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部片面和短暂的回忆录。大部分篇幅描述香港科技大学初创时期的教授和职员，也讲到作者自己的心路历程。但作者给予读者的，是全面的、前所未有的揭示：个人对香港体制的诚恳观察，以及一群教育界的理想主义者，回归故里，开拓新土，以团队精神试图创造奇迹的故事。兼任物理学教授。

这是一个香港故事，也是全球华人众多的故事之一。

是什么推动香港要在短短几年内，创办一所世界级的科技大学？向来重商的香港需要高科技吗？20世纪80年代，高科技挂帅，全球经济转型。1991年香港科技大学提枪上马，短时间内成为著名大学，国际上视为学界奇迹。

物理学家出身的创校校长吴家玮回首前事，首先称道钟士元的远见，继而把功劳归诸胼手胝足同创科大的同事们。科大的建校过程不乏荆棘和考验，也充满了人情义气。刚柔并重的吴家玮，以细腻的文笔，追述当年。何以能舍美国大学校长之位，回港创建科大？如何连年不断地三顾草庐，礼贤下士？作为科技大学，如何看待天然美景和人文素养？如何面对时势所造成的社会风雨？许多不为外人道的趣闻逸事，一时叫你捧腹开怀，一时让你会心微笑。某些章节或许还会激发你的深虑和反思。

作者自谦这是一部片面和短暂的回忆录。大部分篇幅描述初创时期的教授和职员，也讲到自己的心路历程。但作者给予读者的，是全面的、前所未有的揭示：个人对香港体制的诚恳观察，以及一群教育界的理想主义者，回归故里，开拓新土，以团队精神试图创造奇迹的故事。兼任物理学教授。

引子

一·落叶归根从旧金山到香港

 创办香港科技大学是谁出的主意?

 与狮共舞——钟士元的故事

 科大筹备委员会——张鉴泉和李国能的故事

 成家立业——留美三十三年

 一些办学理念的根源

 旧金山州立大学的经历和启示

 助建中美桥梁——走向老家

 进入科大筹委会——麦法诚的故事

 筹备委员会的工作——兼谈Gardner、Arima、Esaki的故事

 就这样决定了回香港——兼提H-gg-nson和Birt的故事

 回港前夕——告别科研生涯

 一位虚拟的科大毕业生——罗永强的故事

 立足于现实，放眼于未来——续讲罗永强的故事

二·初见天日创建学术框架

 学术部门的体制和架构

 院长、系主任和学术支持服务单位负责人

 学院学系的教研方向和范围

 “二十五字教研模型”的来龙去脉——义务参谋们的故事

 聘请资深教授——钱致榕的故事

 四出聘贤——与钱致榕同甘共苦的三年

 圣约翰大厦时期的无名英雄们

 公务员出身的出色女将——黎黄美玲和梁玉楣的故事

 三位能干的开国英雄——彭思梅、Scott、crow的故事

 分顾内外的一对夫妇——秦家德和杜家磊的故事

 开创图书馆和资讯服务的大将——周敏民和Ivey的故事

 学术部门的能人——George、刘信德、Jarnes等的故事

 带来资源的幕后人物——WatkirIs、Macwhinnie、Gale、林李翘如的故事

三·开垦新土精诚合作的英才

 创校阶段的学术副校长钱致榕和他的接班人

 圣人后代的学术副校长——孔宪铎的故事

 才气横溢的学术副校长——张立纲的故事

 理学院的院长们——雷明德的故事

 工学院的院长们——张信刚和高秉强的故事

 科技大学也搞商学院——搞得成吗?

 工商管理学院和U CLA的帮助——陈玉树的故事

 博雅教育——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齐锡生和丁邦新的故事

 为何建立自创的研究及发展部门?

