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详细介绍了西藏和平解放的全过程，研究了期间起到关键作用的“十七条协议”。全书内容分五章，包括有1951年前夕的西藏，和谈序幕，和谈经过，签订协议，和平解放西藏。全书史料翔实，语言通俗，情节丰富，适合广大藏史爱好者阅读。

本书是对和平解放西藏起到关键作用的“十七条协议”的研究。全书共分成五章，内容包括：1951年前夕的西藏，和谈序幕，和谈经过，签订协议，和平解放西藏。该书生动介绍和反映了西藏和平解放的全过程，是国内外读者了解西藏历史、认识西藏历史的窗口。

导言

第一章　1951年前夕的西藏

　第一节　国际国内局势

　　尼赫鲁当局拒绝归还英印殖民政府侵吞的我西藏领土

　　美国重新审视西藏

　　国民政府认定九世班禅转世灵童

　第二节　西藏的社会

　　自然隔绝

　　自我封闭

　　贵族、寺院与农奴　　

　　神权政治

　第三节　西藏的宗教

　　苯教

　　藏传佛教

　　藏传佛教各教派

　　宗喀巴与格鲁派

　　达赖与班禅活佛世系

　第四节　西藏的经济

　　庄园经济

　　寺院经济　

　　农牧交换

　　茶叶贸易

　　四大仓

　　与尼泊尔的贸易

　　与英印及印度转口贸易

　第五节　西藏表明“独立”的企图

　　成立西藏“外交局”

　　派出慰问同盟国代表团

　　参加泛亚洲会议

　　派遣商务代表团

　　驱汉事件

　　亲善使团

第二章　和谈序幕

　第一节　毛泽东主席的治藏方略

　　从自治共和国到民族区域自治

　　班禅问题进入毛泽东主席视野

　　从西北局改为西南局“经营西藏”

　　训练藏民干部

　第二节　从军事解放到和平解放

　　贺龙筹划进军西藏

　　任乃强先生建言献策

　　贺老总提交报告

　　邓小平的天才总结

　　刘邓拟定治藏方略

　　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内容确定

　　平措旺杰的建议

　　“治藏必先安康”的康区剿匪

　第三节　从四川、青海派出劝和团

　　喜饶嘉措入藏被逐后发表广播讲话

志清法师被组金沙江

西北局派出青海劝和团

格达活佛昌遇害

 第四节 西藏地方政府的因应

扩军备战

西藏代表团迁延印度

阿沛·阿旺晋美以增额噶伦出任昌都总管

 第五节 进军西藏——昌都战役

进藏主力十八军及西藏工委

公路、物资等供给运输

多路向心进攻的先期实施

昌都战役的部署

新疆独立骑兵师先遣连成功进驻阿里

昌都战役的进行

第九代本格桑旺堆起义

昌都战役胜利结束

第三章 和谈经过

 第一节 昌都战役后的西藏局势

印度对我进军西藏的干涉

阿沛等在昌都力侣和谈

昌都、拉萨谈判未曾进行

十四世达赖喇嘛亲政随即出走亚东

美国染指西藏

 第二节 中央与西藏地方谈判代表及和谈条件

达赖喇嘛决定派出阿沛为首的和谈代表团

夏格巴被排除在谈判代表之外

阿沛等西藏地方和谈代表抵京

张国华从进藏前线赶往北京

“十条公约”与噶厦委托书

谈判进程

 第三节 驻军西藏问题

清朝五次用兵西藏

驻军——最先达成共识的协议条款

改编藏军

 第四节 成立军政委员会和西藏军区

军政委员会与大区行政制

双方的争议

平措汪杰巧解分歧

军政委员会条款未曾实行

 第五节 恢复班禅的历史地位

活佛转世的产生与发展

活佛转世的传统做法

班禅活佛转世系统

九世班禅与十三世达赖失和

计晋美的斡旋

中央力促达赖班禅重归于好

孙志远一语化解冰山

第四章 签订协议

 第一节 协议签字

谈判协议文本定稿

签字仪式在中南海举行

毛主席设宴祝贺协议签订

 第二节 协议正本及其附件

《人民日报》首次公布协议

协议附件40多年未曾公布

协议各条款

西藏和谈代表的授权与印章 问题

 第三节 协议的法律意义

班禅致电拥护协议

西康青海等致电拥护协议

外电祝贺协议签订

中央情报局力诱达赖喇嘛否认协议

达赖喇嘛返回拉萨并致电拥护协议

第五章 和平解放西藏

 第一节 和平大进军

十八军先遣支队

十八军主力部队

十八军独立支队(西北进藏部队)

