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为中国十大商帮之首，其历史可远溯到春秋战国时期，明清两代是晋商的鼎盛时期。明清晋商，不但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还给我们留下了一笔丰厚的物质财富。本书是一本类章回体的书作，向读者介绍了晋商的创业历程，对当前构建和谐社会，发展企业文化，弘扬家国一体、儒商一体、开拓创新、以义制利的晋商精神有着重要意义。

本书是一本类章回体的书作，与其他晋商书籍最大的不同在于它的通俗。全书共分五大部分，分别是《识时务弃仕从商 抓机遇借势崛起》《三晋巨富出显族 百年声望传千古》《扬名商界留传奇 历经兴衰演春秋》《风雨变幻实难测 流水落花春去也》《沟通货贿应有道 筚路蓝缕韵犹存》。

识时务弃仕从商 抓机遇借势崛起

一 山无重数周遭碧，花不知名分外娇

二 域外江天重飞渡，茶路万里溢馨香

三 贸易交涉中俄国，晋商称雄恰克图

四 开拓大漠旅蒙商，独占鳌头大盛魁

五 清政府北边设卡，杀虎口晋商北游

六 塞上明珠张家口，往来经济山西人

七 河东盐池皇天赐，开中法兴出“纲商”

八 报国不为身家计，铜帮涉险渡扶桑

九 镖旗猎猎无觅处，票号骤兴日升昌

十 介休侯氏具慧眼，蔚字号起亦流芳

晋巨富出显族 百年声望传千古

一 白手起家生意小，艰辛创业造巨擘

二 驼峰载茗涉万险，一代儒商有常家

三 灵石王氏财势旺，红门堡内是非多

四 白银山积似雪峰，阳泉张氏有豪名

五 长玉川东家渠氏，兴工业双福盈家

六 官荫商户谋奇利，张王权势耀蒲州

扬名商界留传奇 历经兴衰演春秋

一 先有乔家复字号，后有内蒙包头城

二 山西票帮传佳话，汇通天下美名扬

三 晋商票号合盛元，扶桑国里尽朝晖

四 独树一帜辟蹊径，登高望远大德通

五 借问酒家何处有，乾隆御笔“都一处”

六 酱园京城香百里，童叟无欺六必居

七 广升秘制定坤丹，阴阳燮理续龙脉

八 酸香郁冽味幽长，百年陈醋造晋商

九 千载汾酒香四溢，行商传技美名扬

十 名扬并州恒义诚，誉冠三晋老鼠窟

风云变幻实难测 流水落花春去也

一 庚子国变记国耻，西学入晋图自强

二 张之洞发轫洋务，胡聘之“点火”山西

三 求自强功亏一篑，论筑路“铁马”难行

四 争利权群情激愤，自筑路彰显精神

五 乌金如带储山右，英帝垂涎欲瓜分

六 力保矿权归三晋，文瀛湖畔起狂飙

七 荡杨瑜闲夸奢富，玩物丧志荡家风

八 流水落花春去也，一世荣辱归于平

沟通货贿应有道筚路蓝缕韵犹存

一 三晋商道传天下，诚信为训示后人

二 晋商会馆应犹在，需向寻常巷陌寻

三 商旅精神堪回味，开拓创新敢为先

后记

说起山西商业金融业来，理当首推晋商旅蒙巨号大盛魁。早在1696年，正值清康熙年间，三个衣衫褴褛、穷困潦倒的山西穷汉，为谋生路，弃穷图富，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走出了雁门关。这三人便是山西近代旅蒙巨号大盛魁的创业者——祁县人史大学、张杰和太谷人王相卿。此时，正值康熙皇帝人蒙征剿噶尔丹的战乱时期。三人瞅准这一时机，随之人蒙，企图经商致富，从此开始了他们艰难的创业历程。

