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自由”为主题选编了罗素的有关著作和论文。文著分析细密、论证清晰、文笔优美、引人入胜，读罗素之书，既可获深刻、睿智的见解，又极富趣味。

本书以“自由”为主题选编了罗素的有关著作和论文，以作为罗素期待人类走向自由和幸福的拳拳之心的见证，同时，这对于当今正在追求自由和幸福的人们也是不无裨益的。罗素的文著分析细密、论证清晰、文笔优美、引人入胜，读罗素之书，既可获深刻、睿智的见解，又极富趣味。经典作家的经典作品真的是历久弥新。

代出版前言：那穿越时空的仁慧目光

自由之路

序言

导论

第一章 马克思和社会主义学说 

第二章 巴枯宁和无政府主义

第三章 工团主义运动的兴起

第四章 工作和报酬

第五章 政府和法律

第六章 国际关系

第七章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科学与艺术

第八章 可望实现的理想世界

政治与自由

第一章 政治上的重要欲望

第二章 政治怀疑态度的必要性

第三章 哲学与政治

社会中的自由

第一章  自由人的礼赞

第二章 思想自由和官方宣传

第三章 社会中的自由

第四章 教育中的自由和权威

第五章 个性与公民性的和谐

自由与组织：美国的民主进程

第一章 杰斐逊式的民主

第二章 西部的拓展

第三章 杰克逊式的民主

第四章 奴隶制与分裂

第五章 林肯与共和国

第六章 竞争的资本主义

第七章 趋于垄断

政治的理想

第一章 政治理想··

第二章 资本主义及其工资制度

第三章 社会主义中潜伏的陷阱

第四章 个人自由与公共管理

第五章 民族独立和国际主义

社会重建的原则

序

第一章 生长的原则

第二章 国家

第三章 作为一种制度的战争

第四章 财产

第五章 教育

第六章 婚姻和人口问题

第七章 我们能做些什么

我的信仰

序

第一章 自然与人

第二章 美好的人生

第三章 道德的准则

第四章 个人的与社会的拯救

第五章 科学与幸福

为什么我不是基督徒

第一章 为什么我不是基督徒

第二章 宗教对文明有过贡献吗? 

第三章 超越死亡

第四章 好像，母亲?不，是这样就是这样

第五章 天主教与新教的怀疑论者

第六章 中世纪的生活

第七章 托马斯·潘恩的命运

第八章 正派人

第九章 新的一代

第十章 我们的性道德

第十一章 宗教能医治我们的毛病吗

第十二章 宗教与道德

译校后记

在浮士德博士的书房里，梅菲斯特向浮士德讲述了创世之史：

“天使们合唱的无休止的赞美已开始令人厌倦；当然，终究上帝不该受到天使们的赞美吗?上帝不是已经给予他们无穷的快乐吗?得到不应得到的赞美，由他所折磨的人来崇拜，这难道不是更加有趣的吗?他发自内心地微笑着，并决定这伟大的剧作应该开演。

“在无数年前，灼热的星云毫无目的地在宇宙中回旋。经过漫长的岁月它开始成形，中心的云团抛出行星群，行星群就冷却下来，沸腾的海洋和燃烧的群山起伏震荡，从墨云团中降下的滚热成片的雨水，在赤裸的凝固的地面上泛滥。而后第一个有生命的微生物在海洋深处形成，在适宜繁殖的温暖中迅速成长为广袤的丛林，巨大的蕨类植物从潮湿的沃土中生长出来，海洋动物生长繁衍、竞争、吞食和消亡。在这些动植物的演化展现中，人类诞生了，他有思考能力，拥有分辨善恶的知识和对崇拜的极端渴望。人类看到，在这个疯狂而又奇异的世界中，万物匆匆，一切生命物都在无情的命定的死亡来临之前，不顾一切地挣扎着去攫取短暂的生命瞬间。于是人说：‘有一个潜藏着的我们只能领悟的目的，而这目的是善的；因为我们必须敬畏什么，而在这个可见的世界中却没有什么东西值得敬畏。’于是人从争斗中走出，断定上帝想要通过人类的努力从混乱中产生和谐。而当他服从由上帝传达给他的从他的祖先那里传下来的捕食动物的本能时，他称之为罪孽并请求上帝的宽恕。但是，他怀疑在他创造一种平息上帝愤怒的神圣方案之前，他是否被公正地宽恕。而且既然现存的世界是如此地糟，他就使它更糟些，以便将来可能会更好。因此，他感谢上帝给了他去放弃那些可能得孙的欢乐的力量。上帝微笑了；当他看到人在放弃和崇拜上变得完美时，他投送另一个太阳穿越天空，撞破人类的太阳；而所有的一切又复归于星云。

