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讲坛,坛坛都是好酒。本书以作者在CCTV-10百家讲坛,所作同名讲座为基础,整理润色而成。
一千三百年的历史有多远?不是岁月苍茫,是什么阻隔我们与历史接近?拨开文字记录的重重迷雾,作者引领我们发现历史真相,领略贞观风采:情感的纯粹、人性的光芒、权力的理性、国家的尊严……伟大的时代,自有伟大的精神和智慧,即便相隔千年,依旧照耀今天。
本书作者长期以来埋头隋唐史研究,书中把隋唐史学界和他本人的研究成果用生动具体的形式展现出来,不仅有人所共知的历史故事,而且有他个人的学术思考。读者从中可以了解历史的来龙去脉,一些见解也足以引起学术界的重视。
公元627年到649年,是唐太宗李世民在位的二十三年,整个社会经济和文化都得到较好发展,出现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良好社会风气。史学家们把这一段历史时期誉为“贞观之治”。贞观时期的中国,虽然不是尽善尽美,但在中国历史上,贞观时代是唯一的。这段时间虽然不长,地位却极其重要。贞观时代不仅创造了君主时代最文明的政治环境和最和谐的君臣关系,还奠定了唐朝三百年的制度基业,为此后一千多年的中国树立了楷模。李世民凭借什么创造出如此辉煌的业绩?为什么在这个时代,中国能够取得了如此重大的成就?天时?地利?人和?这成为唐朝以后历代政治家和史学家都十分关注的问题。
李渊跟隋朝的皇室关系如此密切,渊源如此深厚,他为什么还要发动一次武装暴动来推翻隋朝呢?这真是一个历史之谜。如果说答案的话,大概有好几种:第一,李渊是真命天子,看见人民水深火热的生活不能再继续了,他要出来拯救人民;第二,是李渊说,他要拯救隋朝,要把隋炀帝从江都迎接回来,隋朝不能继续这样下去了。这个说法其实也是靠不住的。那么,李渊起兵,究竟是蓄谋已久,还是将错就错呢?
晋阳起兵是以李渊为首的李氏集团推翻隋朝的一次武装暴动。李渊早就有夺取天下的思想准备,但是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所谓合适的机会,就是最有利的机会,对内有利于统一认识,对外有利于建立旗号。要说李渊晋阳起兵,十分具有戏剧性,一波三折,高潮迭起。一、马邑兵败谋划举兵
说起来还是很蹊跷的,李渊正式决定起兵反隋,是因为一个偶发事件。以前,天下乱象纷纭,大家彼此说说悄悄话,但是并不等于真的要起兵反隋。发兵反隋是件大事,稍有不慎,就是株连九族。这样的事,不到迫不得已,是不敢贸然动手的。隋朝灭亡是可以肯定的,但是由李渊家族继承皇位,在当时是没有任何迹象的。
李渊是在大业十二年(616)的年底被任命为太原留守。就职以后,他干了一件很漂亮的事情,镇压了一个外号叫历山飞领导的农民起义。起义军当时有几万人,已经占领了西河郡,西河郡处于太原和长安的必经之路上,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李渊没费多少力气就打败了历山飞,打通了太原与长安的联系。但是,没有想到,接下来却是一次失败的战斗。大约在大业十三年(617)的正月,北方突厥来犯。在太原以北的马邑郡(今山西朔县),唐军与突厥展开战斗。当时李渊派副手高君雅统兵,与马邑郡守王仁恭联合,结果被突厥打败。按照隋朝的法律,战败是要受到惩罚的,江都(扬州)隋炀帝派人前来,要处决王仁恭,同时也囚禁了李渊。所谓囚禁,其实是就地免职,等候进一步处分。
李渊受到羁押,下一步朝廷会如何处置,李渊心中没有把握。推测起来,大约有三种可能:第一,平安无事,虚惊一场,一切恢复原状;第二,严肃处理,要么降级处分,要么免职;第三,李渊更担心的是,皇上会不会借机杀掉自己。在这几种可能性中,李渊总往坏的地方想,他担心皇帝六亲不认,因为先前皇帝对自己就起过疑心。李渊对李世民说,他担心“家破人亡,为英雄笑”,李世民感同身受。他们对于皇帝没有把握,对于未来更没有把握。他们又联想起一个人,叫李金才。他是隋炀帝的故旧,当时“李氏将兴”的传说广为流传,隋炀帝怀疑李金才可能会是这个“李氏”,因此李金才惨遭灭族之灾。
隋炀帝杀人是不讲理由的,李渊向来不认为自己与皇帝关系密切。没有缘由时,隋炀帝还找过李渊的麻烦,现在李渊作战失利,是送给皇帝一个处罚自己的机会。李渊的担心是有根据的,他的恐慌引发了大家的恐慌。与其被皇帝白白地杀了,不如干脆起兵反隋。这就叫转祸为福。即使不被杀掉,免职或者降级使用,对于李渊而言也是很严重的事情。因为合法拥有军队的权力可能永远丧失。当初李渊去山西任职,格外兴奋,因为这里是陶唐故国的发祥地,李渊认为这冥冥之中是有暗示的。
马邑兵败是一个突发事件。当时全国各地烽烟四起,胜败是家常便饭。但是,谁也没有想到,在遥远的山西北部的一次战斗,会掀起如此波澜,会对隋朝的命运会产生如此重大的影响。
