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也许是个未完成的世纪。他们当中有的人已经死了，有的人还活着。但是一个巨大的悬而未解的思想空间仍然搁在那里。“五四”一代知识分子，既能铁肩担道义，又能妙手著文章，其格局之大，内心之丰富，处境之复杂，是我们这些后来者难以比拟和体察的。

但是很长时期以来，知识分子叙述的历史几乎都是以自己为中心的，这种叙述，在今天看来并不充分。让真实的历史做出公正的裁决!让公正的裁决告诉下一代!这就是本书作者的写作意图。这是一本关于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对“文革”和“十七年”历史深刻反思的散文随笔。

本书用散文随笔的笔法，表达了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对“文革”和“十七年”历史深刻的反思。它打破了纯粹“掉书袋”式的学究气写法，把一个个遥远的历史故事作为自我思想的载体，用一个超越个人情感的历史视点来审视那个难以厘定的史实。

作者透过对各种各样知识分子在那个人伦颠倒世界里的各种行状予以摹画，以达到将一个个灵魂做一解剖展示。不管是死去的，还是活着的；不管是名家，还是无名者；不管是显赫一时的权贵，还是被踏在铁蹄之下的“五类分子”；都在这一聚焦下显影，昭示出他们真正的历史意义来。

序/丁帆

文人的乡村生活

房东的声音

夫妻之间

作者之死

话语转述中的“个人”

“矛盾重重”的诗篇

1966年的“鲁迅”

“绝大部分工作就是否定自己”

翻译的“政治”

进出“彼得堡”

向《朝霞》投稿锣

此一时彼一时

在内心深处

“农民作家”的“外衣”

北大的“旧事”

回忆的差异

什么天空能把我拯救出“现在”

脚下的轨迹鳄

缝隙中的动弹

两种声音

“沿着红色大街疯狂地奔跑”

《闪闪的红星》：电影与小说

文献中的记忆

选为“典型”之后

“正史”之外的叙述

逝者如斯

知识都到哪里去了

平衡打破以后

争论的背后

从岛上传到中原

握着巴金的手

与思想者对话

脱去文化的外套

叙述的力量

跋/王尧

脱去文化的外套

李锐是9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界的思想者。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说：李锐对当代汉语写作中的思想问题一直持有自己的思考，而且始终怀着积极的姿态敏锐、直率地回应现实中的思想文化问题。在90年代以来的文学与思想文化语境中，李锐作为一个思想者的角色日渐鲜明。他对当代汉语写作的思考，从来不是单一的关注一个个纯粹的语言问题，缠绕他的始终是让他难以释怀的“中国问题”。在这一点上，李锐兄和韩少功有异曲同工之处。一起和李锐他们去湖南乡下看少功的方方告诉我，李锐和少功在一起就要争论那些思想理论问题。这大概就是“人以群分”。

近两年来，我和李锐有过多次合作的机会，或者说有过多次向李锐请教的机会。他和莫言是首先被邀请参加“小说家讲坛”活动的作家，他们俩良好的开端，才使这个“讲坛”得以高水平地延续了两年。我和李锐在2001年最初对话时，便感受到了李锐思想的力量，以及他执著的情怀和赤诚的人格。我和李锐几乎无话不谈，在这样的交往中，我也感觉到了李锐的孤独。我后来甚至有这样一个感觉：大家对李锐似乎并不真正了解。可能不仅是李锐，有不少重要作家的创作和思想其实没有得到认真的重视。2002年的春天，李锐到岳麓书院“千年讲坛”演讲，我也应邀去“会讲”。灯光照得我们汗流浃背，我是不停地擦汗，李锐则全然不顾，只要谈到文学和思想，他就进入一种境界。我们在对话时，他也是这样。李锐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不含糊，不婉转。在修订对话录过程中，我一次给他打电话，他说：有些话我还是不能回避，要直截了当说出来。李锐就是这样。

去年八月，我到山西太原做这一长篇对话，他又是订房间，又是到机场接我，一些具体的细节都考虑到了。当时，他就要去爱荷华大学访问，有不少事情要办，我又去凑热闹，感觉过意不去。我到那里的第二天突然胃痛，吃了药也无作用。谈话时两手一直护着胃部。晚上吃饭时李锐说，喝点酒有用。我将信将疑，喝了不少，果然在夜里胃开始运动起来，轻松许多。但是，我一喝酒脸就红，到第二天，脸好像还是红的。中午，两人又喝了一点，我的脸更红了。两人的合影印出来后，一看，我完全是个红脸关公。我和李锐不仅不嗜酒，而且几乎不喝酒，但在对话中，我们都说了一些“酒话”，都扮了一次红脸。我想起李锐说过的一句话：脱去文化的外套。——如有朋友不快，请理解和宽宥。

