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本中篇小说集。作者乔叶曾出版过多部文学作品，且还多次获得文学大奖，在我国文学界有一定的知名度。本书为其具有代表性的中篇小说集合。取名其中一篇的题目，以爱情的全书题材，反映了现代女性对情感与欲望高度统一的爱情的执着追求。

乔叶的《我承认我最怕天黑》发表于《牡丹》2004年第4期，后又被《小说选刊》2004年第9期转载。小说的题材是关于爱情的，反映了现代女性对情感与欲望高度统一的爱情的执着追求。小说的深刻性在于，并不停留于爱情失意层面，而揭示出一个可怕的社会问题:因为执着而对爱情绝望的现代女性，放弃了对“情”的追求，不再期望从所爱的人那里获得欲望的满足，不再怕天黑。这篇小说只是该书里的其中一篇而已。

我和小说

解决

不可抗力

深呼吸

普通话

取暖

打火机

山楂树

锈锄头

我承认我最怕天黑

轮椅

作品目录

评论目录

早上，灰白的太阳像一枚硬币，凉凉地贴着，一看就是个送葬的好天气。

把孩子送到学校回来，我立马给大哥打电话，问什么时候走。嫂子说他借车去了。大哥最近从土地局调到了文明办。土地局肥得流油，每个科室几乎好好歹歹都有车。文明办是清水衙门，整个部门连只轮胎都没有，真真正正的文明。

我说其实坐公交车也行，嫂子说那不还得走一段吗，“要去看三爷，东东西西的，不方便”。前些天，三爷的女儿月姑打来电话，说三爷也病重了，想见见我们姊妹几个。如此打个车就罢了，不过四五十块钱。可我懒得再说。他们好容易找个正当一点的理由来维护残缺的面子，就随他们。

嫂子说大约十点半才能出发。

“那十一点多才能到，不晚?”我说。

“晚什么?反正下午才去坟。中午之前应上卯就行了。”嫂子顿顿，“那事，说的时候，你可一定要注意方式。”

今天，我们要回老家参加一位族人的葬礼。按辈分，我们该叫死者爷爷的。事实上，他也确实是我们的爷爷。他是我们亲爷爷唯一的亲弟兄，货真价实的爷爷。在本家弟兄里排行第六，人称六爷。因为住在我家的东邻，我们也叫他东院爷。我们亲爷爷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据奶奶的回忆我推算过，他由普通士兵开始，平均每打五次仗就升一级军衔。他的军衔停止上涨是在淮海战役的一个小战场上，他被流弹击中，就地掩埋在一棵树下。他的死让我们全家由光荣军属变成了光荣烈属，也让我们这些很有可能跟着他的军衔步步登天的嫡亲的子孙们深深地扎在了庄稼地里，必须靠着艰苦卓绝的高考才有跳出农门的可能。奶奶在的时候，每年春节村委会就会送过来一张骑鱼娃娃的年画和两斤五花肉，以示对烈属的慰问。现在我们老家的门楣上还挂着一个褪色的“烈属光荣”的木牌。

奶奶十七岁嫁过来时，东院爷才九岁。后来曾祖父和曾祖母在兵荒马乱的高潮还没来到的时候及时地过了世，爷爷在高潮的时候当了兵，东院爷就跟着我奶奶生活，一直长到二十岁，奶奶替他娶了亲。一过门，东院奶奶就闹着要分家。他们大女儿八岁那年，奶奶才把他娶亲欠的债还完。

东院奶奶一口气生了四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奶奶始终没有改嫁，只有父亲一个人。东院热热闹闹，西院冷冷清清，直到母亲生下我们兄妹五个。

