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姆斯特丹是一个容许发表偏狭的城市，它把人群简单地划归享乐主义者或自我抑制的怪物、自由主义者或保守主义者。本书为任何有心获得更宽广视野的人提供了一本万分必要的指南。本书是最具可读性、最卓越的历史著述之一。

你想听故事吗?读读它吧。你想了解平凡男女的历史吗?读读它吧。你想学着热爱阿姆斯特丹吗?读读它吧。

在《阿姆斯特丹：一座城市的小传》一书中，作者引导我们经历了中世圮的各种事件(造反、饥荒、瘟疫)、十七世纪的贸易扩张和航海事业，法国革命、十九世纪新中产阶级的兴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对犹太人的迫害，以及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迅猛变化这一历史过程。他写道：“没有任何国王在这里建立朝廷，教堂从未起无所不在的作用，社会和政治的关系不曾受控于封建制度，阿姆斯特丹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现代城市，这里的居民是月6些能够独善貝身的独立思考人士和固执己见者。”

前言

第一章 漂亮房屋

第二章 面包和石头

第三章 生死敌人

第四章 走向新耶路撒冷

第五章 神怒之悦

第六章 本地人和外乡人

第七章 冰川纪之解

第八章 火焰之宫

第九章 11537次列车终点站

第十章 道德恐慌年代

参考书目

历史发源于树根下面。此言于阿姆斯特丹委实不假。它是一座在艾瑟尔湖上发展起来的城市，下沉，又再次崛起。

经历过阿姆斯特丹历史的人已然烟消云散。无人能够讲述他们的故事，但是成千上万的历史见证人依然存在。琐碎的片断一再浮出沉默的档案。靠近旧教堂广场的红灯区有一条沃莫街(Warmoesstraat)，在那里一幢老房子的地基下面建筑工人发现了一层几乎没有变质的14世纪牛粪和干草，还有一双骨制冰鞋的遗迹。当时，沃莫街还是一个大坝，阿姆斯特丹还是艾瑟尔湖上的一个小村庄。同样地，人们在修建新塞兹塘(NieuWezijds Kolk)一个多层停车场期间发现了一度用于巩固早期定居点的城墙，而这座城市在城墙四周发展起来。在绅士运河(Herengracht)边，离莱顿街(Leidsestraat)不远处，人们为修建一家新银行挖掘出一组古[圣的物什：一个旧磨房的下梁，带玫瑰形浮雕宝石的银色纪念章，几乎完全朽烂的棺材里的几具骸骨，一个角质软膏压平器，香水瓶，数量可观的软膏钵，一盏中世纪石墙灯，一只女靴。建筑工人碰巧发现17世纪临时传染病院的遗址，这是成千上万黑死病牺牲品度过最后时光的地方。软膏钵，女靴，还有玫瑰形浮雕，皆是其悲剧的证物。

阿姆斯特丹地表下面看起来肯定像个战场：横梁、地砖、铁钉、磨石、鱼钩、踢马刺、锅、秤、子弹、镰刀、指南针、几块羊毛和亚麻制品、硬币、纺锤、纽扣、项链、鞋子、钥匙、小刀、木汤匙、白镴匙、骨质匙、油灯、朝圣者的标记、祈祷画、骰子，最后但绝非最不重要的东西是钱包。地底一点一滴的发现，积聚成足以让一个中世纪城镇得以延续的必需品。但同时，泥中的每一只鞋都严守着自身的小秘密。