叙述的力量

《莫言王尧对话录》这本书其实是莫言的精神“自叙传”，而名字叫“王尧”的我，其实只是个倾听者。

因为有了建法兄的邀约，我和莫言有缘在2001年的夏天相聚大连。那次聚会，是我近几年最难忘的记忆之一。我和建法兄有关开设“小说家讲坛”的想法首先得到了莫言的肯定，他和李锐率先到讲坛作了精彩的演讲。如果没有他敲响的开场锣鼓，我和建法兄可能就会动摇。有了小说家讲坛，才有了后来的“新人文对话录”丛书。

我一直认为莫言是个天才式的作家，在对话中便说了类似的话，他在修改对话稿时把“天才式”这样的措辞改成了“有点才华”的表述。我当然不会同意他的修改，文责自负，尽管莫言本人不同意，别人看到这样的说法或许也不赞成甚而不舒服，但我还是说了。

莫言对世界的认识和叙述是独特的，而不是那种教科书式的，他意识到所有的人都被一个“鸟笼”罩住，但他在想象和叙述世界中飞出了那个鸟笼，他的心灵、才情始终在飞翔。他的每一次飞翔，几乎都拓展了文学的疆域。不论是《红高粱家族》，还是后来的《酒国》、《丰乳肥臀》、《檀香刑》，堪称具有经典意义的作品。莫言称故乡为他的血地，他从那里获得了血性，他在回到故乡和超越故乡中成长起来。在整理好这本对话录后我意识到，这本书其实是莫言的精神“自叙传”。  莫言说“叙述就是一切”，这一点我在和他对话中感受到了。他一旦沉浸在叙述中，就有一种超乎寻常的状态和力量。他的小说文本，呈现了叙述的力量，他的言说，同样突出了叙述的张力。莫言这人受到过好多委屈，可他自己也委屈自己。什么笔名不好取，非取“莫言”。各位看官，你看他在这本书中多会说话。这是一本说话的书，是现代散文中的那种“闲话”体。

在开始做这本对话时，莫言就说到马尔克斯的访谈录《番石榴飘香》，他后来又说我们做不到《番石榴飘香》那么好但还是要认真做。就像我们不赞同“中国的马尔克斯”这样的说法一样，我们既不赞同也不敢说这本对话录——准确说是莫言的访谈录——是“中国的《番石榴飘香》”；但我觉得这本书的意义之于莫言之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如同《番石榴飘香》之于马尔克斯。(P166-P169)

20世纪的五四文化革命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本质区别在哪里?像这样重大的研究课题至今尚无人问津，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中国史学家的悲哀。但是，王尧君《脱去文化的外套》却在各种人和事的描写与评说中，将经过两次革命的知识分子的灵魂放在光天化日之下曝光，这无疑是为我们思考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嘹望的窗口。

当“文革”已然成为遥远记忆中的一个个故事的时候，它的历史真实性就变成了并不重要的叙述元素了!王尧君的《脱去文化的外套》用散文随笔的笔法，表达了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对“文革”和“十七年”历史深刻的反思。它打破了纯粹“掉书袋”式的学究气写法，把一个个遥远的历史故事作为自我思想的载体，用一个超越个人情感的历史视点来审视那个难以厘定的史实。

让真实的历史做出公正的裁决!让公正的裁决告诉下一代!这就是王尧君这样的知识分子的历史文化自觉。从中，我们看出了一个跳出了历史困惑与局限的公共知识分子的面影。我不敢说他是中国文化的脊梁，但是，我起码可以在斑驳陆离的文化乱境中看到中国文化的一线希望。

作者透过对各种各样知识分子在那个人伦颠倒世界里的各种行状予以摹画，以达到将一个个灵魂做一解剖展示。不管是死去的，还是活着的；不管是名家，还是无名者；不管是显赫一时的权贵，还是被踏在铁蹄之下的“五类分子”；都在这一聚焦下显影，昭示出他们真正的历史意义来。

