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侦探主角名叫布朗，是个其貌不扬的罗马天主教神父。他洞悉人类的犯罪本质，能依靠普通的推理破获疑难案件。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不仅能推理破案，还能拯救罪犯的灵魂。本书收录了他的侦探故事共计20个，每个故事案件扑朔迷离，情节曲折，引人入胜。相信你一定会喜欢。

这是以矮个子、圆乎脸天主教神父布朗为主人公的短篇侦探推理小说，从《蓝宝石十字架》到《神秘的哀悼者》，共计20篇。这些作品中描写的布朗神父，表面上看起来似乎与探案完全无缘。其实，他富于洞察和逻辑推理能力，对罪犯心理和手段无所不通，加上口中常说出辛辣的警句，因而与爱伦·坡笔下的杜宾和柯南道尔塑造的福尔摩斯并称为世界三大名侦探。

蓝宝石十字架

神秘花园

飞星

隐形人

错误的形状

上帝的锤子

阿波罗的眼睛

断剑的标志

三件致命凶器

盗贼乐园

凯撒头像

彭德拉根家族的传说

布朗神父的童话

天堂之箭

狗的神谕

带翼的匕首

不翼而飞的金鱼

沃德利失踪案

天下第一罪

神秘的哀悼者

清晨，天空中泛起一抹银光。碧波荡漾的蓝色大海上，一艘客船从海天交接的地方徐徐驶来，缓缓地停靠在哈维奇港。船上如同苍蝇般涌出黑压压的一群人。其中有一位我们必须关注的人物。此人外表并不显著，而且他本人也有意不让自己显得太醒目。除了那身华丽的节日服装与一脸严肃的公事化表情稍微有些反差外，他真的没有什么地方引人注意了。这人身穿一件浅灰色的小夹克和白色马甲，头戴一顶系有蓝灰色丝带的银色草帽。瘦削的脸庞在服装的映衬下显得发黑，下巴上留有一撮带有西班牙风格的黑胡须，让人不由得联想起伊丽莎白时代流行的皱领。他抽着香烟，脸上流露出游手好闲者常有的那种严肃神情。他身上没有任何迹象能表明，那件灰色夹克中藏有一把填满子弹的左轮手枪，白色马甲里装有一枚警徽，而银色草帽下面则是一颗全欧洲最聪明的脑袋。此人正是巴黎警察局局长瓦伦丁，世界声名显赫的大侦探。此时，他正从布鲁塞尔赶往伦敦执行本世纪最伟大的追捕行动。

弗兰博就在英国。三国警方都在追踪这名要犯。他们从根特追到布鲁塞尔，又从布鲁塞尔追到荷兰。此时伦敦正在召开圣体大会。人们推测弗兰博会利用会议的经验不足和混乱状态作案，或许他会扮成与大会相关的秘书或小职员。不过，瓦伦丁当然无法确定。没有人能够确定弗兰博的行踪。

多年前，这位犯罪高手突然停止制造混乱。弗兰博不再捣乱后，正如罗兰死后人们所说的那样，世界上一片祥和。在他最辉煌的日子里(当然，这里是指他最猖狂的时期)，弗兰博就像凯撒大帝一样举世闻名。几乎每天早上，日报上都报道说，弗兰博接二连三地犯下新罪行，让警察们应接不暇。弗兰博是加斯科涅人。他身材高大，酷爱冒险，偶尔会突然爆发出运动员般的体能。人群中就广泛流传着这样的故事，比如说，他如何把法官头着地倒立起来，给他“洗脑”；如何双腋下各夹着一名警察，在利瓦里大街上狂奔。弗兰博本人宣称自己强大的体能通常只用于一些不流血但却有损官方威严的场面，他真正的罪行主要是那些颇具创造性的大规模抢劫。但是，弗兰博的每一桩盗窃案几乎都花样翻新，自成一个故事。弗兰博在伦敦经营庞大的提洛尔牛奶公司。没有牛奶场，也没奶牛，更没有送奶车和牛奶，但这个公司却有着数千名客户。弗兰博什么都不需要做，只是简单地把别人门外的小奶瓶移至自己客户门前就可以了。弗兰博还把信息拍摄得极小，然后印制到显微镜的载片上，正是通过这种绝妙的伎俩，他同一个年轻女士保持着某种难以解释的密切书信联系。不过这些信件都已经被截获了。然而，弗兰博的许多试验都是以绝对简单著称的。据说他曾在一个深夜涂改了整条街的门牌号，只为了把一名游客引入圈套。弗兰博还发明了一种便携式邮箱，放置在郊区僻静的角落里，期待陌生人将汇票投进去。最后，据悉弗兰博还是一位惊人的杂技演员：尽管身材高大，他却能像蚂蚱那样轻快地跳跃，并像猴子一样迅速消失在树梢。因此，大侦探瓦伦丁在出发去寻找弗兰博的时候，就清楚地知道，即使找到了他，自己的冒险也仍未结束。

