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拉斯以小说《情人》闻名于世，但她生活中的情人与她演绎的爱情故事比她的小说更传奇、更有戏剧性。本书以纪实手法，讲述了杜拉斯与其情人们的爱情故事。

杜拉斯以小说《情人》闻名于世，但她生活中的情人与她演绎的爱情故事比她的小说更传奇、更有戏剧性。在她众多的情人当中，扬 · 安德烈亚是非常特别的一个，因为他和杜拉斯的爱情是一种“不可能的爱情”。如果说中国情人是杜拉斯年轻时爱情的化身，而且很可能是一个虚幻的春梦，扬则是她实实在在的“爱人”。

本书以纪实手法，讲述了杜拉斯的爱情故事。

我想谈谈1980年夏到1996年3月3日这十六年当中的事。谈谈我跟她共同生活的那些岁月。

我说的是“她”。

我总是难以说出她的名字。我无法说出她的名字。除非写出来。我从来不曾以“你”称呼她。有时，她希望我这样称呼她，希望我以“你”称她，希望我能直呼她的名字。但我叫不出来，这个名字无法从我嘴里说出来。对她来说，这是一种痛苦。我知道，我看出来了。然而，我没有别的办法，我想，我可能不小心以“你”叫过她两三回。我看见她露出了笑容。孩子般的笑容。一种出自内心的欢欣。要是我一直跟她这么亲近那该多好！

我叫不出她的名字，我想是因为我首次读到这个名字，看到这个名字看到她的名和姓，这个名字马上把我迷住了。这个笔名。这个化名。这个作者的名字。总之，我喜欢这个名字。我永远喜欢这个名字。

事情就是这样。

我第一次读她的书是在康城1，我在那个城市学哲学，马莱伯中学法国高等师范学校文科预备班。我读的是《塔吉尼亚的小马群》。当时，我和克里斯蒂娜 · B和贝内迪克特 · L同住一个套间。我是在套间里发现那本书的，书是贝内迪克特的，被扔在地上，混在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书中。我是偶然看到的。这是一种一见钟情。我开始喝苦康巴利酒。我只喜欢喝这种酒。在康城的小酒吧里，要找到可并不容易。

所以，初次相遇就是《塔吉尼亚的小马群》。第一次读，第一次喜欢。后来，我抛开了一切，抛开了所有别的书：康德、黑格尔、斯宾诺莎、司汤达、马居斯和别的哲学家或作家的书。我开始读她所有的书，所有的书名，所有的故事，所有的文字。

作者的名字越来越使我心醉神迷。我亲手把她的名字抄在一张白色的纸上。有时，我试着模仿她的签名。

什么时候见到她的真模样？我记不清了。我忘了是什么时候第一次见到她的照片的。

我扔下了所有别的书，只读她的作品。这个作者，我对她一无所知，我并不认识她。谁也没有跟我提起过这个名字。然而，我从此以后再也离不开她了。这已成定局。我是一个真正的读者：我立即就爱上了她写的每一个字，每一个句子，每一本书。我读了又读，把书中的句子完整地抄写在纸上。我想成为这个名字，抄她所写的东西，让自己模糊不清，成为一只抄写她的文字的手。对我来说，杜拉斯成了文字本身。

我喝着康巴利酒。

在我所读的东西和我这个人（我现在还是这样）之间，有一种神奇的巧合。在她和我之间，在杜拉斯这个名字和我——扬之间，有一种巧合。

读她的书是孤独的。我无法跟任何人谈她的书。我怕谈她的书。要是遭到别人的嘲讽怎么办？要是别人不喜欢，或不怎么喜欢，或喜欢得不够，那怎么办？所以，我宁愿缄口不语，把话留在心里，接着读她的书。独自读，躲起来读，羞耻地读。

我已经想把她留给自己了，我已经想保护她了。她已经跟我在一起，但她本人还不知道。我是一个读者，第一读者，因为我喜欢她写的所有文字，全部文字，毫无保留。“杜拉斯”这个由三个字组成的名字，我全身心地爱它。它刚好落在我头上。我再也没有离开她，我无法离开她，永远也不能，她也同样。

当时我还不知道，故事其实已经开始了。

1975年，康城的“吕克斯”电影院在放《印度之歌》。电影放完后，她来参加一场讨论会。当时，导演习惯前来与公众交谈。必须组织一些讨论。我想买一大束鲜花，但又不敢买。我害羞。怎么在座无虚席的大厅里献花？怎样才能对付那些讥笑嘲讽和插科打诨？我没有买花。我口袋里有一本《摧毁吧，她说》。我想要一个签名。灯光重新亮了起来。她出现了，她穿着电影制片人送给她的那件栗色皮背心，穿着那条大家都熟悉的鸡爪状花纹的裙子，脚蹬威士顿式的高帮皮鞋。那条裙子她一穿就是二十年。那件背心，她后来给我穿了，是借给我穿的。那件背心质量很好，是软皮的。