鲁迅在身后被无限利用和放大，除了现实的需要外，难道就没有相关的人附庸权势的责任?王尧君在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许广平先生关于鲁迅先生活到‘文革’的假设只是一个假设，但对这个假设的解释却成为当年研究鲁迅的一个前提假设。这个活到‘文革’的‘鲁迅’距离那个真实的鲁迅究竟有多远呢?”(《1966年的鲁迅》)这个诘问真好!问出了许许多多人在历次运动中躲在鲁迅皮袍下的“小”来!使人不可理喻的是，这些无论是鲁迅的学生还是战友的人，都是受过五四个性主义和文化批判思想的熏陶，在军阀专制的铁蹄下昂起过不屈头颅、为真理视死如归的坚强知识分子。然而，他们却在那面“照妖镜”下迷失了自我，在文化大革命的战鼓声中魂飞魄散。作为启蒙知识分子的鲁迅一再被作为工具而使用，而且是通过他最最亲近的人传达出来，这种黑色幽默不正是鲁迅与鲁迅精神存在的巨大悲哀与莫大讽刺吗?!今天，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这样的悲哀在延续，尚不仅仅是局限于他的后代，难怪鲁迅先生早就预言到了阿Q的子孙要长留下去。

研究思想史当然需要检视文化人思想转型的原因。然而。我更以为这些文人缺少的是知识分子的自我启蒙的精神和勇气!倘若他们能够为这段历史作证，即使他们有许许多多的污点，也同样能够得到心灵的释放，也同样会得到人们的一份迟到的敬意!即便你是当下最走红、最著名的文化大师，也丝毫不会损坏你在商品文化语境中的显赫地位，因为你最终还是一个知识分子。这也不是个人忏悔不忏悔的事情，而是作为一个普通知识分子应该持有的知识道德底线!即便是“污点证人”。你也应该站出来，因为民族和历史都需要你们站在法庭上作证!也正如王尧君说的那样：“这个问题包含了多方面的意义。如何叙述那段历史当然是至今仍未解决的事情，其中的困惑与我们如何认识那段历史以及知识分子在其中的作用有直接关系。我也一直主张对历史苛刻些，对个人宽容些，苛刻与宽容的前提是理解。”(《翻译的“政治”》)

其实，即便是在“文革”中受苦受难的知识分子所持的价值立场也是很可疑的。在这本书中，作者在考察了咸宁向阳湖“五七干校”后，用较大的篇幅书写了许多著名知识分子的行状和心理：“知识分子通常会在叙述自身的苦难中保留种种温情的故事，无论是在写实的还是虚构的文本中。当我现在检索自己的阅读经验时，我感到，在大的历史背景中，‘房东’们的暖意确实弥足珍贵，但仅在伦理道德的意义上叙述知识分子与‘房东’们的关系显然不够，这正如那时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论述中认识知识分子与‘房东’们的关系一样，都偏离了历史的轨道。我在意的是，很长时期以来，知识分子叙述的历史几乎都是以自己为中心的，这种叙述，在今天看来并不充分。我说的不充分，除了指知识分子没有能充分叙述历史的真相，还表达了各种叙述忽略边缘之声的遗憾。边缘的声音来自那些当年被赋予‘改造’知识分子的‘房东’们(通常都是‘贫下中农’)，这一群体的地位在当年是虚妄的，在今天则是渺小的，这些没有话语权的群体和知识分子构成了历史的一部分。但是在历史叙述中，‘我们’和‘他们’的界限是明显的。到今天为止，我没有读到一本书，由这一群体讲述知识分子以及讲述包括知识分子和他们自己在内的历史。即使将来有这样的书，无疑也是知识分子的记录。但是，不管怎样，记录‘房东’的声音应该是知识分子不可推卸的责任。”(《房东的声音》)

