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德治思想，发展为仁政学说，成为其政治思想的核心。孟子把伦理和政治紧密结合起来，强调道德修养是搞好政治的根本。他在孔子解诗实际的基础上，提出了“以意逆志”的理论，对孔子以“仁义”为标准的人格美和人格美的形成，都作出了合理的解释，从而发展并完善了孔子的思想。《孟子》记录孟轲言行的一部著作，也是我国儒家重要经典之一。

孟子被后人尊为亚圣，他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德治思想。发展为仁政学说，成为其政治思想的核心。孟子把“亲亲”、“长长”的原则运用于政治，以缓和阶级矛盾，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孟子》七篇是一部儒家经典，其中一部分是孟子自己所写，还有一部分是汇集其他弟子平日所记的内容，在哲学史和文学史上有着较高的地位。

《梁惠王》上

《梁惠王》下

《公孙丑》上

《公孙丑》下

《滕文公》上

《滕文公》下

《离娄》上

《离娄》下

《万章》上

《万章》下

《告子》上

《告子》下

《尽心》上

《尽心》下

后记

附：孟子生卒游历时间简表

《梁惠王》上

【题解】

《梁惠王上》共七章，讨论的主题十分集中，其中包括了孟子政治学说中关于“义利之辨”、“与民偕乐”、“仁者无敌”、“保民而王”、“恒产与恒心”、“制民之产”等许多重要思想，都是围绕着“王道”和“仁政”展开的。

前五章是孟子与梁惠王的对话，第六章是孟子与梁惠王之子襄王的对话及对其的评价，第七章是孟子与齐宣王的对话。

此篇被列为《孟子》之首，据说是有深意的，因此历来受到研究与注解者的重视。大多数研究者认为，这一篇是孟子政治思想的关键所在。主要论述了行仁政和“王天下”的关系，这二者的关系问题也是整个《孟子》一书的总纲和核心。

孟子在头脑中勾画了一幅实行“王道”后的宏伟蓝图：“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具体化为使百姓“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五十者可以衣帛矣……七十者可以食肉矣……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这幅理想式的图画的主要内容，概括起来就是让百姓有饭吃，有衣穿，受教育，懂礼仪，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先实现物质文明，解决温饱问题，然后实现精神文明。

要实现这一宏伟蓝图，根据当时的社会实际，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行“五霸”之霸道，一是行“君王”之道。前者靠力，用战争手段争城夺地，劫掠财物：后者靠德，施仁政于民，省刑罚，减轻赋税，注意不违农时，积极发展农业生产。

孟子主张第二种。因为在他看来，行仁政是统一天下必不可缺的重要手段，即“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因为行仁政、王道能得民心，“仁者无敌”，得民心者自然能得天下。而仁政的基础就是源于人内心的“仁”，“仁，人心也”；“人皆有所不忍，达之于其所忍，仁也”；“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这个过程实际上是一种推己及人的推恩过程。孟子认为这种“不忍之心”是人皆有之的恻隐之心，在此种情形之下，如不能推恩于民，那就是“不为也。非不能也”。所以，以任何方式或借口不施恩于民，都是非人道的做法。

总之，孟子在议论中，主要宣扬了“仁义”思想，认为国君保有仁义。就能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就能无敌于天下，就能吸引民众的归附。同时，孟子还指出统治者要统一天下，首先做到的就是施恩于百姓，体恤百姓。与百姓同乐，这样上下和谐一心，统一天下才有牢固的根基。

孟子见梁惠王。王日：“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

孟子对日：“王！何必日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日‘何以利吾国？’大夫日‘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日‘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日仁义而已矣，何必日利？”

【译文】

孟子应梁惠王的邀请去见梁惠王。惠王说：“老先生，您不远千里来见我，将有什么有利于我的国家吗？”