东院奶奶很凶。东院爷很怕她。她不让他和我们家有什么来往，他就不来往。我家的鸡不小心跑到了他的院里，他不和东院奶奶说一声就不敢往这边送。他家的枣结过了我们的墙，他不和东院奶奶说一声就不敢过来摘。过来摘的时候，他不和东院奶奶说一声就不敢给我们留两颗。但奶奶从不计较这些。我觉得，在她的意识里，大概早就把这个小叔子当成了可以全权体谅和包容的孩子。我们家做了好吃点的东西，包饺子、炸油条、蒜蘸面叶、油卷馍、千层饼什么的，奶奶一定会端一份给东院爷送去。东院爷的女儿们出嫁，奶奶把仓底的粮食刮两遍卖了也要拿出最体面的嫁礼：老大是杭州缎子被面，老二是特号太平洋床单，老三是一身呢子布料，老四是镇供销社里最贵的大红双喜毛毯。后来我们家接二连三地出事，父母和奶奶先后离世，东院爷不顾东院奶奶的唠叨和脸色，也来了。来了什么也不说，也不哭，只是干活儿。他坐在水池那儿默默地刷碗，一遍一遍地刷，把碗刷得照人影，干净极了。我从没有见过村里办红白大事的人家里，会有人把碗洗得那么干净。

所以，东院爷不在了，我们是一定得回去的。如果是东院奶奶，就算了。

大哥不想早回去，很有些无颜见江东父老的缘故。从土地局到文明办可谓仕途不顺，不顺的根源是犯了生活错误：找小姐。找小姐这事，如果春光不露，就是个黑色秘密。如果有不相干的人知道，就是个桃色新闻。如果上了常委会，就是个铁板钉钉的错误。大哥之所以由秘密演变成错误，说起来还得赖我们父母。

从县城到我们老家有四五十里，半道上要路过一个镇，叫新周。那个小姐的发廊就在新周镇上。两人交易完毕，打扫战场的时候，小姐在床上发现了大哥一张名片。名片上大哥土地局长的身份让她突然对刚才的价格不满意起来，就趁着大哥背对着她站起来慢吞吞穿衣服的时候，用手机给他的屁股拍了一张照片。手机只有一百万像素，可拍他的屁股是足够清楚了。其实屁股是最大众化的部位，但不幸的是，大哥的屁股却恰恰有一个鲜明的特征：一块“8”字型的黑青胎记。大哥走后，小姐就想用这个“8”来发点小财。她的手段是循序渐进的：先是给大哥寄他的名片复印件，大哥不理。然后又给大哥寄那天她用的卫生巾，一小块一小块地寄。大哥就慌了。最后她给大哥的手机上发来了大哥的屁股。大哥的屁股一下子把大哥彻底打倒。

大哥给她汇了两次钱，每次五千。当她第三次打电话的时候，大哥断然拒绝。这位小姐也决不手软，她当即给一个重要领导寄去了一封匿名信，里面装着大哥的名片复印件和一小块卫生巾，要求我们的党严厉惩治这样的腐败干部，切实有效地清洁党的队伍。倒霉的是大哥和这位领导恰恰不在一条线上，更倒霉的是正赶上干部大调换，结果可想而知。大哥虽然向组织解释了又解释，却还是被组织研究到了文明办，以示教育。理由是：有则改之，无则警惕。

“她干吗不寄那张图片?”我实在不好意思说屁股这个词。

“这正是她的歹毒之处。她就是想留着这杀手锏，让你大哥知道，如果不听她的，就连文明办也待不住。”嫂子说。

为了让大哥更热闹些，小姐当然也给嫂子打了电话。

“你这个贱人!狐狸精!臭婊子!不要脸的!挨千刀的!”

“骂街有什么用?”小姐笑，“你们好好商量商量，破财免灾才是正经。”

“我和他离婚!”

“你不会的，姐姐。”小姐很沉着，“你会和他同舟共济，共渡难关。”

“呸，谁是你姐姐?!”

“一日夫妻百日恩。虽然露水夫妻一场，可我是懂礼数的人。论大排小，该叫你姐姐的。”

小姐挂了电话，嫂子大哭一场。当然，她还是明白小姐说得有道理，于是就按小姐说的，和大哥同舟共济，共渡难关。想来想去却也没有什么好办法。继续给钱?显然是个无底洞。不给，真的很可能连文明办也待不了。为了个小姐，总不至于杀人灭口吧?打蝇摔了金镶玉。

办法最后还是大哥想出来的。他说这一带的小姐都互相认识，如果托个小姐去说说人情，倒还是有可能把事情摆平。

“你还认识哪个小姐?”嫂子的头都要炸了。

“我们本家，九爷的小孙女，丽。”

“你怎么知道她是小姐?”

