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哈德·施罗德于1998年击败连续执政16年的科尔内阁，成为带领德国走上改革之路的“平民总理”。施罗德在7年任期内曾风光无限：2003年施罗德反对美国入侵伊拉克，在国内赢得民心 ，在国际社会赢得尊重。他在7年内先后6次访问中国，每次都携带庞大的经济代表团，被称为是“中国人的好朋友”……

施罗德在告别政坛将近一周年之际推出的这本回忆录，记录了他担任德国总理七年来的一些重大政治决策和有趣的内幕。除了关于中国的部分外，其他热点问题如“9·11事件”、“伊拉克战争”等也出现在施罗德的回忆录里，作者大胆披露了普京、希拉克、布什等政治人物鲜为人知的故事。

在本书中，作者施罗德记录了他担任总理七年来的重大政治决策，包括如何顶住巨大压力坚持内政改革，不惜付出政治代价坚决反对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等。在描述令人瞠目的政界风云变幻之外，施罗德还娓娓讲述了他如何把握时机超越卑微的身世，在艰辛中奋斗成为政坛领袖。

序

第1章 从贝克斯滕到汉诺威

第2章 历史的魔力

第3章 “然而，一切都是另一个样子”

第4章 9·11事件及其后果

第5章 鼓足勇气，坚守和平

第6章 振兴——第一个执政期

第7章 i欧洲：悄然而至的世界大国

第8章 鼓足勇气，实施改革

第9章 俄罗斯：全球运作者

第10章 大选

后记 未竟之业

在哥廷根所进行的讨论对我有很大的影响。当时我们分成两派，政治上都是偏左的。争论不休的一派是纯理论的代表，主张依靠群众自主的积极性而不靠党派，另一派比较注重实际。争论的焦点是，被视为必要的根本性的社会变革是可以在社民党内或通过社民党来完成呢，还是只有通过党外有变革意愿的群众运动才能实现。我是属于实际派的。

几个月，甚至几年，这场争论使社民党青年团的政治活动几乎处于瘫痪状态。结果是，理论派获得多数支持，实际派销声匿迹，因为他们不愿意整夜地讨论了。只有我坚守阵地。由于理论派也赞成与社民党保持一定的联系，于是组成了一个三人的所谓联合理事会。两名来自理论派，第三个选了我。权力的分配格局似乎已基本成型，但还不是最终的。职权范围的安排是，我的两个同事分别负责第一理论小组和第二理论小组，留给我的工作“只”是维护与社民党的联络并处理公关和财务事宜。这就是我政治生涯的开始，其结果是众所周知的。

后来下萨克森的青年社会党人有了新的思路。我们当中的大多数都坚信，一个得到多数拥护的政策，只要坚定不移地加以贯彻，就有可能顶住强大的经济利益的压力。在我任红绿联合政府总理期间就退出核能进行谈判时，又清晰地回想到这一点。这是对巨型资本权力进行限制的成功尝试，它向能源康采恩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息：在合理的折旧期过后，你们那些闭着眼睛也能赚钱的核电站就得关闭，尽管它们是可以安全地继续使用的。在信仰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的人眼里这一结果是不通过革命还是只有通过革命才能实现，这一点还有待分析。

1978年我当选为社民党青年团联邦主席，在这个位置上干到1980年年初。1976年至1990年我在汉诺威当律师，在这期间接手过几个从政治意义上来讲比较有意思的案件。

1978年我负责为狱中的霍斯特·马勒提供司法帮助。接这个案子没有政治背景。我感觉那时他已经与红军旅①分道扬镳了。当时我们要做的第一步是争取保外休假，然后是争取在服刑超过三分之二后减刑释放。作为对刑法感兴趣的年轻律师，这个案子对我无疑是个挑战。由于我时任社民党青年团联邦主席，这个案子的曝光率就比较高，其实我并不愿意这样。《明镜》周刊的大牌记者约尔根·莱纳曼报道了这事，因此以勃兰特为首的社民党主席团也讨论了这事和年轻律师的问题。主席团里有人想对我施压，要我放弃这个案子。最后勃兰特说了话，以他那无法效仿的特有方式表明，只要我按法律规定和律师职业规则行事，接这个案子无可指摘，而我正是这样做的。

