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5月，冯玉祥将军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一个月以后，又被武汉国民政府任命为河南省政府主席。半年之后，即1928年2月，冯玉祥将军下令筹建郑州市，委任王玉廷主持市政筹建处；同年4月，改市政筹建处为市政府，委任刘治洲为市长。这段浅埋于郑州地方史志资料的史实很容易被忽略和遗忘，应当引起我国现代史与城市史学者的重视——郑州从这时候起，才成为了拥有数千年城市发育成长史，拥有高密度古都群落的中原大地上的现代体制意义上的城市——郑州此前为县级建制，称作郑县。不过，行政建制是一回事，传统习惯又是一回事，民国时期的老百姓还是愿意沿袭隋唐旧制，将郑县称之为郑州。
查1916年版的“郑县城及四关图”和有关方志资料可知，当时郑州城规模有限，但有一条贯通东西的轴线，这就是东西大街。顺西大街西行，穿过城墙再往西，路名就改称西门大街了。再往西行数百米，路名又改称西郭门大街。街名的变化，显现出这座其貌不扬的小城曾经拥有过的规范的城郭体制和严整的空间秩序。西郭门大街的西端与金水河(旧河道)相遇，于是，一座小桥便应运而生如约而至。在同一地点汇合的城市街道，还有德化街和长春街。小桥名叫长春桥，曾是一座木结构的老桥，架设在金水河上，1923年即京汉铁路大罢工那年，郑县政府筹款改建为砖石结构拱桥，桥宽约6米，长约30米，桥下两孔，东西各嵌“长春桥”石额；桥两端立有木制灯杆，灯杆上安装了燃油路灯。长春桥以西，是成片的贫民区棚户区，间有一些店铺门面。1950年修建市政设施，将金水河改道北行，填平老河沟，河两侧顺河街、迎河街两条小路并做一处，拆迁居民574户，拆除房屋1414间，建成一条两块板断面、中间设有花坛的新街(郑州市第一条混凝土路面的街道)。因为1948年刘邓大军的队伍是沿着这条线路进入郑州城区的，所以，将新街定名为“解放路”。这时候，长春桥被废除，退出郑州的城市空间和城市地图。但作为一个历史地名和一个历史事件的现场，它将永载史册。
1926年10月15日(农历9月初9)，这是一个黑色的日子，两位工运领袖遭直系军阀杀害。法场行刑之后，两颗人头被悬挂在长春桥桥头木杆之上。
这两颗人头的重量，从此等同于一段郑州现代史的重量。处死人犯，枭首示众，在中国这是始于秦汉的一种酷刑，统治者用以屠戮重犯，警儆社会。受刑者死无完尸，身首异处，观望者如刃加颈，如芒在背。头颅是生命的标志，尊严的象征，而敢于抛头颅，不怕掉脑袋，却是历史上无数革命者引为自豪的特殊精神境界，这些不同历史时期的革命者陷身于不尽相同的险境，坚守着不尽相同的信念，相同的是，他们都将舍身取义，视作他们自己今世今生光荣的归途。
两颗头颅默然无言，在长春桥头挂了整整一周，没有闭合的眼睛7天里日复一日守望着身边这座已有3600年历史的灰蒙蒙的小城。两位烈士名叫汪胜友、司文德(不少人因为缺乏对这段历史细节的了解，而把两位的名字误记为名气更大的1923年在武汉就义的二七烈士施洋、林祥谦)，1923年参加京汉铁路大罢工，领导铁路工人反抗军阀的黑暗统治，大罢工失败后，两人继续投身工运，1925年京汉铁路总工会及郑州分工会恢复时，汪胜友被推举为郑州分工会委员长，司文德担任工务处工人总代表。1925年8月，汪胜友、司文德协助郑州豫丰纱厂工会领导罢工，迫使资本家答应罢工条件，取得胜利；1926年7月，为了配台北伐军打败军阀吴佩孚，汪胜友、司文德组织的工会小组经常在铁路上进行破坏活动，使吴佩孚的军车屡受损失。吴佩孚败退郑州后，接连发出布告，派出侦探，四处缉拿工运领袖。1926年10月6曰，由于叛徒告密，汪胜友、司文德被捕，10月15日，吴佩孚以“有破坏黄河铁桥嫌疑”的罪名，将两人杀害于郑州西关五虎庙。刽子手残忍地割下烈士头颅，用铁丝串在一起，出五虎庙向东步行100余步，将之悬挂在长春桥头。五虎庙的位置，就在今天的二七宾馆附近；长春桥的位置，就在今天的二七广场，就在二七塔的身下。
许许多多的城市，在发育、发展的过程中，发生过这样那样的或悲壮惨烈或浪漫动人的故事，在城市内部街衢纵横之中，散布着不同的历史事件的现场。岁月漫漶，沧海桑田，城市的空间结构、景观结构会出现较大调整，城市旧有的容颜有时候会变得难以辨识，但是，这些历史事件的现场——具有特殊意味的场所却是不可复制、不会动迁、不能重建的，它们具有超稳定的特性，牢牢地固守着特定的地理坐标，亘古不移。P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