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收集的33篇公开发表的文章是对作者通过四年重返课堂进行基础知识学习成效的检验，是对作者从“重返课堂”中探取知识武器后继续前行，一步一步地努力延伸着知识、智慧和力量的说明，因而也是对作者在掌握了经济学基础知识和经济学研究基本方法之后，在实际工作中加以运用、继续学习和思考的总结与概括。

可以说，这33篇文章概要记录了作者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走出大学课堂，26年来工作所走过的足迹。

本书收集了作者走出大学课堂，在实践工作中继续前行、学习和探索陆续公开发表的33篇文章(部分为合著)，一部分是对于当时所接触到的经济社会突出问题的调查报告，一部分是结合作者不同时期工作中所涉及到的社会、经济和金融问题的政策或理论问题研究，其中多数刊载于国内顶级一类刊物上，一部分成果获得有关部门研究成果评比一等奖。

第一部分 人口、就业和社会发展(1981年～1990年)

 北京市黄村卫星城人口现状浅析

 北京地区家庭雇工问题研究

 试论城市人口和社会发展

 关于北京市人口问题与对策的综合报告

 浅谈新形势下首都人口的发展和对策

 北京市迁入移民的文化构成和职业构成分析

 北京郊区农村人口婚姻迁移浅析

 概述北京市固定资产投资对劳动力需求的历史演变

 北京市在业人员就业动机的比较分析

 要重视对首都人口年龄结构的探讨和研究

 试析北京市人口迁移的基本规律及特征

 关于北京市“招工难”问题的调查报告

 注重闲暇消费丰富业余生活

 关于市场疲软的哲学思考

第二部分 金融业的改革和发展(1991年～2007年)

 坚持改革，实现专业银行向商业银行的转化

 构建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的新机制——中国投资银行人事制度改革的实践与探索

 《银行不良资产重组的国际比较》一书序言

 重要的参考资料——评何仕彬博士《银行不良资产重组的国际比较》一书

 关于银行不良资产重组问题的思考

 我国银行业不良资产重组问题分析

 国有企业人事制度改革的难点剖析

 国有企业人事制度改革难点的再剖析

 银企相互依存，共同迎接挑战——面临加入WTO商业银行怎样选择

 从国际互联网金融业务发展状况看我国网上金融业务的应用策略

 对我国电子银行市场(e-banking)的观察与思考

 澳大利亚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的成功经验和给予我国国有银行业发展的重要启示

 论国有银行改革进程中的消费信贷业务

 关于建立中小企业政策性金融支持体系的几点思考

 金融发展理论的新进展

 开发银行走向开发性金融之路

 试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融资管理模式创新

 金融开放下政策性银行的改革路径

 开发性金融债券的发行和创新实践

北京地区家庭雇工问题研究(1984年3月)

北京地区的家庭雇工，即保姆问题是一个受到人们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近几年来，北京地区雇请保姆的家庭日益增多。大批外地农村妇女来到北京，不仅参与雇主的家庭日常生活，而且参与城市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由此引发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

为了深入了解保姆这种家庭雇工形式的现状、历史沿革和发展趋势，研究由此产生的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探讨这种劳动形式的管理方法和途径，为制定有关政策提供科学依据，1983年6月至9月间，北京市政府研究室和北京经济学院组成联合调查组，对北京市居民户雇请保姆情况进行了一次较为全面的调查。

一、保姆群体概况

保姆群体概况包括：北京地区保姆总量、来源地分布状况、年龄特征、婚育状况、文化程度、从业方式、劳动内容以及劳动报酬等几个方面。

1.城市居民家庭雇工初具规模，保姆来源地相对集中，外地农村妇女构成保姆群体的主体。

据调查，截至1983年7月底，北京市四个城区和三个近郊区内共有保姆28752人，保姆雇请率约2.64％。其中，人户型保姆最多，有19238人。这是城市居民家庭雇工的典型形式。“私托”型保姆有8980人，近两年这类保姆的服务方式大都向家庭托儿所方向发展。零工型保姆流动性强，调查难度较大，因此统计数量可能大大少于实际数量，计有534人。

