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书的作者是一位年轻干部，根据中央组织部的安排，在毕节市挂职两年，对自己所接触到的一些现实问题进行比较客观、深入的思考，此书可以说是他对这段具有深远意义的人生经历的一个小结。全书内容分为思辩篇、战略篇、调研篇以及附录。

殷雄同志的这本著作，是他在毕节市两年挂职期间深入调查研究、独立思考的结晶。本书所思考的问题来自工作实践，而且行文充满辩证思维的色彩，避免极端倾向。由于主客观方面的原因，作者在本书中对一些问题的观点与看法并不一定正确，但作为一名年轻干部，能够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用心思考问题，是值得肯定的。作者虽然出身于理工科，但具有较丰富的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说明他是一个勤于学习、勤于思考的人。

毕节：和谐社会的试验区(代序言)

思辩篇

 做事与做官

 权力与真理

 群众与干部

 是非与对错

 务虚与务实

 态度与能力

 自满与自卑

 净畅与宁和

 总量与平均

 手段与目的

 新观念与旧习惯

 难作为与不作为

 勤政·廉政·善政

 盛世·乱世·驰世

 七星关断想

战略篇

 论机遇

 论绿色城镇化

 论城市定位

 论招商引资新思维

 论“破窗理论”对突破区域经济发展瓶颈的意义

 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十大关系

 论毕节市社会经济发展的宏观环境

 论毕节市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性选择

调研篇

 开启高科技项目的先河

 幸福村调查记

 毕节市招商引资环境现状的调研报告

 发展绿色经济的思考

附录

 论诸葛亮法治思想的缺失

 论岳飞悲剧的性格因素

后记

孙中山先生有一句名言：“要立志做大事，不可要做大官。”这个话是中山先生于1923年12月在岭南大学演讲时说的，其意思是十分清楚的，就是要学生们正确处理做事与做官之间的关系。实际上，中山先生做的“官”可是够大的了，可以说是“党政军”一把手：中国国民党总裁，是“党”的首脑；中华民国首任临时大总统，更是国家元首的级别；中华民国军政府陆海空军大元帅，是军队的最高长官。试想，这几个“官”还不够大吗?可见，中山先生是不反对“做大官”的。

想做官丢人吗?不丢人。做了官，手中有了权，可以做好多事情。“学而优则仕”，“学好文武艺，卖与帝王家”，这是中国古代无数读书人的政治理想，在他们看来，做官是正经“职业”。为了实现这个理想，有多少人寒窗苦读去考进士。“进士”为何物?做官的敲门砖。由于“名额”的限制，绝大多数的读书人是考不上进士因而也做不上官的。

那么，有没有真不想做官的人呢?有，而且为数不少，但原因各异。笔者归纳了一下，大体上可分为六类人：

第一类人是由于与当政者政见不合，为保自己的名节而辞官不做。“伯威耦耕，不慕诸侯之乐”，说的是尧帝时的大臣伯成子高，觉得尧帝的治国方略比较高明，“不赏而民勤，不罚而民畏”。大禹继位后，他不认同其施政纲领，认为大禹当政以来“赏罚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走的不是正道，于是辞职不干，回家种地去了。这类人属于“理想主义者”，与其做官受罪，不如回家自在。

第二类人是由于当时的政治黑暗、官场腐败，不愿意同流合污，于是隐居山林，与世无争。这类人历朝历代都有，典型的有东晋时“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自认为“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因此辞官回家，“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去了。武将中有南宋时的抗金名将韩世忠，岳飞冤狱，举朝无人敢出一语，独韩世忠痛斥秦桧，留下“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乎”的传世名句。秦桧收其兵权，此后更被罢黜实际权利。他看着秦桧把持的朝政实在不顺眼，干脆要求“复员”，自此杜门谢客，“绝口不言兵，游西湖以自娱”，倒也落得个逍遥自在，安度晚年。

