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喜欢读《红楼梦》吗？你对里面的人物了解多少？你最喜欢里面哪个人物？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秦可卿？史湘云？妙玉？贾探春？……不管你喜欢谁，只要你爱读《红楼梦》，你都应该读读本书，听听专家们是怎样评论她们的。本书是名家图说红楼人物系列之一。通过深入研究《红楼梦》中贾宝玉的有关内容，本书作者透彻入理地分析了贾宝玉一角。观点新颖，语言通俗，不仅适合红学研究者参考阅读，也适合普通红学爱好者阅读。

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纵然生得好皮囊，腹内原来草莽。潦倒不通世务，顽愚怕读文章。行为偏僻性乖张，哪管世人诽谤！富贵不知乐业，贫穷难耐凄凉。可怜辜负好韶光，于国于家无望。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寄言纨绔与膏梁：莫效此儿形状！这是曹雪芹对贾宝玉最简洁明了的写照。

本书是名家图说红楼人物系列之一。通过深入研究《红楼梦》中贾宝玉的有关内容，本书作者透彻入理地分析了贾宝玉一角。观点新颖，语言通俗，不仅适合红学研究者参考阅读，也适合普通红学爱好者阅读。

卷一 千古未有之一人

论贾宝玉典型形象

贾宝玉论

卷二 无才可去补苍天

贾宝玉论

宝玉为什么不喜读书? 

宝玉不肖

卷三 无故寻愁觅恨

贾宝玉出家谈

贾宝玉形象的哲学意义

卷四 多情公子空牵念

贾宝玉的直感生活

说“情”  

——浅析贾宝玉的“情不情”与明清启蒙思潮

今古未见之人

——贾宝玉之“痴”与“悟” 

贾宝玉的“情极”与怪诞

卷五 俺只念木石前盟

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悲剧

贾宝玉的性格特点和他的恋爱婚姻悲剧

卷六 沉酣一梦终须醒

贾宝玉的出家

宝玉的逃亡

一

《红楼梦》写了一个恋爱不能自由、婚姻不能自主的悲剧，即贾宝玉和林黛玉、薛宝钗的恋爱婚姻的悲剧。这是《红楼梦》悲剧的中心事件。

作者处理这个故事，跟我国过去任何关于恋爱或婚姻问题的作品不同。《红楼梦》的特点是，它写出了这个悲剧发生和发展的复杂细致的现实内容，写出了造成这个悲剧的全面的深刻的社会根源。这就是，一方面，作者不是简单地或表面地了解贾、林、薛的婚姻事件，而是从悲剧主人公思想性格上来看那蕴含在深处的真相，从日常生活活动中来揭示那多方面的内在的关系的；另一方面，作者不是把问题局限在本身的范围里面，使之和所在的环境绝缘，而是围绕着这个中心事件，同时铺开了一个由无数有关人物所构成的极其广阔的社会生活环境，亦即同时描写了这个步步走向崩溃的贵族统治阶级社会的真实的内幕。总之，作者是努力从人物性格和生活环境的极其复杂深邃的关联和发展上来连根地“和盘托出”这个悲剧的。

古今中外的文学，还少见这样一部作品，它展开这样广阔的一个生活环境，从多方面具有重大意义的矛盾斗争中，从无比地错综着的人与人的关系上，如此充分地来描写人物性格和事件发展。《红楼梦》现实主义艺术高度的思想倾向性和它的宏大的结构，首先就是产生于作者这种深和广的对生活的认识能力和爱憎感情上面。

我们知道，现实主义艺术无不以塑造现实生活中真实的人物形象为能事，无不以塑造具有丰富深刻的社会内容和巨大艺术感染力量的人物形象为能事。作品中写的场面、情节和无论什么事物与生活细节，离开了人物形象的塑造，就失去了意义。作品的思想主题、社会和历史的特征内容，也总是从人物形象表现和反映出来。

因此，我们研究《红楼梦》这样一部伟大的古典现实主义作品的内容，正应该从人物形象的研究着手，研究众多人物主次从属的关系，研究众多人物形象的特征，研究众多人物在矛盾斗争中的地位和彼此间的关系，研究人物性格的形成和发展，研究作者在处理上所表现的态度或爱憎感情等等。只有这样地来作研究，才能了解作品的思想内容和它所反映的现实意义。

