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为官之道是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他是北宋历史上有名的“王安石变法”的主要策划者；他是中国历史上提出“人言不足恤”思想的第一人；他被革命导师列宁称为是“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他就是北宋变法名相——王安石，本书对其一生的功过荣辱、生平事迹进行了生动的描述和客观的评介，既是一部雅俗共赏的传记作品，也是一部通过阅读可以了解中国历史的通俗作品。

北宋变法名相王安石（1021－1086），早年曾在扬州、鄞县（今浙江宁波）、舒州（今安徽潜山）、常州等地任地方官，后来任江宁知府、翰林学士、参知政事、宰相，在嘉祐三年（1058）上万言《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在宋神宗熙宁年间的8年内，围绕富国强兵这一目标，变法立制，开始了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王安石变法”。其座右铭：“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非常有名。他被革命导师列宁称为“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

引子

一、大鹏未起

天才少年

进士及第

小试牛刀

舒州通判

不开心的京官

短暂的外任

万言书

二、展翅翱翔

新帝登基

谁可托付大任

千古群臣际会

踌躇满志

青苗之争

乘胜追击

强兵之法

君臣失和

天灾人祸

回光返照

三、卧归钟山

息影山林

苏轼风波

晚年生涯

变法在继续

黯然辞世

身后之事

王益的死给王安石的另一个影响是耽误了他参加科举考试的时间。本来，以王安石的学力和才华，是很有希望早一点北上应试博取功名。但这时只能等三年孝满才能入都了。

1041年，王安石离开江宁北上，人京应试。这次北上经历在王安石生命中留下了深刻印记。

路过淮河的时候，正值淮河水灾。洪水淹了沿河四府十二县。由于道路不通，王安石和家仆只好沿灾区边缘绕道而行，一路所见尽成水乡泽国。平原之上，大片大片的农田被淹在水里，刚刚灌浆的稻子浸在水底，成片成片的死去。经常能看到整个整个的村庄被洪水包围，许多农居都被水泡塌了，委弃在水里。逃难的农民成排地站在路上，向过往的行人讨要食物。无人收拾的尸体一天要见到好几具。

除了为数不多的几个施粥棚，没见到其他的救助活动。王安石不禁深为骇异。据他所知，大宋非常重视荒政，历代以来已形成一整套完整的救灾措施。在各地都设有常平仓和广惠仓，用来储存粮食，供灾荒时使用。可是沿途他并没有见到赈济机构。他向一个老农打听，老农一脸无奈：“各县的常平仓和广惠仓都是空的，哪里拿得出粮食来!里边的粮食早叫那些贪官们卖给粮商了，得了钱都进了老爷们的私库了!”

“这些贪官污吏胆子太大了!这可直接关系老百姓的性命呀!怎么没人告发他们，难道他们不怕丢官罢职被绳之以法吗?”

老农用惊异的眼光瞥了王安石一眼，一脸的不屑：“这话也就你这样读书的小相公能说得出来。我们小民能告倒官家吗?我们向谁告?向知府告吗?知县得了钱倒有一多半是送了知府!”

王安石默然了。半晌又问：“那你们怎么办?也不能这样等死呀?”

“再挨些日子就好了，过些天，官家该来征兵了。等几个孩子当了兵，留给我几两饷银，这个冬就可以过去了。”

过了几天，快走出灾区的时候，他们果然见到了路上设的征兵处。征兵的绿旗高高悬挂，下面几乎像集市一样人头攒动。几千名衣衫褴褛的饥民聚集在这里，希望能到军队中去混碗饭吃。这个队伍中不仅有健康的青壮年，还有四五十岁无处可去的中年人，甚至瘸子侏儒也混迹其中。而这样的人竞也有被征用的，简直让人有点哭笑不得。

到灾区招兵，是太祖赵匡胤立下的规矩。太祖认为，这样做既可以安抚饥民，又可以增加兵员，实在是一举两得。太祖对自己的这一措施是颇为得意的，他曾说：“吾家之事，唯养兵为百代之利。如此，则凶年无叛民矣。”

太祖没有想到，军队数量的增加并不等于战斗力的增加。随着北方辽国的强大和西面西夏的崛起，宋朝历代皇帝都大举扩军，以增加武备。一遇灾荒，为了维持社会安定，更是放手招兵。太祖开国之初，全国兵力不过二十万，如今全国军人已达九十万了，每年财政收入的大部分都用来供给军队，可是北宋的军队战斗力却似乎每况愈下。立国之初，北宋尚能以二十万军队主动向辽国发动进攻。而现在拥有百万之兵，却每年都要向北辽和西夏送去大批财物，买来一个勉强的和平。这真是每个大宋子民的耻辱!前些年，西夏军队入侵河湟地带，西夏二万兵杀得宋朝十五万大军一溃数十里，少年王安石当时便大惑不解，现在他多少有点明白原因了。