但怎样才能找到弗兰博呢?关于这点，瓦伦丁仍无定论。

不过，有一样是弗兰博再巧妙的伪装也掩饰不了的，那就是他独特的身高。如果瓦伦丁的敏锐目光捕捉到一个卖苹果的高个儿妇女，一名身材高大的近卫兵，甚至是一位还比较高的公爵夫人，他都可能会当场将其逮捕。但在瓦伦丁乘坐的火车上，没有人可能会是伪装后的弗兰博，就好像猫不可能会是伪装后的长颈鹿一样。瓦伦丁已经确定船上的那批乘客中没有自己要找的人。从哈维奇港及途中上车的无疑只有六人。先是上来一名身材矮小的铁路官员，他要一直坐到终点站；过了两站又上来三个相当矮小的菜农；在埃塞克斯小镇上来一位非常矮的寡妇；最后，在埃塞克斯的一个小村庄又上来一位很矮的天主教神父。看到最后这一位时，瓦伦丁放松了警惕，并几乎笑出声来。这名小个子神父看起来就像个东正教的傻瓜。一张又圆又呆的脸，宛若诺福克的面团，灰色的眼睛则空洞得像北海。他带着好几个连自己都拿不过来的牛皮纸包裹。无疑，圣体大会吸引了很多这样的人，离开自己的居住地，他们盲目、无助得就像刚被掘出地面的鼹鼠。从严格意义上讲，瓦伦丁是一个无神论者，所以不喜欢神父。不过，他同情神父，而且眼前的这位神父又几乎能激起任何人的同情。这个小个子神父拿着一把破旧的大雨伞——时不时地掉落在地上。他几乎搞不清自己那张往返票的正反端，还带着一种白痴般的单纯给车上的人们解释说，自己必须得小心，因为其中一个牛皮纸包裹里装着嵌有蓝宝石的纯银器。埃塞克斯人的坦率和圣洁的淳朴在他身上形成一种奇怪的结合，让这个法国人忍不住感到好笑。最后神父和他的包裹(竞真的)到了托特纳姆。这个小个子神父搬完包裹，又回来拿取落下的雨伞时，瓦伦丁甚至还好心地提醒他不要因为要小心照顾，就把银器的事情告诉别人。但无论同谁讲话，瓦伦丁的眼睛总是直盯着其他人。这个大侦探密切留意着每个高过六英尺的人，不论男女、贫富，因为弗兰博的身高就是六英尺四英寸。

瓦伦丁在利物浦大街下了车，不过，凭心而论，他相当确信自己到目前为止尚未漏掉弗兰博的任何线索。瓦伦丁先来到伦敦警察厅，确认了自己的合法身份，又安排在必要时能够得到协助，然后便点了根香烟，在伦敦的街道上闲逛起来。走到维多利亚旁边的街道和广场时，瓦伦丁突然停住了脚步。这是一个古怪、安静的广场，静得简直出乎人的意料。广场带有典型的伦敦风格，周围高大平整的建筑看起来相当繁华，又似乎杳无人迹。一片方形的灌木丛犹如太平洋中的绿色岛屿，孤零零地立在广场中央。广场的一侧远远高出其他几边，形似一座台子。不过这一侧的流畅线条被伦敦那令人惊叹的意外——一座看似从梭霍区飘流而来的饭店——所隔断。饭店里摆有矮小植物的盆栽，黄白条纹相问的百叶窗，极其引人注目。这座饭店高高伫立在街上，一段台阶按照伦敦惯有的拼凑方式，从街面向上延伸至前门，仿佛一截直通到二楼窗户的防火梯。瓦伦丁抽着烟，站在那里，久久地凝视着面前黄白相间的百叶窗。