“‘是的’，上帝自语道，‘这是一场好戏；我会让它再演一次’。”

概言之，这就是科学所提供给我们信仰的世界，现实的世界甚至比这更为没有目的，更没有意义。生命在这样一个世界中，我们的理想从今以后须找到一个归宿，如果有这么一个归宿的话。人是原因的产物，我们无法预知这些原因会取得什么结果。他的由来，他的成长，他的希望和恐惧，他的情爱和信仰，只是原子偶然组合的结果，没有什么热情，没有什么英雄主义，没有什么强烈的思想和感情，能超越坟墓而保存一个个体的生命；古往今来所有的努力，所有的热诚，所有的灵感，所有的如日中天的人类天才，都注定要在太阳系的无边无际的死寂中灭绝。而整个人类成就的殿堂，必定无可避免地被埋葬在毁灭了的宇宙的瓦砾尘埃之下——所有这些，尽管并非毫无异议，但仍然是如此地几乎确定无疑，以致任何哲学想否认它们都会站不住脚。只有在这些真理的构架中，只有在坚定的绝望的坚实基础之上，灵魂的居所才能安全地建立起来。

在这样一个疏远而又无情的世界里，像人这样脆弱的动物怎样才能使他的渴望经久不衰呢?自然是一个不可思议的神秘，它万能而又盲目，它在无限的空间里长期不断地变迁着，最后产生了一个孩童，他仍然受制于它的力量，但却赋有洞察力，赋有分辨善恶的识别力，赋有对他那不可思议的母亲的一切工作的判断力。尽管死亡是自然控制力的记号和标志，但人仍然是自由的，人在他稍纵即逝的有生之年，去审视、批判、认知，并且在幻想中去创造。在他所知道的世界中，这种自由属他独有；在这种自由中，他优越于控制他的外在生活的不可抗拒力量。

在自然的强力面前，野蛮人像我们一样感到他的无能为力的压抑；但他在自己身上找不到比力量更值得敬重的东西，他自愿拜倒在“神”的面前，而并不探究“神”是否值得崇拜。悲惨而又骇人的是，为了抚慰嫉妒的神，人忍受了漫长的残酷与折磨、自贬与人性牺牲的历史。当然，当最珍贵的东西已被自愿付出时，胆战心惊的信徒会认为，他们的嗜血的欲望必定被平息，除此之外就无须做更多的事情了。摩洛克教——诸如此类的信条可以这般通称——在本质上是奴隶的卑躬屈膝的屈服。身为奴隶，他甚至在心里也不敢产生他的主人不值得受到谄媚的念头。既然理想的独立性还未被认识到，权力就可能被不加约束地崇拜，并且得到无条件的敬畏，尽管要遭受它的反复无常的折磨之苦。

然而，当道德品行逐渐变得更加大胆时，人便慢慢感到需要有一个理想的世界；假如崇拜不停止，这种崇拜就会转给与野蛮人创造的神不同的另一种类型的神。有些人虽然感到了理想的要求，并且有意识地拒绝这些新的神，但仍然坚持赤裸裸的权力是值得崇拜的。上帝在回答约伯关于旋风的问题时，谆谆教诲说：那是在炫示神的权力和知识；但是，对于什么是神的善却没有半点暗示。这同样也是我们当代人的态度，他们把道德建基于生存竞争之上，并认为幸存者必定是最适应环境的人。但由于其他人对这种道德意义上如此可憎的回答感到不满，他们采取了我们习惯于称之为特殊宗教的立场，宣称在某种隐秘的方式中，现实世界与理想世界实际上是和谐一致的。因此，人类创造了全能而又至善的上帝，创造了所是与应是的神秘统一体。