第三类人是自视清高，从骨子里看不起当政者，于是采取“非暴力不合作”态度。最典型的例子要数东汉初年浙江余姚人严光(字子陵)，曾与汉光武帝刘秀同学。刘秀建东汉即帝位后，他改名隐居。严光不仕光武，被历代推崇为“富贵不能淫”的高风亮节。北宋名臣范仲淹对他赞赏备至，在到睦州(今浙江省建德县)做知府的上任途中路过严光在富春江钓鱼的地方时写了一首诗：“君为功名隐，我为功名来。羞见先生面，黄昏过钓台。”他在《严先生祠堂记》的结尾曾歌颂严光：“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毛泽东于1913年在《讲堂录》中对严光也是赞誉有加，“光武出而办天下之事，光即力讲气节，正风俗而传教于后世。且光于专制之代，不屈于帝王，高尚不可及哉”。其实，在我看来，严光并非真的不想做官，而是看透了刘秀，不愿屈尊伺候。司徒侯霸去请严光到京城做官，严光不领情，给刘秀写了一封信，要他“怀仁辅义天下悦，阿谀顺旨要领绝”，这实际上是告诉刘秀如何“抓纲治国”。刘秀看完信后，说了一句“狂奴故态也”。这五个字不经意间暴露了刘秀作为一个封建帝王的真实内心世界。这哪里是什么“尊重人才”，分明是想拿严光来“做秀”，以示自己礼贤下士。庆幸严光，他的选择是对的，否则，今后少不了遭到“卸磨杀驴”的厄运，也就不会有垂钓富春江的千古佳话了。解放初期，著名民主人士柳亚子先生觉得自己没有得到足够的尊重，给毛泽东写诗发牢骚，表示自己要效仿严光去隐居了，“安得南征驰捷报，分湖便是子陵滩”。毛泽东和诗安慰，“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他们两位在诗中用的就是这个典故。

第四类人是一些学者，志不在做官。据《南村辍耕录》载，元朝学者许谦隐居金华山著书立言，“四十年不入城府”。搜寻“遗贤”的人们访到了他的名声，“以学行荐于朝”，想请他出山来做官，也确实办成了。然而“有录其举文至者，先生方讲说，目不少一视”，对政府给他的“任命文件”看都不看一眼。据《元史》记载，许谦天资极高，很小时父亲就去世了，母亲陶氏“口授《孝经》、《论语》，入耳辄不忘”。长大后，到了“于书无不读”的地步。可见，这是一个典型的学者。他不愿意做官，但在读书方面却真是有一套，“有不可通。则不敢强：于先儒之说，有所未安，亦不苟同也”，可见他并不是死读书，而是有自己的见地。后来，他“开门延徒”做了教书先生，也很讲究教学方法，“惰者作之，锐者抑之，拘者开之，放者约之”，使“著录者千余人，随其才分，咸有所得”，至于“四方之士，以不及门为耻”。然而许谦的原则，是“独不以科举之文授人”，乡闱大比，请他去评卷他都不干。许谦认为读书、科举，“此义、利之所由分也”，读书如果为了科举，性质就变了。这位许谦与“学而优则仕”的普通读书人确实大不一样。

第五类人是做官做得好好的，突然不知什么原因就不想做了。据《榆巢杂识》载，清朝周邰生做刑部主事，这个官当得好好的，忽然有一天“淡于仕进”，于是“未华颠即抽簪去”，回去的时候，行囊是满满的一船书。华颠，即白头，指的是年老；抽簪，谓弃官隐退。《后汉书》有“唐且华颠以悟秦，甘罗童牙而报赵”的典故，说的是90岁的唐且与12岁的甘罗同样能对国家有所贡献。用今天的话说，周邰生还没到年龄就提前退休了。他是自己突然“悟道”了，还是在官场上受了什么刺激，看破了“红尘”，我们今天不得而知，史书上也没有说清楚，总之是自己中途打退堂鼓了。此公自己不做官尚且罢了，他回家后当了教书先生，还告诫自己的学生：“书可读，官不必做。”

第六类人比较特殊，在当政者的暗示之下，为了不对其构成威胁，颇有“自知之明”地主动引退，这类人属于“被动辞官型”。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在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的把戏中知趣地请辞的石守信等人。

上述六类人只是一个大体上的分类，有些不做官的原因可能诸因兼有，并非单一的原因。P3-5

作为现任中央智力支边小组毕节试验区专家顾问组组长，我曾多次到毕节地区进行调研，应该说对毕节是比较熟悉的。但《非常责任——一个挂职市长的思考》这部书稿仍然引起了我很大兴趣，原因有二：其一，这部书稿讲的是毕节的事情，容易产生感情上的共鸣；其二，这部书稿的作者是一位年轻干部，根据中央组织部的安排，在毕节市挂职两年，对自己所接触到的一些现实问题进行比较客观、深入的思考，我认为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贵州自古地瘠民穷，地处黔西北的毕节犹甚，曾经被联合国确定为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地区：无限制的平面垦殖使石漠化程度不断加大，耕地破碎，植被稀少，陷入越生越多、越多越穷、越穷越垦、越垦越穷、越穷越生的恶性循环。严重的生态恶化和水土流失，不仅使当地群众面临丧失基本生存条件的巨大危险，而且对下游地区的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威胁。