说到奇迹，最令人难以置信的一点就是这些令人惊奇的事情竟然发生了。天上的几朵白云凝聚在一起，居然形成了一个明显的人眼形状。一棵树竟然以一个确切、精致的问号之姿，立于前途未定的旅途中。最近几天，这两种景象我都见过。纳尔逊恰恰就在胜利的时刻死去；一个名叫威廉斯的碰巧杀了个叫威廉森的人，这听上去像是一种亲子谋杀行为。总之，生命中存在着诸多恶作剧般的巧合因素，而那些依赖于平凡的人们可能会永远将之错过。正如爱伦坡的悖论所阐释的，智慧依赖于难以预知的意外。

阿里斯蒂德·瓦伦丁是个高深莫测的法国人，而法国人的智慧又是特别的、独一无二的。瓦伦丁不是“一台会思考的机器”，因为那是现代宿命论和唯物主义的愚蠢用词。机器之所以就只是机器，是因为它不能思考。但瓦伦丁是一个会思考的人，同时也是一个平凡的人。瓦伦丁所有的杰出成就，看起来像是用魔术变成的，实际上却是通过单调乏味的逻辑推理以及清晰普通的法国式思维获得的。法国人不是靠提出悖论，而是靠贯彻真理来震惊世界的。他们把真理贯彻得非常彻底，就像当初在法国大革命中那样。正因为懂得逻辑推理，瓦伦丁才深知逻辑推理的局限性。只有对机车一窍不通的人才会抛开汽油谈驾车；同样，也只有对逻辑推理一无所知的人才会抛开坚强有力、无可争议的基本原理去空谈推理。现在瓦伦丁就没有强有力的基本原理。弗兰博是在哈维奇失去踪迹的，如果确实在伦敦，那弗兰博可能会伪装成各种各样的人，比如温布尔登的大个儿流浪汉或大都会饭店的高个司仪。不过，处于这种一无所知的状态下，瓦伦丁有他自己的观点和办法。  在这种情况下，瓦伦丁就依靠难以预知的意外。在不能遵循理性的轨迹时，他就冷静、谨慎地遵循非理性的轨迹。瓦伦丁不去那些诸如银行、警察局、人群聚集地之类的适当地方，而是有计划地去一些不适宜的地点。瓦伦丁去敲每一座空房子的门，拐进每一条死胡同，走入每条被垃圾封死的小巷，徒劳无功地绕遍每条新月形的小道。瓦伦丁极合逻辑地为自己的疯狂举动辩护。他说，一个人有了线索往往是最糟糕的，如果毫无线索可循，反而是最好的，因为那样追捕者和被捕者洞察异状的机会是等同的。一个人必定要从某处开始，而这一处最好就是另一人可能停止的地方。伸向饭店的那段台阶以及饭店的安静与占怪，激起了这位人侦探不寻常的浪漫想象，于是瓦伦丁决定随意去看看。他走上台阶，在靠窗的一张桌子旁坐下来，叫了一杯纯咖啡。

现在已经是半晌了，不过瓦伦丁还没有吃早饭。桌上别人吃剩下的早餐，让瓦伦丁意识到自己的饥饿，于是他又点了一份荷包蛋。陷入沉思的瓦伦丁机械地往咖啡中加了一些糖，现在他满脑子里都是弗兰博。瓦伦丁回想起弗兰博是如何逃脱的，一次是靠把剪刀，一次是趁房子失火，再一次是不得不为一封未盖邮戳的信付费，还有一次是让人们从望远镜中观看一颗可能会毁灭地球的彗星。瓦伦丁认为自己这颗侦探的头脑并不逊色于那个罪犯的脑袋，确实是这样。但瓦伦丁也充分认识到自己的不利之处。“罪犯是有创意的艺术家，而侦探则只是评论家。”瓦伦丁带着一抹酸涩的微笑自言自语道。他慢慢举起咖啡送至嘴边，刚抿了一口就迅速放了下来。咖啡是咸的，瓦伦丁把盐倒进了咖啡里。

