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历史文化现象，感悟名家睿智哲思！

本书为“历史文化大散文系列”之一，是一本文化历史散文自选集，以历史人物为准，从古至今选取九篇，按年代先后编排。通过分析他们的成长环境和个人性格以及每个历史时期的偶然和必然，力求在描写这些人物时揭示人物的丰富内心世界与复杂灵魂隐秘，从而来思考他们对中国历史造成的影响。

读者能从中寻出一条大致的中国历史发展轮廓与轨迹，获得一定的历史文化知识及社会人生启迪。

本书作者选取了中国历史上几个关键人物：吕不韦、秦始皇、刘邦、诸葛亮、陆羽、李时珍、郑成功、林则徐、林语堂，通过分析他们的成长环境和个人性格以及每个历史时期的偶然和必然，力求在描写这些人物时揭示人物的丰富内心世界与复杂灵魂隐秘，从而来思考他们对中国历史造成的影响。这种总结，可谓是大手笔，在宏大的叙述中显现了作者深厚的思想底蕴。

千古奇商吕不韦

铁血之王秦始皇

流氓皇帝汉高祖

走出古隆中

茶韵仙骨

医中之圣

勉为其难的民族英雄

睁眼向洋看世界

站在中西文化交汇点上

后记：狂沙吹尽始到金

五

秦国在大举东进消灭六国的战争中，列国竟没有过一次联合反抗的行动，也许这样的念头都不曾有过。多次合纵抗秦，都被秦国的“连横”之策破解，然后又一次次地重组，一次次地烟消云散，恐怕六国早就对这些没有效验与结果的“游戏”产生了厌倦。然而，尽管他们各自衰弱疲惫，只要放弃成见，真正联合，抱成一团，凝成一股绳，构成坚固的同盟，中国的历史恐怕也得重写。

没有联合，只能说明六国确实衰弱腐败到了极点，不亡也就太不正常了。想那六国先辈，在他们的王国与土地上该是挥洒过多少英气与伟烈啊，而轮到这些末代子孙手中，竟连一点回光返照都不曾有过，这不能不说是整个六国的悲哀。

没有联合，也就只有等着一个个挨宰消灭的命运了。

灭掉六国，统一中国实乃势所必然。我们在前面就曾说过，如果不是赢政，换上另一位秦王，他也会完成这一千秋大业。因此，秦王对历史的贡献与改变则是在他统一六国以后所采取的一系列执政纲领与施政措施。

公元前221年，秦国终于用武力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

这一年，赢政39岁，正值人生壮年，精力充沛得令人吃惊，他还有好多大事要做，也将做出一些改变中国历史的巨大事情。

大秦帝国成立后所面临的头等大事就是帝号的议立与国体的定位。

赢政对中国政治的认识可比他亲生父亲吕不韦强多了，他深深懂得“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的道理。这时的秦王，再也不是过去那拘于西北一隅的秦王，而是全中国民众的秦王。这名号，不仅是对赢政功业的肯定，不仅是对他至高无上地位的确定，也是一种权威的象征，一个具有特殊社会意义的符号，一种或耳闻或目睹就会产生宗教效应的崇拜。因此，赢政对其相当认真而慎重，并发出一条诏谕道：“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其议帝号。”

其时已升为廷尉的李斯特地招来全国最有学问的70多位博士，聚在一起反反复复地一议再议，这才跪拜进献于上：“臣等谨与博士议日：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臣等昧死上尊号，王为‘泰皇’。”

没想到赢政并不满足于所谓最贵的“泰皇”，对此，史马迁在《史记》中写道：“始皇自以为功过五帝，地广三王，而羞与之侔。”一个“羞”，活脱脱地勾现了赢政的踌躇心态。他认为他的功业是绝对地空前，要超过被先民们神化了的三皇五帝中的任何一位。

于是，他就取三皇的一半——“皇”字，又取五帝的一半——“帝”字，集三皇五帝之尊于一身，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组合成“皇帝”二字，既源于三皇五帝，又高出其上，这才称心如意。

对这取名，赢政也可谓挖空心思绞尽脑汁了，但也不能不说他是一个深刻了解中国土壤的封建大帝。赢政自称始皇帝，他的直系血脉虽然没有像他所期望的那样“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但他广义的子孙们却将这一名号长期沿用。两千多年以来，该有多少人对这一名号趋之若骛并被扭曲变态啊!直到本世纪初，国人在西方民主思想的启蒙下推翻了帝制，中华大地上还先后上演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日本扶立东北满州国等闹剧与丑剧。