“村里人来办事，听他们说的。她开的发廊也在新周镇上，离那家不远。”

于是这次我们回老家去，除了送葬，还有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和丽聊聊。嫂子说让她开口太屈辱了，就把这项好玩而艰巨的任务托付给了我。

长大后一直在外读书，工作，每次回老家都很匆匆。说真的，我都十几年没见过丽了，早已经忘记了她长的什么模样。

十点半，我们准时从县城出发。车颠来颠去，像元宵节扭秧歌。大哥不说我也知道，他开得不顺手。能顺手吗?在土地局他的专车是桑塔纳2000，现在借来的是个破昌河。桑塔纳2000已经成了他的腿，现在，腿被卸了下来，破昌河顶多算个型号不对的义肢。我甚至推断，他会把我们送到村口就借故离开。

车过新周，我注意了一下沿街的店铺，果然看到几家发廊。外饰都很朴素，看起来个个都像是贤淑无比的良家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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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2月，我被调进了河南省文学院当专业作家。不仅作家，而且专业，——这个称谓让我在很长时间里都有些惶惶不安。国家体制替我把作家的身份确定了下来，让别人可以由此将我名正言顺地归类，可我自己始终是怀疑的。作，家，这两个字过于煞有介事，响亮得似乎有些无耻。与此相比，我更愿意称自己为作者。作，者，者的音节是那么轻微，说出来舒服多了。如果说作家这个词是西装革履的白领，作者这个词就是穿着休闲服的街头散人，我更喜欢这样。

履历表上的时段显示，我的写作应该是从1993年开始，因为那一年开始发表作品。其实或许更早，因为在这之前的阅读和练笔都是引桥，可以称之为潜性创作。当然或许更晚，——即使开始发表作品，也离真正的创作还有很长一段距离。但无论如何，1993年是值得记忆的。当时我在乡下教书，生活宁静、黯淡，没有合适的男人可以谈恋爱，只有大把的时间等待打发。于是就像无数的文学青年一样，开始写诗和散文。全都是有些自恋又强装理性的那种，外老里嫩，半生不熟。那一年，诗歌在《诗刊》上发表，散文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散文的反响比较强烈。读者来信和编辑约稿信纷至沓来。1994年，我在几十种社会期刊上发表了大量散文，其中很多篇什被《读者》和《青年文摘》这些发行量数百万的文摘杂志频频转载，我还被时尚杂志《女友》《文友》等媒体评为“十佳青春美文作家”，再接着就是开专栏、出书……忙忙碌碌，兴兴头头，虽然是野路子出来，却也颇有些少年得志。直至2001年，我一口气出版了七本散文集。因着散文，我成为了所谓的专业作家，并且获得了首届河南省文学奖。

不到三十岁，出了七本散文集，有多少真实的东西可写呢?很多都是虚构的故事，别人问起，就堂而皇之地说是艺术的真实。社会期刊的容量有限。故事很短，最长的也不过三千字。写着写着，就觉得散文已经不能满足了，可又不知道该怎么把散文盛放不下的东西给倾倒出来。1997年夏季的一个下午，刚刚下过雨，我突然特别想不限篇幅地写个故事，很快就写完了，心想这就是小说吧?于是两眼一抹黑，自由投稿给了《十月》。两个月后，收到编辑的回信，说用了。那个短篇发表在《十月》1998年第1期，名字叫《一个下午的延伸》，责任编辑是田增翔先生。几年后的一天，我在电视上看到了他。他很瘦，喜欢收藏石头。

小说处女作就此发表。但人没有在小说面前停住，仍旧被散文推着往前走。亦知道再往前走也不过如此，可热络的编作关系，边角料的时间，轻车熟路的生产流程……都滋养着我的惯性，直至2001年进入河南省文学院。专业作家不用坐班，以下岗的状态拿着上岗的薪水。一霎时，我自由得都有些手足无措。