朝廷这样滥招兵力，看起来主要并不是为了国防，因为现在的军队已经过于庞大了。招兵只不过是维持社会稳定，防止饥民叛乱的权宜之计。可是招了之后，国家就要长期供养，养兵之费还不是同样出自对百姓的横征暴敛!现在据说朝廷经常入不敷出，只好增加苛捐杂税，如此治民只能更加民不聊生。可是政府好像从来没直面过这样的问题，一遇饥荒就沿用这样荒唐的办法回避矛盾，如此下去，只能使矛盾越积越深，但矛盾早晚有一天会破坏性地爆发。想到这里，王安石不觉叹了一口气。  过了淮河，旅程变得顺利起来，一路上翠野弥望，三三两两的农人在田间辛劳。望着他们被汗水湿透的衣背，王安石深有触动。孟子说：“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也就是说，在孟子所处的战国时代，如果风调雨顺，全家辛劳，农民才可以维持温饱。否则，就会衣食不周。时间过去了一千多年，大宋朝农民的境况和孟子时代好像没有什么变化，虽然普天之下，能开垦的土地几乎都开垦了。可是人口不知比战国时增加了多少倍。所以在好年景，老百姓辛苦一年所得，也不过是衣食饱暖。一旦发生水旱兵荒，就难免流离失所。难道这就是那些饱读诗书的衮衮诸公遵循圣贤之道治理天下的结果吗?王安石不禁想到，这次进京取中的希望能有多少?自己将来如果有一天能为君所用，要拿出什么样的对策才能“致君尧舜上”呢?

说实在的，年轻气盛的王安石对于科举取士的方式颇不以为然。靠死背圣人之言，靠写诗词歌赋选取人才，选出来的怎能是真才实学之士。可这荒唐的制度已经实行了几百年了，你要想为君所用，想救世济民，就必须得用这块敲门砖。有多少人为了一第，困窘终身。但愿他能一次敲开仕进之门，不要在这上面浪费太多的大好时光!

十月中旬，王安石抵达东京。虽然他呆过的江宁也是东南大城市，一人东京，他还是为这个大都市的繁华而惊讶了。还没到城门，往城外汴河码头取送货物的马车就已经挤满了道路。一进城门，各种商店酒楼的招牌旗旌立刻让人眼花缭乱了，可并排通行五辆马车的天宁市街人潮汹涌，车水马龙。叫卖声、车马声、酒楼里的丝竹声一下塞满了耳朵。一路走过去，纸札铺、衣服铺、铁器铺、花店、药店、腰带店、玉器店一个挨着一个，看样子生意都很红火。走过这条长长的大街，前面是一个“人市”，也就是今天的人力市场。在这条街的每个路口，都团聚着一群群形形色色的人，他们中间有木匠、挑夫、砖瓦工、漆工，还有一些中年妇女也三三两两地站在那里。王安石不禁有些奇怪，妇女在大街上抛头露面，这可是江宁没有的风景。打听路人，才知道，这些人是“女侩”，也就是专门的女工经纪人，谁家里需要雇女佣、奶妈之类的可以到这里来找她们。

过了人市，又走了一段路，只见前面人头攒动，许多人好像在看什么。走近了才知道，这里原来是食市。讲评书的、演杂技的、相扑的都在这里摆场子，引得逛市场的人驻足观看。周围卖饼的、卖肉食的、卖茶汤的到处都是。在市场边上还有一大片空地被围了起来，原来是潜火铺在演习。所谓潜火铺就是消防部队。由于京城店铺众多，火灾时有发生，所以每个城区都有—个潜火铺。每铺206人，有水军队、搭材队、巡检队等分工。今天是搭材队正在练习搭架子，架子已经搭到了几层楼高，引得许多市民在这里围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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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可能没有比王安石更复杂更受争议的人了。从政治操守来看，他当然有足够的资格被列入清官廉吏之内。然而，清官廉吏仅仅是王安石诸多侧面中的一面。用清官廉吏来概括王安石实在是太不够了。不通世故的政治家、最著名的改革家、特立独行的思想家、杰出的文学家、标新立异的文字学者、素养深厚的佛学居士，从任何一个角度都可以为王安石做一部传记。然而，从任何一个角度切入，都不可避免地最终涉及这个人的其他侧面。因为，只有把这些侧面综合起来观察，才能最终看清楚这个人。

