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小川绅介谈话集”，所收集的资料反映了小川导演的电影思想的主要谈话，从这个意义上讲，本书可以说是一部“定版小川绅介电影论集”。讲述了小川摄制组织从拍摄学生和农民的抵抗运动起步，到拍摄稻谷、村庄，拍摄农民的心灵世界这一转变和成长过程。书中还描写了小川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对亚洲纪录片现状的忧虑，以及对亚洲导演的期待。

本书是日本电影评论家山根贞男在日本著名纪录片导演小川绅介去世后，根据小川生前在各地的讲演录音整理而来。全书分为春、夏、秋、冬四章，讲述了小川摄制组织从拍摄学生和农民的抵抗运动起步，到拍摄稻谷、村庄，拍摄农民的心灵世界这一转变和成长过程。书中还描写了小川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对亚洲纪录片现状的忧虑，以及对亚洲导演的期待。这是一部电影大师的心灵史，尤其对亚洲的纪录片工作者具有巨大的启迪意义。

前言

春之章

 拍摄稻之心

 亚洲、日本，以及纪录电影

 追寻纪录片中至高无上的幸福

 文部省审查和我的体验

 “青之会”时代

夏之章

 怎样看待学生运动

 三里塚：“农”与拍电影

 拘泥于同期声的现场主义

 为什么要拍三里塚

 拍摄寿的人们

 重访三里塚与种稻

 惟有在行将灭亡的时候才能看到文化的真髓

 边田部落：给村里人的情书

 电影之旅：从三里塚到牧野

 用十三年的时间，收割了电影

 当地风俗中的恶

 关于看得见看不见的关系

 记录讲故事的人的心灵

 纪录片的现实感觉

秋之章

 根植于大地的深情 与石牟礼道子的对话

 铭刻于身体中的记录 与内藤正敏的对话

 真壁仁先生和我们

 土方巽先生和阿与

 应该记录的故事 悼上野英信

冬之章

 进一步和亚洲的电影作家进行交流

 从风土的圆锥所看到的

 写给侯孝贤的《恋恋风尘》

 关于彭小莲

 在亚洲举办电影训练营

 战后日本纪录片史之我见

小川绅介及小川摄制组作品年表

小川绅介年谱

编者后记

拍摄稻之心

在山形县藏王山的南麓，面向上山市方向有一个敞口的扇形地带。沿着这个扇形地带的脖梗处往下走，有一个叫”牧野”的村子。我们几个从15年前一直在这里租耕地，租民房，效法农民过家家。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我们这个“好事者团伙”的故事。

大家都知道，电影——不仅是电影，文学、音乐也都如此——要描写心灵，描写活在这个时代的人的心灵。首先，比任何事都重要的是要和现在活着的人们，可能的话，来共同分享勇气，分享活着的乐趣以及活下去的美好。把活着描绘成一件无聊之事的作家，只能算是三流的蠢货。不管你是描写灰暗的东西，还是描写明朗的东西，都有各种表现方式。

我自己也一样，想在活下去的同时，与同时代的人们共同分享勇气，分享快乐，分享快活的心情。还有一点，就是以某种方式，告诉未来的孩子们，告诉我们的下一代，现在的这个时代是个什么样子。我认为没必要隐匿这个时代的缺陷，隐匿环境遭到破坏这样一个大家都在担心的事实。这两种可以说是使命也可以说是志向的东西，我想每一个从事影像这个职业的人都具备。我们几个身上好歹也有这种东西。

我们最初是从别的地方开始的。可以说是缘分口巴，千叶县的三里■——以成田市三里■及山武郡芝山町为中心的北总台地要建新东京国际机场，那里的农民一直在搞抵抗运动，我们就到那里去。那个村子已有500年左右的历史，我们就在那里落了脚，一待就是几年。可是渐渐地，大家觉得拍的胶片里头总是有所欠缺。欠缺什么呢？琢磨来琢磨去结果发现没能拍出人的心灵。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农民们耕地种庄稼，或是养猪养牛，都是在和生物打交道。这点很重要。可是我们几个为了弄明白这一点，颇费了些时间。

无论是稻子还是什么，全都是生物，是生命的有机体。比如说大米，在被包装在袋子里供人们消费之前，它首先是稻子。稻子是禾本科植物，仔细一调查，原来禾本科植物也有它自己的进化史。所以说种田是在和生物打交道。