孟子回答道：“大王，您为什么一定要说到利呢？只有讲仁义就够了。一国之王口口声声说‘怎样有利于我的国家？大夫说怎样有利于我的封地？’士人平民说‘怎样有利于我自己？上上下下都这样互相争夺利益，那国家就危险了。在一个拥有万辆兵车的国家，杀死国君的，必定是国内拥有千辆兵车的大夫：在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杀掉国君的，必定是国内拥有百辆兵车的大夫。在拥有一万辆兵车的国家里，这些大夫都拥有一千辆兵车；在拥有一千辆兵车的国家里，这些大夫拥有一百辆兵车，这些大夫所获得的不能说是不多的。如果他们把个人私利放在第一，把公义放在第二，那么这些大夫不夺取国君的地位和利益是绝对不会满足的。从来就没有讲仁的人会遗弃自己父母的，也从来没有行义的人会不顾自己君主的。因此，大王只要讲仁义就行了，何必一定要谈利呢？”

【注释】

①梁惠王上：《梁惠王》是《孟子》第一篇的篇名，《孟子》和《论语》一样，原无篇名，后人一般取每篇第一章中的前两三字为篇名。《孟子》共七篇，东汉末赵岐为《孟子》作注时，将每篇皆分为上、下，后人从之。

②梁惠王：即战国时魏惠王魏罃，前369～前319年在位。魏原来都城在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因秦国的压力，前361年魏惠王迁都大梁(今河南开封)，故魏也被称为梁，魏惠王也被称为梁惠王。“惠”是其死后的谥号。

③仁义：“仁”是儒家的一种含义广泛的道德观念，是各种善的品德的概括，核心指人与人相互亲爱。“义”，儒家学说指思想行为符合一定的准则。

④大夫：春秋时代职官等级名，国君之下有卿、大夫、士三级。家：大夫的封邑。封邑是诸侯封赐所属卿、大夫作为世禄的田邑(包括土地上的劳动者在内)，又称采地。

⑤乘：音shèng，量词，一车四马为一乘。当时战争的形式主要是车战，一辆兵车由四匹马拉，车上有三名武装战士，后有若干步兵。古代常以兵车的多少衡量诸侯国或卿大夫封邑的大小。

⑥餍：满足。

【点评】

仁义是衡量一个人的标准。大公无私的人从不怀有自私之心，而有自私之心的人最终会因利而断送自己的一生。

义与利，这是人生不能回避的问题。一思一念，一言一行，都存在一个义利的问题，只是人们常常把它掩藏在潜意识里，不把它明说而已。

孟子从历史教训中总结出：一个国家不能没有利。但也不能太重视利而忽略仁义道德。“仁”字的基本含义是爱人，也就是说做人要有爱心。“义”的含义是“宜”，就是适宜、合理。你的行为如果能自觉地遵循社会上各种关系的准则，在追求自身利益时，能照顾他人的利益，在取得个人利益时，首先能想到社会的公共利益，甚至为公共利益舍弃个人利益，这都是合理的行为，即义的行为。

人是存在于社会中的，其社会性和群体性决定了人类对于义利的需求是统一的，缺一不可的。从表面或局部上看，好像是对别人讲仁义，讲付出，而自己的利益就要受刭损失；反之，要寻求个人的利益就一定会损害社会，影响别人。其实，这只是一种极端思想的偏见，我们试想一下，如果人们都不讲公义，那么社会怎能稳定？怎能繁荣？如果人们不追求利益，那么又怎样生存？怎样发展？

所以，我们应该既要讲义，又要讲利；既不能以义代替利，也不能以利损害义。在当今的市场经济社会里，我们要特别注意的是把利摆在合理合法的位置上。也就是说，千万不要重利轻义、唯利是图，更不要见利忘义，图谋不义之财。好利并不是不好，但要取之有道，取之合法。P2-4