的确，这是一个悖论，如何看待历史给我们留下的这个巨大空洞?是我们至今难以解决的启蒙和反启蒙的难题。我们没有俄罗斯“十二月党人”那样的知识分子群体，同样没有欧洲知识分子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巨大的发现。我们的知识分子即便在20世纪的启蒙运动中也不过就是扮演了一个“匆匆过客”的角色!所以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何来的主体价值立场?没有了主体价值立场的知识分子就是一具行尸走肉。所以，他们的“自恋情结”显现出“皮袍下的小来”，是不足为怪的。那多年被压抑了的“自我”在这些文章中爆发，并不意味着“我们”精英居高临下的启蒙姿态，恰恰相反，正是由于“我们”失去了启蒙的本源，丧失了启蒙话语的能力，甚至连“自我启蒙”的意识都没有，所以就不可能对“他们”进行人格平等意义上的启蒙!当然启蒙与反启蒙的悖论就会凸显在“我们”和“他们”之间。因此，在呼唤知识分子的良知之前，首先要解决的就是“我们”的真正的启蒙价值立场问题，道德和伦理问题只有在前提的解决中迎刃而解。尽管王尧君的愿望是良好的，但是，它的解析一定得在大前提结果之后。“关于知识夕子人格问题已是近几年来思想界和学界讨论的热点话题。我现在的想法是，在知识分子不具备任何思想能力的情形下，人格的异化也就成为必然了。一方面，你不能不拥护运动，另一方面，你若是拥护运动就得承认自己犯了错误或者有罪——因此参加运动的结果，就是承认那些强加于自己的错误和罪行，除此之外，任何一种选择都是不革命的。因此，一个具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在政治高压下他未必能反抗什么，但是如果他的思想精神还存在着一些痛苦和斗争，那么他也不失为一个有良知的人。” (《话语转述中的“个人”》)我们期待着“我们”成为真正的“一个有良知的人”的蜕变期的到来。

针对杨晦先生“文革”后期在《光明日报》发表的署名文章《回忆五四运动，深入批林批孔》，王尧君认为：

对五四的不同回忆与解释，又凸现了另外一个问题：五四的“启示”对现代知识分子来说，究竟是思想“原点”还是“工具”?“回忆”是叙述五四运动的一种方式，它的目的不在回忆，而在纪念。微拉·施瓦支在《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一书中说，“在中国历史的不同阶段，知识分子为了论证自己的启蒙和革命的主张，对五四有着不同的说法”。“各取所需地回忆五四，这同五四本来的历史使命是背道而驰的”。“个人的回忆从未摆脱社会历史的需要”，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正如施瓦支所说，“在动荡的年代，当前的‘逻辑’几乎压倒了过去的‘逻辑”’。

北大知识分子卷入运动者甚多。批评者的眼光大多盯着“梁效”与冯友兰先生，而忽略一些“集体行为”。在讨论知识分子问题时，不少论者常常从学术良知或独立人格这样的概念出发来解释一些现象，其实，这并不是问题的全部。“文革”的发生还使许多一直要求进步的知识分子特别是从解放前过来的知识分子在思想上进一步左翼化，这正如有一些知识分子在经历了“文革”以后向另外一个方向走去一样。如果忽视这样一个事实，我们甚至不能完全理解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左翼道路，以及9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分化与一些思潮产生的背景。(《回忆的差异》)

对历史做出伪证已经不仅仅是个人的道德问题了，一旦成为一种“集体行为”，那就离我们民族记忆的毁灭不远了。北大是五四运动的发祥地，但是，为什么在历次运动中都会产生失去主体价值判断的大师级人物呢?就是在90年代，同样产生了与五四主旨背道而驰的“遗老后少” (“新国学”和“后现代”同时从不同的端点来围剿五四)。尽管北大也出现了那些使人肃然起敬肩扛闸门的文化脊梁式的知识分子，但是历次运动的傀儡、打手和奴才嘴脸将北大妖魔化了，作为中国思想界的重镇，它对国人的思想影响和戕害是无可置疑的。我不禁也要断喝一声：北大是五四的北大!北大不是诋毁五四的北大!五四也是“我们”的五四!决不是许许多多现代非公共知识分子的五四!时至今日，不是时时从极左阵营中传出了彻底的反五四的吼声吗?王尧君不是希望追寻另一个五四的“思潮产生的背景”吗?其实，早在80年代那个叫林毓生的人在《中国意识的危机》中就把五四与“文革”一锅煮了，乃至于至今对五四的传统进行质疑的声浪仍然不绝于耳。在刚刚出版的《中国图书评论》第11期上，头版头条栏目“前沿题域”中的两篇关于启蒙与反启蒙的文章就是围绕着知识分子的价值立场的讨论，可惜的是这两篇文章终究没有阐释清楚的问题却是早在五四80周年时林贤治在《五四之魂》中已经解决了的悖论。

