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首部考古纪实文学力作,以实物考察历史,以科学发掘真相,探寻民族之根,追溯文明之源。
秦始皇是第一个统一了中国的皇帝,秦兵马俑这支埋藏于地下两千多年的地下卫队气势磅礴,是秦王朝强大军队的缩影。
秦俑雕塑和制作的工艺,是中国和世界雕塑史上的瑰宝,宣示着我泱泱中华的古老文明。铜车马是我国时代最早、驾具最全、级别最高、制作最精的青铜器珍品,也是世界考古发现的最大青铜器。它的出土,为考证秦代冶金技术、车辆结构、工艺造型等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资料……本书真实地再现了千古一帝秦始皇陵八干兵马俑发现、发掘的详细经过,并以兵马俑军阵所展现的线索,全景式地探寻了两千多年前大秦帝国皇帝秦始皇及臣僚妃嫔的不同命运,再现了秦始皇本人及他亲手创造的帝国盖世绝伦的风采。
1974年3月,陕西临潼县某村民在秦始皇陵东1.5公里处打井时,意外地发现一个长方形的秦代兵马俑坑。1976年又有两处兵马俑坑出现在世人面前。三个坑的总面积为22,780平方米。本书真实地再现了千古一帝秦始皇陵八干兵马俑发现、发掘的详细经过,并以兵马俑军阵所展现的线索,全景式地探寻了两千多年前大秦帝国皇帝秦始皇及臣僚妃嫔的不同命运,再现了秦始皇本人及他亲手创造的帝国盖世绝伦的风采。
◎吕不韦的财色交易
在一个被打碎的陶俑身前,静静地躺着一把未见锈痕、光亮如新的铜戟,戟头由一矛一戈联装而成,顶端戴有类似皮革的护套。戟柄通长2.88米,朽木上残留着淡淡的漆皮与彩绘,末端安有铜墩。从外形可以断定,这是一把典型的秦代铜戟。尤令人惊喜的是,在戟头的内部鲜亮地刻着“三年相邦吕不韦造寺工口”等珍贵铭文。铜戟与铭文的出现,使考古人员为之欢呼、振奋,并从迷惘与疑虑中突围而出。这一发现,在提供了确定兵马俑坑为秦始皇陵陪葬坑重要证据的同时,也再现了2000多年前那段风起云涌的历史史实以及在中国历史上两个闪光的名字:秦始皇——吕不韦。
公元前260年,韩国翟阳城里有一名富商姓吕名不韦,往来于中原各国做买卖。据史料记载,此人善于投机取巧,颇有胆识。
吕不韦靠他的聪明与胆略赢得了万贯家财的同时,苦恼也随之而来。他不时地看到那些家资巨万的翟阳大商人,一旦得罪了官府贵人,顷刻间便家破人亡,钱财也随之烟消云散。面对随时都可发生但又无法改变的事实,聪明的吕不韦悟出了一个道理:钱是需要依靠权势来保护的,或者说,有了权也就拥有了钱,而靠权势得钱要比辛辛苦苦、提心吊胆地做买卖更为便利和稳当。
于是,吕不韦把他在商界的才智运用于进出官府,结交权贵,暗暗物色足以改变自己身份与地位的后台老板。经过两年的奔波与努力,契机终于到来了。
一天,吕不韦在赵国邯郸结识了作为人质押在赵国的秦公子子楚,这位公子本是秦国太子安国君的儿子。因为他的母亲在安国君心中失宠,不再被重视的子楚便被羁留在赵国邯郸以做人质。此时子楚的落魄惨不忍睹,吕不韦在惊讶之余,以他的机智与政治敏感,立即意识到这是改变自己命运的绝好良机,遂决定在这个落魄公子身上下大赌注。有一天,两人在欢宴之后,他当场告诉子楚:“我可以改变你这种落魄的状况。”子楚听罢半信半疑。
在这之前,吕不韦对各国权势集团作了详细研究,他知道秦国太子安国君最宠爱的是华阳夫人,而华阳夫人又偏偏无子。正是瞅准了这个缝隙,他开始了狡黠的政治投机的第一步。
吕不韦先是赠给子楚大笔金钱,让他在赵国广交上层宾客,以便提高身价,沽名钓誉。尔后携带金银财宝,亲赴秦国作政治赌博,以说服华阳夫人与安国君立子楚为嫡子。
华阳夫人收到以子楚名义贡奉的珍宝,深为感动,这个膝下无子的半老妇人,觉得子楚是个聪明孝敬的孩子,虽在赵国吃尽了苦头,仍然念念不忘她这位非亲生的母亲遂对子楚有了好感。不久,她又听到宫廷大臣们开始称赞子楚,甚至有些老臣说他是立嗣的最佳人选。在各路言论夹击下,华阳夫人动心了。这时,她的姐姐和弟弟已被吕不韦买通,纷纷前来向华阳夫人陈述见地,使她越发明白自己虽受安国君宠爱,但毕竟没有儿子,一旦容颜衰退,必遭冷落,甚至遭到不测。假如立子楚为嫡子,他将来必定知恩图报,自己将永远不会失势,即使一旦失宠,仍有子楚作为依靠。