瓦伦丁望着那个盛有白色粉末的容器。那确实是个糖瓶，就像香槟酒瓶应该用来装香槟一样，这个瓶子显然应该用来装糖的。瓦伦丁很纳闷，饭店的服务人员为什么竟会把盐装在里面。他四下察看是否还有其他的瓶子。是的，还有两个装得满满的盐瓶。或许盐瓶中的调料也会有些奇特之处吧。瓦伦丁尝了尝，是糖。于是，瓦伦丁振奋起精神，好奇地在饭店里四下打量，想看一看这种把糖放进盐瓶、把盐放进糖瓶的奇特艺术品位在店中是否还有其他的表现。除了一面贴满白纸的墙壁被溅上某种奇怪的黑色液体外，整个饭店看起来相当整洁、舒适和平常。瓦伦丁摇响铃铛，召唤侍者。

侍者匆匆赶到。由于时辰尚早，这名侍者仍然头发蓬乱，睡眼惺忪。瓦伦丁(对这一较简单的幽默形式不无欣赏)让侍者尝尝糖，看它是否与饭店的崇高声誉相符合。侍者尝了一口，结果顿时咧开人嘴，清醒过来。

“你们每天早上都和客人开这种微妙的玩笑吗?”瓦伦丁问道，“老是把糖和盐对换过来，你们不厌烦吗?”

瓦伦丁话语中的讽刺意味已经相当明显了。侍者结结巴巴地向瓦伦丁保证，他们当然没有这种意图，这肯定是个最奇怪的错误。他拿起糖瓶看了看，又举起盐瓶瞧了瞧，脸上的表情越来越困惑。最后这名侍者突然说了声“请原谅”就匆匆离开了，几秒钟后侍者领来了饭店的经理。经理也是先研究一下糖瓶又研究一下盐瓶，然后也露出了同样困惑的表情。

突然，侍者口齿不清地冒出一串话来。

“我想，”这名侍者急忙结结巴巴地说，“我想是那两个神父干的。”

“哪两个神父?”

“就是那两个神父，”侍者说，“他们把汤泼到了墙上。”

“把汤泼到墙上?”瓦伦丁重复道。他确信这肯定是某种意大利式的奇怪暗喻。

“是的，是的，”侍者指着白墙纸上的黑色污迹，兴奋地说，“就泼在那边的墙上了。”

瓦伦丁怀疑地望着饭店经理。经理接过侍者的话，详细地解释起来。  “是的，先生，”经理说，“的确是这样，尽管我认为这与糖和盐的事没有什么关系。今天有两个神父很早就来喝汤，当时饭店才刚开门。他们都是相当安静、可敬的人物。一个先付完账离开了，另一个看起来有些迟钝。他又花了好几分钟的功夫才把东西收拾好，不过最终也离开了。但就在要离开的一刹那，那个神父故意端起杯子，把里面剩下的半杯汤泼到了墙上。当时我正在里屋，服务员也是。所以当我冲出来时，只看见墙上溅了汤，而屋内已经空无一人了。这倒没造成什么特别的损失，不过实在无礼得令人讨厌。我想要上街抓住他们，可这两个神父早已走远了。我只看到他们转过街角，去了卡斯代尔斯大街。”

瓦伦丁站起身来，戴上礼帽，拿起拐杖，准备离开。他已经决定，在脑海一片漆黑的状态下，自己只能顺着第一根古怪的手指所指引的方向前进——这根手指确实相当古怪。付完钱，关上身后的玻璃门，瓦伦丁很快就转到另一条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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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西方许多国家，吉·基-切斯特顿(G.K.Chesterton，1874一1936)是个非常响亮的名字。这个爱德华时代的英国作家，被学术界、批评界遗忘半个多世纪之后，又重新在媒体露面，成为众所关注的对象。报刊上、网络上关于他的介绍、评论汗牛充栋、不可悉数，有关他的专题讨论会、自由论坛也比比皆是，令人目不暇接。人们用种种美好的语言称赞他，给他贴上“天才”的桂冠。美国著名切斯特顿研究学者、“全国切斯特顿协会”主席戴尔·阿尔奎斯特(Dale Ahlquist)说：“切斯特顿不可能用一句话来概括，也不可能用一段话来概括。事实上，那些有关他的传记(包括他的自传)哪怕写得再细腻，也没有抓住他的本质。”另一位切斯特顿研究学者、美国圣迭戈律师爱德华·彼得斯(Edward Peters)也说：“20世纪上半期一大批熠熠闪光的英语、天主教作家当中，切斯特顿是最耀眼的明星。”而新泽西州塞顿霍尔大学切斯特顿学院总裁伊恩·博伊德(Ian Boyd)也说：“切斯特顿用美好的方式描述了美好的事物：信仰、家庭以及非同寻常的天才创造本身。在他描写的方方面面，体现了对上帝慷慨恩赐人类的一种由衷的热爱。”总之，许多人表达了这样一个看法：切斯特顿长久以来在学术界、批评界遭受冷遇的情况是极不公正的，应实事求是地重新评价，还其以历史的本来面目。

