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杰出交大人丛书之一，记载了盛宣怀在洋务运动中创办并经营轮船、电报、纺织、煤铁矿、铁路等实业，创办银行、开办中国近代大学堂等活动，如实并全面地反映和评价了盛宣怀的一生及其在中国近代史上的作用与贡献。书中收集了近80幅珍贵照片，使全书文图并茂，更具可读性。

本书记载了盛宣怀在洋务运动中创办并经营轮船、电报、纺织、煤铁矿、铁路等实业，创办银行、开办中国近代大学堂等活动，如实并全面地反映和评价了盛宣怀的一生及其在中国近代史上的作用与贡献。全书共分十五章，主要内容包括：由封建知识分子向新型洋务人才转变，初显经营才干和自身的“官”商矛盾，湖北煤铁矿开采及其经验教训，大力经营电报局，督办轮船招商局，大发迹的准备就绪，大发迹开端的1896年，督办铁路总公司，扩大矿务经营和中国第一家银行的创办，教育思想和人才培养等。书中收集了近80幅珍贵照片，使全书文图并茂，更具可读性。

前言

盛宣怀新论(代序)

第一章 由封建知识分子向新型洋务人才转变

一 重“有用之学”，轻举业

二 入李鸿章幕并取得信任

三 参与轮船招商局创办及其主张的正确性

四 争取充当“总办”职

第二章 初显经营才干和自身的“官”“商”矛盾

一 买并旗昌船产的作用和贡献

二 严格按赢利原则整顿商局

三 “坚请督办”

四 在官商之间徘徊

第三章 湖北煤铁矿开采及其经验教训

一 大力经营矿务的原因

二 期于必成的努力

三 商办失败，赔垫巨款

四 在办矿热潮中的积极表现及移矿款于电务的正确性

第四章 大力经营电报局

一 适应了历史的必然和时代要求

二 经营电报的指导思想

三 以“利商务”为准则，并特别强调电务人才培养

四 对侵权的抵制和电报的社会作用

五 中美设德律风交涉上的民族性

第五章 督办轮船招商局

一 实现了“督办”的愿望

二 任督办后的整顿措施和积极作用

三 与怡和、太古角胜

四 关于排挤“野鸡船”问题

五 发展内河轮船航运业

第六章 大发迹的准备基本就绪

一 李鸿章的提携

二 战胜竞争对手之一——联马建忠倒唐廷枢

三 战胜竞争对手之二——挤走马建忠

四 总管华盛纺织总厂

五 在反侵略战争中的积极表现

第七章 大发迹开端的一八九六年

一 官运亨通和取得中央级官衔

二 接办汉阳铁厂

三 洋务思想特征及其定型化

四 《条陈自强大计》及与维新运动相对抗

第八章 督办铁路总公司

一 新形势新对策与办铁路非盛莫属

二 抓紧卢汉铁路

三 与帝国主义侵略权发生直接冲突及妥协性

四 向南北东西伸展的可贵思想

第九章 扩大矿务经营和中国第一家银行的创办

一 重点经营矿务

二 银行“综于一手”