无论是尚待被启蒙的“工农兵作者”，还是担当过五四启蒙重任的巨子，只要他丧失了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价值立场，同样是可以指陈批判的。针对郭沫若在“文革”中的言行，王尧君的言词表现出了应有的价值立场：“与自己的过去决裂，不仅是郭沫若，也是一大批知识分子视为革命的一种方式。费正清指出了一些现象，但结论过于简单。用简单的结论来评价包括郭沫若在内的一些知识分子，在国内学界也同样存在着。需要指出的是，以自我否定、自我放逐来寻找一种保护，是相当多的知识分子的一种策略。经历过数次政治运动的知识分子，有不少人似乎已经养成了这样的习惯。”(《绝大部分工作就是否定自己》)

然而，当这种“策略”一旦成为“习惯”，那就很可怕了，它显然就成为阻碍一个本来正直的知识分子表达正确价值观念的“集体无意识”。所以，像张光年那样彷徨在良知边缘的知识分子面对“革命同志”之间的倾轧表现出的复杂与迷茫心境就不难理解了：“这样一种既要维护自己的良知又不得不服从形势的矛盾冲突在张光年心中始终存在着。在这里，我们显然不能忽视‘革命同志’是如何促进这种异化的。”“‘检讨’与‘批判’相互作用，恶性循环，是知识分子丧失思想能力之后相互斗争乃至倾轧的普遍现象。在精神溃败、人格扭曲以后，一些不正常的现象也就十分正常了。”(《平衡打破以后》)同样，像费孝通这样的知识分子在被“改造”过程中所表现出的那种异化心理也就不足为怪了：“费孝通在主流意识形态框架中对自我去留问题的思量，深刻揭示了知识分子在政治斗争中无力掌握自己命运的悲剧，知识分子的思想不仅被极左政治摧残而且被极左政治改造。”(《逝者如斯》)而像俞平伯、何其芳那种在新鲜的乡村生活中“但想做‘隐士’也做不得”(《文人的乡村生活》)的心境同样也算一种异化吧。

在解读“三家村”时，王尧君特别有感触，他心中的知识分子坚守的就是那种恒定的价值立场，而不是随波逐流的盲从者。廖沫沙“在1975年3月17日《给专案组的信》中有一段文字让我思之再三，从中体味到什么叫知识分子的信念、人格，什么叫威武不能屈”!的确，像廖沫沙这样的知识分子人格在“文革”语境已经是罕见的了，但如果仅仅从人格道德的层面来理解廖沫沙的言行还是不够的，我们必须看到那一种潜在的公共知识分子的情结在专制下的显现，即便它还是处在一个“无意后注意”的状态之中。

为什么即使经历过五四文化熏陶的知识分子仍然会被彻底驯化，而自觉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呢?要寻觅真正的悲剧根源可能就是五四的批判意识钝化了，公共知识分子的价值立场的丧失带来的必然是价值理念的混乱，所以即便是服膺于王权意识，争做奴才而不得的局面出现也是顺理成章的了。像梁思成这样还能想在业务上有所为的“逍遥派”迂夫子在那个时代也是凤毛麟角的：“正是因为相信了‘文革’的必要性，梁先生才在‘给出路’后有了更大的痛苦和矛盾。他承认了必要性，也就接受了对他的批判；但是梁思成之所以成为梁思成。是因为有梁思成的‘建筑观’、‘教育观’，当他的所有学术思想和研究工作都被否定了以后，他的生命也就失去了灵魂。所以林洙女士说梁思成先生‘真正地悲哀了’。”《选为“典型”之后》梁思成的真正悲哀是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却始终没有知道自己的身份位置——公共知识分子应该怎么去做!因为五四的先驱者没有刻意强调过这个价值立场。