名号既立，国家体制似乎已不成问题，它承续着秦国先君特别是商鞅变法以来的传统，并在征服六国的统一战争中不断发展、改进、完善，已基本上形成了一种较为稳定的模式——封建集权。

要想弄清赢政对此所起的个人作用多大，对中国历史的影响与改变多深，在此，我们有必要追溯、回顾一下中国政体的发展与演化。

中国的自然环境先天性地决定了中华民族的生活方式、精神文化及其政体性质。  华夏文明的诞生之地有着与其他文明不同的地理环境，四周的浩瀚大海与高山大漠形成了一个相当封闭的圈子拘束了人们的生存活动范围。黄河、长江的滋润、丰沛的雨水、温暖的气候、质地疏松有着天然肥力的土地，这一切，决定了华夏先民文明之始，就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耕生活方式。受这一文明的影响，华夏先民脚踏实地，安分守己，讲究礼义等级秩序，具有很强的道德伦理观念。这些，构成了中华黄色文明的特征。

华夏社会结构的进化，经历了由群队而部落而酋邦，最后过渡到国家的历程。

群队和部落是先民们在原始渔猎时代的社会结构形式，是相互间自愿结盟的产物，内部成员关系平等，没有正规的政治组织领导人。传说中的神农尝百草、伏羲氏教民结网渔猎就属这一时期。

随着农业文明的定型与成熟，各部落便拥有了相对固定的耕作地盘与生活圈子。为了发展与扩张，部落间的矛盾与冲突日趋激烈，最后不得不用战争的方式才能得到解决。而酋邦，就是部落间相互吞并的结果，这种建立在武力征服下的社会结构自然就具有了剥削与压迫的性质。进入酋邦后，酋长拥有真正的实权，形成了一个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酋长位居顶端，下面是唯命是从的各级大小官员，后来又凝固为永久世袭的特权制度。这就是传说中的黄帝、炎帝相争及炎黄联合大战蚩尤时代，此后的尧舜禹时期，也属酋邦性质。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是华夏先民的生存基础。因此，他们不得不由单独而微弱的个体联合成一个力量强大的集体共同治理水源。于是，大禹在治水的过程中获得了一种至高无上的个人权威，完成了从神到人的偶像崇拜。

禹之子启继位，王权世代相袭成为夏朝的一种特权制度，这便标志着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当酋邦向国家转化后，就在政体上继承了个人统治的遗产，从中发展出某个人对其他人实施无限而绝对的权力统治的政治结构，这，也是人类最早的专制主义模式。

P47-49

后记：狂沙吹尽始到金

曾经一段时间，文化散文受到了诸多言说者的诟病，并有人断言它已走向终结。

文化散文的兴盛引来无数参与者，以致众声喧哗，倒也十分切合“国情”。在一个有着几千年封建专制、思想专制的社会，一个曾经只有一个人的大脑在运转思考的国度，跟风进、一窝蜂、赶时髦、逐新潮……已成为社会似曾相识的盛大景观。而改革开放后受西方后现代社会平面化、机械化、快餐化等特征的影响，某一“走俏”物事在短时间内产生一大批同样走俏的复制品已成为一种可能与现实，文化散文不过是其中的一个特例罢了。

作为文化散文的创立者，余秋雨在完成其代表作《文化苦旅》后，曾因出版一事而颇费周折，可见其滥觞之艰。就连余秋雨自己，似乎也未料到这些文章此后会风光红火、“大行其道”。据他自己所言，当初写这些文章时，“不能说完全没有考虑过文体，但主要是为了倾吐一种文化感受。”一种文体，不是谁想创立就可以创立的，文化散文的诞生，得益于因缘际会八面来风，与时代发展、社会转型、文化变革等因素密切相关——它呼应着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对当时沉缅于个人“小我”的琐碎萎靡之风是一种反驳，对特定政治文化语境中形成的“杨朔散文模式”是一种否定……文化散文的出现，给20世纪末的中国文坛，无疑注入了一股清新而鲜活的力量。