三 铸币思想与实践

第十章 教育思想与人才培养

一 人才观

二 创办北洋大学堂和南洋公学

三 在公学发展中的促进作用与成立译书院的特殊意义

四 派遣留学生和对办学的坚持

第十一章 在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入侵中的表演

一 在多边的“力”的较量中寻求发展自己之道

二 “东南互保”的导演者

三 促进和议的枢纽作用与鼓吹维新变法

四 筹措赔款之被属意者

第十二章 “互保”原则的延伸

一 “互保”原则的历史溯源和对俄约的抵制

二 商约谈判中的力争与妥协

三 在日俄战争中“公同保护”说的发展

四 对沙俄侵略者惨杀“周生有案”的处理

第十三章 与袁世凯之间的统一和争斗

一 盛与袁世凯同李鸿章的交叉关系

二 与袁世凯的关系

三 与袁世凯在轮、电两局上的争夺战

四 明失而实得和失而复得

第十四章 总理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和用“官力”联缀起来的经济体系

一 总理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

二 在酝酿汉冶萍公司成立中对外妥协性大于抵制性的发展

三 公司成立后进一步对日本依赖

四 用“官力”联缀起来带垄断性的经济体系

第十五章 反对辛亥革命与走完“U”字型路程

一 成了辛亥革命的打击对象和资政院的主攻目标

二 策划汉冶萍公司中日合办与反对南京临时政府用招商局、汉冶萍筹巨款的思想一致性

三 在孙中山与袁世凯之间

四 走完“U”字型路程

附录 盛宣怀一生经历记要

后记

一 重“有用之学”，轻举业

非常之世，必有非常之人走着非常之路，做着非常之事，以达到个人的欲望和目的，并对社会发展起着新的促进作用。1840年鸦片战争后的中国，是在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下空前急剧变化的“非常之世”：进犯的敌人，不是像过去四邻落后的“夷狄”，而是拥有先进科学技术与坚船利炮的资本主义列强；军事入侵的目的，不只是像祖先们曾经遇到的“夷狄”的攻城掠地、劫夺财物，而是在逼签的城下之盟条约中，写上什么开通商口岸、降低关税，以及领事裁判权等被闭塞的官僚们视为奇怪的条款。随着这些条款的实施，大量廉价商品尤其是与人民生活最切近的纺织品的输入并逐步占领中国市场，促使传统经济结构破坏；另一方面，伴随列强侵略而来的传教士们深人中国社会进行文化渗透，促使儒家等传统观念的变化。这也就是先进思想家郑观应所说的列强侵华“不外通商、传教两端。通商则渐夺中国之利权，并侵中国之地；传教则侦探华人之情事，欲服华人之心”①。在资本主义列强这些侵略活动中，中国的自给自足自然经济逐渐解体，并被纳入世界资本主义流通体系；近代工商业发生和发展了，新的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产生了；在西学东渐中，中西文化在交流的同时，也伴随着冲突和交锋等等前所未有的新变化。有识之士惊呼着“千古未有之奇变”、“亘古未见之变局”，形象地概括描绘了这种“非常之世”。

在这“非常之世”的历史条件下，循着原来旧路走的是普遍现象，但也有在这“非常之世”一开始，即探寻着新的“非常之路”的人。这种类型的人随着时代的前进且日益增多。他们的出发点和政治立场不尽相同，自觉和自发的程度也人各有别，但不按照老路子走，而是根据新的情况要走出一条新的路，则有其一致性。尽管这种“一致性”还存在着量的甚至是质的差别。盛宣怀是在“非常之世”，中想要走新的“非常之路”做“非常之事”的人群中的佼佼者。这一点，当时人和后来者均有评述。盛宣怀于1892年正任天津海关道时，对中西文化交流有贡献的沈毓桂，就用“非常之事必待非常之人任之”①之句来恭维他；1896年盛宣怀拟在汉阳铁厂办半工半读大学堂时，郑观应曾有“东半球未有之大学堂，真非常不朽之功业也”②的赞许。“非常之事”和“非常不朽之功业”，虽是指某一件事说的，却可以点窥面地说明盛宣怀所办事业均为非常之举，因为上述两例是盛氏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所谓“盛氏事业”，主要是兴办和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之所以要看作“非常”，系做了前人之所未为。陈夔龙对此有过确切的表达，他说盛宣怀“所治皆未有故事非素习者”③。这并非过誉之词。这里所说的“非素习”的“未有故事”，主要是以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举办近代工矿业及相应地创办金融、教育等洋务事业。盛宣怀在初露头角时即向李鸿章表达过大办洋务事业的宏愿，他函告李氏说，除努力办好轮船、电报之外，“竭我生之精力，必当助我中堂办成铁矿、银行、邮政、织布数事，百年之后，或可以姓名附列于中堂传策之后，吾愿足矣。中堂得无笑我言大而夸乎?职道每念督抚姓名得传后世者几人哉?遑论其下。是故做官不及做事多矣”④。盛宣怀这里所说的“做事”就是办洋务。后来历史发展表明，上述几件“事”不仅办到，而且远远超过了，并非“言大而夸”。他虽说“做官不及做事”，事实是既做了事，也做了官，而且做的是大官，是从“做事”很自然的达到“做官”。当然，盛宣怀之名流传后世，不是由于他“做官”而是由于“做事”。盛宣怀这样想和这样做，绝非偶然。他从青年时起，即非比寻常地视办洋务重于“习举业”。