但是，现实的世界毕竟是不完善的；而如果使我们的判断依从于这个现实世界，就会有一个奴性因素存在，我们的思想势必被这种因素冲涤殆尽。因此在一切事物中，最好是通过把人从非人的权力暴虐中尽可能地解放出来，从而提高人的尊严。当我们认识到权力多半是起坏作用时，人，作为具有善恶观念的存在物，在这个没有善恶观念的世界中，仅仅是一个孤立无助的原子，人类再次面临抉择：我们应该崇拜权力，还是崇拜善?我们的上帝存在并且是恶的吗?或者他应被看做是我们自身良心的创造?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极为重要，并且会从根本上影响我们的整个道德观念。卡莱尔、尼采以及军国主义的信条使我们习惯于权力崇拜，这种崇拜是我们无法维持自己的理想以对抗敌对世界的结果。它本身是对邪恶的屈从臣服，是我们对摩洛克神的一种最大的牺牲。假如力量确实应该受到敬服，就让我们敬服那些拒绝虚伪的“既成事实”——这种既成事实未能认识到事实通常是坏的——那些人的力量。让我们承认，在这个我们所知的世界中，有许多其他事物可能更好些，而我们拥有并必须坚持的理想并没有在现实世界中实现过。让我们对真、对美、对完善的理想保持敬意，这些都是有限的生命不允许我们获得的，尽管其中没有一项是与无意识的宇宙相一致的。假如权力是坏的，就像它看起来的那样坏，那就让我们打心眼里拒绝它。在这种拒绝中体现了人类的真正的自由，决心只崇拜由于我们自己对善的热爱而创造的上帝，只尊敬激励我们洞察生命最美好瞬间的天堂。在行动上、在欲望上，我们必须屈服于外在力量的专横暴虐；但是，在思想上、在渴望上，我们是自由的，不受我们同伴的约束，不受我们身体在其上无力地爬行的微不足道的行星的羁绊，甚至在我们的生命旅程中面对死亡的暴虐也保持自由。那么，就让我们领会信念的力量，它能使我们在对美好的憧憬中继续生活下去；让我们永远以美好的想象为前导，在行动上下降到现实世界中去。

当事实与理想的背反开始变得明显可见时，一种激烈的反抗精神，一种激烈的对神的憎恶，似乎是对自由的必要肯定。以普罗米修斯的坚忍去蔑视充满敌意的宇宙，永远认清宇宙的罪并永远主动地憎恶它，以此拒绝权力的恶意可能创造的任何欢愉，这显然是一切不愿在不可避免的命运面前低头的人的责任。然而，愤慨依然是一种拘束，因为它迫使我们的思想被一个邪恶的世界所占据；在产生反叛的强烈欲念中，有一种自我肯定，而这种自我肯定在明智的人看来是必须克服的。愤怒是我们思想的一种屈服，但不是我们欲望的屈服；由智慧构成的斯多葛式的自由是建立在我们欲望的屈服的基础之上的，而不是建基在我们的思想屈从之上的。从我们欲望的屈服中产生了忍让的美德；从我们的思想自由中产生了整个艺术、哲学和美的想象的世界。由此，我们终于半征服了这个令人生厌的世界。但是，美的想象只能存在于无拘无束的沉思中，只能存在于不被热切期望重压之下的思想中。因此，只有那些不再要求生活给予他们任何个人好处的人，才能获得自由，因为个人好处是随着时代变迁而变化的。

尽管自我克制的必要性是罪恶存在的证据，但基督教在传教中就已显示出超越普罗米修斯反叛哲学的智慧。必须承认，在我们所欲求的事物中，尽管有些被证明为是不可能的，但仍然是实在的善的事物；另一些被我们热烈企求的事物，无论如何不能构成完全纯净的理想的一部分。必须放弃的信念是坏的信念，尽管有时是错误的，但比起不受抑制的热情想象所造成的错误要小得多；宗教教条，通过提供一种证明它永远不会错的理由，并由于它发现了许多严正的真理而成为净化我们希望的手段。

然而，在顺从中有一种更进一层的善的因素：即使在实在的善不能获得时，也不该烦躁地欲求它们。对每个人而言，伟大的自我克制或早或迟都会光临。对年轻人来说，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可达到的；他们不相信以热忱意志的全部力量去追求美好的事物会不可能成功。但是，我必须明白，由于死亡、疾病、贫困或责任之声的存在，世界并非为我们而设计。即便如此，无论如何美好的事物还是我们渴求之物，尽管命运可能阻止它们。当不幸降临时，我们要有勇气去忍受，而不是去抱怨我们希望的破灭，我们要远离思想上的徒劳无益的悔恨。这种顺从于力量的程度，不仅正当而且正确：它恰是智慧之门。

