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是继孔子之后的大儒之一，他的思想被尊称为“朱子学”。他的学说不仅使儒学理学在宋以后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并处独尊地位，而且影响朝鲜、日本和越南等国，曾一度成为这些国家的官方哲学或占主流地位的意识形态，并得到他们的推崇和信奉。朱子学超越国界而走向世界。

本书为“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之一，作者借鉴史书构架，精心设计全书章节，既有纵向叙述，也有横向评论，充分显示有传有评、传评结合的特色。在纵向叙述中，将朱熹一生行迹、重要交游、思想发展结合在一起介绍；在横向评论中，分别研讨朱熹的思想渊源、学术见解以及创作得失，务使读者既知其人，又知其书。

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南宋时期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其思想成为中国元以后官方意识形态，并成为朝鲜李朝和日本江卢时期的官学。本书系统、全面地阐述了以理气为核心范畴而展开经济、政治、哲学、自然科学、形神、动静；知行、心性、教育以及美学、伦理学、历史观等方面的思想。分析其内在的思想逻辑结构，诠释其思想致广大、尽精微之所在，肯定其在中国思想史和朝鲜、日本思想史上的地位。本书凝聚了作者35年多来研究朱熹思想的心血和成果，是目前国内论述朱熹思想最全面的著作。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

自序

第一章　由禅返儒　集成理学

　一、求学参禅为官

　二、集理学之大成

　三、名列伪学逆党

　四、著作年代考释

第二章　理气道器　分殊流行

　一、哲学逻辑结构

　二、形上学之追究

　三、理气道器体用

　四、气器阴阳功能

　五、理—分殊圆融

第三章　宇宙天文　气象自然

　一、宇宙结构演化

　二、天体运行历法

　三、气象阴阳潮汐

　四、实理实学实验

第四章　形神魂魄　鬼神屈伸

　一、形体神知阴阳

　二、灵魂体魄关系

　三、鬼神实然之理

第五章　象数义理　变易交易

　一、象数义理兼综

　二、变易交易会通

　三、河洛奇偶生克

第六章　一二动静　变化中庸

　一、一而二　二而一

　二、动静对待融合

　三、渐化顿变新生

　四、中庸无过不及

第七章　格致心思　持敬知行

　一、格致体验天理

　二、积累豁然贯通

　三、知觉心思虑意

　四、主体持敬去欲

　五、知行先后互发

第八章　心性情才　天地气质

　一、人性物性异同

　二、天地气质之性

　三、心性道心人心

　四、性情才统于心

第九章　美善文道　诗理自然

 一、善信美大圣神

 二、文道合一要旨

 三、诗理不离诗教

 四、平，淡自然规模

第十章 重农开源井田货币

 一、贫富获取合道

 二、民生之本在农

 三、薄取俭奢适中

 四、赋税节用赈济

 五、务本节用足国之道

 六、货币流通轻重

 七、井田以正经界

第十一章 天理君权德刑人材

 一、号令刑罚相辅

 二、天理君权理念

 三、集权分权关系

 四、为政德刑相兼

 五、任贤使能治国

第十二章 理欲义利三纲五常

 一、天理人欲关系

 二、义利道德价值

 三、三纲五常名教

第十三章 心术王霸元会道统

 一、帝之心为大本

 二、王道霸道之治

 三、元会运世循环

 四、继往圣之道统

第十四章 经史次第春秋正统

 一、史学对象范围

 二、取舍评价标准

 三、先经后史次第

 四、明正统法《春秋》

 五、效法与不可法

第十五章 人伦教育小学大学

 一、明人伦的目标

 二、小学大学教育

 三、教学方法探索

 四、精思涵泳体察

第十六章 朝日官学独尊朱子

 一、立万世之规范

 二、官方意识形态

 三、朝鲜日本官学

索 引

 重要人名索引

 重要文献索引

 重要词语索引

后记

(二)鹅湖之会浙江赈荒

乾道九年(1173)主管台州崇道观。淳熙二年(1175)三月，吕祖谦从东阳(今浙江金华)到福建建阳寒泉精舍，留住约一月，相与读周敦颐、二程和张载的书，并辑出622条，分14卷，编成《近思录》一书。对《近思录》的指导思想作了探讨，作为体会周程张四子书的阶梯，亦是体认理学入门的书。五月朱熹、吕祖谦到江西上饶鹅湖寺，吕邀请陆九渊兄弟及江浙诸友赴会，这便是学术史上有名的鹅湖之会。此会按吕祖谦的初衷，是想调和、和合朱陆为学之方的分歧，但讨论的结果却明确了他们之间的分歧是不能归一的。朱熹的“格物穷理”，被陆九渊讥为“支离事业”；陆九渊主张“发明本心”，而自称“易简工夫”。“支离事业”不能长久，而“易简工夫”终究要发扬光大。此外还就《周易》九卦之序等问题，进行了辩论。