盛宣怀，字杏荪，一字幼勖，号次沂，又号补楼，别号愚斋，晚号止叟；另有思惠斋、东海、孤山居士等字号，江苏省常州府武进县(今常州市)人，生于1844年11月4日(道光二十四年九月二十四日)，即鸦片战争后签订不平等的《中英江宁条约》、《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中国社会开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时刻。盛宣怀在这种急剧变化的社会中成长，历史表明，他在这个变化过程中，是起到一定作用的。

盛宣怀生长于地主知识分子和封建官吏的家庭。祖父盛隆，字惺予，嘉庆庚午(1810年)举人，当过浙江海宁州知州；父亲盛康，字旭人，道光甲辰(1884年)进士，1860年前后，以布政使衔先后任湖北粮道、盐法道。由于盛康注重经世致用之学，所以辑有《皇朝经世文续编》①一书。盛宣怀生长于这个家庭，在接受封建教育方面，比之社会上一般儿童更有优越的条件，同时，盛康的经世致用思想，盛宣怀不能不受到影响而比较注意社会实际的问题。在变化多端的中国近代社会中，常常使经世致用者们更加关心和研究社会上的现实，而投身于变革之中。这种“变革”在当时莫大于以引进先进科学技术兴办工矿企业为中心的洋务活动了。这也许是盛宣怀后来不很注重科举时文沿着正途登晋，而走着不寻常的洋务活动的道路前进的缘故。

盛宣怀在童年时，时而随在父亲的官邸，时而回常州盛氏府第读孔孟经书。1860年至1861年，太平天国进军苏、常、沪、杭，盛宣怀跟随祖父母避居苏北盐城。那时，盛康正权湖北粮道，遣使迎盛隆赴鄂。年方十七的盛宣怀，乃跟祖父母由南通航海至宁波，经浙江、安徽、江西，转辗半年始达于鄂。此后居鄂五六年。这一时期，对盛宣怀来说是比较关键的，是影响他一生的思想和社会实践的基础。P1-3

我在半个世纪前专门从事中国近代史教学与研究工作之始，即确定以学术界少人问津的洋务运动作为研究重点。与此同时，将与洋务运动关系较深的李鸿章、盛宣怀、郑观应三人作为洋务历史人物重点研究对象，其中尤以盛宣怀作为重中之重。这是为什么?这要从1861年至1901年40年洋务运动的历史地位及盛宣怀对洋务事业的巨大贡献谈起。

洋务运动，即是中国早期的近代化运动。所谓“近代化”说到底就是资本主义化。我曾说过，“洋务运动，是在中国资本主义必然代替封建主义的历史趋势中兴起的；是在变落后为先进、变封建主义为资本主义、变贫弱为富强的变革思潮条件下发生和发展的”。①很显然，洋务运动是推动中国社会前进的运动，而盛宣怀在其中又是“推动前进”的主力军。我曾将盛氏所创办的实业等中国社会发展迫切需要的先进事业概括为“十一个第一”②，并对他作出“处非常之世，走非常之路，做非常之事的非常之人”的评述。多年来学术界没有提出异议，可以认为基本上已成为共识了。

然而，在盛宣怀大办实业和先进教育事业的当时及以后，各界人士对他褒贬不一。他办这些事业的当时，遭到弹劾的次数就较多，这些弹劾者大多是顽固守旧者，还有一些反对者，大都出于嫉妒或看不惯新事物，还有因其是所谓中国“首富”而诋毁之。关于这个“首富”问题有必要明辨其是非。