孟子的作品

《孟子》七篇是一部儒家经典，在哲学史和文学史上有着较高的地位。

依据赵岐所注的版本，《孟子》七篇，每篇又分上下，共14篇，计261章，34685字(清代焦循则统计为35226字)。

《孟子》一书不是孟子自己写的，而是孟子为了使自己的思想和事迹不失传，在与万章、公孙丑等讲学过程中，口授自己的经历和观点，让弟子记录下来。然后自己加以整理删定，在这个过程中有一部分是孟子自己写的，还有一部分是汇集其他弟子平日所记的内容。

西汉时期，司马迁说《孟子》为七篇，但到东汉时期，却有人说《孟子》为十一篇，其中四篇曲《外书》。赵岐说在为《孟子》作注的时候，还看到过《外书》，但他认为“其文不能宏深，不与内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真”，所以没有为这一部分作注，从此《外书》就慢慢失传了。

赵岐的《孟子注》以训诂著称，朱熹的《孟子集注》以义理著称，焦循的《孟子正义》以全面著称，这三部著作代表了三个时代，都是研究孟学必读的书籍。

从现存史料看，最早为《孟子》作注的是汉代的程曾。程曾学识渊博，著作颇丰，曾作《孟子章句》。“章句”是当时经学家和训诂家用的字眼，主要是分析古书章节句读(读dou)的意思。但这部书没有传下来，隋朝的时候，已经成为佚书了。

赵岐注《孟子》也是比较早的。赵岐注《孟子》颇费周折。当时有个有名的宦官叫唐衡，他的哥哥唐玹因此沾光，在京兆地区当官，深为人们不齿，赵岐对他也常加批评。可唐弦后来却升了官，公报私仇，把赵岐的家属及宗亲陷入重法，尽处死刑。赵岐只得亡命逃难，远避他乡，自匿姓名，卖饼为生。有个叫孙嵩的，见赵岐非寻常之辈，将其藏于家中夹皮墙(复壁)中数年，赵岐就在这里完成了《孟子注》的写作。

这部《孟子注》有很高的学术价值，由于是汉代的作品，汉学重训诂的特点比较明显，在古事、人名、地望等方面下力比较多，但在阐释《孟子》微言大义方面也有一定贡献。从汉代到唐代为《孟子》作注共十家，其他九家都没有传下来，只有赵岐的注本存世，这更显出赵岐《孟子注》的历史意义是不可泯灭的。

赵岐之后，为《孟子》作注的人不断，其中宋代朱熹的《孟子集注》影响最大。

朱熹不满意赵岐的《孟子注》，批评说“赵岐《孟子》，拙而不明”，认为这个注本过于偏重训诂，对义理的阐发有所不足，决心自己为《孟子》作一部新的注释。

当时《周易》、《诗经》、《尚书》、《礼记》、《春秋》合称“五经”，是儒学的基本经典。“五经”虽然是儒士必读的书目，非常重要，但数量太多，相当难懂，而且很难找到一个思想核心把它们贯穿起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朱熹把《礼记》中的《大学》、《中庸》独立出来，与《论语》、《孟子》合为“四书”，希望以此提供一个比较简洁的途径，使读书人能够直达儒家思想的精华。

朱熹为《大学》、《中庸》作了“章句”，为《论语》、《孟子》作了“集注”，合为一书，称为“四书”，后人又称《四书章句集注》，或简称《四书集注》。朱熹之后，“四书”的地位果然渐渐超过了“五经”，人们也主要通过“四书”来掌握儒学义理。

朱熹《孟子集注》的最大特点，是重视义理的阐释。朱熹是把“四书”作为一个整体来处理的，一条线索贯穿其间，这就是心性问题。宋代儒学受到佛教、道教的挑战，义理之学、心性之学有了很大发展。朱熹希望通过“四书”建立一个由孔子经曾子、子思，再到孟子的道统顺序，具体阐释儒家心性之学的发展脉络和思想精华。

因此，朱熹作《孟子集注》的时候，对孟子性善思想极为关注，在心性等概念的注释上下了很大功夫，这和赵岐的《孟子注》是不同的，对于后人理解孟子心性思想确实有很大的帮助。但是朱熹在作义理阐释的时候，受先人之见的影响，偏重于《大学》，往往用《大学》格物致知的思想解说《孟子》，这又成为《孟子集注》最大的问题。