几乎同时，我也接受了两位同性恋牧师的诉讼委托。他俩公开生活在一起，因而被汉诺威州教会解除了职务。因媒体详细报道过此事，所以我可以在这里写到它而不违反我的职业道德。像柏林市长这样的政治家公开表明自己性取向的事情②在当时是根本无法想象的，人们对同性恋的偏见根深蒂固。我承认，自己也不是完全没有这种偏见。一开始，我也得克服心理障碍，见面时强令自己把他们当做常人一样对待。通过两场最后都是州教会获胜的官司以及与当事人的谈话我学到了很多东西。如今我为之感到高兴的是，在我执政期间能够促成同性恋在法律上的平等地位，这是既公正又完全合理的。很多人，尤其是不享有社会知名度的人，可以由此走出孤立甚至绝望的困境。

70年代末80年代初反对职业禁令的那些诉讼也都是很轰动的。1972年，勃兰特政府出于外交政策方面的考虑制定了《反激进法规》，目的是不给德国的右翼分子攻击他的东方政策是给共产主义思想开启方便之门提供口实。事实很快证明这是徒劳的。而这项法规对教师、法律工作者，甚至联邦铁路普通的火车司机却具有毁灭性的影响，尤其是1975年联邦宪法法院确认，被列为敌视宪法的政党或组织的成员，不得成为国家公务员。影响最先波及的是德国共产党的成员，其他在68年运动尾声中建立的零散的马克思主义组织的活动分子也包括在内。《反激进法规》在实践中成了国家对付持不同政见者的大棒。我在辩护词中始终主张德国的宪法和公务员法不应惩罚组织的成员，而只能制裁工作中的违宪和违法行为。这类官司中的大部分我都输掉了。因此，让我倍感轻松的是，当了州长以后，我大笔一挥，至少在下萨克森州把这种做法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我从来不认为立法、司法是非政治性的，这一信念至今不渝。

P16-19

这本书的写作对我既是巨大的挑战又颇有裨益：回溯以往走过的道路，有些经历是长久以来已经淡忘或有意淡忘的。现在重新一幕幕回想，为什么在某个特定的阶段坚持走了那条路?为什么在某个十字路口凭直觉转了弯而没有走上另一条路?在已知当年那些决策之结果的今天，我可以回过头来审视一下，看看它们是否符合初衷，达到了目的。

简言之，从政时由于每日的压力和持续的紧张几乎没有可能做的事情，现在能够自主支配时间的我可以把它补做了。时间上的距离使我看事情的目光变得敏锐，也使评判成为可能。我这本书的重点是要阐述德国红绿政府执政七年问①的政策以及之前的状况。关于这七年，已有人写过、说过很多了，他们大多是职业的政治、历史观察者，看事情的角度不免具有局限性。因此，时隔一年，我想在这里做出自己对那些政治事件的解释，把它们作为客观、综合地评价那个时期的一份材料。

我不打算在这里一一回忆每一个决定，对我来说重要的是回忆那些根本性的政治发展阶段，对我和我的朋友以及战友们提出挑战、要我们显示决策的勇气和力量并克服阻力的时刻。在需要做出决策的大量问题当中，我选出了那些不仅本身具有重要性，而且对未来有所影响的话题。

乌韦－卡斯滕·海耶对本书的成书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长久的交谈中我们一起回顾了共同走过的岁月，把重要的事件从不太重要的事件当中分离出来，试着抓住冲突和政治进程的核心。海耶担任我的政府发言人长达12年之久，先是从1990年到1998年在汉诺威，之后四年在波恩和柏林。我们年龄相仿，思维方式相近，因此在合作中常能做到心有灵犀。

我至今还把他视为明智、经验丰富的谈话伙伴和顾问。当其他人在事情的发展和起伏变化中晕头转向时，他能始终保持头脑冷静，信念坚定。因此，为了把这些年的脉络梳理清晰，跟海耶交谈是非常重要的。我非常感谢他在本书写作过程中给予的帮助。

要感谢的人还有很多，在我几十年的工作中，他们以投入、忘我、忠诚的行动，以建议和批评支持了我。在本书中只提到某一些人就意味着对那些未被提到的人的伤害。因此我在这里要向所有曾经支持过我的人说一声衷心感谢!