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它对社会发展起了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资本家为追逐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和高额利润，尽最大努力改进技术和管理，在生产中降低消耗、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在流通领域加速商品周转和资本流转速度，以期在市场竞争中获胜。这就不断加快生产力水平的发展与提高，资本家的财富积累也愈快愈多。这些积累除少数用于生活消费外，大多投入扩大再生产，也就是剩余价值资本化。盛宣怀的财富就是这样积累起来的。他把这些积累起来，不是窖藏而是扩大投资让其在生产和流通中增殖。上述这些，都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极为赞许的。盛宣怀在轮、电、矿务、冶炼、银行、纺织等企业中拥有大量股份，仅电报一个企业，到1902年被袁世凯夺去时，即执有900股之多。矿、冶炼、银行方面的股份远远多于此数。这正是马克思主义所称许和鼓励的。因为这样的富人愈多，表明生产力水平愈高，社会发展和前进愈快。我常引用马克思主义学者的一句话：即马克思对资本家“既骂它又赞它”。“骂”是骂其残酷的剥削，“赞”是称赞其大大推动社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前进。“骂”与“赞”是对立的，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前期“赞”是主要的。盛宣怀是处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前期中的佼佼者。如果与盛宣怀同时代也即拥有四万万人口的中国的当时，出现几百乃至成千个像盛宣怀这样的富有资本家，就意味着中国是一个实业增加了成千倍的富强大国了。毛泽东就不至于发出中国“资本主义太少了”之叹。

为盛宣怀病者，不在于他的富，而在于他走了李鸿章于1877年所说的“办大事，作高官”的道路。他在为拯救清王朝的洋务运动中，创办和发展了那许多中国社会迫切需要的实业和培养新式人才的学堂等，这些大事是洋务运动的核心内容，因而得到清王朝赞许，被慈禧太后称为清朝“必不可少之人”，从而官阶步步高升，从道一级一直升到尚书。果然做高官了。因“大事”办有成效而做了高官，反过去用“官”的权力来促进“大事”的发展。办的是资本主义大事，做的是封建主义高官，盛氏陷于这对矛盾中不能自拔。从他的资本主义实业家和新式教育家身份看，他必然意识到和遇到旧的封建法制与新的事业的矛盾，照理应该赞同君主立宪为中心内容的维新变法。但为了升官，他绝不愿也不敢流露出慈禧不愿听或最反感的立宪维新变法的语言或表示，稍一流露，高官就绝对做不成。盛氏在甲午前就提出变法，但只变与经济有关的工政等法，不触及政治。他在康梁为首掀起以立宪为中心内容的维新变法高潮中，除于1896年《条陈自强大计折》提出与康梁相对立的纲领性见解外，在两年后的“百日维新”中，至今没有看到他对此有任何非议的表态资料。当慈禧为首发动政变扼杀“百日维新”时，他第一个站出来说不能叫外人认为“深宫一意守旧”的顽固，应立即“执两用中”地变法。直到20世纪初慈禧为首搞“维新”“立宪”中，盛氏才敢于讲出“但求宪法顾得住君权，未始无益”赞同立宪的语。看来这句话蓄之于盛宣怀胸中久矣!