把“文革”与五四进行类比，究竟会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王尧君在无限的遐思中给出了这样的答案：“可以设想一下，在1966年，突然有这么一天，‘革命’终于由历史由传奇变成了现实时，那些认为自己错过了‘大革命’年代的青年学生，此时想到了五四运动。一位当年的红卫兵写道：多年的革命传统教育，已在我头脑中形成了关于革命青年学生的固定形象。那就是雕刻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人民英雄纪念碑底座上的图像以及画报、宣传画中几乎一成不变的形象：一群学生，男同学有的戴眼镜，有的披围巾，女同学短发，长裙；他们手持话筒，或挥洒传单，在街头巷尾宣传革命道理；工农群众、商贩店员则若有所悟地倾听着。这是宣传中典型的五四运动和‘一·二九’学生运动中的革命学生形象。今天，我们不是和前辈完全一样吗?毫无疑问，五四又在蛊惑着红卫兵。当想象中的五四仿佛要成为现实的五四时，‘文革’就成了青年学生的狂欢。”“这个想象中的五四，正是当代教育的逻辑结果。从教育的角度解释1960年代的学生运动，似乎是个通行的做法。汤姆·奈仁在《法国1968：终结的开始》批评说：‘在找不到更好的解释下，有一种解释就流行了起来：法国高等教育不管在教学品质还是学生生活上状况都很恶劣。其实这个解释也常被泛泛地拿来解释其他国家的学生骚动。’他注意到‘状似潇洒无忧的学生是有痛苦，但痛苦的根源除了来自那个早就讲不通的零存整付的教育投资哲学外，也来自那个特别僵化、特别威权的法国高等教育情境。’但他同时又说：‘但就像流传已久、堂而皇之的法国大革命修辞一样，上述的法国高等教育状况也不是到了1968年才出现，因而也无力帮我们进一步掌握五月革命的真正原委。但更重要的也许是，不论哪儿发生的革命都很难一张怨怼清单解释清楚的。’”(《沿着红色大街疯狂地奔跑》)

无疑，王尧君解释了“文革”青年一代革命冲动的根源——“当代教育的逻辑结果”，但是，他还没有正面、抑或间接阐释另一个重大命题——两个革命不同的本质特征，尽管我们从两个革命的镜像中看到了许许多多影显的灵魂。然而，我更期待着作者给出一个更加深刻的答案来。

2006.11.28晨5时40分于紫金山南麓

2006年这一年我的笔墨基本用在《南方周末》的专栏“纸上的知识分子”上，陆续写了些可以称为学术随笔的文字。现在付梓的《在内心深处——纸上的知识分子》是这个专栏的结集，在编辑时，我又收入了几篇类型相同的文章。

早在两年前，《南方周末》写作版的马莉就约我写点东西。我一拖再拖的原因，除了我以前听别人说过、现在自己切身体验到的开设专栏的紧张外，主要是因为我想找到一个能够把学术、思想与辞章融为一体的切入点。——虽然这三个要素于我都是可望不可即的境界，但一个写作者总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理想。我从1996年写作博士论文《“文革文学”研究》开始，比较多地关注当代文学与思想文化问题，自然也绕不开知识分子这一话题。我不能说自己是研究知识。分子问题的，但免不了想些关于-知识分子的事，常有故事、想法、情怀与句式在胸中。这几年的著述无疑留下了所思所想的蛛丝马迹，甚至自己也滋生了做一个知识分子的坚定信念。在回答一位记者朋友时，我说希望自己成为一个知识分子，这个目标当然与写作有关但肯定比写作难。有了这点“纸上”的积蓄，才有了这一批专栏上的文章。当我偶然看到别人在什么吧上说我只是一个“纸上的知识分子”时，我倒有些惶恐，觉得这实在是恭维自己。因为熟悉现代史的朋友都知道，要做一个纸上的知识分子谈何容易。

我想说的关于“知识分子”的一些话，在文章中或明或暗或直接或委婉地说了。因有这样那样的牵扯，笔力不逮之处甚多，小品式的文字权当大背景中的小插曲。上辈知识分子其格局之大，内心之丰富，处境之复杂，似乎是我们这些后来者难以比拟和体察的。对历史苛刻对个人宽容的态度也许是这些文章的基本倾向。我辈距历史远离现实近，夹杂其中，也有诸多明朗、困惑和尴尬，有纸上烟雨苍茫的感觉。

如果不是张英兄的一再催促，我的第一篇稿子可能尚未交出。才女马莉约稿、编辑的水平使我明白了她多年来把《南方周末》写作版办得这么好的原因。在专栏刊出不久，花城社的文珍便来电组稿，我们虽未谋面，但我知道她是个好的编辑家。丁帆先生于学术之外，关于思想史的随笔，是我心仪的融学术、思想与辞章为一体的文字，他的大序让这本小书精神起来。——这几位师长、朋友堪称“知识分子”，我借此表达自己的敬意。

王尧

2006年11月于苏州三槐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