鹅湖之会后，朱熹认为对自己很有启发，他写信给陆九渊说：“警切之诲，佩服不敢忘也”。认识到自己解经，最守章句，未免“屋下架屋”，说得意味淡薄，以致“看得支离，至于本旨，全不相照”。对自己解经的方法进行反省，对其经学著作进行修定、改写。为了进一步探讨“四书学”，他与吕祖谦在淳熙三年(1176)三月相叙于开化县汪观国兄弟的听雨轩，对《诗经》的《毛序》有笃信还是怀疑的论争。另在《易》学和《尚书》学、《春秋》学上亦产生了分歧。

淳熙五年(1178)，由于史浩的推荐，朱熹被任命为知南康军(今江西星子县)，次年(1179)三月到任，朱熹从1153年任同安县主簿至此，已家居著书、讲学二十余年。他到南康后，便贴出《榜文》，规定：第一，本军土瘠民贫，役烦税重，以使“民力日困，无复安土乐生之心”。望士人、父老、僧道、民人有能知道利病的根源，悉具以陈；第二，请士民乡邻父老，每年集会，教戒子弟，使“修其孝弟忠信之行，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敦厚亲族，和睦乡邻，有无相通，患难相恤”，以成风俗之美；第三，乡党父老，推择子弟，入学读经。

是年，南康军灾荒。朱熹一方面发布《劝谕救荒》文，劝“上户有力之家，切须存恤接济本家地客，务令足食，免致流移”，如有余粮，要以公平价格和足秤粜给贫民，不使下户有“流移饥饿之患”；劝百姓不要离乡流亡，要“各依本分，凡事循理”，只能向上户告籴，不得“妄行需索，鼓众作闹”。

另一方面，他二次上疏，要求减除星子县的税钱。他说：“窃见本军诸县，大抵荒凉，田野榛芜，人烟稀少，而星子一县为尤甚。……而官吏节次增起税额，及和买折帛，数目浩瀚，人户尽力供输，有所不给，则复转徙流亡。”使百姓无顾恋乡井之心、为子孙长久的打算，破坏了安定。

再一方面，他请求政府拨钱米修筑沿长江的石堤，以工就食，解决饥民的缺食问题。他说：“自绍兴以来，不暇开修，逐年风浪冲击，砌石损动，往往多被回运空纲偷般压船前去。……每有大风震作，漂溺人船，不容拯救，前后抛失官私钱物不可胜计。”“本军旱伤至重，细民缺食”，修筑石堤，“使饥民就役，不致缺食”。既解决饥民的缺食问题，也解决修筑石堤问题，“实为公私久远利济之惠”。由此看来，作为一个官员，朱熹是有眼光的，是做好事的。

朱熹在南康军任职期间，办赈济、减赋税、筑江堤，而且积极办学，以宣扬“理学”，以整士风。淳熙七年他在庐山唐代文人季渤隐居的地方，修复“白鹿洞书院”。朱熹自任洞主，杨日新为书院堂长。在《白鹿洞书院学规》中，他把“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作为“五教之目”；把“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作为“为学之序”；并以“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为“修身之要”；“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为“处事之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为“接物之要”。“白鹿洞书院”便成为全国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而其《学规》也成为各书院的楷模。

淳熙七年(1180)，朱熹上《封事》，他提出要“恤民”、“省赋”。他说：“天下国家之大务，莫大于恤民，而恤民之实在省赋，省赋之实在治军。”如南康军土地瘠薄，“赋税偏重”，丰年还能苟安于目前，“一有水旱，则扶老携幼，流移四出”，应蠲减税钱，并进行救灾，使南康军渡过难关。这年张拭死，朱熹罢宴哀悼。淳熙八年在星子县设七处，都昌县设十一处，建昌县设十七处，开场济粜，使饥民渡过年关和春荒，而获得“政声报最惟清白”的美誉。