 应用研发和成果开发的萌芽期——陈介中的故事

 应用研发方面的三位奇侠——施德信、沈运申和王佑曾的故事

 应用研发和与内地的精诚合作——兼谈林垂宙的故事

 来自天涯海角的理学院“阳春教授”

 各展鸿图的工学院“阳春教授”

 国际瞩目的商学院“阳春教授”

 学历、来头和永久职位——兼谈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的

 一些人物和故事

四·从无到有校园、体制、实现、期望

 天然美景、世外桃源

 人力资源——教职员编制

 校园建筑——规划和设计

 校园规划比赛和建筑费用的估计

 从无到有——设计过程中的一些小故事和感受

 无妄之灾——建造校园的一场风波

 问责、法治、照本子办事

 制度的不平和僵化

 权责分明——校政管理的制度和落实

 任免、升迁制度——铁饭碗传统的末日，

 行政及总务部门的多位“元老”

 科研设施和经费——政府拨款和私人捐助

 美丽实用的科大校园——学术区

 美丽实用的科大校园——生活区

 对创校初期科大学生的憧憬

后记

附录

 科大何去何从？

铭谢

首先让我讲清楚：虽然用了这个标题，我所能写的实在非常有限。

钟士元一辈子做过许多大事，在很多领域里留下既深又重的足印。他自己写了一本引人人胜的回忆录。作为跨时代的人物，今后一定会有人替他写传，并且不止一本。我没有这个本事，对他的往事也不够熟悉，因此只能写些亲自经历的见闻和花絮。

说不定这样也好，反而会带出一些比较有趣、却又没被人注意的一面。

还要讲清楚：虽然与他在科大和特区筹委会共事十四年，我所认识的钟士元却完全属于“公”的一面。或许很难相信：这些年来我们从来没有谈过一次“私”事。不要说从不互问家庭情况，甚至他两度要我连任校长，都没有问过我有什么个人的想法或要求；一切全凭公文来往。钟士元的为人，公私完全分明。

甚至“公”的方面，我所知道的又只限于当时面对的题材。

从他的一些作为来看，听他讲话，我知道他其实是个性情中人。十几年不谈一次私事，分明是因为他是校董会主席而我是校长，彼此之间有隶属关系，他不愿意产生混淆。我尊重客观事实，也敬佩他的看法；不过，作为他后期事业的主要“门生”之一，没能深一层了解他的思想和生活，难免感到一丝遗憾。

我认识他时，他已经年近七旬，却还有两个足印待踏。我想讲的，就是他踏下这两个足印时给我留下的一些回忆。

先说科大这个足印。

同创科大的同事们，说到钟士元，第一句话总是：“这位老先生特别认真！”

的的确确如此，他谈起问题来总是严谨周到，做起事来总是一丝不苟。校董会的每篇文件，都有经他一斧一凿修改字眼或标点符号的痕迹。

为了在每月一次的校董常务委员会议上减短讨论或减少争议，我有时候会把文件写得简单一些，把学界惯见而校董们却可能会有疑虑的论点轻轻带过。十次里总会有几次被他逮住；那时候他会胜利地高兴大笑，然后十分认真地抓住问题中心，坚持一条条详细讨论，才付诸表决通过。

当然，十次里也会有那么多次偷关成功，逃过他的质疑，省却一些争议。忠厚过人的副校长麦法诚会替我捏一把汗，然后暗地里额手称庆。我却从来没有感到过胜利，更没敢笑出声音；为了工作效率，有时候在绝对不会出错的问题上，不得不面对特别敬重的人试图“瞒天过海”。并不好笑。

必须立即声明的是：碰到任何关键问题，或者学界里尚未有定论的行政管理政策，我们绝不绕过校董会。校董们在主席带领下全神贯注进行讨论，于理：是达成结论的唯一途径；于法：是制定决策的唯一依据。作为文明社会基石的大学，运作必须循规蹈矩，才能稳步前进。只有在合法、合理、透明的行政管理下，才能有条不紊地为师生提供自由发挥智力的框架，及大胆创新的环境。

最后这句话说得好像有些蹊跷；或许应该以科大为例，在治校结构上讲多几句。

科大有三个“最高机构”。校董会是最高层的权力机构，处理大方向、宏观政策，及全盘性的财务预算和支出。学术委员会是最高层的教研机构，决定一切招生、课程、学位，及学术研究的方向和政策。顾问委员会是最高层的咨询机构，有如学校与社会之间的“跳板”，转达社会人士对科大的意见，并帮助大学争取了解和支持。

“最高层”这个字眼，英文叫做“supreme”。美国有个很出名的三人歌唱团，成员是三位唱节奏和摇摆乐的非洲裔姑娘，团名叫做“The ThreeSupremes”。钟士元就把科大的三位一体治校结构戏称为“The Three Supremes”，令人捧腹。不过想多一层，却很有意思：三个机构职权分明、各唱各调，但又需配合得好。句句音调和谐，才有戏可唱。