但是，被动的自我克制并非智慧的全部；因为并非仅靠自我克制就能建造起崇拜我们自己的理想的殿堂。萦绕着殿堂的预兆呈现在想象之域，音乐、建筑、不受干扰的理性王国以及抒情诗对金色落日的想象之中，在这些领域中，美在照耀和生长，远离悲痛的感触，远离变化的恐惧，远离现实世界中的失败和惊醒。在沉思这些事物中，天堂的景象在我们心中形成，立即给予我们一块判断我们置身于其中的现实世界的试金石，给予塑造我们理想的灵感，这种灵感可以作为构造神圣殿堂的基石。

在能够进入圣堂之前，除了生而无罪的宝贵精神外，还要穿越一个黑暗的大洞穴。大洞穴之门是绝望，它的地面是用绝望的基石铺成的。自我必定在那里死亡；渴求和未驯服的欲望必定在那儿窒息，唯有如此，灵魂才能从命运的主宰中解放出来。但是，在穿越大洞穴之后，自我克制之门又重新导向智慧之光，在智慧之光的照耀下，新的洞见，新的欢愉，新的柔情，照亮了朝圣者的心。

那时，我们没有无能为力的反抗的辛酸，我们已学会顺从命运的外在统治，并且认识到非人的世界是不值得我们去崇拜的，最终我们有可能改变和再造无意识的宇宙，在想象的熔炉中使它变质，以一种新的闪耀着金光的意象去取代旧的泥偶像。在千奇百态的现实世界中——在森林、山峦和云彩的可见的形式中，在人类的生活事件中，甚至在死亡的无穷威力中——创造性的理想主义的洞见能发现由它自己的思想首先塑造的美的反照。以这种方式，心灵肯定了它对无思想的自然力量所做的精妙控制。心灵所对付的材料愈坏，未驯服的欲望愈横行，它在引导人们克服障碍、开发它蕴藏着的宝藏中的成就愈大，就愈能在驱动反对力量去增长它的成功中取得更值得骄傲的胜利。在一切艺术中，悲剧是最有成就、最辉煌的；因为它在敌方的正中心、在最高山峰的绝顶建立了耀眼的城堡；从坚固的嘹望塔上四望，它的军营和兵工厂，它的纵队和要塞都尽收眼底；在它的城垣内自由生活继续着，尽管存在大量的死亡、痛苦和绝望，所有的服从暴虐命运的首领为不屈不挠的城市自由民带来新的美的奇观。幸福属于这些神圣的堡垒，更幸福的是那些饱览功绩的城堡中的居民。荣耀属于身经无数年月战斗的勇敢的战士，他们为我们保护了无价的自由遗产，使渎圣的侵略者不能征服城堡，保持了它的纯洁无瑕。

P99-102

1920年，一个48岁的英国人应北京大学和梁启超的邀请，来到正是风云急变的中国访问讲学。在中国的一年时间里，他做了几次演讲，害了一场差点儿死掉的大病。离开中国后，于1922年出版了《中国问题》一书。对历史如此悠久、事端如此复杂、当局如此腐败的中国的问题，这个英国人能看出什么呢?能写出什么呢?实际上，其中许多透辟的见解，至今仍深具启发意义。顺便看一例吧：

他说，“中国文化正在发生急剧的变化”，此变化可追溯到西方的“军事”优势，但将来促使中国发生激烈变化的，将是西方的“经济”强势。中国如何应对外来的影响所致的剧变?他建议：“假如中国人能自由地吸收我们文明中他们所需要的东西，而排斥那些他们觉得不好的东西，那么他们将能够在其自身传统中获得一种“有机发展”，并产生将我们的优点同他们自身的优点相结合起来的辉煌成就。”在希望中国有足够的智慧选择“有机发展”的同时，他加了一个“但书”——中国“只有在避免了两种相反的危险以后才有可能”在“自身传统”中“有机发展”，这两种危险一是中国可能会完全被西化，其本身所具有的民族特征全被磨灭，世界上只不过是多了一个不知疲倦的、聪明的、产业化的、军事化的国家，而这样的国家正在折磨着不幸的地球；二是中国在抵抗外来侵略的过程中，也许会被逼到除了军备以外，在各方面都强烈排外的保守主义的道路上去。他认为，中国应当实现工业化，控制人口生育，中国将会发展起来并在世界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但提醒中国不要重蹈西方国家发展的后尘，不要走上“涸泽而渔”地追求发达的绝路。

在这本《中国问题》出版27年后，中国历史中发生的事情，从“强烈排外的保守主义”、全面破坏文化传统的“文化大革命”到今天有良心的中国人无不为这个“世界工厂”的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低效益所致的环境恶化、资源枯竭而担忧的事实，在在应验了他的预见。迄今84年过去了，不由你不佩服这位英国人那穿越时空的睿智目光!他在北京甚至认识到中国明清古典家具的价值而最喜购藏!