淳熙八年(1181)二月，陆九渊来南康访问。自鹅湖之会后，朱陆之间经相互通信，情感上逐渐融洽。淳熙六年，陆九龄乘朱熹赴南康途经信州时，相会于铅山观音寺，三天的论学，陆氏弃却空疏而就实，朱熹亦认识支离之病而就简约上做工夫。思想渐趋接近。淳熙七年九月陆九龄逝世。陆九渊在这种情况下到南康，朱熹请他到白鹿洞书院讲学。陆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章，使朱熹和听讲者大为感动，以至有流涕者。并请陆书写《讲义》，刻碑立于白鹿洞书院。朱陆学术宗旨虽异，但可在对待中互补。这年三月除提举江南西路常平茶盐公事，南归待次。七月除直秘阁，同月吕祖谦病逝，而有“吾道之衰一至于此”的哀叹。九月除提举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当时浙东饥荒，即日单车就道，途经衢、婺、绍兴，而至临安，向孝宗面奏七札。第一札借天的权威，饥馑连年，民多流殍的灾异，进戒皇帝要“布告中外，反躬引咎，以图自新”。第二札要孝宗存天理，灭人欲。“臣闻人主所以制天下之事者，本乎一心，而心之所主，又有天理、人欲之异”。要谨守十六字心传，正心诚意，力克时弊，以振朝政。

这年十二月到浙东视事，“按行境内，单车屏徒从，所至人不及知，郡县官吏惮其风采”，以私访的办法，了解民情；并“访民隐，至废寝食”。因而使得他搞清楚了一些时弊和贪官污吏的劣迹：他奏劾绍兴府差指使密克勤偷盗赈济的官米。密克勤从平江府押运救灾米过程中，偷盗四千一百六十石，而以“糠泥拌和”来补缺额。然而“臣所见嵊县一带饥饿之民，赢困瘦瘠，宛转道路，呼号之声不可忍闻，其不免于死亡者已不胜计”。在这种情况下，密克勤乃敢于偷盗官米，“情理重害，不可容恕”。应“牒绍兴府送狱根勘取见著实依法施行外，欲望圣慈先将本人重作施行。仍令绍兴府疾速根勘监追所盗米斛，送纳入官，庶副赈济”。

他还弹劾了隐瞒灾情，谎报政绩，横征赋税的浙江衢州守臣李峄，元差监酒库张大声等，在衢州遭大水之后，人民饥寒交迫，“取蕨根以充饥肠，赢瘦萎黄，非复人貌。岁前雨寒，死亡已多”的情况下，不仅“专务掩蔽，不以实闻”，“于荒政全不留意”，而且“一味差人下县，督责财赋，急如星火”。他认为，对于这样“病昏不能视履”的官吏，要按劾以闻，撤去其职位。

P20-24

匡亚明

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

当然，和各国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一样，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也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而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不对；一知半解、信口开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对。郑重而严肃的态度应该是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弘扬这份瑰宝，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是在不断去粗取精、继往开来和改革创新过程中实现的。继往是为了开来，开来不能离开继往。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的。

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继往开来迈向四化的关键时刻。继往就是继民族优秀传统之往，开来就是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来。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系统研究，实现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继往开来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我认为这是中国各族人民，首先是文化界、学术界、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但面对这一时间上长达五千年，内容上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传统思想文化，将从何着手呢?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是很有远见而又切合实际的英明建议。从孔子到孙中山这两千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丰富的时期，如果总结了这段历史，也就基本上总结了五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当然，基本上不等于全部。孔子以前和孙中山以后的情况，可以另行研究。因此，我认为首先最好是在时间上从孔子开始到孙中山为止，方法上采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形式作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开端。这就是从这段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一般为一人一传，少数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传)，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人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上引建议后，半个世纪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已从各个方面作了许多工作，但对全面完成这个任务来说还远远不够，还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努力。作为“抛砖引玉”，本《丛书》只是这个继续努力所应完成的工作的一部分。《丛书》凡二百部，约四千万言，自1990年开始陆续出版，争取十到十五年全部出齐。