李渊等人开始暗中着手准备。寻找时机,众人分头安排。李渊赶紧通知远在河东郡的李建成秘密联络民间豪杰,准备起义。但是,李渊没有想到,他估计最不可能的事情发生了。隋炀帝没有继续追究,而是派使者来,让李渊官复原职,继续统帅太原兵马,王仁恭也到马邑复职。但是,李渊准备起兵,核心成员都已经知道,并且定下了起兵的日期,已经联络了天下豪杰。这么重大的事情,哪能说停就停呢?万一这个计划被泄露出去,照样是死路一条。既然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干脆就横下一条心,一不做二不休。于是李渊开始部署起兵的时间,但是我们今天已经不可能知道确切的日期了。推算起来,大约在隋炀帝大业十三年二月王仁恭被刘武周杀死之前。
李渊是行事谨慎之人,让他干这么大的事情,没有巨大的压力是很难的。如今,周围的人都很积极,他也不能后退。反隋这件事,只好将错就错了。
这就是特殊时代的特殊之处。本来一个很平常的战败处分,却引发了背叛朝廷的巨大阴谋,历史因此而改变。一个王朝的大厦,要积累多少辛苦才能完成,一个即将崩溃的大厦,却不知道哪一阵风会把它吹翻。P11-13
吴宗国(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贞观是中国历史上拥有独特魅力的时期,也是一个充满浪漫、充满激情的时期。这个时期正处在南北朝到唐宋社会变迁的历史转折点,旧的社会阶层和集团衰落了,新的社会阶层正在兴起,社会结构、政治体制、思想文化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此,经历了隋末长期动乱的贞观君臣。具有不同于其他时代的理想追求和思想风貌。
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在历史上真正从理论到实践上做到这一点的,恐怕只有唐太宗贞观时期了。唐太宗说:“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君人者以天下为公。”他并且明确提出:“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弃而不用。”魏徵和王珪也强调国家和皇帝要“以百姓之心为心”,这些都突出了“民为贵”这个主题。以民为本,关心民生,在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生动的事实,而这在其他时代是不可想象的。
唐太宗贞观时期与唐玄宗开元天宝时期有着完全不同的魅力。这个时期尽管经济还不发达,但是,由于处在王朝初期,人们的精神状态是奋发向上的,心情是乐观开朗的,如同少年儿童,具有一种美好的天真和单纯。
贞观时期,即使在开元天宝盛世,也被看成是超越尧、舜、禹、汤、文、武,自古以来从来没有过的。但是,对这样一个时代,特别是对于唐太宗和魏徵、王珪、房玄龄、杜如晦和长孙无忌等人在贞观时期的地位和作用,不同时期不同的人都有着不同的理解,因而也出现了各种不同的说法。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大家对这个时代的关注甚至向往。这也是人们怀着极大的期望去观看相关题材的电视剧和历史小说的一个重要原因。
电视剧和历史小说可以形象地反映一个时代,但由于体裁的限制。不可能充分展开。因此,人们还是希望通过历史著作比较深入地了解贞观之治。
说到历史著作,人们往往将其与教科书、史学专著联系起来。其实这些只是历史著作的两种体裁和形式而已。历史著作的体裁和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把深入的研究和生动的表现方式结合起来,这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一个传统。所谓的文史不分家就有这个意思。司马迁的《史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都是在广泛收集资料的基础上,经过细致的分析研究,通过具体生动的叙述来展现历史。同时紧扣“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和“资治”的写作目的,让读者通过历史受到启迪。因此,千百年来受到人们的喜爱,成为千古传颂的史学经典,雅俗共赏的历史著作。用生动的故事说明深刻的道理在先秦诸子的著作中,也是屡见不鲜的。只是真正要做到这些并不容易。往往是有了比较深刻的内容和学术性,就不能通俗易懂。通俗了又变成了单纯的讲历史故事。因为二者不可兼得。为了争取观众和读者,很多作品只好舍学术而取通俗。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一些通俗性的历史著作就走了这样一条道路,但其中除了少数适合少年儿童阅读的,如今已经难寻踪迹了。这主要是低估了广大读者对历史著作的要求。仅仅是历史故事,那只是孩子们的要求。对于成年人来说,他们除了想从历史故事中了解历史事实,还希望能够了解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并从中得到启发。这是摆在通俗性的历史著作面前的一个严峻的问题。电视节目,特别是一些知识型的栏目,也面临着这样的抉择。