华阳夫人是个聪明又机灵的女人,她趁安国君正对她迷恋之际,劝说立子楚为嫡子,而安国君的长子奚,当时正由相国杜仓教导培养,按照惯例,王嗣之位已稳如泰山,可万没想到由于吕不韦的出现,形势急转直下,命运和他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
安国君没有吕不韦和华阳夫人那样精明的头脑,当然也不明白其中的圈套,他认为一切都顺理成章,答应下来倒也皆大欢喜。
于是,往日的落魄公子正式成为秦国的王太孙,吕不韦也顺理成章地成了这位王太孙的师傅。
一日,吕不韦在家中宴请子楚。两人喝得兴致正浓,只见一个美丽绝伦的舞女从帘后闪现而出,为他们跳舞助兴,子楚被那女人的姿色弄得目瞪口呆。吕不韦见子楚已完全被自己的爱妾所迷,便不动声色地笑笑,装出一副慷慨大度的样子:“如果王太孙喜欢这名侍姬,就让她跟你去吧。”
子楚喜不自禁,匆匆了结宴请,将女人带回府中。
这一夜,子楚怀着感激涕零和欣喜若狂的双重心情同那女人度过了一场翻云覆雨、驾云吐雾的难忘时光。然而,他没有想到这个女人在离开吕家时已有身孕,不到10个月就生下了一个男娃。这个男娃就是后来叱咤风云、席卷天下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皇帝赢政。
若干年后,安国君死去,子楚接替安国君的位子成为庄襄王。即位后的子楚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拜吕不韦为丞相,赐给他食邑洛阳十万户,封为文信侯。同时封华阳夫人为太后,至于自己的亲生母亲就只能往后边排了。
从落魄公子到一国之君,极大的反差,使子楚忘乎所以,纵情享乐,整日沉浸在声色犬马之中。其结果自然是乐极生悲,因纵欲过度而一病不起,为王不足三年就一命呜呼了。老子归天,国君的位子由年仅13岁的太子赢政继承,但一切政权却要靠吕不韦来支撑。羽翼未丰的秦王政,尊吕不韦为相国,并称仲父,一切政事全由这位仲父操纵。吕不韦当仁不让地利用手中的权势,力主秦国对外战争,并连续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他自己在秦国的威望也随之进一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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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考古的现场触摸中国
朱大可
考古是一种富于创造性的想象性工作,需要考古学家对文化遗存的历史想象和科学还原的能力。一个优秀的考古学家同时也是一个诗人和战略家,他必须善于组织和指挥一个庞大的工程,并且尽可能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阐释所获得的材料,令其呈现出意义的夺目光辉。
考古同时又是多种学科的精细的综合研究,它包括空中勘探(航空遥感和大地遥感)、电磁脉冲技术、地理信息系统(GIS)、地球物理测量、磁力测量、各种物理测年方法、遗传生物学、天文学、气象学、冶金学、矿物学、电脑三维技术、器物类型学,以及体质人类学、上古语言学、民族学等专业技术、研究领域和方法。它所指涉的领域,远远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基于“文化安全”等方面的考虑,中国跟西方先进国家展开联合考古,藉此引入先进技术和方法,这个目标还很遥远。“作坊式考古”仍然是中国考古界的主要方式,尽管如此,考古学家还是有了重大的考古收获。它超越了技术和方法的层面。这是因为,中国是全球文明遗存最丰富的地点。