在近3万名保姆中，原居住在北京地区的有10613人，占保姆总数的36.91％；原居住在外省市的有18 139人，占63.09％。外地保姆为本地保姆的1.71倍，在外地保姆中，91％的人属于农村人口。

对保姆的来源地进行分析，我们看到在北京地区从事保姆活动的妇女至少来自全国24个省、市、自治区的287个区、县，其中安徽籍人数最多，达8700名，占44％；河北省次之，计3 822名，占19.33％；江苏省第三，有2554名，占12.92％；北京地区第四，有1633名，占8.26％：来自全国其余20个省、市、自治区保姆共计3063人，占15.49％。

来自安徽、河北、江苏的保姆在县级地区分布上各具特色。安徽籍保姆属于高度集中型，该省在京保姆中有7213人出自无为县，占该省在京保姆总数的82.911％。江苏籍保姆则属于相对集中型，该省在京保姆有1498人来自溧阳县，占该省在京保姆总数的58.64％。皖、苏籍保姆在来源地上的这种分布特征，正是她们形成帮系的社会基础。因此，人们通常所说的“安徽帮”、“江苏帮”保姆实际上是“无为帮”和“溧阳帮”保姆。河北籍保姆属于分散型，尽管冀籍保姆的总人数居第二位，比苏籍保姆多49.5％，但是她们至少分散在该省的72个县内，人数最多的保定地区也不过335名，只占该省保姆总数的8.74％。由于县级来源地分散，人员互相不相识，缺乏同乡感，因此河北籍保姆难以形成帮系。

以上情况说明，近年来城市居民家庭雇工有较快的发展，人户型保姆是家庭雇工的主要形式，外地农村妇女是保姆的主体，她们远离故土、亲人，来到大城市谋求职业，已经形成了一个极其复杂的社会群体。

2.保姆群体年龄结构由中老年型转变为青年型，未婚女青年比重高。 据统计，北京地区保姆人数峰值所处的年龄为20岁，占保姆总数的15.78％；处于法定女性婚龄20岁以下的人占34.86％，25岁以下的女青年累计占56.84％；进入婚育年龄之后，人数比重陡然降低，32岁的保姆仅占O.1％。33岁之后，各年龄人数略有增多，但是比重最高不过2.1％。保姆的平均年龄为29.76岁。此外，处于16岁至55岁之间劳动年龄的保姆累计占85.77％，处于劳动年龄之外的保姆人数占14.23％。

保姆的婚育状况与其年龄结构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调查区域范围内，就雇的保姆65.73％是未婚女青年，已婚者只有34.27％。这种状况的形成原因，首先由于保姆中很多人尚未达到法定婚龄；其次是进入法定婚龄的年轻保姆已婚率偏低。千户重点调查表明，进入法定婚龄的20岁以上至30岁的保姆人数占20岁以上保姆总数的31.3％，但是20岁以上至30岁保姆中的已婚者只占20岁以上保姆已婚者总数的1.9％，两者相差15.5倍之多。由于已婚率低，保姆中的无子女率便合乎逻辑地高起来，大约占保姆总数的67.35％。

以上情况说明，一方面，我国农村劳动力过剩的情况比较突出，青壮年劳力，即使是女劳力也不得不离开土地，另谋生计。另一方面，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里家庭雇请保姆的数量在明显增加，当这些家庭所希望的中等年龄、有一定操持家务经验的保姆来源不多时，那些年龄较轻、身体较好青年，甚至少年保姆也就自然成为他们挑选的对象，于是保姆的年龄结构开始从中老年型向青年型转化。

3.保姆文化素质提高，自我评价发生深刻变化。

同其他职业相比，保姆的文化水平普遍偏低。从重点调查的925名保姆看，文盲378人，占40.9％；半文盲35人，占3.8％；小学文化程度158人，占17.1％；初中文化程度288人，占31.1％；高中文化程度66人，占7.1％；平均受教育程度为小学四年。但是即使如此，和“文革”前相比，保姆的平均文化水平还是有很大提高。提高的直接原因是，大量具有初中、高中文化程度的青年加入了保姆队伍。