孟宪实长期以来埋头隋唐史研究,有许多优秀的成果问世,受到学界的好评。前不久他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先后开讲《玄武门之变》和《贞观之治》,把隋唐史学界和他本人的研究成果用生动具体的形式展现出来,不仅有人所共知的历史故事,而且有他个人的学术思考。读者从中可以了解历史的来龙去脉,一些见解也足以引起学术界的重视。这是一种重要的尝试,也是一次可贵的探索。用通俗的文字传达学术的研究,他的这种努力一定会受到肯定和欢迎的。
本书是孟宪实“百家讲坛”讲稿的结集,相信可以满足更多的读者了解中国这一段光辉历史的需要。这不仅是对传统史学的继承和发扬,也圆了长期以来我们的一个梦:把历史的智慧送到大家手中,让大家也能享受历史。
2007年4月10日
这里呈献给大家的这部小书,原是我在“百家讲坛”所作的《玄武门之变》和《贞观之治》讲座的讲稿,经过了再整理再加工,最后成为如此这般的一个模样。讲稿本来是备课的材料,写明要讲的线索、要介绍的资料等。讲座的时候,会有临时发挥,会超出原来的准备。所以,这里的内容与讲座的录音稿不是完全吻合的。毕竟以讲座稿为基础,文字比较口语化,行文也不按学术习惯。对我,这还是一种新的写作方式,是否符合读者口味,心中不免忐忑。
电视讲座与大学课堂上的讲课有很多不同之处。在电视上讲座,不能指定参考书,不能让观众预习和复习,所有内容都要一字不少地讲出来。同时,不能提供太多的学术信息,否则就会影响叙述的主线,让观众失去兴趣。适应这样的讲座,需要经过一番磨砺。感谢“百家讲坛”的编辑们。他们其实是一个“教练组”——魏学来、兰培胜、林屹屹,“主教练”是张长虹。他们很耐心,很专业,很辛苦,也很善于学习。他们是电视传媒的专家,对电视观众的需求、兴趣等也很有研究,所以能在你讲话的习惯中发现哪些是观众欣赏的,哪些是观众不喜欢的。他们不仅要改正你讲话习惯中的不适合部分,还要时常给予鼓励。不仅如此。他们还经常能够在讲座内容上提供很专业的建议。称他们为“教练”,算是我的“发明”吧。想起他们的默默贡献,作为一个参与讲座的“运动员”,内心充满感激。
因为不能适应电视讲座,我曾经当过“逃兵”。是一些领导和师长的热情支持,让我坚持了下来。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院长冯其庸先生特别肯定“百家讲坛”的这种推广国学的方式,冯先生认为专业知识走出象牙塔是学者的社会责任。还有一位不肯透露姓名的师长,特意找我谈话,甚为赞赏“百家讲坛”这种讲座方式及其效果。他说国学在相当一段时间以来的衰落,是因为群众远离了国学。振兴国学不仅要研究国学,更要普及国学。“百家讲坛”用电视普及国学知识,把它广推到亿万群众中间去,必将在国学的振兴中书写浓重的一笔。我的导师吴宗国先生给我的支持更加全面,不仅提示我电视讲座的意义,而且还从讲课内容上给予指导。我跟吴先生的电话,经常有几个小时不断的记录。其实,本书的一些说法就是来自吴先生的。吴先生还为本书写了序言。同在一个课题组进行“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研究的北京大学荣新江先生,还主动分担了我的工作,以便让我更好地完成讲座。国学院的领导孙家洲、王宏伟先生。为支持我的讲座,经常提供具体方便。讲座暂时告一段落,看看书稿,也有一点成就感。诸位师长同事的鼓励与帮助,必将铭刻在心。
贞观之治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升平之世”。察今必鉴往,研究和了解这些历史,从中可以得到启示和借鉴。编写《贞观之治》电视连续剧,意犹未尽,所以愿意再来讲一讲。以往自己的学术研究,没有在治世理政的政治史方面下过工夫,通过这次讲座,感到对唐初的政治史的了解确实有了长进。除了讲座技巧的学习,这是我最重要的一个收获。
感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为本书的出版做了多方面的准备,投入了很大的力量,刘瑞琳女士、杨晓燕师妹,更是操心多多。责任编辑为书稿的完成做了大量工作。无以为报,献上由衷的谢忱吧。
2007年4月7日于北京老营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