一种物事过于喧嚣浮躁，免不了泥沙俱下沉渣泛滥。文化散文的“走红”使得一大批作者依附其上，作品质量良莠互现、参差不齐，哪怕与文化散文毫不沾边的作品也打着它的旗号充斥“市场”。李逵手拿板斧杀将过来了，李鬼也摇旗呐喊鼓噪而进，一时间，读者弄不清谁是真的李逵，谁是假扮李逵的李鬼，眼花缭乱中不禁晕头胀脑。常言道：一粒老鼠屎搅坏一锅汤，何况一锅汤中掺和着许多老鼠屎呢?于是，读者大倒胃口，评论家开始说事，跟风进成了一边倒，一窝蜂成了千夫指；于是，文化散文似乎成了文坛的笑柄、作者的忌讳、好事者指手划脚的对象。好与歹、红与黑、美与丑、善与恶……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简单的二元判别模式仍是国民，包括那些所谓的知识精英们的主要思维方式。

当然，文化散文的尴尬处境与“始作俑者”余秋雨所引起的广泛争议也不无关系：一是其为人，说他在“文革”中参加“四人帮”的御用写作班子而不肯忏悔。二是其作品，自《文化苦旅》肇始，《山居笔记》臻于顶峰，此后的《霜冷长河》《行者无疆》《千年一叹》等，则一集不如一集；个人的学养不足，导致作品中的硬伤比比皆是；而最要命的是，这些作品缺少一种精神贯注与支撑，没有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及西方本真意义的知识分子所应具有的担当、良知、责任、使命、道义等博大情怀。

这不应成其为文化散文终结的理由。作品之于作家而言，有着作家无法掌控的属于作品本身的命运，一种文体于创造者而言更是如此。余秋雨于“不经意间”创造了文化散文这一体裁，其发展走向便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了，他的作品只是这一文体的具体呈现的一个部分，他的人格命运也与文化散文这一体裁无甚关联。因一个人而牵连其父母、家庭，是“文革”时期的独特现象；因余秋雨而牵连“文化散文”这一文体，仍是“文革”思维模式的当代“翻版”。

其实，文化散文只是对一种不同于过去的散文写作的不甚确切的模糊命名，也可以称之为文化大散文、大文化散文、大散文、文化历史散文、文化随笔等等。由于指涉本身的不确定而产生歧义，也在所难免。尽管如此，文化散文作为一种对具有某些共同特征的散文的指称，已得到广大读者及评论界的普遍认可。

不同的文体，对作者有着不同的要求。有人写小说得心应手，而对诗歌、散文则视为畏途；即使同一文体如小说，有人对小小说驾轻就熟，有人擅长中短篇创作，有的则功于长篇小说，建构一个虚拟与现实相互交织的艺术世界；作者的个人修养、气质、学识、兴趣、灵感等方面决定了他(或她)对某种文体的偏好、喜爱与选择。

同理，文化散文并非人人都能写好，它对作者的要求更为苛刻。能够写出高质量文化散文的作者，必须具备丰富的哲学、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学识，有的甚至就是这些领域的专家；必须具有不同于他人的独特哲思与感悟，具备史识、史胆、史德；必须不断地占有资料，充实、积累、完善，尽可能地扩大学识研究领域，并将其消化，变成自己的“血肉”；必须具备“行万里路”的田野考察与社会实践；必须具备广阔的胸襟，博大的情感，雄奇的境界，吞吐万象的气势与阳刚壮美的意蕴；当然，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一条，必得具有举重若轻、游刃有余的文字功力，具备个人独特而鲜明的创作风格……那些靠查阅资料生吞活剥的“现买现卖”者，没有思想人云亦云的鹦鹉学舌者，靠搭便车出名的文笔枯涩者，仍停留在“文革”假大空模式的言说者，可想而知，他们会写出一些什么样的文化散文。这样的伪作者、伪文化散文，自然早就应该终结!

