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作为边缘文体、心灵文体、平淡文体，它不可能总是领时代潮流，过分地追赶潮流必然会丧失散文的本性，它必须有天地情怀和人类的视域，并进行人格、心灵、精神的自我锻造，散文才能找回自己，获得真正意义的超越性意向。本书是“21世纪中国经典散文”丛书之《历史记忆》，书中收集了2001至2006年的65篇优秀散文，具体包括王充闾的《他这一辈子》、冯骥才的《最后的梵高》、田中禾的《眷念皇帝》、卞毓方的《独秀的另类“文存”》、余秋雨的《巴老和一个世纪》、韩少功的《草原长调》等等。该书展现了新世纪散文由一元走向多元，由偏极走向融合，由激烈走向和合，由外在走向心灵的新的艺术面貌。

有多少事，深深掩埋在时间的尘埃里，在遗忘中我们丢失了过去，无法看清生命的来路，渐渐钝化了反省的能力，回到遥远的地平线，不仅是复活记忆，更是在历史中寻找未来。本套丛书以“历史记忆”、“天涯游踪”、“百味人生”、“情思掠影”为题将2001至2006年散文佳作汇编成册，展现新世纪散文新的艺术面貌：由一元走向多元，由偏极走向融合，由激烈走向和合，由外在走向心灵。我们期待读者通过阅读，和作者一起走向美、走向深思，走向丰富……

序言——编者

追怀冼星海——何满子

黄裳浅识——黄永玉

又到甲申——袁鹰

萨特：拒绝诺贝尔文学奖——林非

朱皇帝点滴——李国文

黄秋耘相信眼泪——阎纲

隐隐青山见故乡——周明

梦中的图腾——从维熙

劝君王饮酒听虞歌——石英

他这一辈子——王充闾

幽默是一种境界——张恩和

秋草独寻人去后——李元洛

敏感地带——肖凤

谁免余情绕——范曾

曼殊终归是何人——杨羽仪

托尔斯泰长眠之地——朱增泉

历史的乡野——周同宾

最后的梵高——冯骥才

眷念皇帝——田中禾

静影沉璧——杨闻宇

独秀的另类“文存”——卞毓方

读圣经札记——周国平

船娘和歌——郭保林

最后一位戴罪的功臣——梁衡

巴老和一个世纪——余秋雨

在斯德哥尔摩西郊墓地的凭吊——韩石山

泰姬陵不是悲剧——李存修

缠绵悱侧属沈园——王本道

历史不忍细看——黄文山

伶魂——乔忠延

秋华与冬雪——张承志

唐朝，那朵自由之花——李木生

担当，担当人生——刘长春

任何生命都是不能随意忽略的——刘家科

上下五千年——莫言

草原长调——韩少功

感念祖先——李汉荣

百年钟声——彭雪开

把自己交给道路——高建群

向往平民——郭翠华

告別唐宫——赵玫

人牲——筱敏

轻伤的人，重伤的城市——翟永明

笔擎千秋(节选)——张加强

瞬间的永久——南帆

怀念孙犁先生——铁凝

书架上的战争——朱大可

在马嵬透视玄宗贵妃之关系——朱鸿

不到长城——陈启文

萧红，我的姐妹——辛茜

迁徙的跫音——熊育群

英雄的末路——张清华

永远的花儿——马步升

一路仰望——王族

王安石之死——冯伟林

1992年的暴力——桑麻

鲁镇的黑夜与白天——迟子建

蒙古长调——巴音博罗

云水生涯——王开林

圆明园——洪烛

像秋冬的黄叶一样飘零——凌鹰

春天里的轻舞飞扬——苏沧桑

昭君的草原——庞天舒

为什么不让她们活下去——王开岭

关于票证的记忆——周晓枫

追怀冼星海——何满子

主张人生就是选择的存在主义大师萨特曾在某处说过：记忆也是一种选择，当人遇到某种情景，某种刺激，便会从现实选择既往，想起某些人，某些事(大意)。确实如此。面对当前文化市场的浮嚣，黄钟歇响瓦釜齐鸣的可悲现象，常令人兴起正不胜邪之慨。于是，我脑里每每闪亮出旧时交往中一些对艺术持虔敬态度的人物形象。在音乐家中有马思聪和冼星海。马思聪在日常细微处透露出来的对音乐的敬业精神所给我的启发，前些年我曾几次撰文提到；这回，乘冼星海逝世六十周年之机，来追述一下这位人民音乐家。

我和星海的交往从1937年8月在上海初见至1938年12月延安分别止，前后只有一年多的时间，但他曾向我倾谈过他的生平，特别是巴黎留学时期的传奇性的遭遇，以至我能就他的诉说以及与他交往中亲切的认知，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写出电影文学本《冼星海传》——这剧本经过一番周折未能摄制，终于在“文革”中被抄没，下文我将叙及。