数个世纪以来，这座城市一直过着双重生活。在大街上东游西逛是一种日常生活方式，而城墙依然矗立在正面墙体背后，修道院里的哥特式横梁留守原地，磨坊和小教堂继续嘎吱作响，而在地下泥土怀藏着少量的财宝和成千上万湮灭的名字。在城里的某个地方，周围有旧瓶子、烟嘴或者一批陶器碎片重见天日。20世纪70年代期间，建筑工人拆毁南教堂、(ZLriderkerk)附近的旧房子，为铺设一条地铁线让道腾地，在坑道底层发现了四处散落的骷髅和骨头。两个世纪之后，一个墓冢再次重见天日。在拉斯塔赫(Lastage)附近的新集市下面，1500年左右造船工人在那里干活留下的造船工具静躺一地，包括短柄小斧和锤子、工人手套，还有一口可能是用来炼沥青、捻船缝的巨大铁锅。另外，在运河深蓝色泥巴里各种物什一应俱全，有顶针、花边、发卡、锁边布料、钱包搭扣、木制盘、眼镜、钢笔、假硬币、香烟盒、跖骨骰子，甚至还有骑士头盔。

然而，挖得再深些，除了突然遭遇一片寂静，听到阿姆斯特尔河边芦苇喃喃低语，你别无所获。河边，在1325年左右，有一座固若金汤的城池，港口、舰队、房屋、教堂、工人、妓女和市长应有尽有，就在一个半世纪之前这里还空空如也。

较之多数欧洲城市，阿姆斯特丹可谓一座年轻的城市。它没有史前移民，没有史前军事碉堡和殿堂，帝王和国王们也从未在那里议政。“阿姆斯特丹的起源和早期发展史隐藏在疑窦和不确定性的浓雾之下。”扬·瓦格纳于18世纪写道。他是这座城市最初的历史学家之一。因此，无人胸有成竹地诠释最早的发现物，也就不足为怪了。

人们在艾瑟尔湖下面修建地铁和隧道时，竟然挖掘出一些罗马硬币，甚至还从阿姆斯特尔河发掘出一尊白色的罗马皇帝大理石胸像，令所有人唏嘘不已。在地铁沉箱下沉时，有人发现一枚罗马胸针，基督纪元伊始佩戴者想必在韦斯普街(Weesperstlaat)一带遗失了胸针。罗马过客肯定在此现过身，因为威尔森(Velsen)这个著名的罗马军队驻地毕竟就在不远处。况且，几个世纪以来，多风的艾瑟尔湖区构筑了罗马帝国北部边防线的一部分。但是从来没有人找到罗马人在阿姆斯特丹居住过的佐证，阿姆斯特尔河两岸其他早期人类活动迹象也同样是一个谜团。

有件事倒确凿无疑。公元200年以后，洪水多次来袭，蹂躪这个低地国家，以至于阿姆斯特尔河两岸和艾瑟尔湖区很快就变得不适合人类居住。近一千年来，它仍然是由小湖、小河、杨柳、苔藓和沼泽植物占据的一片荒芜之地，颇似荷兰王国一个尚存的小自然保护区，得到环保人员的精心呵护。这就是后来成为阿姆斯特丹的地方的境况，那时巴黎建立起第一所大学，威尼斯人在和中国皇帝做生意。

关于这座城市的起源有两个传奇故事。第一个故事讲述了一位骑士的经历，他是挪威王子，他乘坐的船在一次风暴中触礁，差一点就遭到异教徒弗里斯兰人的杀害。在最后关头，他被一位信基督教的弗里斯兰渔民沃尔夫特救出。两人乘坐沃尔夫特的船只逃生，但在弗勒沃湖(Flevomer)又遭遇了一场可怕的暴风雨。王子对天起誓，倘若他们化险为夷，他将在沃尔夫特的牧羊犬躺下的地方建造一座城池。两人疲惫不堪，沉沉入睡，醒来时发现自己的祷告得到应验。他们的船只停靠在高高的耕地上，干干爽爽。艳阳高照，牧羊犬躺在一棵树下酣睡。一个崭新的世界等待着他们。

第二个传说讲述了农人的故事。两个在阿姆斯特尔河边荒凉的沼泽地里游荡的人——猎人和渔民——开始担心未来，不知把妻儿带向何方。一只可怜他们的鹭突然开口说话，建议他们在阿姆斯特尔河流人艾瑟尔湖之处的沙洲上造房子，“你们的房屋会变成一个小村庄，小村庄会变成一个大村庄，大村庄变成一个小镇，小镇变成一座城市。这座城市总有一天将统治整个世界。”P3-5