但是有些《红楼梦》研究者往往抛开人物形象，从书中摘取一些枝节的事项和细节，来论断作品反映了怎样的思想，提出了怎样的问题。还有不少这样的例子，比如列举大观园里一顿酒饭花了多少银子、乌庄头送来多少什么地租，诸如此类，以证明贾家生活的奢侈、如何剥削农民，和说明了什么性质的历史或经济问题，等等。

若是一部《红楼梦》只提供了这样一些干瘪的事实和数字，那它有什么价值?作为死的历史资料看，许多文献尽有更为翔实更为精确的记载，《红楼梦》和一切文学作品都远不能及。《红楼梦》的伟大与不朽之处，是在它以无比丰富的活生生的艺术形象，真实具体地反映了社会和历史的内容；在这一点上，任何历史记载都不能和它比拟。

凡是阉割了艺术的生命，抹杀了文学作品的特点，那方法都是错误的。

如前所述，《红楼梦》以贾宝玉和林黛玉、薛宝钗的恋爱和婚姻问题为中心事件，整个《红楼梦》悲剧都以这三个人物为中心。而贾宝玉在三个中心人物中又居于主要的地位，并且全书所有各类人物都是围绕着他作为一个完整的典型社会生活环境而展开的。因此，在阐论《红楼梦》现实主义艺术的思想倾向性这个总题目里，这里首先试从贾宝玉的典型形象着手。

二

贾宝玉这个艺术典型一如现实中的人一样，他的思想性格，是他的生活环境中多方面复杂的条件和因素，在他的具体遭遇和经历里，给予影响，发生作用，而于不知不觉中形成起来的。《红楼梦》描写贾宝玉性格的特点，同时充分地描写了造成他的性格的生活环境和他的具体境遇的各方面特点。使我们信服地看出来，贾宝玉的独特的性格，完全是一个必然的存在。

关于《红楼梦》的典型社会环境，这里不作全面和具体的分析；这里只能就形成贾宝玉性格的现实条件方面，简括地说明几点。

我们都知道贾宝玉生长在一个腐朽衰败的“侯门公府”的封建贵族大家庭的社会环境里。这个环境，在中国封建社会——尤其末期，作为上层统治阶级社会看，具有丰富的典型特征和意义。

在当时，官僚地主家庭一般都逃不出一个常例，即所谓“五世而斩”。意思是，这种家庭的所谓“荣华富贵”，无法长久持续下去；传了几代，就衰败没落，据说不出五代也就往往垮台了。这是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的本质所规定，归纳了无数实例而得出来的一种认识。

《红楼梦》所写的贾家也是这样。开头第2回“冷子兴演说荣国府”，先就借着冷子兴和贾雨村的谈话，扼要地介绍了贾家荣宁两宅的这种形势，并且指出那萧索衰败的征象：一是“人口日多，事务日繁，主仆上下都是安富尊荣，运筹谋画的竟无一个。那日用排场又不能将就省俭。如今外面的架子虽没很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二是“更有一件大事：谁知这样钟鸣鼎食的人家儿，如今养的儿孙竞一代不如一代了”。跟着就叙说贾家的世代，说出富贵家庭趋于衰败的必然发展过程和具体现象。

冷子兴说的第二点，即养的儿孙一代不如一代，被认为是一件大事。强调指出这种“势所必至”的现象，是必要的；这是笼罩全书的描写，有重要意义的一点。因为封建社会是以男性为中心建立它的统治权力的。儿孙的腐朽无能，在这种统治阶级家族是“理有固然”的，也是最严重的现象。比较起来，“内囊尽上来”倒是小事了。我们看贾家两宅的老爷少爷们，实在没有一个不是腐朽无能的。他们虽然各有不同的面目，但共同的特点是不管事，不负责，没脑筋，没识见，荒淫无耻，作恶多端，精神堕落，道德败坏。贾政算是他们之中的一面旗帜。但是他的毫无办法和极端庸陋，从他管教子侄、结交门客和言谈治事等等方面可以看出来。

其实不止贾家如此，《红楼梦》写到的整个统治阶级的社会，这一趋势是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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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20世纪80年代的初期，在红学界曾围绕着“什么是红学”展开了一场讨论，今天许多读者可能感到很奇怪，怎么连“什么是红学”这样的问题还需要讨论么?的确需要讨论，如果你对《红楼梦》研究特别是红学史有一些了解，你就会知道这确实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