初次会见的日期很好记，那是“八·一三”淞沪战争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第三天。我于淞沪战争爆发的次日由杭州到达上海；第二天会见钱韵玲，即后来的星海夫人；次日是由她带我去访问星海的。钱韵玲是我姐姐晓梅烈士在杭州黄河桥小学教书时的同事，钱的父亲就是淞沪战争时期的战地服务团团长，著名的理论家钱亦石。不久我就参加了战地服务团的工作。

冼星海当时住在拉都路(今襄阳南路)一条弄堂里一间石库门楼房的二楼。住着一间大约十五平米大小的房间，没有什么陈设。我们去的时候房里有几位来客，是《大众歌声》杂志的编辑，向星海索取他前些日子谱写的《青年进行曲》去发表的。这支开头几句是“前进，中国的青年/挺进，中国的青年/中国恰像暴风雨中的破船/我们要认识今日的危险，将一切力量/争取胜利的明天……”的歌曲在抗战前期十分风行。我们去的时候，星海正在将原来的五线谱改写简谱。星海没有钢琴，写完后用小提琴来试音校订——这把小提琴是离开巴黎回国前他的一位老师送给他的，我在《冼星海传》中叙述了送琴的故事。

星海拉琴试曲的模样，因为后来也见过几次，所以印象十分深刻。他一面拉琴，一面侧着头轻声哼唱，有时高举着弓，作短暂的沉思，再拉，再哼，最后放下琴，双手握拳使劲向上一击，满意地喊：“行了！”

可惜我和星海交往时，对音乐还是门外汉；不能像上世纪四十年代接触马思聪时那样，我已“恶补”过音乐知识，认真地读过了旋律学、和声学、曲式学、配器法等几乎涵盖了音乐学说理论作曲系的全部课程，得以藉专业知识和对方作深一层的交流。因此，我对星海的音乐风格不能像对马思聪的作品那样把握得较深，好在那时星海创作的大都是声乐曲，一切都很显露，他要直到去延安后才写器乐曲，大型的交响乐之类我都没有见到过谱，更没有听过乐队演奏。

第一次会见后，我曾写了一篇《冼星海印象》的短文，在《大美晚报》上刊出。因为钱韵玲跟着我姐管我叫“小弟”，星海也跟钱韵玲喊我“小弟”，故而我那篇文章也署名“小弟”。文章刊出时我已参加战地服务团，在浦东南汇县的周浦镇工作。我曾带了报纸过江到上海再访星海。战时大家都很紧张，匆匆谈了片刻就握别，直到次年才在武汉重晤。

1938年3月，我从上海淞沪战地撤退，辗转流亡到了武汉。星海随着洪深带队的演剧二队，经苏州、南京、徐州、开封、洛阳，沿途进行抗日宣传，星海曾深人工厂农村，教群众唱救亡歌曲，不像我这样纯是逃难，他是如他所说的“一路战斗”也到了武汉。果然，他的本来不白净的面色更加黝黑了，可谓一路风尘仆仆。他在郭沫若任厅长的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仍然经常奔走于武汉周遭的厂矿、农村和部队驻地教歌、指挥群众演唱和作救亡宣传。我在汉口的《大汉晚报》当编辑兼跑新闻，只要星海在武汉，我便过江到武昌昙华林他的宿舍去串门。在战时流亡的特殊环境中，有如患难之交一样，人们的感情格外易于融洽，我们称得上是知交了。虽然他比我大十多岁，却无话不谈，连他在三厅和另一位音乐家张曙吵架的私事，也愤愤地向我诉说。他本来是个木讷寡言的人，但一喝点酒话就多起来了。他喜欢喝两盅，但没有瘾，酒量也远不及我。两盅下肚，就絮叨地向我摆谈各种往事，倾诉他的经历：幼年家境如何贫困，他的做女佣的母亲如何茹苦含辛地抚育他；母亲在澳门那家做女佣的主人，葡萄牙籍乐师如何诱发他走上音乐之路；如何冒险到上海进入国立音专而又在一次学潮中被开除；如何在一艘外轮上做苦工而千难万险地到了法国，以及在巴黎学音乐的颠沛而又充满戏剧性的遭遇……我察觉他那时虽然热情昂扬地投入工作，但他是寂寞的，因此要找人诉说。他谈到音乐时便欢快起来，时不时夹哼着一段旋律。