用自己的手“帮助稻子成长”

今天在座的有不少农民出身的人，想必知道种稻的艰辛，常常是大汗淋漓，浑身是泥，插秧的时候两腿晒得黝黑。当我们什么也不懂的时候，满眼看到的就是这些表面现象，就会想：为什么弄到这种地步还要干呢？劳动真是一件辛苦事。其实不然。因为如果劳动仅只是艰辛，那谁也不会干的。

为什么这样想呢？用刚才的话说，是因为我们没能拍摄到贯穿劳动者全身的心灵的呼吸，确切地说是没感觉到劳动者心灵的呼吸。只是单纯从外表看，只是在观察。仅仅去观察，就只能算是旁观。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有一个单身的老爷爷，这个人上了年纪，还是个酒鬼，走路都摇摇晃晃的。有一次到了割稻子的季节，学生们(当时三里埭来了好多学生)就去帮老爷爷割稻子。学生们年轻力壮的，叭叭叭地割得很快。那时候，三里■的庄稼地里有好多红蜻蜒飞来飞去，一片美丽的晚秋景色。我忽然间发现：那个老爷爷弯着的腰上落着一只红蜻蜓，再看看学生们的腰上就没有。我当时吃了一惊，这是为什么呢？

道理很简单：这个老爷爷的腰很稳，纹丝不晃。就是这么回事。当我明白这个道理时，也明白了自己的局限：原来自己什么也不懂。

其实去山形，也就是因为我们感到：不亲身体验不行，不知道农民的生活不行。就这么着，我们到山形藏王山南麓的叫做牧野的村子里落了户。当时就想知道自己身上到底缺乏哪些东西，为什么在三里■没能拍摄出农家人劳动的喜悦和他们实实在在的风貌。所以到了牧野，我们立即租了一块地，学习农民种庄稼。

在《牧野村千年物语》里有这样一个场面：小川摄制组的成员在稻田里调查各个地点的收成，并对不同地点收成的差异进行说明。看了这个就可以知道，一块非常平的田，在同样的条件下种稻子，就因为地点不同，收成有很大的差异。这对我们来说就像是一个晴天霹雳，简直无法理解。你比如说工厂的流水线，生产出来的全都是同样的产品。你无法想像传送带的10米前方和20米前方的产品会有差异。可是稻田却截然不同，这对我们来说是个震惊。

我手上有我们摄制组田里A、B两地点的土层断面照片。两方土质截然不同。同样的一块田，一边净是沙子和石头，另一边却一点儿石头也没有。今天不是来讲土壤学的问题，所以只简单地提一下，并不是说有沙子就不好，而是说沙土地不保水，浇水施肥之后很容易流失。B地点的土中沙子比较少，粘土多。粘土是一种很细小的颗粒，养分——也就是稻子吃的营养食物，氮呀钾呀什么的，粘土就会把它们保存下来，一直到植物的根茎把它们吸收掉。所以，农民们把土拿到手里，看一看粘土的情况，就大致可以知道田里的土质情况了。

再回到刚才的话题上，我们最初开始种地的时候，村里有一个叫漆山辉彦的内行，他比我还年轻几岁，我们请他指导了三年，教我们种稻子。那时候，他告诉我们这里用不着施肥，那里要多施一些；这里水的进退——庄稼地里的排水和灌水叫“水的进退”——最好在地里弄个东西隔上才好等等，提了很多建议。到了第二年，为什么他告诉我们这里要多施肥那里要少施呢？为什么水的进退要这么搞才好呢？我们把培育稻子这个有生命的东西叫做”帮助稻子成长”，那为什么帮了同样大的忙到头来收成却是这么不同呢？我们的心里产生了很多疑问。

结果一研究土壤，就发现了A、B这两张土层断面照片上的不同。同样的一块田，为什么土质会有这么大的不同呢？也许这些都是无关紧要的事情·但是·再回到刚才的话题上，对我们来说。这是接近农民心灵的第一步。啊，原来是这样，不仅我们的田是这样，旁边的田，远处的田，甚至整个三里■的田都是这样的，原来农民们在种田之前就已经知道这些差异了。