 第二节 班禅返藏回寺

西北筹划班禅入藏问题

驻班禅堪厅代表

达赖致电欢迎班禅返藏回寺

班禅堪厅先遣工作队

班禅返藏回寺

 第三节 历史的思考与启示

和平解放西藏事典

附件：钦定藏内善后章 程(二十九条)

后记一 

后记二

班禅问题提出来后，谈判陷人僵局。自5月13日至19日，正式谈判改为非正式协商，主要是班禅的问题。

达赖和班禅之间存在的悬而未决的问题是班禅返回西藏的问题，也是历史遗留的问题。从双方最初所提条件来看，谈判并没有涉及班禅问题。无论是“十条公约”，还是西藏地方政府的五条和谈条件。但实际上，无论是中央，还是西藏地方政府都意识到这个问题谁也回避不了，如果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整个西藏问题的解决不可能圆满。和谈之初，西藏代表团带来的谈判条件中就有：“从西藏跑到外部去的人，为了私人利益，曾挑拨汉藏关系，今后请勿听。”这里所指从西藏跑到外部去的人是谁?20世纪30年代，从西藏跑出去的是九世班禅；热振事件后，热振派的人为避免杀身之祸，也跑到内地来了。从一开始，西藏代表团就不同意把班禅问题列人谈判内容。因此，当谈判进入到班禅问题时，西藏代表团表示强烈反对，阿沛认为：现在是中央和西藏地方政府之间的谈判，要讨论中央和西藏地方政府的问题，与班禅问题没有关系，要求班禅问题另行商谈，否则他们宁愿协议签不了字、各回西藏。

达赖班禅之间悬而未决的问题，是西藏民族长期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也是西藏民族内部的重大团结问题。如果达赖班禅之间不能捐弃前嫌和睦相处，那么西藏问题就不可能圆满解决。中央有意解决藏族内部矛盾，包括达赖与班禅之间的不和。这既是对历史遗案要作个了断，也是一个现实问题。如前所述，新中国成立前夕，十世班禅在塔尔寺坐床，但是认定过程中除了青海灵童外，西藏地方政府还在康区另选两名候选灵童。在北京谈判期间，阿沛曾打电报请示达赖喇嘛青海灵童真身的问题，说如果不承认出生在安多的候选灵童，将会影响中藏谈判。最后达赖同意。

西藏地方政府派和谈代表到北京谈判时，就意识到在内地躲避的西藏人(从西藏跑到外部去的人)问题，认为这些人为了私人利益，曾挑拨汉藏关系，作为谈判的条件，提出了(希望中央)今后“请勿听”的意见。会谈过程中，西藏代表又提出，过去在西藏内部，存在不和气的派别……。希望中央保证今后不听信这些不良分子的话，这一点也希望在文字上加以规定。很显然，西藏和谈代表是决不同意把班禅问题列入协议条款的。