为了尽快改变毕节地区贫穷落后的面貌，1988年6月，国务院正式批准建立“贵州省毕节地区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毕节的发展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

殷雄同志的这本著作，就是他在毕节市两年挂职期间深入调查研究、独立思考的结晶。本书所思考的问题来自工作实践，而且行文充满辩证思维的色彩，避免极端倾向。由于主客观方面的原因，作者在本书中对一些问题的观点与看法并不一定正确，但作为一名年轻干部，能够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用心思考问题，是值得肯定的。作者虽然出身于理工科，但具有较丰富的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说明他是一个勤于学习、勤于思考的人。衷心祝愿他在今后的工作中更加勤奋努力，做出更大的成绩。毕节试验区经过18年的发展，虽然仍是全国贫困地区之一，但从纵向比较看，在全国各方面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取得了很大成绩，每年的经济增长都远远超过全国平均水平。毕节地区开发扶贫的经验，无可争议地表明，即使是在中国最穷、生态和人口压力最大的落后地区，也完全有可能进入小康社会。

1994年，我到贵州山区考察时，曾赋七绝一首：“隔宿无粮实可哀，空余景色逐人来。但求遍野花齐放，不信青山不聚财。”隔了12年，贵州山区的情况变了，毕节地区的情况变了。我相信，只要沿着既定的道路持之以恒地走下去，毕节必定会开创更加光明美好的未来。

挂职两年，收获良多。此书可以说是自己对这段具有深远意义的人生经历的一个小结。

坚持在实践中锻炼干部，是我们党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的一条历史经验。我能够成为一名挂职干部，感到十分荣幸和自豪，对这次难得的人生机遇倍加珍惜。为此，我要对各个方面表示衷心的感谢。一是感谢党中央对年轻于部的关心和爱护，为我们提供了这次挂职的机会；二是感谢中央组织部、国资委、贵州省、毕节地区和毕节市各级党委、政府，为挂职干部顺利到岗付出的辛勤劳动和所做的精心安排；三是感谢派出单位的领导和同事，对我在生活和工作等各个方面给予的大力支持；四是感谢家人对我的理解和支持，承担了所有的家庭事务，为我解除了后顾之忧。毕节市委书记沈先启、市长龙泽玉、四大班子其他领导同志以及罗昌录、罗亚东和邵家盛等部门领导同志在工作中对我给予了很多指导和帮助，在生活上予以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还有许多单位和同志都以不同的方式为我顺利完成挂职任务提供了许多便利条件。在此，我对相关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并且决心在以后的工作中以自己力所能及的方式报答他们的关怀和厚爱。

关于对于部挂职锻炼的理解，上一批挂职干部中的一位同志讲得很好，他说：“挂职”说明你不一定完全胜任所挂的职务；“锻炼”说明你将接受挑战，面临考验。正是本着这样的一种想法，我在挂职初期，就为自己确立了基本的原则：放稳心态，摆正位置，扎实肯干，迎接挑战。具体地说，就是不准备“新官上任三把火”，而是带着三盆水去挂职的：一盆水用来洗头，使自己时刻保持头脑冷静，勤于思考，用心体察当地干部群众的所思、所急、所作、所为；一盆水用来洗脚，使自己经常深入基层、深人群众，努力学习当地干部群众的好思想、好作风、好品德、好经验；一盆水用来洗手，使自己始终干干净净做事，清清白白做人，不出任何不该出的问题。在工作中要求自己做到三个模范：学习的模范、工作的模范、维护领导班子团结的模范，在此基础上要勤政、廉政和善政，尽自己的最大努力为当地人民群众办实事。在两年的挂职期间， 自己认为没有惹事，没有出事，在此基础上做了一些微不足道的实事，比较顺利地完成了组织上安排的挂职任务，心里感到高兴和欣慰。另一方面，为当地办的事情还不够多，心里又觉得愧疚和不安。