为什么把无机质的土地称作“母亲”

有一门学问叫做博物学。是从各个角度科学地理解自然认识世界。从博物学的角度看，农民在种田的时候，不仅要知道稻子的情况，而且水的情况、土的情况都了解，就可以说是博物学家了。

另外，我们经常把土地称作“母亲”。母亲具有孕育生命的力量，可是土的材料大部分是无机质，不存在任何生命体。不能孕育生命，怎么能称作”母亲”呢？比如这张显微镜照片，恐怕大家是第一次见到。这是进入土里的植物根茎，根的细胞已经腐烂了。腐烂的时候，先是发霉，然后再把细胞壁破坏掉。这以后球菌开始增加，把霉吃掉，把堵在细胞里的东西吃掉。再后来又出现吃其他东西的放线菌，再出现吃放线茵的其他菌，不停地一边进行新陈代谢一边进行生物的变种换代，就像接力跑一样不断地把接力棒向下传递。植物的根茎所吸收的就是在这个过程中释放出来的化学成分。正因为有了这些生命活动，所以人们把土地称作“母亲”。

这些照片全是我们摄制组拍摄的。在这么做的过程中，渐渐的，我们发现这是一个多么复杂多么精彩的世界。明白了这一点，也就开始了理解农民心灵的过程。与其说是理解的过程，不如说是把自己的心和农民的心融合到一起的过程。

还有一点要强调的是：稻子不会走路。我们感觉冷了可以从那里逃开，可是稻子不能逃，只能在那里一动不动地忍着。稻子在寒冷的季节里也会悚缩，叶子嘎吱一下子缩起来。大家都知道，稻子本是温暖地方的作物，日本人花了近千年的时间，费尽了心血，才把它传到了北海道，变成了耐寒作物。本来它是温暖地方的作物，冷了自然要收缩，但怎么冷它也不能从那里逃开，也无法逃。所以，刚才我说种稻是“帮助稻子成长”。农民们感觉冷了，就给田里浇上水，给稻子的根保温。人们拼命地做这些工作帮助稻子成长，是因为有一个前提，那就是稻子不会走路。你要是不心疼稻子你就不会这样做，你要是不从心底里觉得这个有生命的东西是如此的可爱你也做不到这一点。

作为学习的一环，我们对稻子的一生作了详细的记录。这是1977年摄制组田里稻子生长情况的“人生记录”。

看了这张表就可以知道这一年稻子的生长情况。上边的这条线是这一年的平均最高气温，下边的这条线是这一年的平均最低气温。出穗期是稻子的开花季节。上边的这条线上的红色部分表示温度高于平均气温。稻子在开花的季节需要温暖的阳光和干燥的空气，没有这些就不行。这一天的气温陡减，最高气温19度，最低气温只有8度。在这样的天气里，农民们就给田里浇上水，不让稻子的根冻着。这些工作都记录在这张表上了。

稻子在开花的最盛期，稻谷的中间只有三毫米的地方，花粉……你不认为它是有生命的吗？绝对有生命的。在那只有三毫米的窄小地方有生命在颤动，证明它是在活着。那是花粉从雄蕊落下来的时候，花药相当于雌蕊，为了让花粉容易附着，正张开双臂在等待。花粉从雄蕊落下来，把授精用的、生命中最宝贵的叫做精核的东西送到雌蕊里去。这一切都是在那只有三毫米的窄小地方进行的。

看了这些就可以知道，稻子比任何东西都更有生命力。也就是开头所说的，用纪录片来描写心灵，并不是～件做不到的事情。当你了解了两个相互有关联的生命，它们的“真相”，它们的真正姿态，实际上你和自己所要描写的对象的心灵也就沟诵了。P20-24

小川绅介：一个日本纪录片制作人和一种纪录精神的纪念

吴文光

1997年是日本纪录片导演小川绅介先生去世五周年。这一年，大概有不少人或事可以想起并纪念，但我固执地想起小川绅介，这个对中国人、包括电影人至今还很陌生的日本纪录片制作人。