谨以此书献给我的夫人多丽丝和孩子克拉拉、维多利亚和格雷戈尔。在很多困难的时刻，我的夫人帮我出谋划策，排难分忧，她的正义感和正直心成为我面临困难抉择时的指南针。最重要的是，她的爱给我力量。我们的孩子令我警醒，牢记超越自己生命岁月的政治责任。

               格哈德·施罗德

               2006年9月

回顾七年总理任职生涯，我不想像记流水账般把所有发生的都记下来，而只写了我认为重要的内容。这是一些我至今仍在反复思考的问题，我想讲一讲，从我们解决问题的建议中，从我们的担忧和困惑中能看到哪些对未来有用的东西。艾哈德·埃普勒说我是一只“政治动物”，我很喜欢这个称呼。我承认，这种说法对我恰如其分。作为政治动物我今后当然会继续关注政治。

冒着让人觉得有些做作的危险，我可以说，总理任职期间我始终是根据良知和道义行事的。我很高兴现在世界各地都来邀请我去介绍我们的经验。但我也很清楚，还有许多列入日程的问题没有得到充分的解决或长期以来没有得到解决。我们要从思想上不再将“修正”这个词理解为居高临下的训斥，而是当做加快改革步伐之必须。我在七年任职期间从事的许多工作——也可能大部分工作——都需要进行“修正”。

我现在能腾出更多时间关注由夫人多丽丝全心全意操持、十分活泼且人口不算少的家庭。我们有三个孩子，刚刚1岁的格雷戈尔，6岁的维多利亚和15岁的克拉拉。我已无法想象没有这四个人的生活。在我们申请收养格雷戈尔和维多利亚时，他们来自哪个国家对我夫人和我并不是十分重要，现在我的这一观点也没有变化。而有点象征意义的是，两个较小的孩子来自俄罗斯，克拉拉生于纽约，持有美国护照。当我为撰写此书准备一些照片资料时，我又一次看到我父亲墓碑的照片，碑上标着他的生辰年月，而我们的格雷戈尔在大约100年后也在这一天降生。当我偶然发现他与我父亲两个人的生日相同时，心里感到一种不可名状的触动，我没有能认识自己的亲生父亲，但我可以肯定，父亲如果知道孙子与他同一天生日一定会很高兴。

一想到三个孩子，我心中就充满了喜悦。我每天都为能和他们一起生活而高兴。可是多丽丝和我，还有几乎所有的父母都在为孩子成长的未来世界担心。他们长大了还会生活在和平环境中吗?来自以色列或巴勒斯坦，伊拉克或伊朗的消息证明，那里还有很多没有解决的问题。以宗教狂热名义而献身，对暴力和野蛮行为的无动于衷，简言之，这些作为每日消费的信息食品也将对孩子的心理产生影响。在这种形势面前没有人能为孩子们提供保护。我该怎么向克拉拉解释，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如果她问我，为什么每天有这么多从非洲来的难民冒着生命危险涌向所谓拥有更好生活的世界?难道他们愿意在越海逃亡中忍受难以置信的残酷条件，甚至不顾渴死淹死吗?对此我无言以对。

如果恐怖活动泛滥成灾，成为威胁全世界的瘟疫，那么下一代的生活前景就要受到影响。但是很多发生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的事情又成为恐怖活动滋长的根源。狂热分子的首领很容易招募到参与恐怖活动的接班人，只要政治、社会和经济条件构成恐怖活动成长发展的土壤，就会找到足够的年轻人为之卖命。欧洲可以而且必须履行其政治使命。欧洲作为一个不张扬的世界强权要为此不懈努力，不允许整个地区的生存基础遭到破坏。