清代以焦循的《孟子正义》最为著名。

为注作注，叫做疏。焦循是清初朴学大师，博览群书，自幼喜好《孟子》，不满意孙爽疏所注，早就有心重新撰写，终于在晚年历时三年有余，完成了这部著作，了却了这桩心愿。该书名为《孟子正义》，实际上是为赵岐《孟子注》作的疏，全书三十卷，七十余万言，历时仅仅三年多一点，可见用力之勤，成就之大。

《孟子正义》最突出的特点是全面。古代治学方法有汉学和宋学的区别，汉学重视训诂，宋学注重义理，清代朴学大盛，实际是重新向汉学复归。焦循是朴学大师，《孟子正义》自然带有明显的汉学特点，每释一义，往往要征引两三家之说，反复比较利弊得失，正误深浅，然后再参以己意，损益其间，以得出完善的结论，使得全书根基扎实，疏解明晰，有相当的可信性。另一方面，清代朴学毕竟经历过宋学的洗礼，焦循的《孟子正义》也比较重视义理方面的阐释，其中尤以《周易》、《论语》、《中庸》融会畅发为特点。由于综合了汉学和宋学的特点，既重考据，又重义理，保存整理了大量先前的资料，使得《孟子正义》成为最全面的注释《孟子》的书籍。

孟子的地位

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德治思想，发展为仁政学说，成为其政治思想的核心。他把“亲亲”、“长长”的原则运用于政治，以缓和阶级矛盾，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孟子把伦理和政治紧密结合起来，强调道德修养是搞好政治的根本。他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后来《大学》提出的“修齐治平”就是根据孟子的这种思想发展而来的。

孟子哲学思想的最高范畴是天。孟子继承了孔子的天命思想，剔除了其中残留的人格神的含义，把天想象成为具有道德属性的精神实体。他说：“诚者，天之道也。”孟子把诚这个道德概念规定为天的本质属性，认为天是人性固有的道德观念的本原。孟子的思想体系，包括他的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都是以天这个范畴为基石的。

孟子还很热爱教育工作，他说过，天下有三大乐事，其中之一就是“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孟子十分重视人才的培养，注意因材施教。他把收徒讲学、传授知识，看成人生的乐趣之一，他的名言“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就是这个意思。在教学方法上他主张用启发式教学，用自己读《尚书》的经验，告诫别人说：“尽信《书》，不如没有《书》”。叫人们不要迷信书本，要活学，要取其可用的部分。他说的“心之官则思”就是教育学生要开动脑筋，思考问题。他强调要专心致志，持之以恒，并以智慧案例形象做比：两个人同时下棋，一个人专心致志，目不转睛，另一个人却心有所思，左顾右盼。两个人虽然基础相同，可是收效却相差很多。

孟子不仅热爱教育，也很会教育，在长期的教育工作中，总结出了很多有益的教育方法，比如正己正人，坚持标准，因材施教，博学反约，自求自得，注重环境等等，这些方法在今天仍然有指导意义。

孟子一生包括出仕之前以及晚年返回老家后，弟子很多，甚至一度出现“从者数百人”。据可查的，就有13人，他们是：乐正子、公孙丑、万章、公都子、陈臻、充虞、咸丘蒙、陈代、彭更、屋庐子、桃应、徐辟、孟仲子。这13人当中，乐正子的地位最高，因为孟子曾夸奖过他是“善人”和“信人”。公孙丑和万章也很重要，在《孟子》中他俩的问话最多，《孟子》最后成书也离不开他们的努力。

孟子逝世后，其地位有所下降。

孟子活着的时候，他的思想主张就被认为是“迂远而阔于事情”，已经不容于世，到这个时候再想推广，当然更是难上加难，甚至可以说完全是不可能了。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又有了焚书坑儒。虽然据赵岐《孟子题辞》说，《孟子》因列人子书，幸免于秦火，但坑戮儒生也使孟子徒党大受挫折。在这种情况下，孟子的地位逐渐走向下坡路。