李维汉说，我是汉人，不大懂得佛教历史。据我们知道的，宗喀巴有达赖、班禅两个弟子，传到今天，已有五百多年之久，在很长时间里他们是团结的。后来才分裂了，现在有二三十年，但过去有五百年是在一起的。这种分裂，依我们看，主要是由于侵略西藏的帝国主义的作用和中国反动政府的挑拨、分裂。显然不是宗喀巴的意思。分裂了，对西藏是不好的。帝国主义、国民党，是拉一个，打一个，或者拉达赖打班禅，或是拉班禅打达赖。这无论对西藏的政治、宗教都是不好的。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共产党、人民解放军，不采取过去反动政府那样的办法，中央的方针是希望你们团结起来。你们不是希望将来能进步到所有藏族人都统一团结起来吗?这个希望是很好的。那么，现在就要使你们两方面首先团结起来。拉萨方面可能有这样的怀疑，就是说，共产党是否把班禅扶持起来打倒达赖，要帮助班禅报复。中央是反对这样办的。我们决不会做这样的事情。班禅去年曾派代表计晋美先生到北京来，我们曾同他谈了这点意见，他们也同意中央的意见。如果我们是想用班禅来打达赖，那就不会现在还承认达赖的地位，还要求达赖回来，我们是要求你们团结起来的。

历史上已经有几百年，达赖有达赖的地位，班禅有班禅的地位，还要按过去那样的规矩，使班禅回到西藏去。不是按那样的规矩把达赖赶出去，让班禅到拉萨去。在过去的几十年中间，由于分裂了，可能彼此心中有仇恨，不愉快，但究竟你们都是西藏人，都是宗喀巴的弟子，这一条大的方针，希望双方面都同意。至于其他具体问题，再帮助你们慢慢商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各民族大家庭中，我们和你们，你们自己，都要好好地团结起来。我们相信，只要西藏和平解放，在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帮助下，大家团结进来，西藏是一定不会受到外国人的欺侮，它一定会强大起来的。

如果以上这些问题，今天都能取得一致的话，我们的谈判大体上就可以结束，剩下的问题就是写一写协议。

阿沛当即表示，关于班禅问题，听李主任谈以后，我也没有什么意见。我们知道现在中央是要各民族团结起来，民族内部也要团结起来。但班禅问题具有复杂性。

有关班禅问题列入协议，从一开始双方就已经有过接触，且都意识到问题的复杂性和谈判中的难度。谈判期间，5月6日，李维汉在与阿沛的一次谈话中交换了想法，阿沛表示，只要协议内容不涉及西藏宗教制度，其他政治方面的内容不成问题。李维汉将这次谈话内容向毛泽东主席报告，并建议涉及班禅问题，在协议前，以保留不谈为有利，他们(指西藏和谈代表)亦未表示要谈。但在协议签字后，要在方针上作一些工作。

要打破僵局，首先要拿出确定十世班禅合法地位的确凿证据。李维汉立即指令西北军政委员会驻班禅行辕代表范明，迅速查清班禅合法性。范明很快得到了十世班禅地位合法的部分证据，有原国民政府颁给十世班禅的封册和印鉴等，表明十世班禅的确认，基本上是符合历史仪轨和制度的。

当中央人民政府谈判代表出示了十世班禅的封册和印鉴后，西藏代表仍拒绝将班禅的问题纳入谈判的范畴，因为噶厦与堪布厅的积怨太深，不可能由一次谈判而冰释；谈班禅问题，也容易引起达赖、噶厦当局的忐忑和疑忌。

中央人民政府的代表孙志远在休会间隙，单独与噶厦和谈代表晤谈。这次晤谈持续了10多个小时，阿沛·阿旺晋美详细介绍了达赖、噶厦同班禅、扎什伦布拉章的历史渊源，进入本世纪后的龃龉纠葛，通过班禅条款的难度等。

显然，是达赖和班禅之间源远流长的友好相处历史，启发了孙志远，他提议：在关于达赖和班禅地位、职权的条款中，都写明固有的地位和职权，并做出解释系指十三世达赖与九世班禅和好时固有的地位和职权。双方都维持和好时期的固有地位和职权，既保障了达赖原有的地位、职权丝毫不受损伤地得到延续，也消除了班禅回藏可能侵蚀达赖权威的疑虑。这层意思阐明后，难题迎刃而解。西藏代表们不再抵制把班禅的问题写入谈判协议。