属于校董会职权范围的，一定要拿到校董会议去求取共识。大方向、宏观政策和财政方面，都必须得到校董们的支持。时日一久，校董们与学术人员间建立了互信，属于学术委员会职权范围内的事务，校董们就不会试图干预。学术人员自能理直气壮，放手大干。

钟士元十分清楚校董会的功能、责任和权限，也十分尊重“教授治校”的原则和这原则主宰下的校长负责制。他常指出：学术范围内的政策必须由教研人员讨论后决定，不允许校董会干涉。这个原则，讲的人多，守的人少；中外皆然。我在学界生活一辈子，在素来推崇学术自由的美国当过多年院长、校长，没有碰到过对这个大原则看得比他更重的校董。

香港科技大学之所以能在短时期内崛起，我认为主要因素之一，是他坚定不移地维护了这个办学原则。

钟士元对他已想通的东西，十分执着。偏偏我也是个相当固执的人，有关我熟悉的东西，或者已经想通的东西，也很不愿退让。因此校里人人知道主席跟我在校董常务委员会上会发生争执。遇到这种情况，与会的校董里必然有人忙着支持他的论点，而坐在我边上的副校长们比较懂得明哲保身，往往不多说话，就让我孤军作战。早期由于背景不同、思路差距较大，争执也比较多；差不多每次开完会，麦法诚总是脸白面青地走出会场，咕咕哝哝地跟自己说：“满地都是血，满地都是血。”

最令我尊敬的是，钟士元把事和人分得清清楚楚。开会时可以争得脸红耳赤，可是赢了也好，输了也好，开完会立刻就是朋友，继续嘻嘻哈哈，风趣过人。非但不会记仇，甚至还会反复回想对方的论点，修改自己坚持已久的看法。不止一次，过了好几个月，我还听到他在公开场合向人阐述过去不肯接受的论点。在我眼里，这反映的是真正具有独立思想、拥有自信、令人信服的领导人作风。

后来那些年，行政管理政策全已打定，争端逐漸消失。我们偶然还会抓住一件小事，辩论几句。坐在我左边的学术副校长孔宪铎会在桌沿下拉我一把，提醒我少说两句。他不明白：钟士元与我如果太久不闹它一闹，会觉得枯燥。

钟士元的另一个足印，长期留在香港的社会和政界。我在这儿只讲一两个作为后来者所看到的故事。

与他共事过的人无不欣赏他的幽默和风趣，这也是他退出是非圈子后让人十分怀念的。多少年来，校董会年会的小息场合上、毕业典礼的庆祝晚会上、社交场合上、特区筹委会的饭桌上，只要有他在，笑声就停不下来。他会挑战坐在左边的人，取笑站在右边的人，跟着高声诋毁自己，引起哄堂大笑。到今天，我闭上眼睛还看到他那令人开怀的得意表情。

我来港就职后第一次看到他的表演，虽然也属餐桌笑谈，却为我带来一番惊奇。读者们必须记得：离开九七回归还有九年，主要当政者全属英人。当时除钟士元和我以外，满桌坐的都是港英政府的英籍高级官员。钟士元虽然兼任行政局和立法局的首席议员，在华人行列里高踞首位，但是毕竟只是英国殖民统治下的一个半官半民的代言人。以殖民地的眼光来看，他若愿意让英国人几分，理应不足为奇。

没这好事！一个多小时的晚餐上，他坐在主位，不断指出英国人管治的各种毛病，调侃官员和政界。被调侃的人，好气没气地陪着他笑。我暗暗喝彩，说这个人“有种”，大可共事。

中英谈判最早期，当英方知道把香港归还中国已无可挽回时，一度希望能“以主权换治权”；也就是说，归还主权，保留治权。作为行政、立法两局的领导人物，钟士元与利国伟和邓莲如连袂上京拜见国家领导人邓小平，试图解释“以主权换治权”的可行性。据说碰了一鼻子灰，还挨了骂。P8-11

十八年了。

我在科大创校前三年回到香港，创校十载那年退休。一眨眼，又已五年。

一直来，还是会有人碰到我就说：“你创办的科技大学，真是十分成功！”国际学术界的朋友们甚至会加上一句：“香港科技大学为高等教育创造了历史上的奇迹，你应该十分自傲。”我总得立刻打断，请他们不要说“你”，而改说“你们”。