文化散文对读者的阅读与欣赏也有着一定的要求，相对于传统散文而言，文化散文不仅涉及某些专业方面的知识，篇幅一般也较长。这就要求读者具备相关的知识水平，要有一定的闲暇及心境——淡泊沉静，细细咂摸，咀嚼回味，方能悟出作品真谛。

喧嚣过后是沉寂，是积淀，是升华。文化散文过于盛行，必然迷失本性，找不着北；它的沉寂与积淀，从另一角度而言，倒是一件幸事，由“炙手可热”趋于沉静理性，方可回归艺术本体。“狂沙吹尽始到金，”大风吹走的是迷人眼目的沙尘，筛选过滤的是浮躁轻飘的追风者，时间淘汰的是追名逐利的伪作者。文化散文发展至今，诞生了不少具有较大影响的优秀作品，如东方出版中心推出的《东方文化大散文原创文库》系列；同时，也拥有一批较为固定的真正的文化散文作家，正是他们，丰富着文化散文的内涵，支撑着文化散文的不断发展、创新与成熟。作为一种文体，文化散文不会消失，也无法终结。哪怕古代盛行的律诗、词曲，经过几百上千年的发展变化，尽管逸出了当下的文学视野，但它们既未终结，也未消失，仍有着固定的作者读者群，有着自己的创作发表园地。

我之于文化散文创作，既是一种偶然，也是一种必然。

我的兴趣爱好相当广泛，举凡哲学、宗教、历史、文学、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学、心理学等等，皆有所涉猎。历史是我的专业，而对哲学与文学尤为用功。中国有文史相通的传统，我更偏重于文史哲三者之间的融合，试图在它们之间打通一条具有个人特色的“通道”。这种努力与文化散文这一文体暗相契合，也就是说，通过文化散文这一体裁，我找到了一个较为适宜的突破口。当然，文化散文只是我创作的一个部分，此外，我还致力于长篇小说与舞台剧本的写作。

就文化散文创作而言，真正给我以影响的，并非余秋雨的《文化苦旅》或其他文化散文作品，而是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我所学的历史专业，使得我在该书刚刚进人大陆时便有所接触，一读就受到震憾难以释卷。毋庸讳言，我的《拨动历史的转盘》，通过对历史转折关头重要人物的截面描述，以关键性历史人物为载体，反思中国古代历史的方方面面，便在很大程度上受了《万历十五年》的启发。同时，我的专业、学识、爱好、视野等也决定了我的文化散文风格自成一体，比如《千秋家国梦》选取荆楚大地具有典型代表性的历史与文化景观，由点到面，由古而今，由家而国，勾勒出一副中华民族“千年家国梦”的斑斓图景；《拨动历史的转盘》以西来的启蒙思想为参照，以当代全新意识，对中国古代历史进行全面性的检索与阐释，描述中国历史怎样从远古一步步走到今天，神秘莫测的“上帝之手”如何拨动历史的转盘，从而决定了中华民族的发展命运；《没有终点的涅粲》在积累自身创作经验的基础上对中国戏剧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考察与观照、探索与反思，并对相关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永远的驿站》是一部研究、描写福建文化历史的专著，无论写人摹物记事，其落脚点都直接或间接描写福建地域的哲学与宗教、历史与文化、政治与思想，反映中国传统文化的自我发展与变异，以及西方海洋文化与中国农耕文化的碰撞、交流与融合……著名作家陈应松曾在《历史烟云尽笔端》一文中就我与余秋雨的文化散文进行过一番比较：“余秋雨的是触景生情，由某一点生发开去，然后还是归结到某一点上；而曾纪鑫的作品比余秋雨的作品更系统，更全面和丰富，他是由某一个人或物到整个中国文化，这是最大的区别。”(《文艺报》2000年5月23日)

在我的创作中，没有追赶时髦，或是刻意模仿某一流派的现象，一切的一切，皆出于本心。即以我完成的四部文化散文来说，便源于个体生命的自然流露与袒呈——湖北(荆楚)是生我养我的故乡；福建是我现在的工作与生活之地；历史是我大学的所学专业；而于戏剧，我则长期浸润其间，任过十多年的编剧……没有这样的人生阅历，没有长期的积累与研究，没有丈量大地的探访与行走，我是断断写不出这些作品来的。当然，在体裁的确定上，既可以将它们笼而统之地名为文化散文，也可以称之为大散文、长篇散文、历史散文、文化历史散文、历史文化大散文，甚或是文化论著等。指称只是一个形式，一种便于识别的说法，关键在于作品的思想与内容。

承蒙京华出版社杨耀文先生美意，让我弄一个文化历史散文自选集。翻阅近年来创作的可以称得上此类体裁的作品，以历史人物为准，从古至今选取九篇，按年代先后编排。读者若能从中寻出一条大致的中国历史发展轮廓与轨迹，获得一定的历史文化知识及社会人生启迪，则作者的心血也就没有白费。

曾纪鑫 2006年3月31日于厦门市太子山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