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帝制和准帝制的颠覆，到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再到改革开放的整个时代，期间的风雨如晦、呐喊与抗争、血与泪的交融，我们刚刚过去的世纪，就好像一团浓雾包裹着的花园和战场，庶几也有类于狄更斯笔下的天堂和地狱。

一切的一切都还在我们现实生活的背景里，遗存在我们的记忆中，有的甚至散播在我们的骨血里，不肯离去。虽然我们自己无力用通透的目光扫视整个历史全景，但不妨透过本书观照一下历史岁月中的一隅，或许也可以得到一点获知历史真相的况味。

从“一二九”到“文革”，有过怎样的日子，怎样的人物?

历史的碎影，在这里得以重新整理，重新审视，重新申述。

作者笔触深入学界、报界乃至军界、政界，无论人或事，都是一个世纪以来的荦荦大者。史料翔实，可以一窥历史的真相。

老报人王达仁

天蓝和他的《队长骑马去了》

“抢救运动”中的赵梅生、袁静夫妇

曾经有过的故事——从“丁玲和彭德怀结婚的谣言”说起

追寻六十余年前的“黄克功案”

续范亭之死及其他

晋绥土改中的“左”倾风潮

关于熊大缜的冤死

闻一多和他的《最后一次讲演》

“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回眸

三兄弟的遗嘱

记陈铭枢先生

此生苍茫——记一代名记者和“女将”浦熙修

郑振铎最后的日子

话说“孙定国冤案”

史东山、石挥、海默，灿烂明星是如何陨落的

关于吕振羽之谜案

“批儒评法”运动中王重民先生之死

精神不能“广陵散”——有感于黄万里先生

竺可桢“洗澡”

竺可桢入党

晚年的竺可桢

遥望那些“最后的”遗照

由一首歌想起的

重温那些旧事

“出版避讳学”一例——兼说批判《武训传》和“批林批孔”中的若干事

“五一六”杂想

在“回声”处凝思

从“张东荪案”到“X社案”

两份“遗言”

后记

由一首歌想起的

有一首歌我想我们这个年龄的人都会唱，而且这首歌后来有了“新民谣”似的新词，两相对照，可以被看作是时代不同的痕迹。岁月沧桑，名歌——历史歌曲，其实就是抗拒遗忘最好的记忆形式，尽管人们对它的理解会有种种的差别。

这首歌是什么呢?想一想吧，它曾在几代人中热烈地传唱，在街头的扩音器和大喇叭中播放，在人山人海的群众大会中如海浪般地轰鸣，说起来想必那个年代过来的人都很熟悉，它拥有阳光般的、进行曲似的旋律，而词句呢，又是以不容置疑的那个时代的特殊思维方式和语言表达出的人类有史以来就代代遥想不已的对未来的企盼，甚至，这种人类美好的乌托邦的诉求在歌曲里有了当下的美妙的感受，人们在这种旋律和歌词中感受到幸福和对未来无限的憧憬，并且，这样的歌曲又是那么典型地宜于群众性的歌咏。对了，它就是一曲《社会主义好》。

这首歌，在1957年的夏天时，曾在全国各家报纸上刊登过，“文革”前的1965年《红旗》杂志刊登的“红色革命歌曲十三首”，它仅次于《大海航行靠舵手》而排名第二。不过，至今我对作词者的“希扬”这个名字还是感到非常陌生，有时曾想：他是不是周扬的化名呢(好像不是)?又想起这首歌，是读了几篇回忆的篇什，大概和从前大多数人的感受不同，有的人在回忆中对它却有别样的感受。

四川杜重石先生，原是四川军阀杨森的秘书，抗战中被派驻延安以后思想起了变化，以后就担负策反国民党军队的特殊使命，然而后来的“反右”让他落网，在他的《风雨岁月》回忆录中有这样一段场面：杜先生夫妇疼爱孩子，从来也不打骂孩子，有一回杜先生回家却看见一幕令他惊愕的画面：孩子啜泣着，一问，是妻子打了他，再问，更不懂了：仅仅是因为孩子要唱歌!三问：唱的是什么?不懂到家了——明明是《社会主义好》么，虽是“老右”，杜先生说：“社会主义是好么，大人唱，孩子也要唱，为什么打他?”妻子说：“你知道么，这支歌里的‘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已经改为‘右派分子夹着尾巴逃跑了’，我让他不要唱，是怕你听到会难过……”原来如此。同样的场面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女作家袁昌英家里也出现了，她的外孙女从外面学会了这支歌，跑到家里也唱个不停，甚至还追着她这个患了“政治麻风病”的右派外婆一遍遍大唱“右派分子想跑也跑不了”。这时，袁昌英只有潸然落泪而已。而当历史的尘埃落去，女作家早已化为轻烟逝去，已经为人之母的这个外孙女回忆起这段往事时，她也只能揪心似的悲痛、一遍遍地饮泣了。

杜重石先生后来有一个感受，他先是质疑雨果在《悲惨世界》中的一段话，即“当一个人心中充满了黑暗，罪恶便从这黑暗里滋长起来了。有罪的不是罪人，而是那制造黑暗的人”，然后他以他的经历又质疑这样的命运安排：“我心中充满的不是黑暗而是光明”，“然而厄运却紧随着我，难道犯罪的是那制造光明的人?”这真是个悖论。我想：袁昌英先生大概也这样怀疑或绝望过吧。