相对来说，科大的确相当成功，短短十年就在国际大学群里打出了个名堂。之所以敢毫不谦逊地说这句话，是因为人们称赞的对象并不是个人，而是一群合力创办科大的“开荒牛”。多少人付出了心血、用尽了精力，在共同理想和团队精神的驱使下，同创了科大，开辟了新土。

科大是教师、职员、学生，加上无数忠诚支持者(包括校董、顾问、科大之友、不少政府人员和社会人士)共创、共有、共享的大学。校长只是其中一员。

应该特别突出的，是最初期的一群资深望重的教授。他们告别了著名的国外学府，离开了优秀的学术环境，放弃了安定的教研生活和崇高的社会地位，留下了亲朋好友和羽毛未丰的子女，来到不重科技文化而已见政治风浪的香港，进入财富挂帅的商业社会，投身成败莫测的教研事业。有些隔岸观火的人，说他们笨。

事实证明：这群头脑清醒的理想主义者、不惧辛劳的开垦者，一点也不笨。他们的到来为科大解答了社会大众的疑虑，坚定了政府和校董们的决心，加强了职员们的毅力和学生们的信念。初生之犊的科大一站起来就开始冲刺，十年犹如一日。

这本书的背景是初创时期，就是为他们的贡献而写的。有一天，会有人遍查和细读文件，好好写上一本科大校史，相信初创时期会占上一些篇幅。这儿基本上全凭记忆道来，不拘次序，不求完整，绝对不是校史——甚至不能算是一部野史。

有人在报章上说过：北京大学的体制改革建立于香港科大的基础上。这个说法实在有点“犯上”。或许来日会有人分析科大的办学思想和管理体制。这儿虽然提出了一些个人当时对创办研究型科技大学的看法和期望，却绝对不是教育写作。

那么，算是什么呢？或许只是一部很片面的回忆录。

书分四部分。

第一部分写“史前”。也就是说，写香港科技大学成立之前的一些故事和我的个人观察，包括科大创建的构思来源、筹备工作，及筹备委员会里的代表性人物。难免也写了我自己的心路历程：毕竟我是科大筹备初始的唯一学术人员。

其实我的心路历程并没有什么特出的可读之处，不过或许正因如此，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相当一大群创校教授们的生活经历、文化背景、民族情结、心理心态和办学思想，带出他们对科大的共同期望。

第二部分写学术框架。包括三方面。其一是学术部门的高层架构和管理，及各级领导班子的遴选程序。后者突出教师们的参与，反映了“教授治校”的一面。其二是教研方向和范围的定位，包括在资源不足的预料条件下，运用了些什么判据来精选学科。带出如何为科大的学术策划请教大量义务参谋，及凭他们的贡献为每院每系制订教研模型。其三是点述如何聘请学术主将、启动行政运作、建立支持单位，和寻求外来资源，借此突出一群最早期的创校功臣。我想写的——叫它科大“人物志”也好、“点将录”也好、“英雄榜”也好——就此展开。

第三部分是“点将录”的重头戏。写的是早期的科大教授们，包括在各个副校长和院长岗位上付出过辛劳的学术领导人、应用研究开发方面的带头和代表人物，及单纯来科大干教研工作的“阳春教授”们。事实上，初期的资深教授几乎没有一位纯属“阳春”，因为学系和专业需要建立、大量教师需要招聘、各种规章制度需要制订……人人有份参与学术行政管理工作。只有在这部分的最后四节才列出一群(至少当时)没有很多行政任务的青年教师。他们都是开垦大军的先锋部队。

描述人物之余，这部分经常提出一些有关教研管理的论点。难能可贵的是一众的理念相像；遇到分歧时，总能坦诚对话，求取共识。其间自然还需考虑社会大众的看法。理科和工科方面，学术思路和运作方式需与国际接轨，因而不难处理。商科方面，缺少带头人，需要寻找国际伙伴为外援。文科方面，以“博雅教育”定位，试走不同路线。几方面都有故事好讲。

怎么在大学里推动应用研发？这方面我们受制于香港素有的经济观念和当时的客观条件，不能贸然沿用国外常规。校内出现了困扰和分歧，历经三位才识过人、经验丰富的研究及发展副校长，问题依旧没有解决。但是早在最初那两三年，科大就向社会奉上了显著的应用科技成果。后来又在(我当时称之为“香港湾区”的)深圳和南沙与内地机构合建科教基地，为香港科教界与内地合作提供了一种参考模式。