盛宣怀在学术界是有争议的人物。建国后几乎是一边倒地以官僚买办相称而加以否定，“文革”中“四人帮”竟加之以“洋奴买办”的头衔。我经过多年研究，认为对盛宣怀应“基本肯定某些批评”，乃以此为基调于1981年辛亥革命70周年写了《论盛宣怀》一文，在武汉召开的纪念会上得到与会学者的好评和赞誉。紧接着费几年时间写了30余万言的《盛宣怀传》。在写作中，先后有八家出版社登门约稿索稿，而以四川人民出版社最为积极，该社责任编辑蔡济生同志住在华东师大招待所等待该书上半部定稿先拿回去审稿排印，再用清样交换下半部定稿。这样的流水作业法，很快于1988年出版。出版后赞扬的书评不少。来新夏教授于1989年1月13日在《人民日报》发表《读<盛宣怀传>》一文中说：“……重新评论久有成说或定论的人物，并为之写出一部全传更是难上加难，而《盛宣怀传》正解决了这样一个难点。”法国《中国研究手册》(法文)1992年第10期发表近5000字的评介说，《盛宣怀传》“这部著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的第一部盛宣怀的传记……这部盛宣怀的传记代表着中国史学家的一种进步，即他们今后能着手研究曾是禁忌的问题”。这与来教授所说的解决“难点”的意思是相同的。历史表明，这个“难点”的解决是比较有成效的。

由于盛宣怀对中国近代社会发展作出巨大的贡献，得到社会和学术界的承认，一致认为值得纪念和研究，乃于1994年11月4日在其家乡常州市召开了“纪念盛宣怀诞辰150周年学术研讨会”，海内外影响颇大。1997年又成立了“盛宣怀研究会”，准备开展对盛宣怀的研究，于是出现了“盛宣怀热”。我在这非常可喜的现象中，又新看到关于盛宣怀的一些珍贵资料，又听到读者的一些意见，深感有修订的必要，于是以“增而不删，订而不改”的原则，修订再版。

再版本是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此后又出现了“盛宣怀热”。21世纪初的2000年，盛宣怀研究会在常州召开了学术讨论会，编辑出版了70万字的《20世纪盛宣怀研究论文集》。进入21世纪，我在几十年积累酝酿的基础上，编著了110万字的《盛宣怀年谱长编》，2004年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是“国家‘十五’重点图书”，2006年获上海图书奖一等奖。我在编著“长编”过程中，对盛宣怀又有一些新认识，写了一篇《听其言、观其行——编著(盛宣怀年谱长编>感言》的短文，2004年5月30日在《人民日报》发表，文中明确称盛宣怀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早期的实业家、教育家”。6月11日《文汇读书周报》一整版发表两篇评述文章，接着《文汇报》于6月27日又发表了一篇《夏东元与<盛宣怀年谱长编>》专论，与此同时，上海交通大学的校刊、学报等刊物除介绍“长编”外，又发表多篇关于盛宣怀的教育、办学、翻译出版等思想业绩的文章，至于像《中华读书报》对“长编”作简要介绍者也有多起。这又是一次更高的“盛宣怀热”。2006年，似乎出现了从书斋里的学术走向社会群众中去的趋势。江苏电视台于6月间首先播放上下两集的《红顶商人盛宣怀》，接着上海电视台于8月中旬播放了上下两集的电视纪实片《中国商父盛宣怀》。10月10日中央电视台播放的《盛世危言——郑观应》电视片中，也出现了盛宣怀，说盛宣怀任轮船招商局督办后，有一段时间亏损严重，请郑观应进局整顿，很快扭亏为盈。事有凑巧，是年“盛档”资料经多年工作，整理完工，新华社记者赵兰英以《纠史之编、补史之阙》为题，写了该档案资料巨大的史料价值和盛宣怀所办实业、教育乃至慈善等事业对社会发展的巨大贡献，由新华社北京8月3日电致上海，《文汇报》于8月4日发表，《解放日报》亦于同日以《中国第一代实业家盛宣怀档案将出版》为题进行刊载。该文在盛宣怀的实业家、教育家两顶桂冠之外，又加了一项“慈善家”的帽子。这是恰当的。我常说，历史是一面镜子，对历史人物“明辨是非，以风后人”。随着“盛档”资料的出版问世，学者研究水平的提高，“盛宣怀热”还将“热”下去。我对盛宣怀研究的积极性还将一如既往，首先一个任务，就第二次修订《盛宣怀传》。这次修订的念头早已萌发于编著《盛宣怀年谱长编》过程中。