不论如何，为清官廉吏王安石立传是件很有必要的事。因为，在为写这本传记寻找资料的过程中，我发现了这样一个惊人的事实：这个中国历史上最有个性的政治家、最有胆量的思想家的生平，竟然这样不为人所知。在大大小小的书店里，我找不到一本像样的王安石传记。这个为每个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名字其实是中国人最为陌生的名字之一。生前不被人认同，身后几百年来，王安石同样不为人们所理解。

是的，自从王安石执政以来到现在九百多年来，怎么样评价他一直是困扰中国人的难题。从性格和气质来讲，王安石特立独行，言行一致，敢作有为；从道德操守来讲，王安石志行高洁，一尘不染，皎如冰雪。然而，从王安石的政治实践来看，他却是那样地离经叛道，提出一系列让人目瞪口呆的异端言论，并且推行了一整套让人无法理解的改革方案，搞得“天下大乱”。这样一个人，到底应该被列入君子之列，还是应该打入小人一党，这个难题让无数学者痛苦不已。几百年来，对王安石的评价，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意见之相左，竟有天壤之别。

王安石还没有执政的时候，对他的评价就大相径庭。那时候王安石文名传遍天下，却屡次拒绝升迁，而甘愿做个地方小官。有人说此人志行高洁，“独负天下大名三十余年，才高而学富，难进而易退，识与不识，成谓介甫不起则已，起则太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泽也”。对王安石寄予高度期望，认为他就是当世圣人，有经天纬地之才，可以解决当时困扰朝廷的诸多问题。可同时有人说王安石言行不同常人，必是沽名钓誉、大奸大恶之辈。也有人说他“好学而泥古，故议论迂阔，若使为政，必多所变更”。

在王安石的改革事业如日中天，取得初步成效之时，神宗皇帝对他的崇拜达到了顶峰，竟当众称他为“今之古人”。这在崇拜上古的古代，可不是个一般的评价。然而，他的政敌司马光却气急败坏地称王安石“妄生奸诈，荧惑圣上，首倡邪术，欲生乱阶，违背常法，轻革朝典，学非言伪，王制所诛，非曰良臣，是为民贼!而又牵合衰世，文饰奸言，徒有啬夫之辨谈，讵塞诤臣之正论；加以朋党鳞集，亲旧星攒，或备近畿，或居重任，窥伺神器，专制福威，人心动摇，天下惊骇。”简直就是说王安石是个想谋朝篡位的大奸臣。

王安石去世，政敌司马光当政，学生故旧无人上门吊唁，惟恐为自己带来不利，身后非常凄凉，“恸哭一声惟有弟，故时宾客合如何?”然而，他的政敌司马光却大度地主张朝廷应该厚礼安葬：

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但性不晓事而喜遂非，致忠直疏远，

谗佞辐辏，败坏百度，以至于此。今方矫其失，革其弊，不幸介甫谢

世，反复之徒必诋毁百端。光意以谓，朝廷宜伏加厚礼，以振起浮薄

之风。

在此之后，大宋朝廷为评论王安石更是争论得天翻地覆。宋徽宗时，被后人目为奸臣的蔡京当政，大张旗鼓地抬高王安石，追封王安石为“舒王”，并在孔庙中给予“配享”的崇高地位。然而，到了宋钦宗时，朝廷又取消了“舒王”的称号，罢了他的“配享”。南宋之时，王安石更被指责为北宋灭亡的罪斛祸首。天下之恶全部归罪于他。  自此之后，几百年间，对王安石的负面评价成为历史主流声音。《宋史王安石传》对他是完全的否定，明朝正德年问的状元杨慎则把王安石列为古今第一小人，朱熹、黄宗羲、王夫之等大学者也纷纷指责王安石变乱天下，祸害人民。特别是王夫之，对王安石简直是恨之入骨，称为民贼。经俗儒村夫递相传承，王安石大奸大恶的形象渐渐成为历史上的固定形象。然而，在否定中还是有疑惑。

王安石去世之后几十年，大儒朱熹的学生问：“万世之下，当如何品评王安石?”

朱熹说：“盖介甫是个修饬孝谨之人，论来介甫初间极好，他本是正人，见天下之弊如此，锐意更新之。可惜后来立脚不正，坏了。”

学生又问：“莫只是学术错否?”