我所挂职的毕节市地处贵州省西北部的乌蒙山腹地，自古就是黔西北的重镇，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毛泽东的著名史诗《长征》中“乌蒙磅礴走泥丸”的句子，说的就是这个地方。当年红军长征时，红一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都经过毕节，8000名毕节子弟跟着红军走了，他们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其中大多数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我的这本书，既是对当年红军长征这一伟大壮举的缅怀，也是对毕节人民那种不畏困难、奋发向上的博大胸怀的敬仰。挂职期间，在繁忙的调研和工作之余，我对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感进行了整理，于是便有了这本书。书名取为《非常责任：一个挂职市长的思考》，是因为挂职干部是一种非常态的职务安排，其承担的责任也与现职干部不同。本书只是自己对贵州省毕节市这个位于中国西部的一个“点”上表现出来的某些现实问题所进行的初步思考，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需要说明的是，本书的“附录”收录了两篇关于诸葛亮和岳飞这两位历史人物的文章，表面上似乎与本书的主题无关，但由于笔者以前也曾写过类似的文章，在挂职期间又对作为领导干部的素质有了一些新的思考，加之笔者在平常阅览史籍中对这两位中国历史上家喻户晓的出将人相的伟大人物怀有深深的景仰之情，也可以说是他们的铁杆“粉丝”，因此有点割舍不下，就以“附录”的形式呈现在读者面前，颇有一点敝帚自珍的意味。

全国人大常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著名经济学家王梦奎同志在百忙之中不仅对本书提出了许多重要的修改意见，而且还亲笔为作者题了词；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中央智力支边小组毕节试验区专家顾问组组长、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拨冗为本书作了序，这充分表明他们对我国西部地区的强烈关注和对年轻干部的亲切关怀，笔者感到莫大的荣幸，并且深受鼓舞。农工民主党中央社会服务部副部长刘峻杰同志也是我们这批挂职干部中的一位“挂友”，挂任毕节地区行署副专员，他不仅为本书的出版做了大量的联络工作，而且还提供了一些珍贵的照片，为本书增色不少。毕节市政府办公室的黄明显、蔡小虎、杨家凯、陈秋平和王岳同志对本书的部分内容进行了精心修改，黄明显同志还提供了部分照片。新华出版社副社长要力石同志和第二编辑室主任贾允河博士对本书提出了许多有益的修改意见和建议。最高人民检察院党委宣传部部长郭兴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祝丹涛博士和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张辉黎同志为本书的出版做了大量的联络工作。笔者在此谨向上述各位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本书列出了一部分参考文献，但还有许多引文由于无法在短时间内找到出处而不能将原作者的大名罗列出来，笔者对这些作者深表谢意和歉意。

在今天区域经济发展中，毕节市由于其独特的资源优势和区位优势，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胡锦涛总书记在担任贵州省委书记期间，倡导建立了以“开发扶贫、生态建设和人口控制”为主题的毕节试验区，这一重大的战略性举措不仅与当年在沿海地区建立经济特区具有异曲同工之妙，更是开创了在我国西部地区实行可持续发展的先河，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发展观在经济相对落后地区落实的具体体现。我能够来这样一个地方挂职锻炼，更觉幸运。在两年的挂职生活中，我与毕节市的广大干部群众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而且这种友谊值得我终生珍惜。美国的老布什总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身为美空军战斗机飞行员，曾经58次驾机与德国法西斯进行战斗。人们问他是不是英雄时，他回答说： “我是不是英雄并不重要，但我曾经与英雄们并肩战斗过。”假如有人问我算不算是一个毕节人，我可以借用老布什的这句话来回答：“我是不是毕节人并不重要，但我可以自豪地说，我曾经荣幸地与毕节的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朝夕相处、并肩奋斗过。”我想，这就足够了。

挂职锻炼的经历虽然可以告一段落了，但生活没有结束，人生的道路仍然漫长，今后的工作任务更为艰巨，自己需要继续迎接新的、更大的挑战。围棋名家吴清源在他的回忆录《天外有天》里讲述其棋艺精进过程时说过一句话：“同工异曲两贤计，孤身孑影一盘棋。”世间诸事莫不如是，正如舞台上的演员，大都经历了“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的求索之路，所异者乃“千古无同局”而已。我虽不懂围棋，但从中也能约略感悟到一丝丝“人生如棋”的悠远意境。这种意境对于我，正如司马迁在他那“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中所表达的对孔夫子的景仰之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之，然心向往之。”孔夫子讲“四十而不惑”，我已年届四十，但自觉“惑”的领域越来越多，远远达不到圣人所说的境界，全因本人天质拙劣，悟性愚笨，只能以屈原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精神来自勉，继续上路求索吧!

本书所思考的问题来自工作实践，而且行文充满辩证思维的色彩，避免极端倾向。由于主客观方面的原因，作者在本书中对一些问题的观点与看法并不一定正确，但作为一名年轻干部，能够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用心思考问题，是值得肯定的。

厉以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