当年的论争是由周汝昌先生发表在《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第3期上的一篇文章引起的，周汝昌先生在这篇题目是《什么是红学》的文章中提出了这样的一种观点：

红学显然是关于《红楼梦》的学问，然而我说研究《红楼梦》的学问却不一定都是红学。为什么这样说呢?我的意思是红学有它的自身的独特性，不能用一般的研究小说的方式、方法、眼光、态度来研究《红楼梦》。如果研究《红楼梦》同研完《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以及《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等小说全然一样，那就无须红学这门学问了。比如说，某个人物性格如何、作家是如何写这个人的、语言怎样、形象怎样，等等，这都是一般小说研究的范围。这当然也是非常必要的。可是，在我看来，这些并不是红学研究的范围。红学研究应该有它自己的特定的意义。如果我的这种提法并不十分荒唐的话，那么大家所接触到的相当一部分关于《红楼梦》的文章并不是属于红学的范围，而是一般的小说学的范围。

那么在周汝昌先生看来什么才是红学呢?他认为研究曹雪芹的家世、研究《石头记》版本、研究80回以后的情节(探佚)、研究脂砚斋，“只此四大支，够得上真正的红学”(《石头记探佚》序)。他在《红学辨义》一文中说的更直截了当，他说：“红学的真正的‘本体’是什么?是讨寻曹雪芹的这部小说是写的谁家的事 用中围文学卜传统的说法讲，耕号‘本事’。”“讨寻本事的学问，才是红学的本义，才是红学的‘正宗’。”由此看来，在周汝昌先生那里，不仅研究《红楼梦》文本的思想艺术够不上红学，就是版本研究、脂评研究等也未必够得上红学，至少算不上红学的“正宗”，只有讨寻《红楼梦》的“本事”才是红学的“本义”“正宗”。

首先对周汝昌先生的观点提出批评的是上海复旦大学应必诚教授，他在《文艺报》1984年第3期上发表了《也谈什么是红学》的文章，明确指出：“红学有它的特殊性，但是，不能以此来否定对《红楼梦》本身的思想艺术的研究。”“把《红楼梦》本身的研究开除出红学，道理上是讲不通的。《红楼梦》本身的研究不仅不应该排除在红学之外，相反，它应该是红学的最主要的内容，而且周先生提出的四个方面的研究也不能脱离(《红楼梦》本身的研究。”随后赵齐平先生也在《文艺报》1984年第8期上发表了《我看红学》一文，进一步对周先生的观点提出了批评，指出：“红学，顾名思义应该是研究《红楼梦》的学问，好比甲骨学是研究殷墟甲骨卜辞的学问，敦煌学是研究敦煌历史文物的学问一样，不会有人提出研究殷墟甲骨卜辞的学问‘不一定’是甲骨学，研究敦煌历史文物的学问‘不一定’是敦煌学，尽管甲骨文、敦煌学要相应地研究殷墟甲骨卜辞、敦煌历史文物直接或间接有关的若干问题。”赵齐平还认为《红楼梦》研究不以作品的本身为主，而是“不断由内线作战转到外线作战，或者说不断扩大包围圈”，倒是涉及“红学向何处去”的值得忧虑的问题。

这场讨论当时参与的人并不多，但影响比较大。今天我之所以又提起二十多年前这一段往事，是因为我深深地感到当年讨论提出的问题，在今天的《红楼梦》研究中仍有着重要的意义。这场讨论不是简单地解释“红学”这个词的定义，而是关系到我们如何看《红楼梦》、如何研究《红楼梦》、研究《红楼梦》的目的是为了什么的、红学的本体到底是什么，这确实关系到红学的方向、红学向何处去的重要问题。

周汝昌先生的观点显然是错误的，红学竞不包括研究《红楼梦》本身，真是令人难以置信。毫无疑问，红学作为一门学问，不能缺少对《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及其家世的研究，不能缺少对脂评的研究等等。自新红学产生以来，在有关曹雪芹生平事迹及家世、脂评、版本的考证研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没有这些研究成果，我们今天也不可能对《红楼梦》有更深入的认识。然而研究作者、家世、脂评是为了什么，难道不是为了更好地、更深入地认识《红楼梦》这部小说吗?如果曹雪芹不是《红楼梦》的作者，我们研究曹雪芹和他的家世干什么?脂砚斋如果不是评批《红楼梦》，我们研究脂砚斋干什么?红学的主体毫无疑问是研究《红楼梦》文本本身。我们研究《红楼梦》产生的时代背景、研究曹雪芹的生平及其家世，包括与作者曹雪芹的创作有着密切关系的脂砚斋及其评语等，正是为了更深入地认识《红楼梦》的思想艺术价值，更深入地认识《红楼梦》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这才是《红楼梦》研究的根本目的。