人蒙初期，三人凭着微薄的资金，采办些细小的生活用品，挑担而行，沿街叫卖，蒙古人称之为“丹庆门”，也就是现今的货郎担。虽然备尝艰辛，却仍旧难以温饱，更谈不上发家致富了。清军征服噶尔丹后，便移驻大青山后的武川，而部队的供给仍靠原驻地山西右玉县杀虎口运送。史、张、王三人随之也来到杀虎口镇落下脚来，一改过去游商小贩的做法，支起一块“吉盛堂”的招牌，干起了坐地行商的买卖。虽说三人已有了一处门面，可总是资金匮乏，难以周转，更无法扩大经营，三人常为生意清淡而苦恼。一年到头别说有些盈余，甚至连食用也难以赚回。面临此境，他们大为失望，意欲收摊回家。岂料“财神”从天而降，帮助三人摆脱困境，走上了致富之路。

一年除夕，三人围坐炉旁，眼瞅着一锅小米稀饭发呆，唉声叹气，愁眉不展，一副凄惨景象。当三人正欲端碗喝粥时，有一喇嘛悄然而至，意欲投宿，三人虽舍寒粥稀，却也尽心地殷勤接待。事毕，喇嘛将一包袱放下，声称来年再取，随之又飘然而去。谁知那喇嘛一去不返，再无音讯。第二年春，三人将包袱打开一看，内有纹银500两，见此惊喜不已，遂将500两纹银借做资本。从此，“吉盛堂”日渐兴隆，经营不断扩大，实力也日渐雄厚起来。“吉盛堂”也于康熙末年改名“大盛魁”。开始发迹的史、张、王三人致富不忘本，将喇嘛神奉为大盛魁的“财神”，世代供祀。因此，大盛魁的股本中也就增加了一个有别于一般商号的“财神股”。

初期，大盛魁经营的商品极不固定，上至绸缎，下至葱蒜，无所不包。据作者在乌兰巴托采访建国前在俄、蒙经商的赵老先生回忆：大盛魁在科布多商店的门面房每间相连长达七八十米，且每间收购不同的商品。门面房后面的四排库房则分别储藏各色商品，以备随时批发和调拨。由此可见其规模之大，品种之多，商品之殷实。随着资本积累的逐步增加，其经营的范围也不断扩大。大致可分为四部分，印票、日用百货、牲畜皮毛、药材等，其中以印票为主。它的放账业务以蒙古王公、官员和富裕阶层为主。在清代捐官制度下，蒙古王公贵族，买官晋爵，以致几乎所有的上层人物都是大盛魁的债务人。大盛魁也因此密切了与蒙古王公贵族的关系，得到政治上的支持，他们两相得利，互为利用。所以，大盛魁的债务一般人是不敢不还的。

大盛魁的汇兑业务遍及全国各大商埠，在总号之下，分设不同经营项目的小号。它只需通过自己的银号、票号、钱庄供货，存放、汇兑以融通资金，就可以从全国各地进货，再通过中转点，行销于蒙古草原、新疆、西藏和俄罗斯，再从那里运回当地特产，转销内地。这时的售货方式，已不再是沿街叫卖或坐地行商，而是利用庞大的骆驼队在草原上流动贸易。大盛魁的贸易活动范围也越出了草原，乃至省界和国界。南至广州，北达蒙古，东抵日本，西到莫斯科，形成了规模巨大、网点密布的商业和金融业集团。大盛魁伙计自豪地说：“一年三百六十天，天天路上有骆驼。”

大盛魁的经营规模一直很大。美国学者艾梅霞女士在《茶叶之路》中描述到，任何时候大盛魁都有10到15个骆驼商队在路上。从呼和浩特派出的主房能够容纳大约40人，叫做“大房子”，他的货物和生意都是由总柜来安排的。一般来说，一个“大房子”包括14个骆驼“把子”，每个“把子”有14峰骆驼，也就是说，一个“大房子”有14乘以14等于196峰骆驼。所以说，大盛魁所经营的每一个“大房子”，骆驼和马匹总数在200左右。在任何时候，大盛魁都有15个左右的“大房子”在经营买卖，也就是说约有近3 000峰骆驼在路上。“大房子”被分成若干个小“房子”或帐篷，而这些“房子”或者帐篷的大小有三个标准等级。“大房子”能容纳40人左右饮食起居，中等的“房子”可以容纳30人左右，最小的“房子”可以容纳17～20人。14峰骆驼的“把子”是最小单位，由“小房子”管理。“房子”的掌柜根据不同地区人口和需要，来决定用一个两个还是三个四个骆驼“把子”。