吉·基·切斯特顿重新获得西方世界的瞩目，原因是多方面的。这里既有政治意识的张力，也有经济利益的驱动，既有宗教力量的扩充，也有文化思潮的冲击。不过，他之所以在当今受青睐，最根本的，恐怕还是他的文学价值的重新发现和肯定。尤其是他耗费半生心血创作的《布朗神父探案集》，自1911年陆续问世后，即以独特的魅力征服了无数读者。在这之后，它又不断被再版、翻译和改编，影响扩展至世界各地，并多次被搬上银幕，形成轰动。直至今日，它仍是世界最畅销的经典侦探小说之一。今天的吉·基·切斯特顿，已经成为同柯南·道尔、阿加莎·克里斯蒂齐名的古典式侦探小说家；而吉·基·切斯特顿笔下的“布朗神父”，也同柯南·道尔、阿加莎·克里斯蒂笔下的“福尔摩斯”、“马普尔小姐”一样，成为世界各国家喻户晓、代代相传的经典侦探人物。

1874年5月29日，吉·基·切斯特顿出生在英国伦敦，父亲爱德华是当地著名的拍卖商兼房地产商，母亲玛丽·路易斯也系法兰西一苏格兰血统的大家闺秀。但殷实的中产阶级家庭生活和传统的基督教家庭信仰并没有为他的成长铺下一条光明之路，他从小就厌恶上学，学习成绩低下，为此，一位教师曾恼怒地训斥说：“我们要是把你的脑袋劈开，看到的肯定不是脑髓，而是白花花的脂肪。”16岁时，他进了一所无权授予学位的大学挂靠学院，但依然是不务正业。他先是对辩论感兴趣，组建了辩论俱乐部，创办起《辩论家》杂志，继而又迷恋巫术魔法，成天摆弄所谓的“灵应牌”。正当他灵性生活发生危机，精神极其苦闷，甚至产生了自杀的念头时，一位名叫弗朗西斯·布洛格的女性进入了他的世界。这位朴实、美丽、信仰坚定的弗朗西斯·布洛格不但给他以爱的慰藉，还帮他找回了自我。从此，他恢复了基督教信仰，坚定了一生奋斗的目标。1895年，他离开那所大学挂靠学院，开始在伦敦“雷德韦出版社”当编辑，并陆续在《演说家》等报刊发表了一批作品。经过数年恋爱，他和弗朗西斯·布洛格结婚，开始了持续35年的幸福美满婚姻。此后不久，他带着妻子移居到伦敦郊外的比肯斯菲尔德村，专心写作和讲课。1900年，他出版了第一部诗集《老头儿玩耍》。紧接着，文学传记《罗伯特·布朗宁》(1903)、《查尔斯·狄更斯》(1906)以及长篇小说《拿破仑在诺丁希尔》(1904)、《那个人叫星期四》(1908)也相继问世。1913年至1914年，他应邀为《先驱日报》定期撰稿。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发起了分产主义运动，以后又担任“分产主义者联盟”主席，积极鼓吹私人财产应以最小单位在全社会重新分配。布尔战争期间，他采取了同情布尔人的立场。1922年，他摒弃基督教圣公会教义，皈依罗马天主教教廷，之后写了若干神学指南书籍，其中包括阿西西的圣方济各、托马斯·阿奎那的传记，并接受了爱丁堡大学、都柏林大学、圣母玛利亚大学的荣誉学位。他还被英王封为二级爵士和圣乔治勋位。1936年6月14日，他在比肯斯菲尔德逝世。为了表彰他对天主教事业做出的贡献，罗马教皇授予他“天主教信仰卫士”称号。