P534-537

[新华社北京二十七日电]中央人民政府的全权代表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全权代表经过多次谈判，就一切重要问题作了详细讨论后，已对和平解放西藏问题取得了协议。本月二十三日，双方全权代表在北京勤政殿伟大祖国国旗和国徽下庄严地举行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的签字仪式。签字仪式由中央人民政府朱德副主席、李济深副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陈云副总理主持(周恩来总理因身体不适，由陈云副总理代行)。参加签字仪式者，有董必武、郭沫若、黄炎培、陈叔通、聂荣臻、彭真、马叙伦、章伯钧、谭平山、张奚若、许德珩、蓝公武、张志让、龙云、沈雁冰、乌兰夫、傅作义、李书城、李四光、叶季壮、朱学范、刘格平、贺诚、赛福鼎等军、政首长及各民主党派领导人。此外有班禅额尔德尼的代表拉敏益喜楚臣、计晋美、纳旺金巴等……

新华社的这则电讯，报道的是1951年5月23日16时，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的真实情形。这里所说的协议，即《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也就是闻名中外的“十七条协议”。

半个世纪过去了，国内外由于各自立场的不同，对这个“协议”莫衷一是。然而，无论你是谁，无论你站在哪个立场，只要你谈论到西藏，只要你关注到西藏民众，你就无法避开这个协议。对于“喇嘛王国”的旧西藏，“十七条协议”是一个结束；对于现代西藏的诞生，它是一个崭新的起点。无论如何，它都是西藏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因此，作为两个从事藏学研究时间并不太长的年轻人，我们由于同样的缘故，起了一种愿心，这就是：以我们十多年来所收集的资料，“使用现实政治框架聚焦于行为者的战略”的方法，并还原“十七条协议”的签订以一个国际平台，从而对这一历史事件作一番尽可能的学术上的评价。我们当然希望读者诸君阅毕此书，能有所收获。至于我们的观点，当然只代表我们自己。

对于学术研究来说，十年的资料收集也许并不足够，也不会很全面；何况由于西藏现代资料的短缺，以及许多档案的尚未解密，都使我们的研究相当困难。

最后，我们所要特别强调的一点，是我们这里所谈到的西藏，只指今西藏自治区。

1997年初秋的某天，正在电脑前照例为他人做嫁衣的时候，同事袁莎来访。我立刻从别人的思绪中抬起头，笑问他，“百忙之中来访，有何见教?”他说想做近现代西藏研究，有了一些题目，并立刻拿出一张软盘让我读。完成杀毒程序后，读到他做的“西藏问题研究”目录，不由大吃一晾。想不到这位西藏处长，能有如此奋发和思想?!钦佩之余，开始与他认真交谈。这一谈，才知道什么叫投机，什么叫唱和。

临了，他提议我们一块合作，就先从“十七条协议”开始。我的脑子飞快转动起来，做这样的研究当然是我所乐意的，但没有资料如何做?想起某次为杂志写篇文章，需要查解放初期的几份电报，打了报告，领导也签过字，拿到档案室，人家却说级别不够，不让查。现在要写这样的书……心到口到的我，立刻说了出来，他说，“资料，我有呵。”并保证将他所有的资料全数共享。除了承诺，还能说什么呢?

隔天，我拟了个目录，仔细讨论后，我们做了分工，他负责协议具体签订的两章，我负责前面两章和最后一章“历史的思考与启示”。之后就各自开工。我们计划在2001年5月23日协议签订50周年之际出版，算是对当年经营西藏的诸位前辈的一点纪念。

不料，这一写，竟延续达7年之久!与朋友们聊起，常常自嘲日“世纪工程”。这期间，除了编杂志之外，我又涉身到其他几本画册之中，特别是2000年起又重新背起书包，坐到课堂里。大概都是这本并不厚的书，竟然迟滞如此之久才能完成的原因吧。

上个世纪快结束的时候，我约略完成了第一章，但写作的过程中，也就常常感觉到自己学识的浅薄，和学术规范上的欠缺。恰巧导师向我发出指令，让再去读他的博士。这当然是我求之不得的，除了时问上可能太过紧张之外。但老先生说，“你读在职，四年五年都可以。”这种好事，谁能拒绝?