晚清之际，大盛魁的发展已到了鼎盛时期。其资金的雄厚，已能用五十两重的银元宝从库伦一个挨一个一直排到北京城，拉出一条全长两千公里的银元宝线来。号内职工多达六七千人，骆驼两万峰，其分号的资本也已发展到了十万、百万，形成了集商业、手工业和金融业于一体的具有子母公司性质的独特商业系统。它雄踞塞外，独霸一方，成为罕见的商业金融业发展中的垄断企业。

大盛魁发展到晚清时期，已是财富千万的巨号，但掌柜们却始终不忘创业时的艰辛，非常重视职工的传统教育。每有新职工人号，掌柜都要带着到财神庙内参观先人创业时的遗物，睹物思情，言传身教，勉励后人发扬艰苦奋斗的传统。每到大年除夕，掌柜因伙计们一年辛苦，都要设宴犒劳一番。山珍海味，老窖佳酿自不必说，但在美馔珍馐之后，必有一道小米稀粥，告诫人们，吃甜忆苦，不忘当初。

经过几代人的苦心经营，大盛魁形成了一套较为系统的管理规章。号内业务的来往信函悉用暗语问答，看去只是寒暄问候、谈天说地、气候冷暖，而掌柜们则一目了然，掌握了行情。遇有要事，则非掌柜亲自口述不行。伙计是不得向财东或掌柜送礼的，即使闲暇无聊，也不准相互串门。至于嫖赌和吸食鸦片更在禁止之列，如遇打架斗殴，挑拨是非，结伙营私，不服调配者一律开除出号，再不录用。就是财东也要受号规的约束，一般不得在号内随意食宿或支取钱款，干涉号内事物，只有到结账时方可行使其权利。掌柜和财东之间所有权和经营权两相分离，这也是大盛魁成功的秘诀之一。

P41-45

回望山西历史和山西的经济发展史，不能不提晋商。明清晋商曾在华夏农业文明中创造了令世人瞩目的商业奇迹，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其活跃时间之长，辐射范围之广，资本之雄厚，经营项目之多，从业人数之众，在世界商业史上亦属罕见。他们纵横捭阖，雄居商界5个多世纪。南起香港、加尔各答，北到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东到大阪、神户、横滨、仁川，西达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都曾有过山西商人的足迹。从雁门关外杀虎口的“车辙马迹”到黄河上的古老渡口，从蒙古草原的骆驼商队到长江口起锚出海的商船，从山西境内的深宅大院到扬州的亢园、苏州的全晋会馆，均反映了晋商昔日的活动盛况。甚至在许多地区形成了“晋商不至，产无所泄”的局面。据统计，清道光时期，仅山西商人垄断的恰克图贸易，每年的贸易额即占俄国全部对外贸易额的40％～60％，最高时达60％以上，而中国对外输出商品的16％也通过这里进入俄国和欧洲市场。晋商艰辛的远足贸易，使他们各自的财富积累从白银几十万两到数百万两，进而发展到千万两的水平。

明清晋商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他们不畏艰险、披荆斩棘、栉风沐雨，翻越千山万水，踏遍浩瀚大漠；他们勇于创新，敢于冒险，争当天下先；他们信守商业道德，坚持义中取利，将信誉看得高于一切，“宁叫赔折腰，不让客吃亏”；他们以商为本、重商立业，认为“商与仕异术而同心”，可作为一项毕生的崇高事业来追求，能作为实现人生价值的一个途径；他们节俭勤奋、厚重守成，从小买卖至大发展，从走村串户的“货郎挑”逐渐发展为“非数十万两不称富”的豪商大贾；他们同舟共济，明理诚信、精于管理，从“合伙而商”到“股份经营”，从长途贩运到金融汇兑，富有独具特色的经商理念与经营艺术；他们善于利用国家政策，抓住历史机遇，从“开中法”到“折色制”，从北部通商到官款通汇，始终处于政策前沿，独领风骚，游刃于政策与商术之间。

