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我高中刚毕业，就在重庆的中国电影制片厂技术课课长官质斌先生的推荐下有了正式工作，算得上是一个幸运者。此后我一直在“中制”及20世纪50年代重新组建的“上影”工作至今(退休)。屈指算来，我在电影界工作共60年有余。影人队伍中的许多大小趣事至今仍记忆犹新。
我所在的办公室里，平时只有我和课长两人，十分安静。上班的第一天，课长就把文件柜的钥匙交给我，柜子里面装的全是笔墨纸砚、信封信笺等。那时写字都是用毛笔，写大中小字的都有。几天后，课长又从自己办公抽屉里取出一大本技术课工作人员名册，叮嘱我妥为保管，只能自己看，不能让别人乱翻。
我不仅听话，还牢记在心，当然也有些好奇以及受信任的喜悦。望着名册上一个个姓名，心里开始琢磨：“为何别人不能看……”。
平日寡言少语的课长，这时可能发现了我心中的疑惑，便主动解释说：“上面所有的人名后面都注有职称、级别，收人也就大不相同。有的人看了，会作比较，闹矛盾……麻烦！”
我顿时晤到，其中定有不公平。不过，那时像我这么个刚出学校门就能找到个工作的人已算很幸运了，为不平而闹矛盾的事，我想不到，也做不到。所以我总是把名册放在抽屉里，把抽屉开条缝，慢慢一个名字一个名字地看、记、背。如果有人来了，我就急忙把抽屉往里推，关得严严实实，谁也发现不了。
课长见我做事认真，字也写得不错，对我非常友好。
“中制”的编制有点怪，我们技术课包括摄影、美工、录音、照明、放映、卡通、洗印、剪辑、照相等许多部门。我数了一下人数，共占去半个厂的人员编制。像我这么个刚出校门的川籍学生，记忆力再好，也难将人名和人头对上号。所以真像课长关照的，有空就读名册。记得最清楚的，除了课长官质斌、副课长王士珍外，第三位就是摄影师罗及之。
后来，我才从课长口中得知，罗及之是我们技术课年纪最大、掌机最早的头牌摄影师，所以在名册上排名最前。他比课长小三岁，比副课长又大三岁，都是随抗战队伍来到重庆的。当我问课长哪位是罗及之时，课长笑笑说：“他现在正在摄影棚拍《血溅樱花》的内景，下班后可以去看看。”
“中制”的摄影棚其实就在我们办公大楼的右边，离我住的女宿舍更近。不过，棚外站着持枪的卫兵。我在它边上转了个圈，没敢走进。我们课长知道后，叫剪辑室的小刘陪我去。
小刘也是四川人，看样子比我大不了几岁，只是他早两年进厂，认识的人多，厂里地盘也熟悉。所谓摄影棚，在我看来就是一间很大的空屋子。里面搭了布景，三面是墙，有门有窗，跟真的一样；一面是空的，放着摄影机。摄影机旁站着三四个人，我一个都不认识，也不知道哪位是摄影师罗及之。摄影棚壁上有很大的写着“肃静”的牌子。不仅我不敢出声，我看其他在场的人也都不轻易交头接耳。
那天拍的内容是表现舒绣文所饰演的一个日本女人，心里厌战，被迫投河自杀的过程，一共两个镜头。第一个镜头是舒绣文满脸悲伤，走到河边，站着沉思了好一会儿，面部表情由悲伤而转为忧愤，最后一狠心扑倒在水中。
镜头正式拍摄前，一直注意着摄影画面的一个文质彬彬的中年人，转身走到摄影机旁竹椅上的导演前，耳语了几句。然后导演自己也去看了摄影机里的人物画面，点头表示可以。导演坐回原位，那个文质彬彬的中年人小声对助理说了一句“可以正式开拍了。”于是水银灯齐明，导演大声叫：“开麦啦(开拍啦)！”
摄影棚里，除机器声外，没有别的动静。导演一声“卡特(暂停)！”机器声停，水银灯熄。
这时，大家都可以说话了。小刘才告诉我《血溅樱花》的导演叫何非光，那个走到他身边说话的人就是罗及之。这次，我总算开了眼界，知道电影是怎么拍的了。
第二个镜头，是一个和舒绣文打扮得一模一样的“日本”女人，她的动作也和舒绣文相同，所不同的是在正式拍摄时，她直接跳入水中，水花飞溅。摄影机在离她很远的背后，看不见她的脸。小刘得意地告诉我，这两个镜头剪辑在一起，观众看到的就是舒绣文跳水自杀。小刘仿佛是一位有学问的老师，在启蒙开导我有关电影拍摄的知识。我当然很高兴，也很怀念那次在摄影棚零距离接触拍电影的经历。
1994年，时隔半个世纪后，小刘从美国回苏州探亲，路过上海，还特地到上影厂找我。上影人事科的一位冷面孔负责人听说他是来自美国的同行，竞破例叫厂里的小轿车送他到我家，有意思！(我扯得远了点，但是因为有些联系，所以姑且放在这里。还是回头来说《血溅樱花》的拍摄现场吧。)
那位落水的妇女，是舒绣文的替身。只见她从水里上岸，冷得直发抖，因为重庆的12月还是寒气逼人的。舒绣文立刻将干毛巾送到她身边，不停地说：“谢谢！谢谢！”并且将剧务送上的热姜汤亲手接过，送到女替身演员口边。舒绣文是大明星，那天因为身体不适，导演不让她下水，这才找的替身。
舒绣文本可早走的，但她没有离开，看着代她下水的演员上了岸才放心。这件事当时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我对舒绣文产生敬仰就是从那时开始的。自此，我对何非光、罗及之、舒绣文都有了记忆。P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