《丛书》所以用“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事实也反复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他们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的程度如何。思想并非先验之物，它所以能反映和掌握这些规律，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对前人思想成果的借鉴和继承。思想一旦形成，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实践起决定性指导作用。韩愈说的“行成于思，毁于随”，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这些话，虽所处时代和所持立场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也不同，但就认识论中思与行、理论(思想的高度概括)与实践的关系而言，确有相通之处，即都强调思想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和作用。因此我们以“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就是力图抓住问题的核心，高屋建瓴地从思想角度去评述历史人物，以便对每个传主在他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况下，如何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克服困难，施展才华，取得成功，做出贡献，从思想深处洞察其底蕴。历史上各个时代富有思想因而能在有关方面取得成就的人，直接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论著虽亦不少，但大量的则是其思想既来自实践(包括对前人、他人实践经验的吸取)、又渗透在自己创造性实践之中，集中凝聚在他自己的业绩和事功上，而没有留下论著。另一些人却只留下著作而无其他功绩，对这些人来说，他那些有价值的著作就理所当然地是他的伟大业绩和事功。如果论述一个人的思想而不联系他的业绩(包括著作)，必将流于空洞的抽象；同样，如果只讲一个人的具体业绩而不结合他的思想活动，又必将成为现象的罗列。评价思想和评价业绩，两者不应偏废。而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深化的思想活力则是经常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强调这个因素，引起人们的正视和反思，正是我们的主旨和目的。当然，思想和思想家，思想家和实践家，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概念，忽视这一点是不对的。《丛书》的重点则是放在两者的联系和结合上。至于如何使两者很好联系和结合而又着意于剖析其思想活力，各占多少篇幅或以何种方式表达，则自当由作者根据传主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作出妥善安排。

自从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全人类解放和发展有了划时代的明确方向，学术研究也有了更严密的科学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这一科学方法，在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联系到《丛书》的撰著时，我认为下列几点应特别引起重视。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是贯串在马克思实际活动和理论研究中的主线，离开了它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切实掌握了客观情况，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前者为“实事”，后者为“求是”，二者相结合，就叫实事求是。事不实则非夸即诬。为了弄清情况，就必须对情况的本质与现象、整体与局部、真与伪、精与粗，作出区别、梳理和取舍，这样才能掌握情况的实质，达到“实事”的要求；然后进一步加以分析研究，找出事物本身固有的真相而非主观臆测的假象，并验证其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和人类历史前进方向，是否反映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达到“求是”的要求。实事求是是治学的基本功夫，是对每个传主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的必要前提。不论古今中外，对历史人物过高或过低的不公正评价，大都由于未能认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缘故。

二、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批判的学说，而批判是为了继承、发展和创新。这就需要我们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既要继承发扬传主业绩和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又要批判清除其消极因素。凡传主业绩和思想中体现了诸如爱国主义、民主意识、科学见解、艺术创造和艰苦奋斗、克己奉公、追求真理的精神，即在符合历史前进要求的“立德”、“立功”、“立言”诸方面有显著成就等积极因素者，必须满腔热情地加以继承和弘扬，并紧密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使之深人人心，蔚然成风；凡反映有诸如封建迷信、专制独裁、愚昧落后、丧失民族尊严和违背科学进步等消极因素者，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清除其一定程度上至今尚起作用的消极影响，而消极因素经过彻底批判后可转化为有益的教训；凡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相混者，更当加以认真清理和扬弃，既发扬其积极因素又摒弃其消极因素。我们力求一点一滴、切实认真地探索各个传主思想和业绩中珍贵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从事的继往开来伟大历史工程的组成部分。  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是发扬学术民主、促进学术繁荣的正确原则和巨大动力。前者强调一个“齐”字，后者强调一个“争”字，是表示学术上平等、民主和自由的两种不同状态；前者突出的是统一与和谐，后者突出的是区别与争论；两种状态又统一于不断地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转化的持续发展提高过程之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体现在撰著评传时，应从“齐放”和“争鸣”出发，综合中外各个时期对有关传主的不同评价，吸取符合客观存在的对的东西，摒弃其违反客观存在的不实的东西，然后创造性地提出经过自己独立思考的、赶前人或超前人的一家之言。同时，对整个《丛书》而言，也有个共性、个性又统一又区别的问题。这就是一方面作者应把“实事求是”、“批判继承”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几点作为大家的共性(统一与共识)；另一方面，对每部评传的立意、结构和行文(文体、文风和文采等)，则主要是作者的创造性思维劳动和雅俗共赏的文字表达艺术的成果，是彼此的个性(区别)，不宜也不应强求一律。评传作者都有充分自由去发扬这一个性，力求在对每一传主的评述中探索和展示其积极因素，使之和正在变革中国面貌的伟大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融为一体，丰富其内容，促进其发展，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对传主思想业绩的一般性诠释上。