他还有很多令人匪夷所思的洞烛机先，随手再举几例吧：

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20年预言，日本会侵略中国并与美国交战，而最后被打败；指出当时日本往军国主义发展，因为“日本人采集了西方的缺失，并保留自己的缺失”，而穷兵黩武会给日本带来灾祸。

他预言中国由于鸦片战争以来一直受到西方列强的欺凌和胁迫，本来爱好和平的中国人会被激动成布尔什维克分子，最后放弃传统儒家的仁容思想，走上激烈的路线。

他因1920年去美国旅行演讲，在实地观察了美国社会后于1922年预言：“美国将会开始其帝国主义的生涯——不是领土方面的侵略，而是经济上的征服。”他对美国听众说：“美国不是被华盛顿政府所控制，控制你们的是油田和摩根(指金融资本)，美国是遍布全球的金融帝国，要是由眼光狭窄和残忍无情的人所控制的话，人类将面对一个可怕的恶魔。”同年，他还访问了苏联，并会见了列宁，然后预言说苏联的大业会最终干不成。

他在1928年预言：“世界可能会有一段长的时间，在美国和苏联之间形成两大对立的集团。前者将控制西欧及美国本土，而后者将控制整个亚洲。”

这个英国人被许多人视为时代的先知，但他并不是神奇通灵的预言家。他是伯特兰·阿瑟·威廉·罗素(Bertrand Arthur William Russell，1872—1970)，享誉世界的著名数学家、哲学家、逻辑学家、文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也是20世纪最著名、最重要和拥有最广泛读者的思想大师之一。罗素被称为“世纪的智者”，当年中国知识界即称他为“新时代的大哲”、“世界哲学泰斗”，孙中山先生曾高度评价罗素是“唯一了解中国的英国人”，甚至诗人徐志摩也是为了“从罗素”才到剑桥大学去留学。

罗素出生于英国贵族之家，祖父在大英帝国最强盛的维多利亚时代曾两度出任首相，教父是著名学者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罗素幼年时父母即相继弃世，由祖母养育长大。祖母具有强烈的道德信念和虔诚的宗教信仰，在政治上较为激进。她曾在罗素12岁生日时在送给他一本《圣经》的扉页上题写了“不要跟随众人去为非作恶”，这句话成为罗素一生奉行的箴铭。罗素喜爱数学，少年时代便开始哲学思考，但一直在家里接受教育，1880年18岁时才进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在怀特海指导下研究数学，1893年获数学荣誉学士学位一级，接着跟麦克塔格改学哲学，1894年获道德哲学荣誉学士学位一级，并一度成为新黑格尔主义者，但1895年，罗素与英国哲学家摩尔反叛了新黑格尔主义，转向新实在论，提出了外在关系学说。不久，罗素即受任三一学院的研究员，1896年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专著。按一般人的想法，罗素此时可谓春风得意，所踏上的人生道路的前景真是无限美好。然而，也许是造化弄人，后来罗素的人生之路却是复杂曲折的。

1900年，罗素受到意大利数学家皮亚诺的启发，开始用新的逻辑分析技术研究数学的基本概念。1901年，南非爆发了布尔战争，激起了罗素的政治热情，但他经过反省而从一个帝国主义分子变成了一个反对战争者。1907年，罗素竞选议员失败，政治抱负受挫。1908年，罗素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从1900年至1914年，罗素主要从事数理逻辑和数学基础的研究，他在这个领域中最重要的工作都是在这个时期完成的。罗素与怀特海合著的《数学愿理》成为数理逻辑研究的划时代巨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罗素更加关心社会问题。罗素致力于反对战争与争取和平，得到的是人们的嘲讽、师友的背弃、当局的罚金和被剑桥大学在1916年的革职。从1916年至1930年后期，罗素成了一个自由职业者，以写作和公开演讲为生。从1920年至1940年，罗素主要从事哲学方面的研究和讲学。1918年，罗素因所写鼓吹和平的文章被政府视为异端而被关押在监狱里半年，在狱中他仍著述不辍。世界大战彻底改变了罗素的人生观及其著作方向。随后的著作中，罗素关于性欲、道德、婚姻、教育、宗教等的理念很有革命性，在当时可谓惊世骇俗，尽管罗素已有很高的国际学术声望，但仍为英美主流社会特别是权力阶层所不容，认为罗素反道德、倡淫欲、毁宗教，例如，1940年，纽约城市学院拟延请罗素为教授，但受到守旧势力的阻扰而未果。