朱熹回答道：“天资亦有拗强处。”

学生说：“若学术是底，这样天资却更有力也。”

朱熹深深地点了点头：“然。”

毕竟是大儒，朱熹没有对王安石全面否定，然而，对王安石如何品评，他的答案也是矛盾重重。

到了近世，王安石才被入重新认识。梁启超对王安石推崇备至，认为他几乎是古今第一完人。到了建国之后，王安石的身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他的推崇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王安石成了伟大的改革家、杰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唯物主义者、法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历史进步力量的化身，并且因为列宁的著名评价“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而身价百倍。

事实上，王安石身上所有的“光荣”与“罪恶”，都是来自他那特殊的个性。他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真正有胆量、有见解的人，绝无仅有的不以别人的是非为是非而听从自己内心声音的人，绝无仅有的站在“圣人”面前而不是跪在“圣人”面前的人。他是最有个性的政治家。

事实上，历史上的每个清官廉吏都是有个性的人。因为做清官廉吏就意味着拒绝中国官场的游戏规则，只有那些敢于坚持自己内心标准的人才能成为清官廉吏，而他们的代价就是被他人所攻击，所排挤，被官僚群体所厌恶。清官廉吏大多是孤介之士，生前艰辛而死后留名。而王安石的个性、孤介则绝不仅仅表现在清廉这一方面，而是作为一个基本特征印在他生命的每一个侧面，而他的个体生命又是这样有力地介入了北禾社会的大变革，这也就难怪他生前身后被绝大多数人所攻击所排挤所诅咒所污蔑。他是历史上最孤独的人，不但身后没有多少人理解他，在他生前，保守派官僚视他为怪人，在他改革派的同事之中，也没有自己真正的同道。这些和他共同扛起改革大旗的人，多数不过是为了找一条升官发财的捷径而利用他而已。

封建社会是最不能容忍个性的。王安石这样的人在那样的社会居然能生存下来，并且切实地推行了自己那离经叛道的变法主张，使这个陈陈相因的社会这样大面积地被惊扰，不能不说是个奇迹。这完全是他个性超乎寻常的强悍、自我竭尽全力的张扬所致。虽然他最终是失败了，但已完全可以被称作光荣的失败。是的，他是那个缺乏个性、缺乏创造力的时代为数不多的骄傲之一。试想，在孔子及其庸俗的解释者统治中国思想界千余年之后，谁敢像王安石那样把前人对经典的解释全部推倒，别出新意地加以重新解释?在一个崇拜先祖信服天命的社会，谁敢像王安石那样喊出：“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在一个自然经济的小农社会，谁有王安石那样的眼光和魄力敢于推行一场彻底打乱社会现行秩序的带有国家主义和现代商品经济意识的变革?

王安石的特殊是由诸多因素造成的。他出生的年代，社会思想空间还没有被皇权所彻底封闭，人们还有一丝精神上的呼吸自由。就是这一丝自由，成就了独特的王安石。王安石的家庭也是个特殊的家庭，他的父亲王益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不体罚孩子的家长，对王安石的阅读学习也基本采取了放任自流的态度。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王安石广泛阅读了诸子百家之书，把自己的思想地基大大扩展，并且对汉儒的注释产生了怀疑。从精神导师孟子那里，他汲取了舍生取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精神力量，正和自己坚定固执的个性相契合，并坚守终生。在现存的王安石最早的一篇文章，作于二十二岁的《送孙正之序》里，他这样写道：“时然而然，众人也；已然而然，君子也。已然而然，非私已也，圣人之道在焉。夫君子有穷苦颠跌。不肯一失诎己以从时者，不以时胜道也。故其得志于君，则变时而之道，若反手然。彼其术素修而志素定也。”意思是说，时人认为对，自己也就这样做，是庸人，自己认为对才去做，是君子。君子在艰难困苦中，也不肯放弃原则，取宠于大众。这样的人如果被天子所用，治理好天下易如反掌。事实证明，他的一生，正是按照自己的这些话去做的。在他的执政生涯中，他最强调的一个原则就是“坚持”，他一再批评神宗皇帝意志不坚定，易为种种流言所动，而他自己则确实是不问成败，一意孤行。虽然他的自信达到了固执的程度，并且成为他失败的原因之一，然而，这种矫枉过正的坚定自信对我们这个群体自大而个体不自信的民族来说也是宝贵的精神财富。

不管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对王安石的改革事业做何评价，王安石的个性永远是中国古代史上一个独特的闪光点。所以，在清官廉吏传的选题中，我接受了其中王安石一册的写作。然而，由于时间的过于仓促，由于准备非常不充分，由于自身学养能力有限，这本传记实在难以让人满意。但如果它使你开始对王安石这个人物产生一点兴趣，我的目的也就部分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