阿姆斯特丹是一座城市，可它也是一个自足的小邦国，乃国中之国。而且，它是一座逐渐向全国扩散的城市。要想获得对城市的第一印象，最好去街坊邻里家小坐片刻，喝杯咖啡。外国人和我们一样正派、谦和，而他们对我们阿姆斯特丹人更加感兴趣。

外来人为形形色色的东西吃惊，林林总总，不一而足。然而，某些观感印象过于频繁，里面必定蕴涵一些真理。我们的政治论辩宛如湿海绵一般振奋人心。我们的妥协文化——妥协曾是一个苦涩的必需品，为了让我们共同幸免下一场洪灾——现在变得精细无比，以至于“可行性”这个概念开始决定我们整个的思维方式。我们的贪婪具有传奇色彩。《世界报》记者克里斯蒂安．查蒂尔(Christian Chanier)注意到，在1991年海湾战争辩论期间前总理吕贝尔斯(Lubbers)大谈特谈“未来投资”。我们的空间规划和秩序欲望不同寻常。我们的忍耐和灵活允许我们适应每一种传自边界的新风。该地区的早熟让每个人惊愕，虽然这种早熟也可以被称作“指南效应”或者“都市时尚”，抑或被定义为“喜鹊文化”。列维斯牛仔的潮流猎手被派往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一年至少一次，考察这里的女人现在穿什么。音像店有五花八门的CD和唱片，那些东西在其他地方连找都找不到。麦当劳最先在低地国家推广蔬菜汉堡。至于阿姆斯特丹商业，它在一种令人愉快的无政府主义，一种能屈能伸的秩序，一种清醒的混乱中运转着。

也可以说，我们有一种郊区文化，它对成规所知甚少。按照一些外国评论家的看法，郊区文化与下面的事实息息相关：阿姆斯特丹(除了1940年到1945年德国占领时期)从未被撕裂成碎片，从未受到镇压，从未被海水淹没，从未真正经受大苦大难。

几个世纪以来，阿姆斯特丹——像荷兰王国的其他地方——一直相对较安全。在我们邻邦眼里，它位于大欧洲动荡区的边缘地带，而边缘性导致了我们最明显的特征；怨天尤人。荷兰人并非为祖国格外自豪，阿姆斯特丹人尤为甚之。阿姆斯特丹人缺乏爱国主义精神，近乎糟糕透顶。其他国家强烈激越、咄咄逼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在这里只有在足球馆中才可见一斑。如果荷兰人在馆外是民族主义者，那他们是出于防守，保护其传统和安全——如果他们不在布道，情况肯定如此。荷兰人和美国人(他们拥有许多荷兰传统)是世界上最出色的牧师。

然而，这一切与我们有口皆碑的清醒毫无关联。数个世纪以来，荷兰人简直不需要民族主义。他们想当然地接受自己的成就。况且，在他们的国度里发生的大多数奇迹是消极的。他们最大的荣耀或许在于：某些事情没有发生过，没有骇人的贫困，没有大规模的种族骚乱，没有恐怖主义，连海水也多年没有发威作乱。除此以外，他们的追求并不高远。退休公务员彼得。巴斯是戈德弗莱德·波曼斯(Godfried Beimans)小说中的主人公。用他的话来说，除了“自由、长寿、金钱、荣誉、名声、一个好妻子、一大群孩子、健康和自家带篱笆的小花园”，荷兰人还想要什么呢?