吉·基·切斯特顿生活的年代，正值英国资本主义由强盛、稳定转为衰落、动荡之际，期间文化哲学新潮不断，文学家辈出，如赫伯特·威尔斯、约翰·高尔斯华绥、萨默塞特·毛姆、鲁埃尔·托尔金、伊夫林·沃、乔治·萧伯纳等等。不过，一般来说，这些文学家由于客观条件所致，所涉猎的文学类型并不宽泛。而切斯特顿却几乎涉猎一切文学类型，无论是诗歌、小说、评论、戏剧，还是传记、杂文、特写，均有大量佳作。切斯特顿的诗歌，韵律感强，用词典雅，易于上口。代表作《白马谣曲》述说象征基督教势力的英格兰亲王与象征异教徒势力的北欧酋长之间的殊死战斗，场景十分动人，其中不少章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英国人作为佳句广泛传诵，激励自己同法西斯纳粹英勇抗争。在小说领域，切斯特顿主要是以中、短篇见长，但也出版了《拿破仑在诺丁希尔》、《那个人叫星期四》等长篇佳作。前者曾获得许多重要小说家的高度评价，被誉为“英格兰有史以来最好的小说”，后者也被当代著名评论家、犯罪小说作家亨利·基廷列入“世界100本最佳犯罪小说”。至于切斯特顿的非小说类作品，即便排除数不胜数的杂文和特写，也是十分惊人的。他既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传记作家，著有一系列作家的文学传记，其中尤以查尔斯·狄更斯的文学评传最为著名；又是众所公认的神学家，出版过许多神学理论著作，其中至少有两本被列为神学必读书籍；他还是颇有影响的文学评论家，其辛辣的嘲讽，猛烈的抨击，深邃的剖析，连长期与之论战的乔治·萧伯纳，也发出“文坛怪才”的惊叹。从1900年发表处女作到1936年在比肯斯菲尔德去世，他总共出版了300多本书，包括几百首诗歌、几十本传记、5个剧本、5部长篇小说、200多个中短篇小说、4000多篇报刊杂文和特写，是个名副其实的多栖作家和多产作家。

当然，吉·基·切斯特顿文学创作上的最大成就，还是已被列为西方古典式侦探小说经典、迄今畅销不衰的《布朗神父探案集》。这部《布朗神父探案集》内含51个篇目，共分5个分册，篇名分别是《布朗神父的纯真》(The Innocence of Father Brown，1911)，《布朗神父的智慧》(The wisdom of Father Brown，1914)、《布朗神父的怀疑》(The Incredulity of Father Brown，1926)、《布朗神父的秘密》(The Secret of Father Brown，1927)和《布朗神父的流言》(The Scandal of Father Brown，1935)。侦探主角名叫布朗，是个其貌不扬的罗马天主教神父。他洞悉人类的犯罪本质，能依靠普通的推理破获疑难案件。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不仅能推理破案，还能拯救罪犯的灵魂。吉·基·切斯特顿是1904年获得灵感、开始创作布朗神父系列侦探小说的。其时，他和英格兰布雷德福罗马天主教圣·卡思伯特教区约翰·奥康纳神父相识，并结成至交。这位极其普通的神父对处在罪恶重压下的人的本性的理解引起了吉·基·切斯特顿的浓厚兴趣，他开始详细打听奥康纳神父每日接受教徒忏悔的情况，询问他对教徒犯罪心理的深刻见解。事实证明，教堂里的神父并非像许多人想象的那样完全置身于“现实世界”和邪恶之外，相反，他们由于职业关系，经常与邪恶打交道，与罪犯打交道，并洞悉罪犯的犯罪心理。于是，他产生了塑造一个神父职业的侦探的念头，这个侦探涉世不深，甚至可以说非常幼稚，但对犯罪心理的把握使他的聪明才智在一般的侦探之上，从而往往能找出罪犯。事实上，对大多数读者来说，《布朗神父探案集》的侦探主角的魅力正是布朗神父身上体现的这种“二重性”。一方面，他是个令人可笑的人物，不修边幅，憨厚纯真；但另一方面，他又通晓人的犯罪心理，运用常识性的逻辑推理，破获了一个又一个疑难案件。