世界范围内的一系列问题如争取水资源的斗争、满足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与艾滋病一类流行病的斗争以及逃离贫穷地区的大流亡等问题都应该引起关注，否则它们将很快成为明天的战争隐患。为了铲除狂热分子和恐怖主义分子的生长土壤，必须为全世界的人民提供社会、物质和文化方面的安全保障。要想长期取得反恐战争的胜利，就必须让他们在生活中看到成果，看到停止暴力将有所回报，看到回归国际社会将得到更多的自由和安全，得到更富裕的生活和更好的发展机会。

保持自然的生存条件与解决社会问题同等重要，都要成为政治活动的核心内容。这个任务不能只由少数政治家来完成。在我们的社会里，只有在全球范围内成功地解决生态问题后，社会问题才能迎刃而解。而完成这个任务的前提是，就将来的能源供应问题找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答复。  一种简单化的声音又将甚嚣尘上。当人们对现代能源政策产生争议而缺乏意志和力量时，就会在复活核能源上找出路。我认为，这是一条错误的道路。核能源并不会为解决世界能源问题做出贡献，这个伟大的核技术对于外界的干扰太敏感，正如我们所经历的，这决不是只发生在技术能力差的国家，瑞典的情况就足以说明这一点。此外由此产生的核废料在几千年后仍会对人和大自然产生危害。社民党坚持过去达成一致的退出核能源原则，所以我们必须对其他能源载体进行大量投资：生物能源、太阳能、风能和其他节能设备。这不仅是提出解决方案的时髦口号，而且是未来全球经济的增长点。

在德国，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继续执行几年前开始的面向未来的农业政策。以用天然方式生产的产品为基础的健康饮食已成为我们社会绝大部分公民的合理要求。食品营养对人的健康特别是对孩子们的发育意义重大。为了治疗由于饮食不善而引起的疾病，每年耗资700亿欧元以上，对天然方式生产的产品的信任既可以帮助消费者，也可以促进农民企业的发展。

还有一个我经常在世界各国的听众面前所强调的问题，即农业在世界范围内实现自由化的必要性，只有这样才能使发展中国家有机会在有收益的前提下将他们的产品打入我们的市场。在这一点上欧洲应该有所行动，美国更应该如此。我们应该努力使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公平地进人世界经济网络中，我们要阻止在世界上出现全球化的赢家和输家的倾向。

我们有责任为孩子们提供一切受教育的机会，使他们在这个世界有立足的能力，因为以后要想实现自己的生活目标已越来越离不开知识。受教育机会和教育质量在2l世纪是个公正与公平的问题，受教育机会意味着生活机会。还要补充一下，我自己对此深有感触，教育是通向就业市场、得到社会承认的关键。教育能打开发展个人才能的大门，教育也能使人有责任感地生活在社会大家庭中。教育不仅能使人享有富裕，也提供了参与社会决策的机会。教育可以在一个经济、社会和文化发生巨大变革的世界里传授价值并帮助人们确认前进方向，所以我们必须支持所有孩子接受教育，不论他的父母是什么出身，经济能力如何。为教育和科研创造最佳的外部条件是国家的任务。通过联邦制改革使各州在教育领域里的作用得到了加强，但我认为，如果联邦政府在教育领域多保留一些权力会更好，这样可以确定和实施全国统一的教育水平，例如在德国所有地区建立可信赖的全日制学校，这就需要联邦政府的推动。按照红绿政府的决定，联邦为各州增建全日制学校提供资助，改变教育政策，这是各州单靠自己的力量无法做到的。各州现在需要证明，它们能够胜任在教育领域内所应承担的责任，其实绩将反映在今后德国学生参加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所取得的成绩中。