第一次知道小川绅介这个名字是在1980年代中期，从德国人乌里希·格雷戈尔所著《世界电影史》里看到的，著者写到“1960年以来的日本电影”时说，日本的纪录片“首先应提及的是小川绅介花费多年拍摄的一组反对建立成田机场斗争的纪录片《三里■》”，“这组影片中最杰出的也许要算《第二要塞的农民》，其现实性达到了迄今为止一般政治纪录片所没有达到的高度，具有古典武士戏剧的水平”。这些高度概括的史料性的文字，肯定没办法写出小川绅介这个活的人和他活着的电影，仅仅是些抽象的文字，就像出现在同一本书里的另外数百名导演的名字一样，成为卡片，夹在电影史的档案袋里。

我是在1991年的夏天结识小川的，那时我在日本的福冈参加亚洲电影节，大约是电影节的第二天，电影节主办人前田秀一郎先生告诉我，小川从东京打来电话，问我愿不愿意在电影节完了之后到东京和他见面。这当然是个喜出望外的消息。几天后，我就坐在东京小川的工作室里，小川绅介这个在书里干巴巴的日本人的名字变成了眼前一个身材敦实、戴着眼镜、说话很多而且语速很快的生气活泼的人，那一年小川55岁，我丝毫没有感觉到眼前这个精力充沛的人刚动过直肠癌手术，更不可想像的是半年之后，这个以摄影机为枪的“纪录片斗士”(日本纪录片界的人这样评论)竟带着他许多未竟的纪录片计划离开人世，成了一张薄薄的黑白照片。

在当时，我毫无这种预感，只是兴奋地努力捕捉着面前这个为纪录片工作近30年、有20多部纪录长片的老纪录片人的每一句话。那时我刚刚做完《流浪北京》，只是凭直觉和热情做了一件事，以当时国内纪录片状况和信息的贫弱现实，我和很多人一样，对纪录片是迷迷瞪瞪的状态，而且那还是我第一次出国，我回忆我当时的样子大概像浮出水面的鱼。

小川的工作室，是一大两小的公寓房(像我们的两居室一样)，两小间一是剪辑间，另是办公间，都只是六七平米左右：大的这间有十四五平米，是谈话和放片用。关掉灯，一面墙壁就变成银幕，在上面，所有从前那些在书里出现的枯燥的影片介绍就变成活着的人和历史。我就是在这里，几天时间里陆续看了小川的七部片子。《第二要塞的农民》这部他的代表作当然是其中之一。影片是黑白的，长度两小时，内容是1960年代末“三里■”的村民们反对为修建东京成田机场让他们迁移的抗争活动。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样的纪录片，无解说，无音乐，几分钟以上的长镜头特别多，坐在银幕前，感觉像是身在20年前的那个现场，目击着当时人和事在怎样进行和发生。片子里有这样一个大约四分钟、没有推拉摇移的镜头：一个农妇和她的女儿在强行驱赶者来临之前，坐在地上，旁边是一棵树，她们在相互用铁链把自己锁在树干上。雨飘着，周围不断有乱哄哄的脚窜来窜去，母女俩面色平静。女儿说：很冷啊。母亲把一件衣服披在女儿身上。每回看到这里，我都忍不住眼睛潮湿。同一部片子里，另一个段落，画面里一边是一个农妇，一边是一排头戴钢盔、手持盾牌的警察。农妇对警察说，你们回去吧。你们知道吗，这是我们住了好多年的地方，我们不能离开。你们知道吗？农妇反反复复地说着这些话，警察沉默不语。这个镜头也是一动不动持续了四分多钟。在这个完整保留的真实现场空间里，有肉和钢铁、热忱和冰冷、语言和沉默、希望和无奈的对峙，其中可以读出太多太多的含义。我想像不出使用镜头反复切换，或者推进特写等等什么样的技巧可以达到这样的分量。原因还是我喜欢保持一双人眼对真实现场的完整呈现。

我和很多人一样爱看故事片，但我看故事片的经验里从未获得过像小川纪录片里的那种震撼。我看故事片，知道那是虚拟的现场，编剧和导演们把他们的理解和想像编织成一个个场面，那是场景而非现场。我认为的优秀的剧情片是在创造我们想像之外的另一种生活，或者说是另一种真实，它是我们的经验之外却在体验之内的另一种残酷的真实。在故事片愈来愈堕落的今天，我宁愿去看纪录片，尤其像小川的纪录片，他始终”在场”的镜头之眼，完整呈现出他所目击到的真实现场，这种现场是不可复制和还原的，20年后它依然是现场，是历史的-现场。