“扬，我不能离开它，我不能把它给你。我太喜欢这件背心了。我很乐意借你几天，好让你跟我一起出去。”

这是几年后她对我说的话。

我坐在第一排，就在她对面。我提了一个问题，我弄糊涂了。她笑了，帮助我，好像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并且作了回答。我不知道她在说什么。我什么都没听见。我看到她站在那里，面对座无虚席的大厅，我都替她害怕。怕人们不喜欢这部电影，不喜欢《印度之歌》。好像这有可能似的，好像这事会发生一样，好像人们会伤害她一样。我看见她感到痛苦了。对她来说，这不仅仅是一部电影。她喜欢这部电影，就像这部电影不是她拍的似的。她发疯似的爱上了这部电影，爱上了副领事的叫喊，爱上了德尔菲娜 · 塞里格1，爱上了安娜-玛丽 · 斯特莱特2的红裙子，爱上了卡洛斯 · 达莱西奥3的探戈。她绝对喜欢《印度之歌》，喜欢布洛涅森林边上、印度边缘那座破败的宫殿。加尔各答就在这里，在法国。我看见她了，我看见她了。她怕别人破坏这些形象、这些文字和这一音乐。我害怕但我想给她献花，但愿大家都保持沉默。但愿就我一个人在这家电影院里。看《印度之歌》。就她和我。

问答结束了。还有十来个大学生围在她身边。我掏出《摧毁吧，她说》请她签名。她签了。我对她说：“我想给您写信。”她给了我她在巴黎的地址。她说：“您可以照这个地址给我写信。”然后又说：“我渴了。我想喝杯啤酒。”我们就到火车站附近的一家小酒吧去。她喝了一杯啤酒，然后说：“我要回特鲁维尔去了。”几个年轻人陪着她。她上了一辆小汽车，是他们当中的一个人开的。她把我扔在康城火车站对面的那家叫做“出发”的小酒吧里。我和其他人在一起，还有几个人留下来喝咖啡。我口袋里有一本《摧毁吧，她说》，上面有她的签名和地址：巴黎，第六区，圣伯努瓦路五号。

故事开始了。第二天，我就写了一封信。以后便再也没有停止过。我一直在写。信很短，每天写好几封。有时，我几天不写，然后又开始写。我新写了一封信，但我从来不看自己写的东西，我立即把信寄走。我不想留着它。我给她寄了几箱信。我不期望回信。没有回信可等。我什么都不等。但我在等待。我继续按那个地址写信。那条马路我并不认识，那个套间我并不熟悉。我甚至不知道这些信她是不是都看了。我甚至连想都没有想过。我给这些书的作者写了几句话。那个女人，《印度之歌》放完后我在电影院里见过她。

让娜 · 莫罗1歌唱那场传奇式的爱情。我买了唱片。我别的不听，只听这张唱片。只听莫罗的声音和卡洛斯 · 达莱西奥的探戈。我被迷住了。我也跟着唱。我不等她的回信，然而，我还是希望她能回。希望她会回，希望她会给我写信。没有回答。没有。哪怕写一句亲切的话，礼貌礼貌也好，比如说“感谢您”，“我非常高兴收到您的信”之类。没有。没有任何回音。写几句亲切的话，礼貌的话，这不是她的风格。决不。我应该知道这一点，因为我读了她的书。我让自己天真地这样想：总有一天，她会给我写一个字的。

P7-12

杜拉斯以小说《情人》闻名于世，但她生活中的情人与她演绎的爱情故事比她的小说更传奇、更有戏剧性。在她众多的情人当中，扬 · 安德烈亚是非常特别的一个，因为他和杜拉斯的爱情是一种“不可能的爱情”。如果说中国情人是杜拉斯年轻时爱情的化身，而且很可能是一个虚幻的春梦，扬则是她实实在在的“爱人”。因为，除了爱，无以解释他的忠诚和无私。

扬不是作家，好像也不想当作家，虽然他曾写过一本书《玛 · 杜》，但那完全是在杜拉斯的影响下写成的，用的是杜拉斯的文体，杜拉斯的语言，写的也是杜拉斯本人。他当时很放不开，因为杜拉斯尚在，就在身边，监视着他，也许那种目光是温柔的，充满爱怜，但很自私。这是杜拉斯的天性。