我认为，以上三点大体上可以表达《丛书》所遵循的主要指导思想，但也不排除用其他思想和方法得出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感谢所有关心和支持《丛书》工作的单位和个人，特别感谢《丛书》的名誉顾问和学术顾问。他们的热情关心、支持和指教，使《丛书》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更要感谢所有承担评传撰著任务的老中青学者，他们都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作出了或正在作出对学术、对民族、对历史负责的研究成果。没有他们的积极合作，《丛书》工作的开展是不可能的。《丛书》副主编和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出版社，在制定《丛书》规划，约请和联系国内外学者，审定书稿以及筹划编辑出版等方面，克服重重困难，做了大量工作，他们的辛勤劳动是《丛书》能按预定计划出版的必要前提。

现在《丛书》开始出版了，我作为年逾八旬的老人，看到自己迫于使命感而酝酿已久的设想终于在大家支持合作下实现，心情怡然感奋，好像回到了青年时代一样，体会到“不知老之将至”的愉悦，并以这种愉悦心情等待着《丛书》最后一部的问世；特别盼望看到它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珍贵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促进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以一颗耄耋童心，默默地祝愿这一由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作出的集体性学术成果能发出无私的熠熠之光，紧紧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幸福的明天!

热诚欢迎国内外同仁和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以匡不逮。是为序。

1990年10月7日

我之与朱熹思想结缘，并非偶然。1960年我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留校到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学研究室任教。教研室-分配我除教中国哲学通史外，着重研究宋元明清哲学，因为当时教研室还没有专门研究这一段哲学的教员，于是我被派上了用场。经过整体的考察和探索，我选择了朱熹思想作为我研究的对象。这大概是1962年秋末的事，并把自己的研究计划向教研室主任尹明先生作了汇报。这样我便开始了朱熹思想资料的搜集、研读和摘卡片的工作。

从1960年到1964年秋，除讲授哲学系本科和研究生班的中国哲学史原著选读及辅导外，考虑到宋明理学家几乎都研究《周易》，并借《周易》而发挥自己的哲学思想和建构自己的哲学框架。因而在选修北京大学魏建功教授的《文字音韵训诂》课时，开始注释《周易》。由于我在1949年前读中小学的每年寒暑假都到邑庠生(秀才)张步禧、张学精父子开的私塾里念经书等，因此注释《周易》进展顺利，并在此基础上草拟了《周易思想研究》(1980年湖北人民出版社版)。在此期间我发表了从先秦到近代十来篇文章于报刊杂志，被认为是有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名利思想的人。

1964年秋到湖南湘潭良湖公社参加四清工作，1965年到北京海淀区前沙涧大队半农半读，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以及江西余江县中国人民大学“五七干校”劳动，我都没有间断朱熹思想的探索。1972年由江西干校回京，中国人民大学解散，哲学系到北京师范大学，我利用北师大的丰富旧藏书，阅读了朱熹生平地方志及有关资料，并开始拟草稿。1979年50万字的《朱熹思想研究》修改完毕，并列入人民出版社出版计划。1980年浙江省社会科学研究所在杭州召开宋明理学研讨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黄德志编辑出席这次会议，我与她谈起《朱熹思想研究》的书稿，黄先生希望由她们出版社出书，我觉得不好向金春峰先生(人民出版社编辑)交代，黄先生很自信地说：此事由她来处理。后来黄先生与金先生达成协议，《朱熹思想研究》便转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1981年9月出版。

1981年10月15～21日由中国哲学史学会和浙江省社会科学研究所联合举办全国宋明理学讨论会，在杭州新新饭店举行，美国的陈荣捷教授、狄伯瑞教授，加拿大的秦嘉懿教授，德国的余培荷教授，日本的山井涌教授，以及香港的刘述先教授，中国大陆的冯友兰教授、贺麟教授、孙叔平教授、张岱年教授等269人参加了会议。在这个会议上，陈荣捷教授看了我的《朱熹思想研究》和《周易思想研究》两书，邀请我参加1982年在美国夏威夷召开的朱熹思想国际研讨会，并指定我撰写一篇朱熹易学思想的论文。后来，一位权威借为《朱子大传》写书评为名，不顾事实，说什么“美国夏威夷大学召开了一次‘朱熹学术国际研讨会’，大陆某君被邀请出席，为增重此君的学术地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将其新脱稿的《朱熹思想研究》特急印出，使他带着赴会，赠与到会学者。殊不料此书内容极为糟粕”，“以此劣滥作品分送国内外斯道专家，实在为大陆学术界出丑丢脸。所以，亟应将《朱子大传》大力予以表扬，……并藉以涤除掉那本《朱熹思想研究》所造成的污垢与耻辱!”我本想辨明事实，以正视听。但顾念其自谓“我因年届耄耋，手臂颤抖，写字多不能成形，难于辨认”②。既如此情境，那还有什么必要写文作答，以使其颤抖的手臂再颤抖一次作复呢!