保姆的“年轻化”带来了保姆文化水平的提高，继而促使保姆的自我评价发生变化。通过调查可以看到，她们已不再是身系围裙、手提菜篮的中年家庭妇女形象，也不再默守百事顺从的旧习惯、旧章法。年轻保姆，特别是那些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年轻保姆，对得到雇主和社会新生的要求非常强烈，对外界的社会评价也相当敏感，在物质生活、精神生活方面的追求上达到了新的高度。调查中我们发现，城市里较高水平的物质文化生活对她们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一些高中毕业来京当保姆的女青年，其直接动机就是要利用北京教育文化水平高的条件进一步补课，为继续升学创造条件。她们往往投雇在知识分子家中，对报酬不斤斤计较，却要请雇方给予文化学习上的便利和帮助。这在“文革”以前的保姆群体中是极为罕见的。P8-10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收集了作者走出大学课堂，在实践工作中继续前行、学习和探索陆续公开发表的33篇文章(部分为合著)，一部分是对于当时所接触到的经济社会突出问题的调查报告，一部分是结合作者不同时期工作中所涉及到的社会、经济和金融问题的政策或理论问题研究，其中多数刊载于国内顶级一类刊物上，一部分成果获得有关部门研究成果评比一等奖。可以认为，这33篇文章概要记录了作者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走出大学课堂，26年来工作所走过的足迹。这是因为，所有这一切都源于30年前，即1977年我国恢复了停滞10年的高等学校入学考试制度，当时这一举国、举世瞩目的重大事件，开始了中华民族一个崭新的时代，给了当时的一代年轻人，以至于以后的一批又一批青年人一个继续学习的机会，使他们、当然包括本书的作者重返课堂学习的机会，这也是人生旅途中的一次、或许是对当时一代年轻人唯一的一个转折机会。

如果试图论证30年前我国“恢复高等教育考试入学制度”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给予我们国家和民族带来的深远影响和历史意义，实在是太大的题目，涉及方方面面的内容实在难以把握。然而，如果仅仅从作者本人的亲身经历去思考和观察，又确实可以找到一个角度、一条线索，考证“重返课堂”对于作者在走出课堂以后26年工作实践所产生的历史性影响，这也是应出版社邀请，成就本书的目的所在。

回首30年前选择“重返课堂”这条道路，作者面对的是长达11年的“停课闹革命”，和即将进入30岁“而立之年”的人生重要转折点。出于心底里一种对知识的“渴求”，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作者无意中抓住了“重返课堂”的机会。然而，当时对于像作者这样年龄人最现实的挑战是：“时间短缺”。因此，争分夺秒地补充知识构成四年“重返课堂”的主旋律；也正是基于年龄的不断增长、“时间短缺”的不断挑战，作者在结束四年课堂学习之后，继续着学习、思考和探索的前行，某种程度上，所有这些可以在本书的33篇文章的字里行间找到答案。

如果没有30年前“重返课堂”这样的历史机遇，或者在这个机会来临时没有做出本能的选择去抓住机会，那么随之而来的全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性转移，就必然使作者失去对经济基本理论和研究问题基本方法的学习机会，从而不可避免地落后于时代的前行步伐。本书收集的33篇公开发表的文章是对作者通过四年重返课堂进行基础知识学习成效的检验，是对作者从“重返课堂”中探取知识武器后继续前行，一步一步地努力延伸着知识、智慧和力量的说明，因而也是对作者在掌握了经济学基础知识和经济学研究基本方法之后，在实际工作中加以运用、继续学习和思考的总结与概括，从一个侧面反映四年“重返课堂”的成效、以及对作者人生转折所产生的影响，尽管这些不可能构成人生旅途的全部。

在这里作者以极其真诚的心情，感谢“重返课堂”四年里全体老师、学长学友们的教诲、帮助和支持；感谢在走出课堂后，在各个工作时期、不同工作岗位继续前行中全体领导、同事的支持和理解；感谢家人、挚友和朋友们的关心、爱护和帮助；最后需要感谢出版社，感谢在本书出版发行过程中方方面面给予支持和帮助的所有朋友和同事们。

作者刘大为

2007年8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