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我们是在接连不断的“教育革命”中长大的。从1905年废除科举、建立新学开始，中国现代教育的发展将近百年，大致是前50年学习借鉴美日，此后模仿移植苏联的历史。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在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同时，一些基本的教育问题并未得到很好地解决，经常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和“众矢之的”；“教育危机”的警报此起彼伏，从未停息，一些教育弊端令人始料不及，发展到十分严重的程度。

面对世界范围内风起云涌的教育改革，中国教育需要正视现实，需要居危思危，教育改革刻不容缓，民族的教育精神需要一次新的振奋——就像1977年邓小平恢复高考制度那样，中国需要一场学习的革命和教育的革命，中国的教育生产力需要一个大解放！

本书是北京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研究员，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杨东平先生对于中国教育现状的感慨。文章分为三大部分：教育时空、大学之道、感悟与随想；并对于中国现在教育状况提出了疑问和个人见解。

一、教育时空

倾斜的金字塔

小草和大树：另一种生态平衡

语文课：我们失去了什么

天才的诞生

千年教育：文明之火的照耀

教育需要一场革命

我看“教师暴力”现象

透视“韩寒现象”

广东教育故事

网上硝烟

中学生的内心世界

以陶为师话行知

“平民教育之父”晏阳初

解读前元庄

改革呼唤教育家

读经之辩：回到常识和现实

儒教与儒学

对教育的根本态度

“南京沦陷”

“大龄”流动儿童教育需要新的关注

改善教育公平状况正当其时

政府的教育职责究竟是什么

取消重点学校制度具有可行性吗？

科举制度的教育文化遗留

超女、王垠和祭孔

没有择校的城市

百年职校的五重价值

北京小学生的新战场

重温“平民教育”的精神

“小升初”改革何去何从

反思红卫兵产生的教育原因

孩子会输在起跑线上吗？

教育“乱收费”乱在何处

解析“上学难、上学贵”

改革是一种境界

孟母堂事件和“在家上学”的合法性

我国有几个教改方案？

制度创新是可能的吗？

“择校费”的破解之路

流动儿童教育呼唤制度创新

二、大学之道

大楼与大师

大学：多大算大？

北大找北

“高考分数线”的倾斜和矫正

大学生的“背叛”和挑战

“跑部前进”面面观

“部级大学”何时休

大学校长：一个值得关注的群体

博士生教育：最后的防线

大学之痛：关于贫困生欠交学费

解读一个新大学的传奇

丹青之思

香港中文大学的“国际化”之争

如何评价中国的大学教育

重视高考“性别歧视”之外的问题

适时调整研究生教育的培养目标

从周长城案看高校的学术民主

高考招生制度改革与教育公平

香港高校内地招生的“鲇鱼效应”

道德沦落还是“反制度”抗争

从制度上矫治高校毕业生就业率统计虚假

三、感悟与随想

女人和钢琴

自己疼自己

四种人

为谁辛苦为谁忙

还有爱情吗？

中国人的年龄

我所认识的金凯

双星陨落：何日君再来

幸福的感觉

华山一夜

重返黑土地

山野庶民的交响

重游黄山记

包容之难

富贵与高贵

阳光下的感动和希望

和很多人一样，当我看到《北京文学》关于语文课的讨论时，痛快淋漓之感和兴奋的心情难以言喻。几乎所有受过中学教育的人对语文课都会有不同程度的感受。记得“文革”前我上中学时，面对老师硬性划定的课文段落，心中总是纳闷，作家写作时是这样想的吗?在去年《实话实说》举行的“20年后话高考”的讨论中，有一位高三语文老师激奋地发言，说现在的语文高考试卷，“鲁迅、巴金、郭沫若肯定答不上来!”这是毫无疑问的。而且，没有经过高三突击训练的大学的中文老师、中学的语文老师照样考不及格——这令我们想起“文革，，中考教授关于“马尾巴的功能”的黑色幽默。我们的中学教学显然已经在一定程度上陷入到这种有悖教育初衷、有违常理的荒谬之中。这是以考试为目的、以考试中心的教育，所谓应试教育必然蹈入的末路。在日本和台湾，这种考试主义、升学主义导致的教育病态和异化通常被称之为中小学教育的“畸形化”。