写“阳春教授”，与其说是系统化的“点击”，还不如说借助了部分代表性人物来反映“科大人”的精神面貌和进取心态。“教授是大学的灵魂”，我必须在这本书里特别标榜他们的功勋。

第四部分相对来说不免有些凌乱。既然角色都已上台，跟着就得描写一下舞台的布置：天然的美景、周围的环境、校园的规划和设计、学术区、生活区。校园的规划主要依据来自政府公式；怎么在公式的范围里迂回寻找空间、合法利用空隙，也有一些小故事。

有舞台就难免有锣鼓声。建校时期，由于规模过大、时间过短，并且缺乏适用的先例，政府在策划费用的过程中略乱方寸，引致日后审计上的误解。正逢民粹主义抬头，政客和媒体以误解的“超支”为名，打响锣鼓猛批政府和负责建筑工程的赛马会，一时讨伐之声喧闹不已。校园建成之后，出钱出力的赛马会证实开支远低于立法会一致通过的拨款，真相大白。虽则如此，“超支”之讹却已深人群众脑际，挥之不去，殃及大学。

校园只是资源之一。人力编制完全按照政府规定，内部如何调动却空间较大。行政及总务部门，有幸找来了好几位有心有力的能人。教研设施方面，则新人新事，政府并无足以固守的成规；加上获得一位“好官”的理解，政府拨款进行得顺理成章。几笔可观的私人捐助，又为最重要的科大教研课题打开了局面。

香港的成功有目共睹，我看除了天时地利外，体制是最主要的原因。可是优秀的法治精神也有过火的时候，死板的“照本子办事”产生这种那种缺陷，包括人事制度上的僵化和不平，在科大这个新生事物的快速发展路程上，为我们带来过烦恼和阻力。可是法治精神毕竟让人有所适从。我亲身经历的例子之一是争取资源，发现只要愿意花上精力和时间去了解资源分配的根据和方式，就能据理力争，多多少少取得一些成效。

归根结底，大学是创造人才的摇篮；这本书乃以对科大学生的憧憬结尾。创校初期还没有多少学生，更没有毕业后走进了社会的校友；一时还看不清楚他们来日的成就。或许初创期的同事们愿意在这当儿纪述各自的科大经验和学生事迹，写些多姿多彩的文章，继续为还在成长中的科大指路。

谨在科大十五周年校庆之际，把这本书献给胼手胝足同创科大的同事们。

吴家玮

2006年6月

写了二三十万字，还是觉得言犹未尽。并不奇怪：除了这儿那儿为了保持连贯性而多讲了几个人物以外，似乎没有说什么初创之后的故事。这本书能够得到读者接受的话，看来还得写本续集，谈谈此后七八年间的发展，为科大的十年路程做一个总结。当然，怎么写法，到时一定很不一样。

既然许了愿，就该立刻打住。可是，假如没人想看下去呢？或许万一自己改变主意，不想再写了呢？

就此决定把退休前的最后一篇《校长报告》附上。

这篇上万字的报告，叫做《科大何去何从？》里面分析了科大的自身定位和外围条件，然后在这基础上提出了下一步的发展策略，包括学生总额的增加与研究生比例的调整、教师的年龄分布和升迁统计，及职员、土地、设施、经费的策划和争取。有趣的是，当时政府正在与大学探讨“私营化”的可能。

五年前写的，实现了多少？校方有没有考虑我那“一箭六雕”的说法，争取把研究生比例大幅增加，使筹备期间所定的30％得以还原？有没有根据教师升迁和来去的统计，拟订新陈代谢流程模型；然后系统化地发动“第二波”，到世界各处去上门求才？当时政府承诺的本科生宿舍和研发创新大楼，喜见业已落实。校园周围的土地资源有没有向政府跟进？在深圳和南沙与内地机构合组的联盟、与欧洲国家共享人才资源的合作项目，这些运用杠杆作用争取“外援”的措施有没有取得进一步的成就？十年来渐趋落后的教研设备有没有逐步更新换代？

当年的任务确是艰巨，可我们感到非常乐观。教职员十多年来同心协力的开垦和耕耘，为科大建立了坚实的基础。十年后的科大，不论内存的能量或外围的条件，没有一样不远胜初创时期。因此应可结论：那时候做得到的，第二个十年里理应倍增，还会不断涌现预料莫及的突破。

那篇报告最后祝福科大“飞越云霄”，这一心愿的实现应该指日可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