一天，世界上最大国家之一的印度总统对荷兰进行国事访问，之后在官方饯行仪式上我相当偶然地碰见我们的女王。那是一个灰蒙蒙、雨丝纷飞的阿姆斯特丹早晨，军乐队在演奏，只有几个老人和逃课的学生出来观看。在这样的场合，任何一个普通的国家都会全力以赴，派出一队美洲豹、卡迪拉克或者奔驰轿车。相反，荷兰车队由大约十辆其貌不扬的福特和一辆当地旅行社的小巴士组成。

阿姆斯特丹神话是精神的神话，而其他欧洲城市的神话是纪念碑的神话。许多城市以其工程和建筑而独树一帜，以把公民转变成臣民的建筑风格而出类拔萃。纪念碑是城市神话最重要的载体，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城市所梦想的神话的载体。美国城市社会学家唐纳德。奥尔森(Donald Olsen)曾写道：“纪念碑意在威胁或者点燃仰慕之情；意在提醒看客王朝的寿龄、政权的力量、国家的财富、意识形态的真实性，抑或一场军事胜利，一场成功的革命。军事胜利或者成功革命宣传了此类财富、权力和真实性。”他补充道，在这种语境中，内敛被视为本质的错误。“如果一座纪念碑实现了自身的目标，它必定能够把个人拽出日常生活，让他抛开六点半要赶的火车，忘记更新驾照和购买邮票；它也提醒他生活不只包含这些日常烦恼。他可以自视为幸运儿：居住在这样一个光辉灿烂的都市，屈就心慈手软的统治者，支持拥护唯一真实的信念。”

这就是每一座纪念碑建筑所唱的歌曲，是19世纪城郊别墅区所持的语言。伦敦摄政王大街、巴黎协和广场、斯大林的莫斯科摩天大楼，莫不表明艺术和建筑不仅关乎自身，而且关乎之外的东西，如：政治、思想、伦理、情感、贪婪、技术、体制、历史等。中世纪城市的现代对应物由此而生，这些地方与混乱作斗争，不再有城墙和城门，只有奇形怪状的建筑物组织。它们纯属技术性城市，在支离破碎的世界中暗示统一，在一个渴慕权威的时代暗示清晰。阿姆斯特丹也知道这些技术性壁垒，最起码在城市外围。

即便如此，在这个方面阿姆斯特丹仍然是一个例外，因为它几乎生就一具反纪念碑的血肉之躯。阿姆斯特丹曾经尝试在一座建筑物中显露其财富和力量，但该建筑计划最终被取缔，海牙王宫取而代之。声名赫赫的建筑大多与阿姆斯特丹擦肩而过，国家博物馆和人民工业宫除外，而后者在1929年毁于一旦。20世纪末，市政厅和歌剧院合二为一，结果出现一个庞大笨重的建筑一歌剧院(Stopero)。它诞生于勤俭之中，又带有一把宜家牌椅子的全部光彩。现代商业区缺乏起码的规划远见，隐藏在城市东南部郊区。

由于一些缘故，纪念性建筑物在阿姆斯特丹行不通。不管纪念性建筑物是城市吸引奥运会计划的产物，还是艾瑟尔河筑岸计划的产物(艾瑟尔河是艾瑟尔湖的支流，而艾瑟尔湖筑岸计划将是蜚声海外之事)，或是市政厅+歌剧院这一想法的产物，城市的答案只有挖苦和窃笑。阿姆斯特丹的纪念性存在于居民脑海中，而不在大街上。

阿姆斯特丹并不自豪。的确，它的不自豪甚至带着一股子自豪劲儿。最有钱的阿姆斯特丹人固执地坚守17世纪先辈们的冷静持重。结果呢，城市景致浮现出来，丝毫未沾染专制主义的光彩，也未被19世纪可能穿城而过的宽阔大道割断。即使在黄金时代，依据当时的标准，自豪的黄金时代阿姆斯特丹也恰恰是一个现代城市的反面形象。它外表传统，趋向于个体公民而非强大的贵族。城市财富不声张、不显眼。从18世纪的佩尔斯寡妇到今天的城市高层管理人员，生活作风一脉相承。佩尔斯住在绅士运河边，虽说她当时是城里的首富，但家里雇佣的仆人不超过五人。最近，一家周刊问高层管理人员，荷兰航空能否稍稍降低商务仓的服务标准，“对我而言，一块奶酪三明治，一杯牛奶就足矣”。