同事们见面的主要由头就是开作品研讨会。每有新著出来，大家都要聚在一起拳打脚踢一翻，为之活血按摩，决不客气，决不走过场。所有的研讨会里，小说的研讨会最多。张一弓、李佩甫、张宇、杨东明、李洱、墨白……都是河南小说的中坚力量。听得多了，时间也有了，我终于决定开始写小说。

对于我的转型，很多人都表示过不解。同事李洱曾在评论文章《乔叶的另一只眼睛》中如此调侃：“乔叶迄今是以‘美文作家’的形象出现在大众视野中的，国内各大时尚杂志以及发行量惊人的《读者》，都是她宣讲人生哲学的重要讲堂。在很长时间内，我都是她的忠实读者。我也是个爱美的人嘛，爱听故事的人嘛。她的文字简洁优美，故事深入浅出，她在山水田园和寻常巷陌之间流连忘返，去发现诗意和生活中的关。她的文章能使人想到早年的冰心。读她的故事，能让人感到自己的世故，就像吃了鲜鱼能让人感到自己嘴巴的不洁。我甚至觉得，她的每篇文章都可以入选中小学语文课本……散文是正面的表达，小说是反面的表达；散文是颂扬之诗，小说是怀疑之文。同样的一个人、一件事，在散文和小说中会呈现为不同的面目。譬如耶稣，如果他在散文中是尊贵的神，那他在小说中就是失败的人。由此，我觉得小说作家和散文作家，在思维方式上都有很大的差异。我的看法可能非常偏颇，但这确实是我对散文和小说两种不同文体的基本认识。或许就是由于这个原因，我对乔叶转向小说写作不免感到惊讶……”

他有理由惊讶。很多人都有理由惊讶。但我知道自己的选择是多么必然。小说的种子经过了漫长的埋伏，已然到了最合适的时候，它必得破土而出。而孕育这颗种子的肥料也在我心中经过了充分的发酵，再不写的话，我就会病倒。写散文的这些年里，我把一条条的鲜鱼捧上了餐桌，可作为厨师，我怎么会不知道厨房里还有什么呢：破碎的鱼鳞，鲜红的内脏，暧昧黏缠的腥气，以及尖锐狼藉的骨和刺……如果不诉诸于小说，这些东西就会成为我心灵里越来越重的麻烦和越来越深的毒。——是的，仔细探究的话，我写小说的初衷就是如此。我在向小说求救。

感谢小说。它接纳了我的这些麻烦和毒。接纳就够了。接纳本身就意味着调理和医治。我把这些麻烦和毒在小说中释放了出来。放得尽情，放得过瘾，放得清爽，放得彻底，也放得沉醉。小说慷慨地给了我一片最广袤的空间，任我把心里带罂粟花色调的邪火儿和野性儿开绽出来。——这便是一种最珍贵的精神礼物。在小说的怀抱里，我最大程度地接近了赤裸，接近了诚实。她是一个母亲，宽容的，伟大的母亲。她以她的博大、丰富、辽阔和深邃，不但接纳着我的麻烦和毒，而且很快让我认识到，我的表达在她的世界里是多么微如草芥，是多么弱小贫乏。

散文是漫天生长的草。草坪、草地、草原……草毕竟还是草。好小说是打进大地心脏的利器，能掘出一个个洞来。功力有多深，就能掘多深。我渴望自己能写出的好小说，就是这样。最好能深到看见百米千米地层下的河流、矿藏和岩浆。——如何毫不留情地逼近我们内心的真实，如何把我们最黑暗的那些东西挖出纸面：那些最深沉的悲伤、最隐匿的秘密、最疯狂的梦想、最浑浊的罪恶，如何把这些运出我们的内心，如同煤从地下乘罐而出，然后投入炉中，投入小说的世界，燃烧出蓝紫色的火焰，这便是小说最牵人魂魄的力量和关。我以为。

我明白自己做得远远不够，幸好还有努力的可能。不知道会写到什么时候，也不知道还会写些什么。我知道的只是，只要有可能，总还要写下去的，总还是要写小说的。从1997年夏季那个雨后的下午开始，小说就融在生命里和我一起延伸，再延伸。作为一种最特别的药，对我而言，它已经再也不能缺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