同当时面世的大多数中、短篇侦探小说一样，《布朗神父探案集》属于西方古典式侦探小说，其案情的设置、犯罪的调查和罪犯的指认，无不遵循爱伦·坡创立的破案、解谜的“六步曲”。尤其是爱伦·坡的经典短篇《失窃的信》，在《布朗神父探案集》中可以多处找到印迹。在《失窃的信》中，王后的私人信件被一位居心叵测的大臣盗走，杜潘应警察局长之邀破获这一案件。经过分析， 杜潘认定大臣会利用人们的视觉盲点，“大模大样地把信摆在显眼的地方”， 遂设计引开大臣的视线，盗回了信件。这即是所谓“不可能犯罪”案件：表面上最不可思议的解决方案恰恰是正确的方案，看似逻辑上无法解答的谜题，都可以用非常巧妙的心理盲点或机械手段来解决。布朗神父熟谙这种“不可能犯罪”案件，如在《隐形人》中，一个隐形的入在警察、卖栗子的商贩、门卫和搬运工四个人的眼皮底下走入公寓，杀死了小矮人斯米赛。但这样一个人不是真的会隐身术，而是利用了人们心理上的盲点，是一个心理上的隐形人。“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就是人们从不回答你问的事情?他们回答你想知道的事情，或者说，是他们觉得你想知道的事情。……那四个相当诚实的人说没人进入那座公寓，他们的意思并不真是指没‘人’进去过，而是没有他们所认为的你们要找的那种人。有一个人进去又出来了，可这四个人从没留意他。……一个心理上的隐形人。”(《隐形人》)又如在《不翼而飞的金鱼》中，偷窃金鱼的詹姆森利用了人们视觉和心理上的盲点，制造出一个神秘的阿拉伯人形象，犯下了一起看似从逻辑上无法解答的案件。其实詹姆森用来装饰自己的头巾和乐器，是两件博伊尔早已十分熟悉的道具。只是博伊尔对这些道具和詹姆森本人太熟悉，反而忽略了他们的存在，下意识地认为偷窃金鱼的罪犯来自遥远的阿拉伯和印度。“别忘了，有这样一条普通的真理。有时，越在眼前的事物反倒越容易被你忽视，就像你很容易忽视自己一样。”(《不翼而飞的金鱼》)

不过，吉·基·切斯特顿的高明之处在于，他不是单纯地模仿爱伦·坡，而是在模仿、借鉴的同时，融入了自己的独特创造。尽管小说中也有案情调查，也有逻辑推理，但作品强调的不是破案、解谜，而是犯罪的动因暴露和挖掘。在《断剑的标志》中，卡莱尔将军的犯罪动机简直令人发指。“聪明入会把一片树叶藏在什么地方?藏在森林里。……要是没有森林，他会创造森林。……要是想隐藏一片枯叶，他就会制造一片枯死的森林。……一个人要是不得不藏起一具尸体，他就会制造一地的尸体来掩藏它。”在这篇故事中，为了掩饰自己的卑鄙行径，卡莱尔将军杀死了墨里少校，为了掩盖少校的尸体，他发动了一次历史上最为愚蠢的进攻，令八百名英国士兵奔赴死亡。而另一篇《沃德利失踪案》除了展示出罪犯的令人发指的杀人动机外，还进一步挖掘了引发这个杀人动机的那个被害者的原动机。达蒙杀死沃德利的动机很简单，不愿受到沃德利的勒索和出卖。而沃德利勒索他的动机实在令人震惊。他的被监护人因为他早年的犯罪记录，曾拒绝他的求婚。为此，一个脆弱的心灵堕落了。为了报复，沃德利决定将她嫁给一名真正的罪犯。“一个姑娘，一个尚不谙世事的姑娘，拒绝嫁给他，只因为他曾是一名罪犯——实际上是由于侮辱一名埃及官员而被判短期入狱。于是，这个疯子就在内心的阴暗处说道：‘要让她嫁给一个杀人犯。’……沃德利的计划就是要在达蒙和西比走上红地毯时，让新郎被拘捕并被送上绞刑架。挑剔的西比小姐，因为沃德利曾坐过牢而拒绝了他，结果最终却嫁给了一个即将被绞死的杀人犯。”(《沃德利失踪案》)