事有凑巧。2003年在上海交通大学座谈关于“长编”的会上，我无意中说了准备再次修订《盛宣怀传》的计划。与会的上海交大出版社张天蔚社长当场拍板宣布：这次修订的书稿由我们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我高兴地接受了。因为我原有在上海出版《盛宣怀传》的愿望。我在1997年所写《修订再版自序》中说：

如果1988年初版四川人民出版社积极索稿出版有着对盛宣怀“平反昭雪”之意的话，那么，十年后修订再版放在上海或天津两地出版是最适宜的。因为上海是盛宣怀的事业基地，天津是他的“发祥地”。结果为天津所得。现在上海出版，也将如愿以偿了。

此次修订，仍基本上遵照我过去的原则，即“增而不删，订而不改”。此次修订，是在我编《盛宣怀年谱长编》之后，在浩如烟海的资料中，更为谨慎地选用史料。我确定的原则是，原书体系不变，除于第六章增写第五节“在反侵略战争中的积极表现”外，其他章节不增不减，只有十分必要，才增加一些材料；所谓“订”，就是在改正一些褒或贬用语上更加力求正确地反映真实情况。这次修订还有一个新的变化，就是在正文中插入了不少相关的图片，这些图片都是我多年在对盛宣怀研究时留心收集与积累的。这些图片可以让读者对盛宣怀有一个感性认识，也增加一些读书的乐趣。所以这次修订版命名为《盛宣怀传(图文版)》。

在此《盛宣怀传(图文版)》出版之际，要对我夫人薄芳同志特书一笔。她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起，就在业余时间为我摘抄卡片；80年代后我出版的所有著述，均或多或少有她一份辛劳，特别是关于盛宣怀的著作，用力尤多，除编写《盛宣怀传》所附《盛宣怀一生经历记要》外，2004年出版《盛宣怀年谱长编》，从卡片的集中分类、理顺序到最后出版，均有她参与。但书刚出版不数月她病逝了。我在悲痛之余特于2005年7月22日作一副联语，兹录于下：

照料生活起居，无微不至；

协助科学研究，当推首功!

书此以永志不忘!

夏东元

2007年2月

清样看毕，自觉这次修订也是最后一次修订，对出版社的《盛宣怀传(图文版)》颇为满意。所谓“满意”，不仅我增写一节关于盛宣怀在反侵略战争中积极表现和他对待立宪问题上有比较符合真实思想的论述，最主要的是由于张天蔚社长提议在行文过程中插进与历史事实配套的图片的缘故。这是在学术著作出版上一个创新。

过去学术著作出版，大都在书首用几幅与本书有关的图片，这本《盛宣怀传》，内容大多为前人未办过的新式的轮船、电报、矿务、银行等实业和新式学堂，张社长提出将与这些实业、学堂等有关图片插在叙述这些史实的过程中，使读者对这些当时的新鲜事物有立体感和更深刻的印象。例如，盛宣怀在1875年勘探大冶铁矿，就将大冶铁矿图片置于其中，盛宣怀办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就将该银行有关的行址、钞币等图片置于此。其他类推。我说，盛宣怀在当年做前人未做的新事业，今天用更能显示其新业绩的新办法出版，也可说为创新历史人物写的传，用创新思路出版创新人物的传记。

在当年照相技术才初步使用，因而图片也很难得，责任编辑李阳同志颇费精力搜寻，始得到这些以难以得到的图片，还有宋路霞、裘争平等同志将他们多年搜集的图片提供出来，我在此一并致谢!

本传初版至今已近二十年，仍不忘怀上海图书馆已故老馆长顾廷龙先生，如果不是顾老先生当年大力支持，我在“盛档”和其他很多未刊资料摘抄到那许多从未面世不为人知的珍贵的更符合盛氏本来面貌的资料，《盛宣怀传》绝对不能达到现在这个样子，盛宣怀其人也很难做到如今天所刻画的实业家、教育家大大有功于中国近代化进程的形像。我再一次对顾老先生表示怀念和感激!

夏东元于上海临渊斋

2007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