令人感到振奋的，不仅是积弊极深的语文课的问题终于被正式提出，而且在于这一声呐喊是由教育界之外文学界的志士发出的。《北京文学》敏感地意识到文学式微的教育根源，自觉地承当起文化改造的社会责任，实属难能可贵，令人钦佩。而且，由于它呼应了一种失落已久的传统，因而特别发人省思。

现代语文课的雏形，大致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形成的。在本世纪初我国新教育创建之始，五四一代的知识分子、思想家、文学家、科学家等无不身体力行，以极大的热情投身教育改革。不必说鲁迅、李大钊、陈独秀等，胡适、蔡元培等不仅亲自办学，而且主持、参与了教材编写，进行了开拓性的尝试。如蔡元培、张元济、高梦旦合编《最新修身教科书》，顾颉刚著《现代初中历史教科书》。当时以推行白话文、改革封建教育为主旨的教科书改革，具有十分鲜明的人文立场、民主精神和现代性。1919年提出的新的“教育本义”，以“养成健全人格，发展共和精神”为宗旨。1922年制定的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认为小学语文教学的目的是“练习运用通常的语言文字；并涵养感情德性；启发想象思想；引起读书兴趣；建立进修国文的良好基础；培养能达己意的表达能力”。编写语文教材的原则是“从儿童生活上着想，根据儿童之生活需要编订教材，形式注意儿童化，内容则适合儿童经验”。

在那个时代，新文化运动与新教育的重建浑然一体，知识分子与教育改革、文学革命与语文教学具有天然、有机的紧密联系。当时的许多文学大家，如叶圣陶、冰心、朱自清、夏丐尊、丰子恺等等，都有在中学从教的经历。作为现代化动力集团的知识分子参与了所有重要的教育决策，成为教育改革的中坚。事实上，当时的教育改革，所有重要的教育议案，有关的教育制度、政策、法规几乎都出自于这些教育家团体和组织。1922年颁行的“新学制”即“壬戌学制”，也是由全国教育联合会发起、酝酿和讨论修定，最后以大总统令公布的。

长期以来，作家、诗人、艺术家等人文知识分子精英与文科教育的天然联系，以及他们对文科教育的决策权和影响力早已失去。我们已经很少再听到文学家对教育的发言，更不用说参与语文教材的编审了一一它已经成为一些行政干部和考试专家的专业。

中学语文教学的种种问题，一言以蔽之，是人文价值、人文底蕴的流失。将充满人性之美、最具趣味的语文变成枯燥乏味的技艺之学、知识之学，乃至变为一种应试训练。显然，这种弊端不只表现在语文课上，而是目前学校教育的通病，只是在本应最具有人文性的语文课上，这种畸变尤其令人触目惊心。

90年代以来，对中小学素质教育的呼唤，正是出于对学校教化功能式微、人文养成薄弱的回应。当我们将人之初的教育沦为知识记忆和解题技巧的训练，在题海中制造了许多不省人事的“小大人”时，却不得不化大量精力对在校大学生和成人进行起码的基础文明教育，包括进行“便后冲洗”、“人走关灯”、“洗完手关水龙头”这样的“修身教育”，它甚至引起了关于大学教育是不是素质教育的争论。没有比这更突出地表现了当前学校教育功能有违教育规律的严重倒错。

我国教育人文底蕴的流失、“非人文化”的倾向非自今日始，而有一个连续的发展过程。  1949年以后，中国按照苏联模式改造和重建教育，经40多年的发展变革，形成自己独特的面貌和品性。特征之一，是它所体现的强烈的国家功利主义价值，以及某种技术主义的取向。以迅速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发展科学技术为目标，强调教育作为人力资源的开发所具的国家功利主义价值，无疑是必要与合理的。然而，它却面临一种考验：在发展功利主义的科学教育的同时，必须保持教育的人文价值和人文内涵，重视普及教育和普通教育，重视人格养成、个性发展、思想文化和艺术的发展等非功利的教育价值，防止教育的失衡和异化。

P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