显然，执政七年中冲突最多的话题是外交政策，即提高具有独立自主和自我意识的德国的作用。核心的问题是，适当摆脱对美国的依赖。联合执政的各党派在任何时候都一致认为，我们不会动摇与美国的共同价值观，我们的友好关系也不能受到负面影响。在欧洲我们与法国是欧洲一体化的发动机，是通向东欧的桥梁。在对外关系中我们与俄罗斯还有中国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对于日益重要的海湾国家也给予了足够的重视。这些任务是我除了欧洲政策外特别承担的，它不仅符合德国日益增长的政治威望，而且也符合我们的外贸经济利益。我坚定不移地强调跨大西洋关系的重要性，我也明确拒绝世界上任何妨碍德国经济利益的行为，甚至不惜与美国竞争者叫板。美国外交政策惯用的手法是对竞争者施加政治压力，以实现其经济利益，在朋友面前也绝不手软。与美国在这方面进行抗衡在我看来是联邦德国总理的任务。

对中东地区我们负有特殊的责任。德国从道义上和政治上都有义务支持以色列的生存权。我的政府和外交部长也是这样做的。除此以外，建立和发展与阿拉伯世界的特殊关系，着重发展与海湾国家和沙特阿拉伯的关系非常重要。使这个地区的经济多样化，使其从单一的石油和天然气经济中解放出来，不仅为德国机械设备的有效投资提供了极大的可能，同时也对稳定这些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形势具有重要意义。这就是我竭力与海湾国家建立特殊关系的背景。我认为，为了我们国家的利益，这一政策应该延续下去。我们不能从外部强迫阿拉伯世界接受民主，这种民主只能从内部发展起来。在海湾国家这种民主苗头已经充满希望，我们必须给予支持。

继续发展欧洲外交政策并以其替代美国现政府成效甚微的外交政策，这将是个崇高的目标。很多美国问题专家从美国可能转变思维的角度出发，希望美国为世界未来的和平战略做出实质性贡献，这一期望也许会成为现实。我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向美国说“不”，没有丝毫反美因素夹杂在里边。当时我们必须回答，是否加入远离理性的战争。根据我们的估计，战争的作用是在激化矛盾，而不是解决问题。假如参战，我该如何把这个决策与我和每个联邦总理就职宣誓的内容“要防止德国人民受到损伤”统一起来?遗憾的是，现在可以确认，一切事实都证实了我们的担忧。

我们不能失去已赢得的外交政策上的相对独立。这里并不需要尼伯龙根式的忠诚①。我的回答是面向欧洲的，正如以尤尔根·哈贝马斯为首的一些欧洲知识分子在2003年5月所阐述的，他们希望伊拉克战争后将出现一个“再生的欧洲”。我也把希望寄托在欧洲，但愿它能永远使其人民对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结束后两个多世纪里的经验教训有清醒的认识。欧洲在实现了一体化进程后，才开始经历新的自身繁荣。欧洲保持了多样性的统一，这可以成为消除中东等地区冲突最具吸引力的模式。

由我领导的联邦政府在1998至2005年问迎接了这些重要的挑战。我们对国家的内政和外交进行了重新定位。七年后，德国已经变得能够适应未来需要，《2010行动纲领》触动了我们社会的顽症，全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并开始逐步适应现实的需要。通过自主的、高度负责的外交与安全政策，我们重新定义了德国在世界舞台上的作用。但不是所有由我们开始的事情都能进行到底。由此产生的新任务需要一个新的“2020行动纲领”，根据全球的不同发展重点，保护自然的生活基础、消除世界范围内的贫富差别是未来我们面临的最重要的挑战。我认为，在我们国家里除了社会民主党以外没有任何一个政党有能力完成这项任务。这样的一个“2020行动纲领”将使社民党在纲领上与其他政党截然不同，会对年轻人产生极大的吸引力。因为这事关他们最根本的愿望：在这个世界上和平共处地生活，享有合理分配物质与精神财富的机会，这个世界应该为子子孙孙提供具有生存价值的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