《朱熹思想研究》出版后，1981年12月美国著名学者陈荣捷教授来函：“此书学术水准很高，肯下死功夫做学问”，其“治学之严，所用材料皆第一手，且每有新见，令人起敬”。日本《朝日新闻》1982年6月13日的学术栏发表专文，介绍《朱熹思想研究》内容并做很好的评价；日本《国家学会杂志》第96卷，第11、12号，发表渡边浩教授文章，亦给予很好的评价。香港《镜报月刊》1983年第7期发表非闻的《中年学者在大陆崛起——访(朱熹思想研究>作者张立文》的文章，指出：“三十多年来，大陆不仅没有出版过一本关于朱子研究的专著，就连一本普通论述朱子的小册子亦难于找到，特别是‘文革’期间，大批儒孔，由孔子而株连及朱子，加上一顶‘大儒’的帽子，‘扔进历史垃圾堆’，不值一顾了。难怪海外学者咸认为大陆无人研究朱子。张立文长达50余万言的专著《朱熹思想研究》的问世，说明大陆对朱子的研究并未中辍”。又说：“在大陆学术空气遭十年浩劫的污染后，张立文对朱子这个‘大儒’所作的这样的分析研究，特别使人感到清新，……它企图使哲学基本概念的研究，不仅仅停留在对主要范畴的论证上，而着重于范畴之间的联结以及结合方式的不同的研究，说明由此构成各不相同的哲学逻辑结构或哲学体系。这样的研究方法，是能还各个哲学体系以本来面目的。因而《朱熹思想研究》是散发着浓郁中国芬芳的著作，在中国哲学史、思想史上重点人物的研究中开拓了新的蹊径。”

在大陆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亦发表了肯定其学术价值和1949年以后第一本朱熹思想研究的作用。当然也有批评此书的。大陆社会科学一家最权威的杂志，以与一般书评有别的不寻常的位置，发表了署名学谦的《评<朱熹思想研究)》(1983年第4期)的长文。该文批判拙著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这两个概念上产生了偏差”，什么偏差呢?是有了与“恩格斯当年批评过的施达克的观点可以说是异曲同工”，这就是说《朱熹思想研究》与施达克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观点，犯了同样的严重谬误。所以恩格斯写了《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提出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和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标准问题，批判施达克的谬误，《朱熹思想研究》既与施达克“异曲同工”，又发生在恩格斯批判施达克之后，无疑可扣上“反马克思主义”的帽子。于是学谦批判说：“这不仅关系到个人的学风、道德、名誉，更关系到人民的利益。恩格斯告诉我们：‘马克思认为自己的最好的东西对工人来说也还不够好，他认为给工人提供不是最好的东西，那就是犯罪。’”锋芒所指，即《朱熹思想研究》是犯罪!

面临这样的批判，我不能不做出回应。然而我的《关于朱熹思想研究的几点认识》一文，直到1984年第2期才发表。“在答复之余，辄思有阐述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之必要。适蒙香港中文大学邀请笔者在1984年担任‘新亚书院龚雪因先生访问学人’讲席，遂有此《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之作”。这是因为我的《朱熹思想研究》写了《朱熹哲学的逻辑结构》一章，阐述了我的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方法论，并按这种方法论而有《中国哲学范畴发展史(天道篇、人道篇)》及《道》、《理》、《气》、《心》、《性》、《天》等书之作，以作回应。

鉴于上述种种，当匡老(匡亚明教授)提出撰写《中国思想家评传》二百卷的宏伟计划时，我积极支持，并承担了《朱熹评传》的任务，企图对朱熹思想做深入的、各层面的研究。匡老生前对《朱熹评传》多次关怀，我亦很想在匡老在世时交稿。然而，在我撰写《朱熹评传》期间两次住院(北京肿瘤医院)，住院期间承蒙蒋广学、洪修平教授到医院看望，我暗下决心一定要完成该书。尽管他们一再嘱咐我量力而为，却增加了我写好该书的信心。因此我在手术出院后坚持写作，终于完成，但还是拖了时间。当我交稿时，匡老已仙逝，谨以此书以表哀悼!在此期间又承蒙潘富恩教授、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的诸位教授的关怀、支持和帮助，谨表谢忱。

张立文

1997.9.18于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静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