筮法数字模式是事物潜在运动模式,对天地的推演、时间的发展、宇宙阴阳规律的变化作整体模拟,对万事万物的生成、分类、变化、运动作系统描述。六十四卦模式以“六爻”、“六位”关系为基础,以时、位、中、比、应、乘等为原则和标准,给人们提供一个从时间、空间、条件、关系全方位分析问题、认识事物的思维方法。
易道的“一阴一阳”既说明人与自然具有对立性,也说明其具有和谐性、统一性。“刚柔相推而生变化”表示对立面的相互推移、相互转化、相互依存。《易传》将“保合太和”看成是“易”的最高理想境界。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的相互对立与和谐、感应与交流被《周易》有机地统一起来,成为《周易》的基本思维理念,开创了中华文化“天人合一”的整体思维特征。
与儒道两家的整体和谐观相比,儒家强调“中庸”,偏向于将自然人化,道家强调“混沌”、“素朴”,偏向于将人自然化。而《易》则强调人与自然的对待感应、对等交流,又不抹杀各自的对立、独立的特性。只是在后世的发展中,《易》整体和谐的一面被强化,而独立、对等的一面被弱化。董仲舒强调“大一统”思想,经后代统治者的大力宣传,“大一统”思维方式成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主干。
《周易》“太极”是阴阳整体对待和谐的最高概念,也是象数思维的理性提炼(宋明以来的阴阳鱼“太极图”是太极观的形象写照)。随着大一统思维的不断深化,“太极”被视为至尊的“一”,世界万物起源于“一”,全国定于一尊,就是皇帝。这种思维方式在调和矛盾、巩固民族团结、稳定国家政治、增强民族凝聚力、维护并促进统一、防止并结束分裂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同时民众的斗争性、独立性被遏制,迎合或促成了封建君主专制,形成了一元化政治结构。
整体、求同的思维偏向,重视主体作用,对问题的探讨往往从内因、主体出发,只求内部世界与外部世界的适应、协调,缺乏对外部世界的改造、发展。形成内向、忍让、依赖的民族性格,如安分守己,逆来顺受,保守退让,模棱两可,缺乏独立、竞争、果断、直率。只求“随大流”,个性、主体意志被削弱甚至泯灭。P290-292
在人类轴心期时代,只有一本书是由符号系统与文字系统共同构成的,那就是《周易》;在中华文化历史上,只有一本书是为儒家和道家共同尊奉的,那就是《周易》。
《周易》是华夏文明的总源头,是中华文化的聚焦点!
《周易》分为《易经》和《易传》。《易经》主要是一本占筮之书,咸书于西周前期;《易传》主要是一本哲理之书,咸书于战国后期。从“经”到“传”不仅反映了“易”的演进,更重要的是反映了从巫术文化向人文文化的质变,反映了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轨迹。
战国之后对《周易》的解释,被称为“易学”。“易学”既是《周易》“经”“传”的解释之学,又是一门探求宇宙生命大规律的学问,是中国古代科学与哲学的代表。
《易经》《易传》和“易学”,是中国“易学文化”进程的三部曲,也是一部中华精神文化发生、发展的历史。“经”“传”“学”的思想內核和理论精髓,就是“易道”。“易”是广大悉备的,“易道”作为“易学文化”的核心,主要指“易”的本体观念、思维方式和价值理念。
在当今学术界,有一场关于“中华文化主干”的论争,主要有“儒家主干”、“道家主干”、“儒道互补”三派观点。我偏向于“儒道互补”说。我认为“儒道互补”的交集点,就在“易道”上,进而提出“易道主干”和“易家主干”说:历代儒家或道家大多是易家,大多是借易说理、借易明道,因此统贯儒、道二家的正是“易道”;历代解易、研易、借易说理的,就是“易家”。有意思的是“易道”还影响中国化佛教的产生,中国化佛教的代表是禅宗,因此“易道”可以统贯禅宗思想.综合起来看,正可谓“易贯儒道禅,道统天地人”。“易道”对中华文化各形态、各学科的影响是深层次的。无论是以易理为指导思想规范各学科的学术走向,还是以易符、易图为框架建构各学科的理论体系,都说明了这一点。
“易道”构成了中华文化最稳定、最本质的內核,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深层心理结构,促成了中国人特有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价值取向、伦理道德、审美意识和风俗习惯。
将“易学”的研究置于中华文化研究的大环境之中,不仅能拓展易学研究的范围,获取易学研究的新方法、新视角,而且能促进中华文化的研究与发展。
人类已经进入21世纪,又步入了一个百年循环、千年循环期,“和平”与“发展”,是全人类的期盼。在这个求和谐的进程中,“易道”所昭示的周期运动的大规律值得借鉴。
此外,“易道”以它统贯儒、道、禅的精神,以它“保合太得、合弘光大”的个性,或许能对建立当代中国人的信仰体系,构建中国人的精神家园,提供一种传统文化上的借鉴和选择。
确认以“易学”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承续以“易道”为代表的中华民族传统精神,发挥“易文化”弥纶天人、贯通时空的品性,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科学与人文的互通、中西文化的融合,是历史交付给我们的光荣使命,更是“当代新易家”所不可推卸的职责!
我还清楚地记得,十三年前我和同学在北大校园散步,在一片茂密的树林里,我们讨论中华文化命运时的激烈场景。中华文化好比眼前的这棵参天大树,它的根在哪里?它的主干在哪里?它的枝叶又在哪里?
当时的学术界有一派观点,认为中华文化的主干不是儒家,而是道家,也有人提出应该是儒道互补。我们围绕儒家主干、道家主干、儒道互补这三派观点争论不休。现在回想起来,真是“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虽然我已不再“少年”,可豪情依然不减。我是同意儒道互补的,但觉得不到位’没说透。经反复琢磨,突然有一天恍然大悟。中国文化是有根的,而主干一定是从根上长出来的。中华文化的根当然是中华民族原创性的经典,而《易经》作为“群经之首”,《易经》的八卦、六十四卦作为古圣先贤的精神符号,无疑是中华文化之根。其后从《易传》开始经历代学人的阐释,就长成了枝繁叶茂的大树。这棵大树的树干正是《易经》、《易传》、历代易学的大道,是“易”的思想精髓和基本精神——“易道”。
儒家、道家不是主干,而是主枝,是长在“易道”这个坚实的树干上的树枝,后来再加上中国化的佛家,可以说中华文化就是一干三枝。最近我把它称为“一个中心,三个代表”。
后来我将这个观点写成了一本书,1999年由中国书店出版社出版,书名叫《易道:中华文化的主干》,2001年又重新做了修改、补充,书名改为《易道主干》。出版之后引起了读者和学术界的关注,这一观点也成为与儒、道主干并列的第三种观点。经过这么多年的思考,我仍坚持这一观点,并且做了补充,在“易炎儒道”的基础上加上了“禅”,成为“易贯儒道禅”。
应读者朋友的要求,这次修订版特补人了“佛禅”的内容。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何醒社长希望这本书和其他三本一同出版。该社的编辑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使修订版无论是版式还是插图方面都更加活跃、新颖,读者看起来会轻松、喜欢,在此我衷心地向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表示感激,也衷心地向关注中华文化命运的读者表示感激。
张其成
200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