1944年，罗素重任三一学院教职(直至去世)。1945年，原子弹的爆炸使罗素开始热衷于核裁军。1949年，罗素已得到英国社会的广泛承认，成为英国科学院的荣誉院士，获得了英国奖励平民的最高荣誉功绩勋章。1950年，在诺贝尔奖设立50周年之际，罗素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因为罗素“多产而重要的哲学著作，并以此成为人道主义与自由思想的代言人”，诺贝尔奖委员会称赞罗素“持续不断地追求人道主义理想和思想自由”，是“西方自由言论和自由思想的无畏斗士”。罗素是迄今少数几位不是靠纯文学作品获得此项大奖的人之一。

鉴于杀人武器越来越尖端，世道人心越来越浇漓，罗素对人类世界的前途充满担忧，并将后半生的大量精力投入到社会和政治活动之中。罗素积极参加与领导了世界和平运动，还创建过和平基金会，反对战争、争取核裁军，曾参与调停古巴导弹危机、调查肯尼迪遇刺、调停阿拉伯与以色列冲突和中国与印度的边界冲突、反对美国的侵略越南的战争等事件。1955年，罗素发动许多著名科学家签署了反核武、争和平的《罗素一爱因斯坦宣言》。1961年，89岁高龄的罗素因参加人民群众的静坐抗议活动而被迫入狱7天。1967年与萨特发起建立了一个民间的国际战犯审判法庭，并传讯发动越战的美国总统约翰逊。罗素的和平活动在全世界引起了很大反响。并获世界和平奖。罗素还曾两度担任亚里士多德学会的会长，多年担任理性主义者新闻协会会长。

1931年，罗素世袭爵位，但几乎从未在公开场合使用过这个头衔。罗素一生结婚3次，还有几位情人，有孩子3个，世袭其爵位的康拉德曾是英国受人尊敬的议员。

罗素对科学的发展有惊人的洞察力，他是最早认识到爱因斯坦相对论的意义的少数学者之一，也是最早认识到科技成果的力量可能被误用和滥用的人士之一，他反复提醒要以人类的智慧来善用科学这把双刃剑。罗素所说的智慧，既包括全面和客观认识和预见问题的能力，更包括对人类的仁爱之心。罗素始终认为教育是十分重要的，他曾在剑桥大学、伦敦大学、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北京大学等著名大学任教，影响了许多人。

罗素学识渊博，涉猎极广，通晓学科之多是20世纪学者中少有的，其人生经验非常丰富，思想博大精深。罗素从青年至高龄均勤于著述，一生写书数十本、著文数千篇，在哲学、数学、逻辑学、伦理、政治、历史、教育、社会、政治等许多领域都颇有建树。罗素在1952年时甚至开始创作小说，1959年出版了名著《西方智慧》后，开始了自传的创作，并在1967年95岁高龄之际完成了自传的写作。罗素哲学理念常变常新，以善于吸取别人见解、勇于指出自己的错误和弱点而著称，由此他在言论上也常出现矛盾，思想上表现出调和色彩。罗素力图作为大众良知最热情的发言人，致力于哲学的大众化、普及化，其著作总是能够出色地把艰深的学术思想深入浅出地普及于大众，即使是从纯文学的角度看，这些著作也是卓尔不群的。

罗素的学生、控制论的创立者、当年著名的美国神童维纳在晚年写的自传中说，罗素的个人特点很突出，但除了说他像个疯子以外，再也无法描绘他了；罗素一直是个杰出的、有贵族气派的疯子。罗素本人的说话总是妙趣横生，讲授清晰晓畅，让学生领会很深，维纳认为自己确实从这位大师那里得到许多深挚的教益。哲学家奎因说： “罗素漫长的一生是波澜壮阔的。在这波澜壮阔的生涯的一端，他是一位逻辑技术的改革家，既是数学家的哲学家，又是哲学家的数学家。在其另一端，他是一位社会改革家，倡导家庭变革和性道德的变革，他还与世界的政治领导人有联系，为决定人类帝国的命运而殚精竭虑。”