考古不仅是对古代文明遗产的发现,具有重大的文化价值,同时也是一种艰难的田野调查,其中包含着考古学者大量、缓慢、细致和繁琐的田野作业。它需要超乎寻常的意志力和忍耐力。1982~-,我在西安见到秦始皇兵马俑考古队长袁仲一的时候,他拿出来招待我的上等食物,就是一个窝窝头和一碗玉米糊糊。它也是整个考古队的基本食粮。这个细节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它无疑就是中国考古学家的生活象征。他们在这样的贫寒艰难的环境中展开工作,但他们却是当时最“富有”的探宝人。他们所发掘的宝藏不仅价值连城,而且必将惊动整个世界。
耐人寻味的是,中国十大考古发现的缘起,大多是因为盗墓、打井、挖掘防空洞、建造楼房和房屋倒塌,这从另一个角度向我们发出了警告:随着地球表面因发展商业、工业和农业而过度开发,文化遗物正在遭到大规模的破坏,而其中被妥善保护的只是少数。这是中国考古学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中国考古学的另一难题,就是大多数古代文物在意外发现之后被迅速哄抢,成为文物走私和地下文物市场的抢手货。中国考古学的第三个难题,就是它总是超越了学术层面,成为意识形态的重要表述方式,20世纪的三大考古事件都发生在文革后期,如马王堆、秦俑和孙子兵法等,这种发掘和研究被赋予了浓烈的国家主义色彩。
毫无疑问,考古学的最终目标,就是为了人能够掌握其自身的历史。社会(国家)资助了考古学的活动,推进它的发展,但社会(国家)也是考古成果的最大消费者。在一个强大的消费主义时代,考古意味着巨大的商机。考古学的成果不是自我封闭的,它不仅要对研究者开放,也要对普通公众开放。考古学的这种多元化后效,为考古学提供了广阔的前景。
考古首先带动了地方旅游经济的发展,西安兵马俑和成都三星堆都是这方面的成功例证。这两个地点现在成为当地旅游业的最迷人的摇钱树,其中包含了从膳食、交通、住宿到购物和门票等完整的产业链。兵马俑发现者、一位普通的陕西农民,早已放弃了耕作和打井的生活方式。他每天上午10点到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上班,在礼品销售店里为游客签名售书。他的收入取决于每天售书的多少i他的悠闲而富足的生活,乃是整个文明遗址居民生活的缩影。
考古学的第二轮后果,就是带动了出版业和影像业的繁荣。经过央视“百家讲坛”的鼓噪,《三国演义》和《红楼梦》等古典名著的研究专著,一时成为炙手可热的阅读潮流。与此相应的是考古热的兴起。《达·芬奇密码》之类西方畅销书在中国的翻译出版,考古、神话、悬疑、探案等多元素组合的通俗读物,正在成为新的阅读热点。 海南出版社的考古类畅销读物《考古中国》,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从万历皇帝的定陵、山东临沂银雀山的《孙子兵法》、秦始皇兵马俑、清代东陵珍宝、古蜀国三星堆遗址、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马王堆汉墓、广州南越王墓、夏商周断代工程,到北京猿人头盖骨等,这套丛书几乎囊括了中国20世纪以来最重大的考古发现。但它并未沉溺于学院式的文物训诂,而是在考古知识和历史研究成果的基石上,对考古过程进行充分的故事化叙事,注入探案逻辑和大量富有悬念的故事细节,以此建立生动有趣的“大众考古学”。这种学术叙事的转型,引领了学术大众化的新一代风气。与其追随知识界空唱“文化复兴”的高调,不如切实地启动历史文化的大众启蒙。
《考古中国》所记载的十大考古发现,为大众了解20世纪以来中国考古学的重大收获,提供了一份详尽的指南。书中所陈述的考古事件,不仅跟考古学密切相关,也涉及整个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令读者仿佛亲临考古现场,以书斋阅读的方式,触摸了中国历史的真相。
在我看来,《考古中国》所提供的考古学知识及其背景历史,不仅能够帮助人们了解本土文明的进程,也能够促使人们学会敬畏文明,唤醒民众保护文化遗产的热切欲望。那些考古故事给我们的最大启示就是:要像保护自然生态一样保护文化生态,而我们所面对的这些历史文明遗产,正是这种文化生态的伟大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