近现代以来，在战乱纷扰中，晋商精神日渐衰微。山西人日渐重政治轻经济、重生产轻流通、重重工业轻轻工业，重资源禀赋轻他山之石。大市场观念逐渐被本本意识、山沟意识、诸侯意识所禁锢，在既定的框架中不断自我封闭，在墨守成规中屡屡错失发展机遇。改革开放后，山西作为能源重化工基地，为全国的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但老祖宗艰苦创业、敢拼敢闯的精神失传了，同舟共济、信誉至上的商业理念淡化了，以商为本、重商立业的价值追求蜕化了。“节俭勤奋、明理诚信、精于管理、勇于开拓”的晋商精神被少数“煤老板”的形象所替代。以致山西经济不仅远远落后于沿海沿边地区，甚至也落后于周边省区。这既有地理、体制、政策等方面的因素，更重要的是思想观念方面的禁锢和自闭。

生活始终朝着未来，而悟性则向着过去。山西曾有过辉煌，亦将会迎来成功的未来。但要在日趋激烈的国内外竞争中占据优势，后来居上，重振晋商雄风，振兴山西经济，再塑山西形象，我们必须改变传统的官本位思想，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与服务水平，既要依托资源优势，重视工业建设，也要增强重商立业的价值观念，提高商业服务与竞争意识。做到不惟书、不惟上，只惟实；跳出山西看山西，立足山西看全国：突破“宁为鸡头，不为凤尾”的劣根观念，整合资源，协调发展。既培育高竞争力的企业集团，打造“航母群”，又哺育在市场中具有特色、敢于向狮虎“亮剑”的“群狼”。改善山西的投资环境，营造“亲商、富商、安商”的良好氛围。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曾说：“任何一项伟大的事业背后，都必须存在着一种无形的巨大的精神力量。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精神力量一定与该项事业的社会文化背景有着密切的渊源。”因此，振兴山西经济，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厚重的历史文化与优良的商业传统无疑是我们可资利用的最有效的一大社会资源。

另一方面，明清晋商也留给了我们一笔丰厚的物质财富。作为晋商精神与文化的载体，明清晋商巨族所遗留下来的一座座豪宅大院、商号店铺与商业老街相互映衬，形成了一组特色鲜明、风情浓郁的商业民俗景观，全方位地展现了明清时代包括建筑、商业、金融、民俗、艺术、教育以至理念在内的社会生活画卷，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和独特的观赏价值。近年来，晋商文化旅游区在山西乃至全国独树一帜，吸引了海内外众多游客，影响越来越大，知名度和美誉度愈来愈高，给我们创造着巨大的经济效益和无限生机。

然而，在晋商旅游区的开发、建设与发展过程中，也存在一些各自为阵、布展雷同、消费欺诈、服务不到位等问题。需要我们继续加强资源整合、形象塑造、品牌创建与宣传促销建设。以宏观调控、突显特色为切入点，以平遥古城、榆次老城、常家庄园、乔家大院、渠家大院、曹家大院、王家大院旧址为龙头，整合其他各种民宅大院、商号店铺旧址，形成统一的晋商品牌；突出晋商历史文化内涵，加强名、古、奇、绝的宣传和旅游产品的开发；扩大招商引资，优化景区、景点的环境，强化服务与市场的管理，打造良好的旅游形象。同时，还必须开阔视野，转变思维，跳出晋商看晋商，跳出大院看大院，跳出山西看山西，立足山西看全国。

总之，明清晋商不仅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无形资产，而且也留给了我们丰厚的物质财富和有形资产。在当前世界经济一体化和日趋激烈的国内外竞争背景下，我们要用足、用好明清晋商给我们留下的各种物质、精神财富。以经济为择业之首，以进取为敬业之魂，以远见为展业之羽，以诚信为恒业之本，以严管为兴业之法，以勤俭为守业之根。特别是要求真务实，实实在在，把思想真正统一到省委、省政府“十一五”发展战略的思路上，上下一致，群策群力，为实现山西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和历史性飞跃添砖加瓦。试想：我们山西曾经错过了太阳，难道还要再错过月亮?