杜拉斯去世后，扬是否感到了解脱，我不知道。但从这本书上来看，他好像自由了，虽然文字还摆脱不了昔日的痕迹。他无意暴露杜拉斯的隐私，但他笔下的世界在我们看来仍那么神奇，杜拉斯在作品中和生活中留下了无数个谜，扬也许是一把解密的钥匙，尽管不是万能钥匙。扬在书中告诉我们，《情人》并不是杜拉斯写出来的，而是扬一个字一个字在打字机上敲出来的（当然有杜拉斯在旁边口述）；那个“坐在走廊里的男人”和那个“灰眼睛的小男孩”原来就是扬；电影《大西洋人》中那个看不清脸的侧影、那富有磁性的声音，原来也是他的杰作。杜拉斯后期的创作和这个“什么事都不干”的年轻人紧紧地结合在一起。自从“1980年夏”开门接纳了扬后，杜拉斯就很少与别的朋友来往，连儿子乌塔跟她见面也不多。

有人说扬是杜拉斯的情人，也是杜拉斯的奴隶。奴隶与情人，这两个本来互不相关的词勾出了扬的光辉形象。形象之所以光辉，套用一句时髦的话，是因为他讲奉献而不图回报。他陪伴杜拉斯十六年，牺牲了自己的一切：青春、学业、尊严、自由。他图什么？金钱？名誉？杜拉斯已明确告诉他：“扬，你什么也得不到的。”长期生活在杜拉斯身边的扬应该知道杜拉斯并不是在开玩笑。杜拉斯去世后，他没有得到任何东西。杜拉斯曾答应给他一个戒指，最后也没有给。

他之所以甘心当杜拉斯的“奴隶和情人”，是因为爱杜拉斯的书，爱所有的书，每一本书都爱。直到今天，他还在一一重读杜拉斯的所有著作。自从他得知杜拉斯这个作家后，他就只读杜拉斯，别的作家的书一概不读。这是何等的忠诚。

也因为爱杜拉斯这个人。爱她的乖戾、吝啬、专制、天真和智慧。这种爱是无私的，也是真实的。因为他也赌气，也反抗，也出逃。但真正能兼杜拉斯的秘书、护士、助手、侍者、司机和情人于一身的，只有扬一人。读到这个三十来岁的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替杜拉斯洗澡、搓背、擦脚时，真让人感慨。

杜拉斯曾对扬说：“没有我，你怎么办？”而我却要问杜拉斯：“没有扬，你怎么办？你能写出那么多作品，能安乐地享受晚年，能走出1988年死亡的阴影吗？”拥有扬，杜拉斯应该足矣！

对有些人来说，扬对杜拉斯的爱是不可能的，不真实的；有的人则认为，扬是个能屈能伸，站得高，看得远，能做大事、成大气候的人。那么，杜拉斯的死对他来说，应该是一种解脱。但事实上，要不是怕绳子承受不了自己的重量，扬的生命也差点随她而去。杜拉斯去世以后，扬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不出门，不见人，不说话，光吃，光喝，光抽烟。酒瓶堆了一屋子，家里乱得像个垃圾堆，连落脚的地方都没有”。他不理发，不刮胡子，成了一个“野人”。他就在这种半死半活的状态下继续跟杜拉斯对话、写信、沟通感情，最后写成了这本书。

所以，这本书只能是一部意识流小说，一部动人的抒情散文：时空打乱了，回忆、插叙、倒叙混在一起，维系它们的是爱情。当然，他的叙述和回忆也不乏惊世骇俗的故事、情节和细节。熟读杜拉斯的人还能在书中读出浓郁的“杜拉斯味”来，从语言、语气到结构、句法……难怪法国有评论家惊叹：“似乎杜拉斯就躲在扬的背后！”

不单有杜拉斯小说的味道，还有杜拉斯电影的味道。那些蒙太奇竟让扬运用得如此得心应手。

 译 者

2006年12月

 　初次相遇就是《塔吉尼亚的小马群》。第一次读，第一次喜欢。后来，我抛开了一切，抛开了所有别的书，只读她的作品。我是一个真正的读者：我立即就爱上了她写的每一个字，每一个句子，每一本书。我读了又读，把书中的句子完整地抄写在纸上。我想成为这个名字，抄她所写的东西，让自己模糊不清，成为一只抄写她的文字的手。对我来说，杜拉斯成了文字本身。

——扬·安德烈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