回想六年前那次看《第二要塞的农民》，是一种在荒漠里行走多日，终于发现高山，却仰而望止的感觉，心情是既狂喜又沮丧。那一年，我做完《流浪北京》一年多，正是迷惘空虚之中，看了小川的纪录片，狂喜自己终于找到真正意义上的纪录片的努力方向，暗想奋斗若干年，可以干出点名堂，但如今六年过去，小川这样的人还是像座大山横亘在面前。忍不住想，像小川这样拍纪录片的人，也许你真的无法逾越他，一辈子只能望其项背。

在放片的前后，还是在小川的工作室和小川有过几次单独谈话，记得他比较多地谈到“纪录片的第一要素是时间”。这个“时间”，就是拍摄人在现场实际工作的时间单元，它决定了所记录的内容和含金量。“时间”在纪录片里的体现就是一个完整时间单元的呈现，时间体现在过程里，这是“现场”的实际体现，也是“记录”这个词的具体呈现。这“过程”是一桩事从这一点到另一点之间的进程，或者是被拍摄者的某个行为的一个完整过程。纪录片有了对现场的人或事的这种“过程”的记录，也即是纪录片的生命力所在。新闻报道也关心真实现场，但关心的是结果，而不是过程，这个应该是和纪录片的最大区别。我就是在小川的工作室明白这些道理的。

对现场过程记录如此痴迷的小川绅介在拍他的纪录片《三里■》时，带着拍摄人马住进了这个叫三里■的村子。当时是1967年，这个村子里的人保卫自己土地的抗争活动一直持续到1972年，五年时间里，小川的镜头一直“待在那儿”完成了《三里■》这套有七部片子组成、被电影史家称作“具有记录史意义的纪录片”，《第二要塞的农民》是其中一部。

小川是个爱讲话并且非常直率的人，在我面前，他一点儿都不掩饰他有近30年的纪录片工作经验，也不掩饰有讲给像我这样的年轻人听的愿望(和我后来接触的大多外表礼让谦虚的日本人完全不同)。小川讲他在20世纪60年代怎么离开大电影厂，和一帮志同道合的朋友开始独立制作纪录片，那时虽然困难，但大家可以同吃同住同工作长达一年而毫无怨言：他还讲到他的纪录片拍摄方法，录音和摄影是同等重用的，拍摄角度应该和被拍摄人是同样水平，即便对方蹲或躺在地上，摄影师也应该降低自己的摄影机。说这些话时，小川的手作扛摄影机样子，或蹲或跪在地上。当然，小川也不是自己独讲，他专门安排了一天时间，就中国纪录片的状况采访我，他的妻子白石洋子在一旁拍照片和录音。采访的目的是要了解整个亚洲的纪录片现状，那时他把很多精力放在推动亚洲纪录片的发展上，这些都是我后来慢慢知道的。我并不是第一个被邀请到他的工作室里的纪录片人，之前就有菲律宾、韩国、泰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的年轻纪录片人，在小川这里以各种方式非正式地“进修”过。那时小川谈得最多的是，纪录片是一种精神，一种靠真实纪录的眼光和勇气建立起来的力量，来带动社会中更多的人来思考和改变现状，所以它不应该只是个别电影人的事，应该集合起来，共同推动，形成力量。尤其是在亚洲，整个纪录片的水平都在欧美之下。那时，小川还有一个计划是，邀约一些亚洲的年轻的纪录片人在日本或其他地方，以“夏令营”方式让大家来共同切磋交流，回去后可带动一批，并一届一届搞下去。可惜的是，这个计划随着小川去世，成了一个梦想。