赵岐《孟子题辞》说，汉代初兴，孝文皇帝为了拓广游学之路，曾立《论语》《孝经》、《孟子》、《尔雅》博士，不久又免去了。

博士是我国古代学官名，源于战国，具体工作内容也不完全一样，秦代及汉初，专管史事待问及书籍典守，汉武帝时，专管经学传授。设置《孟子》博士，就是专管《孟子》这部书的学习和传授。尽管设《孟子》博士不长，最多只有40年左右的时间，但毕竟已经立于学官，为官方认可了。这是孟子在汉代享受到的最高待遇。

晋代有人推崇孟子。东晋咸康三年(公元337年)，有两个人，一个叫袁瑰。一个叫冯怀，给晋成帝司马衍写了一个报告，叫《请兴国学疏》，把孔子和孟子推崇一番，建议大兴国学，对儒学“给其宅地，备其学徒，博士僚属粗有其官”。这个报告得到了晋成帝的认可，但没有具体实行。

虽然汉初《孟子》曾立博士，但这个时期孟子地位并不很高。当时人们一般还是把周公和孔子连在一起，合称周孔，或把孔子和颜渊连在一起，尊孔子为“至圣”，颜渊为“亚圣”，合称孔颜，极少有孔孟并称的情况。

经过两宋的孟子升格运动，孟子其人成为孔子之后儒家最重要的学者，《孟子》其书也开始升人“经部”，孟子的地位大大提高了。

到了宋代，孟子地位开始上升，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孟子升格运动，这个运动的重要标志，就是《孟子》由子上升为经。

我国传统的图书分类法，把图书分为经、史、子、集四类。经部包括儒家的经典，也包括研究文字、训诂、音韵学问的书(这些又称为小学)；史部包括各种历史书，也包括地理书；子部包括诸子百家的著作；集部包括诗、文、词、赋等。一部书列入哪一类，有严格的规矩，不能乱来。

经的范围历史上有一个变化过程。汉代把《诗》、《书》、《易》、《礼》、《春秋》称为“五经”。唐代把《诗》、《书》、《易》、《周礼》、《礼记》、《仪礼》、《公羊传》、《毂梁传》、《左传》称为“九经”。唐文宗的时候，又在此基础上加入《孝经》、《论语》、《尔雅》，称“十二经”，这里面还没有《孟子》。

这种情况说明，孟子在唐宋以前的地位一直不高，只被看作一般的儒家学者，儒家最重要的学者，《孟子》其书也才开始升人“经部”，孟子的地位大大提高了。

孟子升格运动从8世纪开始，到13世纪结束，前后经历了差不多四五百年的时间。

孟子升格运动的倡导者是唐代末年的韩愈，是他首先有意识地把孟子的名字升到孔子后面，提出了儒家的道统说，揭开了孟子升格运动的序幕。韩愈说。儒家也有自己的道，这个道由尧传给舜，舜传给禹，禹传给汤，汤传给文王、武王，周公，文王、武王，周公传给孔子，孔子又传给孟子，孟子死后就再没有传下来了，，在这个排列中，韩愈明显把孟子视为孔子的真传，得出了“求观圣人之道，必自孟子始”的结论。

到了北宋，重视孟子的人越来越多了，提倡“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的范仲淹。推崇“孔子之后，唯有孟子。”欧阳修也是重要的代表，但其中出力最甚的，可能还要算孙复和石介。孙复和石介是师徒，是北宋著名的经学家和教育家。孙复和石介认为，孔子之后，孟子的功劳是很大的，可以和当年大禹治水相比：没有大禹，洪水横流，天下之民尽为鱼鳖所食；孟子不作，杨墨暴行。天下之民尽为禽兽而已。他们的这种观点在当时影响很大。