阿姆斯特丹作为一个城邦由来已久的简单事实可以解释这种谦逊的市民自豪感。不容低估的是，我们这座中等欧洲城市从上述事实中获得平和安宁的自信心。换言之，几个世纪以来，阿姆斯特丹人从未感觉到有必要建造自夸自擂的陵墓、宫殿、雕像和街道。

阿姆斯特丹市民不装模作样——这是一个阿姆斯特丹人自己深信不疑的神话。这里从未有过什么可供根基稳固的资产阶级作参照点的皇宫。这里亦从未有过什么专制君权，它能够强行促成旧结构的巨变，能够动用权力和手段大搞真正规模空前的建设。况且，最富裕的阿姆斯特丹商人相信，金钱首先是商业资本和家庭资本，是子孙后代的建业基础。其他国家的显贵对积财的观点大而化之，因为他们始终可以依附土地。阿姆斯特丹因而出现了这样一种文化：财富重于荣誉，而金钱往往比时尚、道德、家世背景、名望来得重要，个中夹杂着这种心态所导致的种种利弊。现代阿姆斯特丹人倒更加缺乏自豪感。它不光是性格特征，还是一项社会标准。城里有一条未言明的禁令：禁止出人头地，割草机总是静候一旁，等待铲除任何高出矮护墙的草。

评论家们常常强调这座城市的旧共和传统，它使得阿姆斯特丹早在1581年就废黜了王子。然而，共和传统远远不止于此。我们不应忘记，几个世纪以来，荷兰王国的大片土地一直遭受灾难和准灾难的蹂躏。国人殚精竭虑，力保国土高于水面，那史诗般的壮举虽说是老生常谈，却毫不掺假。这使荷兰人，因此也使阿姆斯特丹人油然而生主人翁意识。这片土地属于他们。然而，同时，这里产生了一种奇怪的、凝固的权力关系，一种共识和妥协文化，它冲淡、甚至最终掩盖了最激烈的代际冲突。不过，纵观历史，群众时而冲破栅栏，宁静时光时而被一日闻所未闻的暴力和癫狂打破。然而，后来精神秩序得以恢复，平淡冷静的生活再度继续。

马柯恰到好处地使用奇闻轶事，不仅使本书具有很强的可读性，更让你嗅到本城的气息、尝到本城的滋味。阿姆斯特丹是一个容许发表偏狭的城市，它把人群简单地划归享乐主义者或自我抑制的怪物、自由主义者或保守主义者。本书为任何有心获得更宽广视野的人提供了一本万分必要的指南。

——欧文·威尔士(Irvine Welsh) 《先锋报》(Herald)

马柯的大作……牵引阿姆斯特丹走进现代。他语言风趣，文笔优美。他从容不迫，不动声色，把欧洲最惊人的都市成功故事之一呈现给读者，其真正的成就就在于此。

——詹姆士·伍达尔(James Woodall) 《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

热爱阿姆斯特丹的人将沉醉于本书对中世纪古城事无巨细的再现。

——莉莉安·皮兹切尼(Lilian Pizzichini) 《星期天独立报》(Independent on Sunday)

对于那些真正渴望了解一个极其伟大的欧洲城市之结构、人文、史料的人来说，《阿姆斯特丹》或可脐身经典行列。

——约翰·乌尔(John Ure) 《地理报》(Geographical)

妙不可言。最具可读性、最卓越的历史著述之一。

——赫特·帕罗尔(Het Parool) 《阿姆斯特丹报》(Amsterdam)

一本极富力量的书。你想听故事吗?读读它吧。你想了解平凡男女的历史吗?读读它吧。你想学着热爱阿姆斯特丹吗?读读它吧。

——黑特·范·伊斯滕达尔(Geert van Istendael) 《自由荷兰报》(Vri j Nederla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