当然，小川的这种纪录精神是留存下来了。除了他的“永远流传历史与史诗力量”的作品，还有就是他亲手创办的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这个电影节举办地的日本山形市有一个叫古屋敷村的地方，是小川在1980年代带摄制组驻扎七年之久的一个农村，在那儿拍摄完成了纪录片《日本国古屋敷村》。之后，小川经过努力，在当地政府支持下，从1989年开始创办了两年一度的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这是在亚洲本土的第一个国际纪录片电影节。虽然当今世界上的电影节的数量和名目数不胜数，从戛纳、威尼斯那样让一些故事片导演或狂喜或断肠的电影节到各种“女性电影节”、“同性恋电影节”、“武侠电影节”等等专题的、边缘的电影节，有个从事电影发行的香港人跟我一点儿也不夸张地说，一年365天，天天都有电影节。但”能像故事片一样制造梦想天堂”的纪录片电影节却是寥寥可数，所以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的创立，对世界和亚洲的纪录片交流和发展，意义是长久的。但它的创办人小川。却没有机会看到。在1991年的第二届，也就是我和他见面和看片的那个夏天后两个月，他就因癌扩散住进医院，次年2月去世。为纪念小川先生和他的纪录片精神，山形纪录片电影节从1993年的第三届起，专设一个“小川绅介奖”，授奖对象是亚洲纪录片人。在这一年的电影节，我见到了小川生前的制片人伏屋博雄先生，他把刚刚出版的《小川绅介的世界》一书送给我。这是一本对小川先生一生纪录片工作的总结，但因为是日文版，我只能翻看其中的图片。让我高兴的是，两年多后的1996年，我收到了由在日本定居的中国朋友冯艳女士翻译、在台湾出版的中文版。真希望什么时候，在大陆这本书能够问世。

在小川去世前一个月，即1992年的1月，我在北京收到小川寄来的新年贺卡，手写的，在表达了新年祝福后，小川写道：继续拍片吧！需要什么帮助，请只管告诉我。多年过后，我仍在想着这句永远让我温暖的话。

以上这些文字写在十年前，小川绅介躺在地下已有十个年头了，我这个仍然活在地上的人做了些什么呢？非常羞愧！当别人再和我约稿写写小川时，我觉得我无法再写出十年前那种感觉了，当然尊敬和景仰依然新鲜，小川依然让我高山仰止。高兴的是，冯艳十年前翻译的这本书可以在中国大陆出版，今天在中国拍纪录片的人是十年前的很多很多倍，就连翻译者冯艳本人也是几部纪录片作品的作者了。

尽管这本书迟到了十年，但相信它仍然充满力量。

2007年3月，北京草场地

编一部小川导演的书。去年，当2月7日的那个打击稍微和缓下来的时候，我在和朋友铃木一诂氏谈话的过程中，脑海里突然涌现出这个想法，这件事立刻就定了下来。于是，立刻动手收集资料。可是，不论是小川导演的夫人、原小川摄制组成员白石洋子女士，还是小川摄制组的制片人伏屋博雄，都说小川导演写过和发表过的文章很少，根本不够一本书的量。确实，这么说来，我也不记得自己看过小川导演写的随笔或是评论什么的。有那么一瞬，我甚至觉得这个计划恐怕是不会实现了，可事实不是如此。尽管写过的东西很少，可是讲演、接受采访，以及对谈等等，小川导演讲过的话有很多。大家都知道小川导演是一个了不起的“说客”。

这本书就是这样诞生的“小川绅介谈话集”。本来想把它命名为“谈话全集”的，但这不太可能。一想到小川摄制组搞过多少活动，而小川导演又是怎样一个“说客”，就知道把所有的发言都收集起来，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即使是这次所收集的资料当中，也有一部分因为内容的重复以及考虑到整体的结构，而不得不有所割爱。但我有自信说：反映了小川导演的电影思想的主要谈话，都包括在这里了。从这个意义上讲，本书可以说是一部“定版小川绅介电影论集”。

这个计划从去年秋天开始实施，由筑摩书房出版的事也定了下来，于是马上着手收集资料。当时我们决定把出版的时间定在今年，也就是1993年10月即将举行的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开幕的时候，众所周知，小川导演对这个电影节寄予了很大的期望，而且在今年的第三届电影节上还组织了小川绅介追悼特集，并针对亚洲的电影作家设立了“小川绅介奖”。