布朗神父很少对罪犯紧追不舍，也不会抱着非要将他们逮捕归案不可的冷血态度；他办案的动机，是希望给他们忏悔的机会。在《上帝的锤子》中，虔诚的牧师威尔弗雷德·波汉不满哥哥的放荡、堕落杀死了他。布朗神父在查出事情的真相后，并没有把威尔弗雷德交给前来办案的警察，而是把一切交给威尔弗雷德自己来处理。神父认为自己的职责是在罪犯身上找出他们的闪光点，帮助他们改过自新。“我说我知道这一切，可别人都还不知道。下一步就看你了。我不会再有什么行动；我会把这一切替你封存起来，就像封存人们的忏悔一样。你要是问我为什么这样做，理由很多，不过只有一点与你有关。我把事情交给你自己处理，是因为你还没有错得太离谱，不像暗杀者那样。”(《上帝的锤子》)同样，在《飞星》中，大盗弗兰博窃取了利奥波德爵士的钻石，布朗神父及时地识破了弗兰博的骗局，阻止了他的逃脱。神父并没有要将弗兰博交给法律制裁，而是耐心地劝他还回钻石，放弃偷盗的生活。“弗兰博，我希望你把钻石还回来，我也希望你能放弃这种生活。你仍年轻、受到尊敬、还富有幽默感，但不要以为这些将在那个行当中永远持续下去。人们可以保持住‘善’的程度，但绝对没有入能够把持住‘恶’的尺度……你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你要是不悬崖勒马的话，那么在死之前你还会做出更卑鄙的事情来。”(《飞星》)

吉·基·切斯特顿试图通过扑朔迷离的案情展示——世界是道德的，人们有责任维护其道德秩序。然而由于自由意志的存在，以及邪恶的诱惑，每个人都有可能犯罪。所谓犯罪，实际上是人们行使自由意志的过程，是自由选择的结果，因此，重要的是查明犯罪原因，避免犯罪的再度发生。这种以破案、解谜作为手段，把古典式侦探小说的形式同严肃小说的主题相结合的手法正是当年查尔斯·狄更斯想做而未竟的。在《埃德温·德鲁德之谜》中，查尔斯·狄更斯进行了这方面的有益尝试，可惜作品没完成便已去世。事实上，吉·基·切斯特顿受查尔斯·狄更斯的影响很深。他潜心研究了查尔斯·狄更斯的全部作品，撰写了他的评传，该评传被认为是文学史上最有深度的传记之一。而且他本人也多次表示，《布朗神父探案集》中的许多环境描写和人物刻画就得力于查尔斯·狄更斯的创作技巧。正因为如此，吉·基·切斯特顿的侦探小说比当时大多数古典式侦探小说家的侦探小说，包括柯南·道尔、阿加莎·克里斯蒂在内的一些作品，要明显高出一筹。

而这种对于罪恶普遍性原则的确认也构成了布朗神父探案的秘诀，正如吉·基·切斯特顿在《布朗神父的秘密》分册的楔子里，通过布朗神父之口，向读者所解释的：

“我的秘诀是。”他说着，停了下来，似乎无法把话说完。过了一会，他又开口说：

“要知道，是我杀害了所有的受害者。”

“您说什么?”沉寂中，一个细小的声音在问。

“我是说，我也可能是他们的谋害者，”布朗神父耐心地解释，“所以，我当然知道谋害的过程。”

“对于上述每项谋杀，我都曾经过精心策划，”布朗神父接着说，“我仔细考虑过当时可能有的确切场景，思想方式、状态完全像实际犯罪者。一旦我完全相信自己就是那个杀人犯，当然也就知道谁是凶手。”

总之，吉·基·切斯特顿的《布朗神父探案集》绝非那种简单的以破案解谜为主要目的的消遣性故事，而是有着深刻道德内涵和宗教寓意的启示性小说。透过这种启示性小说的种种推理和堕落灵魂的暴露及拯救，读者看到的是吉·基·切斯特顿毕生矢志不渝地信奉的教义：世人都犯了罪，本要殒灭在永远的刑罚里。而耶稣替罪人死，使一切相信他的人的罪过得到赦免，不再灭亡，反得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