周汝昌先生认为红学真正的“本体”，就是为了“讨寻曹雪芹的这部小说是写的谁家的事”，这里我们不禁要问，周先生到底认为《红楼梦》是“小说”还是“写的谁家的事”?如果认为《红楼梦》是小说，那么小说是文学创作，是需要虚构的，“谁家的事”只能是小说的素材或素材之一。如果说《红楼梦》就是“写的谁家的事”，那么它就不是小说，而是“自传”或是“谁家的事”的实录。其实周先生是始终主张“自传说”的，所谓“讨寻曹雪芹的这部小说是写的谁家的事”的说法，不过是他坚持“自传说”的另一种表述。“自传说”是胡适提出的，胡适在红学的发展历程中，有过重要的贡献，他对《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及其家世的研究、对《红楼梦》版本的研究都取得了重要的成果，奠定了新红学的基础，这是不可否认。但他的“自传说”却是错误的。周汝昌先生则是把“自传说”发挥到了极致，形成了他的“新自叙说”。不过胡适的“自传说”与周汝昌的“新自叙说”是有所区别的，他们的区别在哪里呢?就在于胡适是“小心”地考证曹雪芹及其家世的史料，而周汝昌先生则是“虚构”曹家的史料；胡适是依据实实在在的曹家史料力图证明他的自传说，而周汝昌则是借助于索隐猜谜甚至编造的材料来证明他的新自传说。正如应必诚教授在《周汝昌先生“新自叙说”反思》一文中深刻地指出的：“按‘新自叙说’的理解，就是要探索‘假’所掩盖的‘真事’，他们所谓的‘真事’，就是依据虚构的‘北京曹家复兴’和‘月喻太子’去改写曹雪芹家族的历史，并到《红楼梦》中去一一坐实。”(《红楼梦学刊》2006年第3辑)又说：“我们读周汝昌先生的著作文章，碰到用索隐的方法去解释和论证《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传，因其牵强附会，常常感到不可思议，但这正是新红学派发展到‘新自叙说’的特点。红学的索隐猜谜的方法已经成为‘新自叙说’的一个有机构成部分，‘新自叙说’已经离不开红学索隐方法的支撑”。联想到这些年来《红楼梦》研究中的一些奇谈怪论，从“太极红楼”到刘心武的“秦学”，无不是得到周汝昌先生的支持和受到他的影响，这是需要人们认真深思的问题。在周汝昌先生的指导和影响下，刘心武的“秦学”把一部伟大的《红楼梦》解读成低俗不堪的“宫闱秘事”，这样的“讨寻”《红楼梦》“本事”，简直是对《红楼梦》的玷污，这样的红学“正宗”，对广大读者认识《红楼梦》有害无益。

红学的历史和学术的实践早巳证明，索隐派不能正确地解读《红楼梦》，自传说不能正确地解读《红楼梦))，新自叙说同样不能正确地解读《红楼梦))。《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我们只有用研究文学的眼光，深入《红楼梦》文本，才能对这部伟大的文学作品的思想艺术价值作出正确的解读。解读《红楼梦))的主要依据是文本本身，我们不能脱离文本的内容去解读《红楼梦》。当然，这不等于说作者研究、家世研究、版本研究、脂批研究不重要。

文化艺术出版社这些年来，出版了不少研究《红楼梦》的好书，如“名家解读“红楼梦》”系列丛书，先后出版了冯其庸、李希凡、周绍良、周策纵、蔡义江、刘世德、林冠夫、胡文彬、吕启祥、邓云乡、白盾、周思源等红学家的论文集，据我所知文化艺术出版社还将陆续出版更多的红学家的著作，这次又推出“名家图说红楼人物”丛书。这些红学的书是值得向广大读者推荐的，因为它对人们正确地研究和阅读《红楼梦》是有帮助的。

2006年11月12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