袁昌英这个名字我在初读文学史时就知道了：武汉大学女教授，她的成名作《孔雀东南飞》等等。后来也曾见到过她的女儿和外孙女。当年武汉珞珈山上，袁昌英、苏雪林、凌叔华几位女作家和女学人，可谓风头正健，然而一番风雨之后，正是“凄凄惨惨戚戚”，苏、凌侥幸海外栖身，逃过一劫，袁先生只好下阿鼻地狱了：她先以“极右”被“下岗”，又以“历史反革命”(曾是所谓“国大代表”)被开除公职，在街道被监督劳动，再后被逐回农村，终凄凉死去。如果说袁昌英这样的例子在她们那代人中不是一个例外，她的女儿(即翻译家杨静远先生)这一代却也没有什么分别。杨先生有《炼人学校》，说的是“五七干校”的生活，一如杨绛的《干校六记》，也应该是如今只知道王菲、安在旭、滨崎步的红男绿女了解我们那段并不遥远历史的读物，当然他们可能只是带着猎奇的心理来读它了。那么，袁昌英、杨静远以下的第三代人呢?她们的生活会是如何?

杨先生这本回忆录也提到了：1968年，她16岁的女儿插队到了山西。此后种种，不说也罢，在我印象中，她总算是幸运的——读了保送的山西最高学府，学大提琴。记得在江青时代，“文艺”成为社会上最吃香的行当时，那是足可让人垂涎的，也因为“江青同志”的“施恩”，中央乐团的名指挥亲自到太原来传达“江青同志”的精神和指导“样板”剧目的排演，在那咿咿呀呀的乐曲声中，我依稀看到那位大提琴手的身影，只是在那幸福的光环下，谁能懂得她的苦楚。从杨先生这本回忆录中，才知道大提琴手也有关于往事回忆的篇什，在那里，我想，一定也是几代人共感的哀伤、悲恸、忏悔和无尽的对亲人的缅怀吧。(P340-P344)

不知怎的，现在很多人写文章都喜欢引用这样的句子：“这是最好的日子，也是最坏的日子；这是最智慧的世代，也是最愚蠢的世代；这是信仰的时期，也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也是绝望的冬天。我们面前好像样样都有，但又像一无所有；我们似乎立刻便要上天堂，但也可能很快便入地狱。”

这是英国小说家狄更斯在《双城记》中用来描述19世纪的句子，也许也可以方便地拿来对照我们曾经经历过的20世纪的岁月——它们有着惊人的相似，也许这就是辩证法的大师黑格尔的所谓“历史的讽刺”。

其实，这就是历史惯常的场景，正如马克思那经典的表述：“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于是，“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更不用说有着“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这一历史背景下的吾土吾民，在旧与新的搏击中传统也不断地滚动和凝结成另一形式的样式，在历史的进步面前，继续发散着它的气息，因而在我们这里，历史经常呈现出循环、停滞以及“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物”的低水平轮回，大概这就是周作人曾经说过的：“天下最残酷的学问是历史。”

当然，我们不是、或者也不能无视历史的大踏步前进，所以说上面那一番扫兴的话，有如当年恩格斯嘲笑过德国历史学家毛勒“开明”，或者径直就说我们曾经稔熟的直线武的历史观，就说刚刚过去的世纪吧——人类历史上再也没有比20世纪更“进步”和更“倒退”的惊心动魄了：两次世界大战、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又一轮的社会主义革命、科学技术的深入堂奥、人类生活的彻底改观，等等，至于中国，那是从帝制和准帝制的被颠覆到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再到改革开放的整个时代，期间的风雨如晦、呐喊与抗争、血与泪的交融，一切的一切都还在我们现实生活的背景里，遗存在我们的记忆中，有的甚至散播在我们的骨血里不肯离去。如果这样观照的话，毋宁说我们刚刚过去的世纪就好像一团浓雾包裹着的花园和战场，庶几也有类于狄更斯笔下的天堂和地狱，走过它的人由不得不回过头去，以各自的视角去回眸，“宏大叙事”也罢，“苍凉”也罢，不外乎都在诠释着过去、瞻念着未来。

收入这本集子中的文章是我过去近二十年煮字生涯(大多很芜杂)结晶的一部分，间有一些未曾发表过的，文字也迹近“野狐禅”，它也是我的第一本结集。所述的内容，大致起自所谓“一二·九”知识分子，以及从革命圣地到“凯歌高奏”的新中国，乃至“浩劫”袭来之后，用自己“雾里看花”的眼光，对过去历史上发生的一些“旧案”重新予以审视。所以叫做“雾里看花”，大约指我们面对一个伟大的时代，我们自己无力用通透的目光扫视整个历史全景，那么不妨观照一下历史岁月中的一隅，如鲁迅所谓“通过密叶投射在莓苔上面的月光，只看见点点的碎影”，或者也可以得到一点获知历史真相的况味。

散木

2005年11月于杭州求是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