再往后，为孟子升格运动作出大贡献的，当属程颢、程颐兄弟。

二程认为，孔子死后，传孔子之道的，只有曾子，曾子传绐子思，子思再传给孟子。孟子死后，就不得其传了。孟子有功于圣人之学的地方多得没有办法讲，如果没有孟子，圣人之学，早就衰亡了。他们十分重视《孟子》这本书，常常把《论语》和《孟子》并提。当时《孟子》还没有入经，二程却说，《论语》、《孟子》学好了，其他六经就用不着学了，可见他们心目中《孟子》的地位有多高了。

前面讲的这些人，对孟子升格都作出了自己的努力，但因为他们都是学人，没有实际权力，他们的努力只限于学理和舆论方面，而把孟子升格运动推向实际，产生实际效果的，是王安石。

王安石一生佩服孟子，把孟子引为千古知己，写了很多诗赞扬孟子，其中有这样几句：“沉魄浮魂不可招，遗编一读想风标。何妨举世嫌迂阔，故有斯人慰寂寥。”“欲传道义心虽壮，学作文章力已穷。他日若能窥孟子，终身何敢望韩公。”大致意思是，别人都说孟子迂阔，我不这样看，如果真能与孟子为伍，便是最大的安慰了：如果真能见到孟子，真是极大的荣光，相比而言，韩愈就算不上什么了。

王安石是变法的领袖人物，他利用掌握的国家权力，使孟子升格运动得到朝廷的支持，孟子升格运动在付诸实行方面，取得了一系列卓有成就的进展，其中包括：《孟子》首次列入科举；立孟轲像于朝廷；封孟子为邹国公(这是孟子首次被皇帝赐以“公”的爵位)；首次允许孟子配享孔庙；朝廷承认兖州邹县孟庙，并命乐正子配享，公孙丑以下十七人从祀；《孟子》首次刻成石经，成为实际的“十三经”之一。

以上这些成就，有的发生在王安石变法期间，有的发生在王安石变法以后，但与王安石都有密切关系。

南宋时期，孟子升格运动已进入尾声，尊孟成了流行的学术倾向。朱熹穷一生精力注成的《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四书”，不仅成为后世学人必读书目，也列入科举考试重要内容，《孟子》作为“四书”之一，地位已经超过了“五经”。

著名目录学家陈振孙正式从目录学上把《孟子》由“子部”升入“经部”。他是这样说明的：自从韩愈提出孔子传之孟轲，轲死不得其传以来，天下学者都以孔孟相称。《孟子》一书确实也与荀子等书不在一个等级。现在国家设立科举，已将《论语》《孟子》并列为经，根据这种情况，特将二书合为一类，并列为经。

至此，《孟子》上升为经，孟子升格运动基本完成。

在这之后，元代对孟子的封赐达到了顶点。公元1330年，元文宗发旨，盛赞孟子，并“加封邹国亚圣公”。这是孟子首次被朝廷封为“亚圣”。从此，颜回改称“复圣”，“亚圣”的桂冠正式戴在孟子头上，成了孟子的专用代名词。

在历史上，也有不主张孟子学说的，他们有的在学理上反驳。有的从政治上进行批判。第一个在学理上系统批评孟子的是荀子。荀子写过一篇很著名的文章叫《非十二子》，对先秦一些重要学派进行了严厉批评，其中也包括孟子。荀子主张性恶论，不赞成性善论。尽管性恶论不能驳倒性善论，但荀子在阐述性恶论的过程中，发展了孔子礼的思想，对于建全政治制度建设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在汉代王充批评孟子最为有名。王充作《刺孟》，从八个方面批评孟子。比如，利分“货财之利”与“安吉之利”，孟子对梁惠王说何必日利，未明确区分两种不同的利，造成了混淆。与荀子从理论上驳难孟子相比，王充批评孟子多从一些小节人手，理论色彩不浓。