我萌发研究晋商的动意，不是在孕育了明清500年商业辉煌的故乡山西，而是缘于在厦门大学的研学经历。那是20世纪80年代初，我大学毕业后留校执教，因工作需要，忝列家严挚友傅衣凌及其弟子郑学檬等名师门墙，研修中国经济史。返校时恳请前辈指教今后的研究方向，二位先生均恳切、明确地指出：作为山西的经济史教研人员，应发挥地缘优势，深入挖掘地方资料，对明清晋商及山西抗日根据地经济、阎锡山经济思想等山西区域经济史中既有地方特色又有全国意义的研究课题进行深入探讨。正是先生们因材施教的谆谆教诲，悉心指点，引导我踏上了晋商研究之路。

返校从教的日子是平淡的，而我研究的兴趣、爱好和着力点却渐渐集中在了晋商研究领域。1988年，承蒙《山西经济报》总编室主任丁民和郭欣荣二位先生相邀，我和胞弟鹏生为《山西近代经济史廊》专栏撰稿，介绍近代山西的经济变迁状况，每周三篇，每篇千余字，且连载年余。其中，有关晋商的内容占了绝大部分。专栏开篇不久，就引起广泛关注，许多读者不仅每期必看，还提出建议，要求增加篇幅。有些领导干部甚至向报社索要待发稿件，以期先睹为快。随着晋商历史知识的宣传和人们对晋商兴趣的日渐浓厚，应太原人民广播电台《学习园地》栏目邀请，我分别于1990年和1992年两次4个月，每周3次，每次30分钟约题播讲，内容主要是山西近代经济史尤其是晋商方面的知识。讲座一经播出，便引起听众对晋商的浓厚兴趣，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反响。《太原广播电视报》曾在头版就听众的来信、来电做了专题报道，并对讲座的知识性、趣味性、科学性的有机结合给予了充分肯定。作为学习、研究晋商队伍中的一分子，我们为能在这一领域贡献自己绵薄之力而感到欣慰。既告慰先人又激励来者。光阴荏苒，时光飞逝，不觉间在大学校园里从事经济史教学和研究工作已有20余年。前面所述，都已是十余年前的往事了，只是我一直把它珍藏在记忆中，保存在书柜里，因为那里面有许多难忘的往事。

今年是余知天命之年，有幸承蒙山西经济出版社总编辑赵建廷，总编办公室主任郝建军、编辑室主任王宏伟、张慧君等四位先生的盛情邀请和鼎力支持，以及董利斌、弘成图文的同志们的辛勤工作，我们将18年前这些有关晋商的文稿进行整理，并由山西省商务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李东对部分内容进行了增补。山西大学晋商学研究所副教授石涛博士、燕红忠博士以及经济史专业博士、硕士研究生刘成虎、张新龙、丰若非、石惠、冀福俊、马文静、刘清平、韩芸、万芸、吕慧利、张晓玲、陈文慧、梁法、郭士忠等同学在书稿的整理、录入、校对工作中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对他们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和辛勤劳动深表谢意。为了保证本书的科学性和严肃性，尊重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现将书中参考的文献罗列如下：《山西文史资料》，《中国文史资料》，《内蒙古文史资料》，太谷、平遥、祁县政协编辑的《文史资料》中有关晋商的文章以及张正明著的《山西工商业史拾掇》，庞义才、渠绍淼编著的《山西外贸志·上》，田际康、刘存善主编的《山西商人的生财之道》，武殿琦、胡育先编著的《在中堂——乔家大院》，张成德主编的《老字号名字号》，武殿琦著的《晋商巨族——祁县渠家》，黄顺荣主编的《银园山庄——大院深幽》，穆雯瑛主编的《晋商史料研究》，李希曾主编的《晋商史料与研究》等。本书是在众多前辈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我们多年来对晋商和中国经济史、山西经济史的研究成果，进行了通俗化的改造。在此，对给予我们启示及养料的各位专家、学者表示诚挚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大而言之，《回望晋商》一书介绍晋商创业历程，对当前构建和谐社会，发展企业文化，弘扬家国一体、儒商一体、开拓创新、以义制利的晋商精神有着重要意义。与己而言，今年恰值家父刘子威教授百年诞辰，看到一代硕学曾耳提面命、督责甚严的文字结集成书，欣喜唏嘘自不待言。我把它作为纪念的礼物，呈现在父母像前，以此告慰在天之灵，感谢父母对我们的教育培养。倘若二老天上有知，自当会有久违的笑颜。

再次对上述山西经济报社(现山西经济日报社)、太原人民广播电台、山西经济出版社的诸位先生致以谢意，并对20年前参与本课题策划的已故挚友、学生侯新院先生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