他说，为了追求艺术，一切艰辛苦难都甘之如饴。“夯巴郎(粤语：一切)都难不倒我！”说时握拳望空一挥。这手势是他的习惯动作，令人联想到他的指挥手势。

我把听到的一切都记在日记上。部分还写成文章在报刊上发表过。可惜这些日记和剪存的报刊都已在1955年被株连入胡风案时失去。

后来我也从马思聪处听到星海在巴黎的窘况。马思聪和星海的道路和艺术风格是两路，马思聪更学院派，星海则更民间派。但马思聪对星海的忍苦耐劳的精神很佩服，在巴黎时曾去看过他。星海住在贫民窟的一座楼房里，最高一层的一间狭隘的小房间。这间顶楼小屋低矮得身子也不能伸直，连练琴也只得钻出小门到阳台上去练。马思聪摇头叹气道：“他就这样对着上帝练琴！”

一个令人万分激动的故事每使我一想起来就欷歒不已，我在电影文学本銑星海传》的八本戏中用了整整两本戏的篇幅写了这故事。

星海那时已经进了巴黎音乐学院，但必须靠打工维生。通常到旅法华人开的洗衣作之类的店家找工；有时找不到工打，就得去餐厅或酒吧卖艺赚几个法郎。他说，虽然巴黎街头也常有潦倒的乐师和画家卖艺乞讨，他总觉得很难为情。但迫于无奈，他说，他就集中精力拉曲子，不朝人看，别的什么也不想，只当作是正规的练琴。一天，他走进一家相当豪华的餐厅，前一天音乐院的课正讲授马思南的音乐，他就向食客们演奏马思南的曲子。在餐厅用餐的有两个衣着时髦的中国留学生，显然是公费留学又有家庭汇款可供挥霍的纨绔子弟，认为中国人在饭店里卖艺乞讨是丢了中国人的面子，一个大声叱骂，一个竟站起来要斥逐冼星海出去。这时，一位绅士模样的法国食客挺身而起，向那两个中国学生发话道：“你们这是干什么！这位青年音乐家全神贯注地演奏曲子，他的马思南拉得多动听啊！你们却要捣乱！这样不尊重人，不尊重艺术！”一顿训把那两个华侨学生训得龟孙子般地瘪了。这位绅士邀请冼星海为他演奏一曲自己认为演奏得最满意的曲子，冼星海聚精会神地拉了一曲克莱斯来的《中国花鼓》，绅士十分赞赏，丰厚地给予酬金。P1-4

对于中国散文而言，“五四”是一个分界点，即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于是数千年的散文有了一个质的根本性的跨越。就中国现代散文来说，九十年代是一个突变期，即由比较简短集中的散文转向长篇大论，于是散文越来越走向变体。可以说，“放”是中国现代散文尤其是九十年代以来散文最突出的特征。

这种突破原来散文格局的努力是有意义的，它在知识含量、质地、长度、宽度和厚度上都有了一种别样的风采，这在余秋雨的散文中尤其突出。不过，另一方面，散文的“破体”也出现了失控和失度的危险，这主要表现在知识撑破散文的肚皮、理性和思想过于裸露、结构松散漫延、文大于质等方面。换言之，散文处于一个如何发展的十字路口。

新世纪中国散文在发生悄然的变化，尽管这种变化远没有九十年代散文变动的暴风骤雨，但其深刻的力量却是不容置疑的。一方面，散文仍然保持着九十代的“破体”之势，另一方面，一种纠偏“破体”神话的努力渐已成势。比如，从传统中汲取精华以补其缺失，于是真诚散文、性灵散文开始引人注目！在结构上，那种假大空的所谓“大文化散文”越来越少，散文的适度成为一种理性的选择。还有，智慧式的散文为人青睐，人们开始对“好”散文投诸更多的热情，而不是被一些虚浮夸饰所左右。另外，新媒体散文在新世纪成为一个不可忽略的现象，它以快捷、简凝、尖锐与新潮成为散文的一支新生力量，值得人们加以注意。

新世纪中国散文最有价值的还是在整合中的创新意识，这就是在传统与现代、破体与节制、本体与借鉴、思想与艺术等的关系中，进行一种融通与创造。这样，散文就由一元走向多元，由偏极走向融合，由激烈走向和合，由外在走向心灵，即一种化合与新生的努力。因为散文的本性就是自然与平和，是平常心和人生智慧的展现。

当然，新世纪中国散文在获得了它的成就时也潜伏着危机。一方面表现为过于急切的追赶时代之风。散文作为边缘文体、心灵文体、平淡文体，它不可能总是领时代潮流，过分地追赶潮流必然会丧失散文的本性。另一方面是对传统的无条件认同。如果我们过分地强调传统，就很容易被传统同化，丧失现代性的品格，其视野、内质、境界和品位，都将受到限制。因此，散文在调整的过程中，还是要有世界眼光，对中西文化思想进行整合，在以往散文的经验中进行创新。尤其值得强调的是，散文家必须有天地情怀和人类的视域，并进行人格、心灵、精神的自我锻造。这样，散文才能找回自己，获得真正意义的超越性意向。

编者

2007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