到了今年，各种杂志、宣传小册子、录音带和录像带等等，接连不断地汇集到洋子夫人和伏屋制片人这里。我在看和听这些资料的过程中，逐渐掌握了小川导演谈话的全貌，可同时也发现时间所剩无几。山形电影节的开幕式是在10月5日，要想在此之前完成，几乎没有多少时间进行编辑。要想从录音带上把发言整理出来，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即使是已经变成了铅字的资料，为了保持书的统一性，也要进行细密的加工。无奈，我只好借助大家的力量。帮助我把录音带上的谈话整理成文字的有：支撑着山形电影节的组织“网络”的■谷颂子女士和高桥直氏、大阪《电影新闻》的景山理氏和江利川宪氏、大阪“行星电影资料图书馆”的安井喜雄氏以及白石洋子夫人。

大家都知道，这些人长期以来，不仅是小川绅介导演的年轻伙伴，而且也是同志。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人的帮助，我才能一步一步地接近“小川绅介的世界”。

尽管如此，我也从来没有像这次这样，感到把讲过的话变成文字的工作是如此艰巨。迄今为止，我有过好几次把长篇采访谈话整理成书的经验，所以，对所遇到的困难早有预料。但是，把一个人在二十年以上的岁月中，在各种各样的场所，对各种各样的人所讲的话整理成一本书，却是一件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料的、需要花费大量精力的工作。

就这样，我在“小川绅介的声音”的包围中度过了编辑的日子。当我为了整理最终交给出版社的稿件，面对着从录音带上整理出的草稿、杂志、报纸进行格斗的时候，那上面的语言，已经不仅仅是眼睛能看见的文字，而是作为小川导演的声音栩栩如生地响在我的耳畔。这可以说是一种绝妙的体验。在滚滚而来的“小川绅介的声音”的包围中，我一边工作一边想：啊，原来人就是这样死后还能活在人们心里的啊！当然，帮助整理录音带的人们也一定都有这样的感想。还有，那以后的初校校样，是请景山氏、江利川氏、安井氏、伏屋制片人、洋子夫人以及其他朋友帮忙校订的。我想，每一个人都一定经历了这种和“声音”的对话。

从梅雨季节到这个异常的冷夏，书的编辑工作以很快的速度完成了。这次为了方便起见，正文的印刷，委托给做制版印刷的景山理的公司。景山氏的工作作风应该用“奋斗”二字来形容，为了赶上山形电影节，我也利用他的好意提出了很多无理要求。另外，本来应该早些着手做的小川导演的年谱，因为我的判断失误而延迟起步，结果在匆忙之中，格外给田村正毅氏、饭埭俊男氏、福田克彦氏、伏屋制片人、洋子夫人带来了很多麻烦。

现在，在我写这篇后记的时候，请允许我再次向刚才所提到的各位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本书的策划人之一的铃木一■氏。他不仅和我一起到山形县的牧野村收集照片，到大阪作校样核对，而且还超出了书面设计的范畴，在各个方面给予了大量的协助。迄今为止，我和铃木氏共同出过好几本书，但这次的合作给我的感慨最深。此外，对以从容的态度对我们这个有很多人参加的复杂的编辑工作表示理解的筑摩书房编辑部的问宫干彦氏、以欣然的态度同意把对谈刊登在书中并提供照片给我们的内藤正敏氏、对把对谈刊登在书中表示由衷高兴的石牟礼道子女士、提供照片的北井一夫氏、对编辑上的查询进行了解答的原小川摄制组组员的诸氏、对文章的引用和收录慨然允诺的诸氏以及各媒体的有关人士，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在本书中，小川导演一再强调“集体创作”的乐趣和伟大，而我通过这本书的编辑工作，确实体会到了。  现在是8月末，冷夏已经过去，夏季里最炎热的日子终于到来了。说不定这是因为沉醉于强烈的“小川绅介热”中的本书编辑人员的热情的缘故。

最后，让我们祝愿：以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为开端，本书中所沸腾的“声音”，能传到所有电影迷的手中去。

山根贞男 1993年8月末

一个最原始的动机，就是我反复强调的，经由拍电影的人来描写人的心灵。在描写心灵的同时，和活在同时代的人们共同分享光明，分享和苦难斗争的勇气，分享活着的乐趣和活下去的美好。再进一步讲，还要把这些都真实地告诉我们下一代的孩子们，现在这个时代是个什么样子。我认为这是我们每个纪录片工作者的使命，这个使命我们是从一块稻田里发现的，这对我们摄制组的全体成员来说是一件至高无上、值得珍惜一生的礼物。

——小川绅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