到了宋代，批评孟子的人就比较多了，有个人叫晁说之，批评孟子的态度很是激烈。他著有《儒言》，其中专门设有非孟的内容。更为有趣的是，他还上疏，反对当时立《孟子》于学科，反对皇太子诵读《孟子》。由于他的态度过激，引起尊孟的宋高宗不满，官也做不成了。

在批评孟子的人中，也有“骂大街”的，郑厚就是其中之一。郑厚主要是对孟子进行人身攻击。比如他说，孟轲是以口舌求合，自谋利禄，今日说梁惠，明日说齐宣，只是为了讨口饭吃，“此轲之贼心也”。在郑厚笔下，孟子是一个“诵仁义，卖仁义”，挟持仲尼，以欺天下的小人。

相比之下，叶适批评孟子比较严肃。叶适是南宋事功学派的集大成者，对当时的尊孟风气，明确表示反对。他否定自韩愈以来流行的孔子传曾参，曾参传子思，子思传孟子的说法，并批评孟子有“开德广”、“语治骤”、“处己过”、“涉世疏”等四大问题。从这些批评看，叶适对孟子的误解较深。尽管他的出发点是认真的。

上述情况说明，不管是孟子升格运动之前，还是孟子升格运动之中，都存在一种学理上的批判，这种批判虽然在理论上有些意义，但在当时尊孟的背景下，似乎显得有点不合时宜。

公元1530年，明世宗嘉靖九年。对孔子“头衔”作了一次改革，去掉无关紧要的王号以及大成、文宣之称，只称“至圣先师孔子”。这样，孟子也跟着去掉了封爵，不再称“邹国亚圣公”，直称“亚圣”，并与复圣颜子，宗圣曾子，述圣子思子共同配享孔庙。

进入清代，统治者虽然为外族，但尊孟方面仍沿袭明制。

公元1636年，皇太极改国号为清，同年派大学士范文程祭祀孔子，仍以颜子、曾子、子思子、孟子配享。公元1645年，清兵人关的第二年，朝廷祭孔子，孔子正中南向，四配仍是复圣颜子、宗圣曾子、述圣子思子、亚圣孟子。这两个举动非同寻常，它标志着清代统治者在文化上仍然与明代保持着连续性，孟子亚圣地位不变。

公元1686年，康熙立巨碑于孟庙，盛赞孟子。公元1689年，康熙又在孔庙立石，御制《孟子赞》，赞扬孟子功劳很大，可与大禹相比。

公元1725年，雍正继位第三年，亲笔为孟庙题匾“守先待后”，这块匾至今仍悬挂在亚圣殿内神龛正上方。

乾隆对孟子特别尊崇。公元1748年，御制《亚圣赞》，在孟庙立碑建亭，赞许孟子功在天地。他曾先后五次巡视孔子故里，与此同时，派大臣分祭孟庙。公元1757年和1762年还两次亲自南巡邹城，到孟庙拈香，行一跪三叩之礼。

一直到清代灭亡，孟子地位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总的说来，明清两代，孟子已经牢牢坐稳了亚圣的交椅。

仁与义不同，孔与孟也不同。读《论语》如沐春风，读《孟子》如闻战鼓。就我个人的经验而言，读了《孟子》，总想起身做点什么，哪怕找人辩论！孟子是好辩的。他的话，也很雄辩。他总是有一种气势，一种不容置疑和剑拔弩张的气势。

——易中天

我是自小爱孟子的。孟子是儒家中的理想主义者，文字中有一种蓬勃葱郁之气，令人喜欢，令人感动。在儒家中，我就是推崇孟子。现代青年人，应该多读孟子，常读孟子，年年再读孟子一遍。

——林语堂

孟子与孔子并不是不同，实可说是更同。因为孟子把原来儒家的意思加以推绎，加以引申，使儒家的态度更为显然，色彩更为鲜明。

——梁漱溟

阅读《孟子》是一个惊喜连连的过程，因为孟子的辩才无懈可击，他的思想更是精微深刻，而辩才与思想结合起来所产生的气势，则为古今罕见。

——傅佩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