罗素说：“三种极其单纯然而非常强烈的激情支配着我的一生，那就是对爱的渴望，对知识的追求，以及对人类苦难痛彻肺腑的悲悯。”罗素的一生都在为人类的未来担忧和奔走，但从未放弃过这个希望：人们经由理性和同情，能够缔造一个和平、正义与合作的更美好的世界。也许正是因为这种人道主义、深切的社会关注，而不仅是其超越时代的睿智，罗素的作品吸引了大量读者。在中国有很多喜欢罗素著作者，从专业研究者到一般大众，从知名知识分子到大学新生都有。

近年来，罗素著作的中译本时有出版，但基本不成系统。今由两位对罗素有较多研究的中青年学者崔人元、杨玉成遴选了罗素精品，并组织一批优秀译者悉心译校，奉献给广大读者，这些名作包括罗素获诺贝尔奖的《婚姻与道德》、图文并茂的《西方的智慧》，以及《赢得幸福》、《自由之路》等一些脍炙人口的代表作。

爱因斯坦曾经说过：“阅读罗素的作品给我带来了数不清的快乐时光。”与罗素的作品有缘的中国读者，想必也会从这些书中得到与爱因斯坦同样的体验。

应提醒读者的是，罗素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错误看法，我们应该以批判的态度去理解。

罗素是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又是著名的数学家、散文作家和社会活动家。他在数理逻辑和分析哲学方面所做的精深研究和卓越贡献奠定了他在现代思想界和学术界的重要地位。与通常的隐居书斋脱离世事的纯学者不同，罗素是一个具有强烈社会关怀的人道主义者、和平主义者，他几乎终其一生都热衷于政治活动和社会事务，并且撰写了大量的关于政治和社会方面的通俗著作，他在公众中的声誉主要就来自他的通俗著述和社会活动。罗素的兴趣广泛而又多样，他的通俗著作广涉科学、政治、伦理、社会、历史和宗教等领域，他几乎在人类关注的所有方面都提出自己的新看法，因而被认为是20世纪最博学多才的著作者之一，人们称他具有“洞悉现实的慧眼”。

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对人类前途命运的深切关注是罗素精神活动的重要方面，因而对自由和幸福这两个人类基本生存价值的探讨就成了罗素为大众而写的通俗著作的主题。他对知识确定性的追求，他的重建社会的理想，以及他对战争、政治、道德、教育、信仰等方面传统观念的怀疑，其目的在于探求如何使人类摆脱愚昧和迷信，获得健全的理智和良好的生存环境，也就是如何获得自由和幸福。他对人类走向自由和幸福的必由之路的研究，就是通过其大量的社会政治和伦理教育等方面的著述表达出来的。罗素曾经坦言，他的非哲学的通俗著作是以遭受世界苦难现状的普通人的身份写作的，他谋求的乃是改善世界的生存状况，表达出世人谋求自由与幸福的心声。罗素一生中哲学观曾几度改变，但他追求自由和幸福的信念始终未变。

基于上述的考虑，我们以“自由”为主题选编了罗素的有关著作和论文，以作为罗素期待人类走向自由和幸福的拳拳之心的见证，同时，这对于当今正在追求自由和幸福的人们也是不无裨益的。罗素的文著分析细密、论证清晰、文笔优美、引人入胜，读罗素之书，既可获深刻、睿智的见解，又极富趣味。经典作家的经典作品真的是历久弥新。

如今再读此书，对于我们还有另一层的意义：10年前我们精选北京大学的一批优秀博士共同译书的情景如在眼前。趁再版之机，我们对原译文又进行了校正，但因原译者天各一方且出版时间紧迫，我们未及与原译者商量，改动失当之处理应我们负责。

我们还要特别向方琳、何以多、张迎辉表示感谢和敬意，三位对译文提出了中肯的修改建议，对提高本书质量大有帮助。

崔人元杨玉成

2006年秋

世界上每个国家都应该由人类中最有智慧而善良的人来统治。而不能由那些表面聪明而内心毒辣的人所统治。前者是人类之幸而后者是人类之不不幸，而幸与不幸是决于人类是否能做明智的抉择。

——罗素

阅读罗素的作品给我带来了数不清的快乐时光。

——爱因斯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