正式报考的时候，却发现北师大的考试与国家职称英语考试同天进行。想想，自然是先职称了，报告先生，先生只说，那就明年吧。但到明年，我又决定不再做民俗学了，还是与自己的本职紧密些好。选定了中国社科院的“藏族文化与《格萨尔》”，拿到录取通知书，再向先生报告，先生说，你还是可以来听课啊。并且，每到一定时候，他总会停下来，对我说，“小周呵，你先走吧。”又转向其他博士生说，“她要去接孩子。”我收拾好，向他道完再见，他再接着讲。飞车接孩子的路上，我的眼里总是湿湿的，而脸上，却阳光灿烂。

若有对我有用的书，先生会立刻知会我，如果我说买不着，先生会将他的借给我，多半是送给我。究竟从先生那里白要了多少书?搬家的时候，看看那些专业书籍，泰半都是老先生给的。2002年元旦前后，百岁的先生住进友谊医院，做了个大手术。看他似乎恢复不错，我恋恋不合地承派到澳大利亚去学3个月英语。临行前，先生承诺做我的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还与我拉勾上吊。没料想，到那边不到10天，先生撒手尘寰!闻此噩耗，在异国的公寓里，忍不住放声痛哭!生养我者父母，而执手教我为人为学者，先生也。先生于我，恩深似海!

身为先生最不成器的弟子，痛定思痛，决心迅疾完成本书的写作，同时，也加紧了对袁莎的督促与沟通。迨至去年底，我完成了首二章，袁莎也完成了他的部分，却因有关档案的未曾解密，只能将它们合为第三章和第四章的部分节。这时候又起了偷懒之心，于是将原定第五章也移到第四章里，匆匆了结全书。

搁笔之际，到底做贼心虚，战战兢兢地请朋友张云博士看了目录，立刻遭到他毫不客气的批评!骂我虎头蛇尾，头重脚轻，犯了大忌。幸亏尚未出版，还能补救，否则岂不贻笑大方?!我立刻虚心接受，回来后与袁莎商量，加写了第五章。这回，“历史的启示与思考”改由袁莎完成。这样一来，不管有否比较完满地完成了这个课题，至少，它在结构上算是完整了。这是我在这里要首先特别感谢我这位诤友——张云博士的原因!

关于书名，我们几经商量，仍然找不到特别贴切的，最后还是靠了喜饶尼玛教授的创意，加上朱越利博导的润色，才有了现在这个名字。因此，我们要将诚挚的谢意献给这两位无私的前辈!

在本书的写作中，我的同事文群太从国外传回许多资料，我从未曾谋面的挪威朋友、挪中友协主席RolfMelheim先生7年如一日地发给我许多域外藏学动态和论文，还有英国“拯救西藏古老记事基金会”主席Paul Powlowski先生也给了我无尽慰勉与鼓励，还有许多见面或从不曾见面的朋友，他们的体谅与支持使我时时觉得自己工作的伟大。每思及此，感念不已!

对于合作者袁莎，我在这里也要致以真诚的敬意。没有他的邀约，我不会做这么一件事，没有这样一件事，就不会有今天的我。孔子说，学，而后知不足。我是因为这本书的写作，才知自己的不足的。而在边学边写的过程中，又发现了自己的志趣，发现将头脑中的东西通过键盘条分缕析出，竟是人世间最最美妙的乐事!这种对自我的发现，完全肇因于袁莎的提议。那么，他所做的，是怎样一件功德呵。

最后，还是要将我的感谢奉献给我的所有家人，特别是胖儿子泽宇。夜静更深；独坐办公室，手指在键盘上飞快击打所发出的美妙声音，常常使我不知今夕何夕，甚至记不起自己身为人母。而儿子，却在这种被遗忘中健康成长。这大概也是上苍对我的奖赏吧。有着家人的默然扶持，做自己热爱的事，生活是多么阳光明媚呵。

感谢生活。

周爱明

2004年4月15日子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