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诃夫(1860-1904)，十九世纪末俄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著名剧作家，世界三大短篇小说家之一。列夫·托尔斯泰曾经称他是一个“无与伦比的艺术家”。

契诃夫的创作以短篇小说见长。他的小说短小精悍，简练朴素，结构紧凑精练，情节生动，笔调幽默，语言流畅明快，言简意赅，并富于音乐节奏感，给读者以思考和回味的余地。他善于从日常生活中发现具有典型意义的人和事，通过幽默可笑的情节进行艺术概括，塑造出完整的典型形象，以此来反映当时的俄国社会。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可分为三类：早期的幽默讽刺类，中期的民生疾苦类，后期的抗议控诉类。在他的小说中，淡淡的幽默往往与辛辣的讽刺相交织。

《变色龙》精湛而完美地表现了契诃夫的艺术风格。在沙皇俄国，将军家豢养的狗比普通人更重要。巡官奥丘梅洛夫之流在有权势者的家犬面前摇尾乞怜，而对老百姓则张牙舞爪。《变色龙》嘲讽、挖苦了小人物身上十足的奴性，鞭挞了忠实维护专制暴政的奴才及其专横跋扈、暴戾恣睢的丑恶嘴脸，揭示了黑暗时代的反动精神特征。“变色龙”因此成了见风使舵、善于投机钻营者的代名词。它是契诃夫送给世人的一面镜子，百余年后的读者不难在一些“现代人”身上同样看到“变色龙”的影子，发现活跃在社会各个阶层的那些无耻者胁肩谄媚的卑劣形象。

契诃夫的一部分短篇小说反映了小市民的庸俗与猥琐。如《小公务员之死》、《胖子和瘦子》等，从不同的角度再现了“小人物”的猥琐和软弱。其中，《小公务员之死》展示了沙皇俄国强者倨傲专横、弱者唯唯诺诺的官场现状，蛆虫般的切尔维亚科夫及其奴才心理正是这种官场生活的产物。为一个不小心打出的喷嚏而担惊受怕致死，这种事情也许不会出现在现实生活中，但官僚制度的阴森恐怖却因而被夸张到极致。

《套中人》里的别里科夫，因此成为因循守旧、畏首畏尾、害怕变革者的符号。契诃夫让“套中人”晴天雨天都打上雨伞，戴着眼镜，竖起领子，带上套子，钻进帐子，成为一个漫画式的人物。这种夸张的手法，加上对俄罗斯民间故事讲述方法的借鉴，使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取得了强烈鲜明的艺术效果。

《苦恼》是他早期创作中的一次思想和艺术的飞跃。在这个短篇小说的结尾，人向马儿诉苦，强烈渲染了沙皇俄国的世态炎凉。《万卡》可说是《苦恼》的姊妹篇，九岁童工的稚真心灵，他的学徒生活的苦楚，他对祖父和故乡的眷恋，这一切巧妙地互相穿插和渗透，加上作品中的浓郁的抒情风格，使读者对小万卡产生深深的同情。正是在这些作品中，幽默俏皮的契诃夫逐渐成长为严肃深沉的契诃夫。

库页岛之行成为契诃夫一生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在那座人间地狱里的见闻提高了他的思想认识，他开始用另一种目光审视世界，由此产生了一系列表现重大社会课题的作品。《第六病室》就是其中之一。

……

变色龙

小公务员之死

胖子和瘦子

嫁妆

苦恼

万卡

渴睡

跳来跳去的女人

第六病室

挂在脖子上的安娜

农民 

套中人

醋栗 

约内奇

出诊

宝贝儿

新娘

钉子上

公差

变色龙

奥丘梅洛夫警官穿着新的军大衣，手里提着小包，穿过集市的广场。他身后跟着一个长着棕红色头发的警察，手上端着菜箩，里面盛满着没收来的醋栗。四周一片寂静……广场上一个人影也没有。小铺和酒店门可罗雀，附近连一个乞丐都没有，开着的店门像是一张张饥饿的嘴巴，无精打采地面对着上帝创造的这个世界。

“该死的东西，你竟敢咬人!”奥丘梅洛夫忽然听见叫喊声。“伙计们，别放走它!这年月，咬人可不行!抓住它!哎哟……哎哟!”

接着就传来狗的尖叫声。奥丘梅洛夫抬眼望去，瞧见从木材商皮丘金的货场里蹿出来一条狗，用三条腿跑着，还不时地回头张望。在它身后，一个人紧接着追了出来，穿着浆硬的花布衬衫，披着敞开的坎肩。他紧追一步，身子往前一探，扑倒在地，抓住了那条狗的后腿。

紧跟着又传来狗叫声和人们的叫喊：“别放走它!”

一张张睡意惺忪的脸从小铺里探出来，货场门口很快就像是从地底下钻出来的一样聚了一群人。

“好像出乱子了，长官!……”警察说。

奥丘梅洛夫把身子往左边微微一转，往人群那边迈步走去。在货场门口，那个敞开坎肩的人站在人群中间，高举起右手，正在向人们展示他那根血淋淋的手指头，就像举着一面胜利的旗帜；那张半醉的脸上分明露出这样的神情：“我要剥了你的皮，坏蛋!”奥丘梅洛夫认出这个人就是首饰匠赫留金。肇事者是一条背上有一块黄斑的白毛小猎狗，脸尖尖的，这时候它前腿叉开趴在人群中央的地上，正在瑟瑟发抖，那含泪的眼睛里流露出苦恼和恐惧。

“出什么事了?”奥丘梅洛夫挤到人群中去，问道，“你在这儿干什么?干吗竖起手指头?……是谁在叫嚷?”

“长官，我可没有招惹是非……本来，我走我的路，”赫留金对着空拳头咳嗽着说，“我正跟米特里·米特里奇谈木柴的事，这个坏家伙忽然间就冲上来，无缘无故把我的手指头咬了一口……求您谅解，我可是个干细活的人……这得赔我一笔钱才成，因为也许我这根手指头一个星期都不能动了……法律上，长官，也没有那么一条，说是人受了畜生的害就该忍着……要是人人都遭狗咬，这个世界还要不要人活了……”

“嗯!……好……”奥丘梅洛夫严厉地说，一边咳嗽一边皱了皱眉头，“好……这是谁家的狗?这种事我决不放过。对那些放出狗来闯祸的人，我该拿点颜色出来给他们看看!该管管那些不遵守法令的老爷们了!等到罚了款，他，这个混蛋，才会明白把狗或者别的畜生放出来是什么后果!我要给他点厉害瞧瞧!……叶尔德林，”警官对警察说，“你去调查清楚这是谁家的狗，打个报告上来!这多半是条疯狗，得把它弄死……不许拖延!我问你们：这是谁家的狗?”

“像是日加洛夫将军家的!”人群里有个人说。

“日加洛夫将军家的?哦!……那个，叶尔德林，帮我把身上的大衣脱下来……天好热，好像要下雨了……有一件事我不懂：它怎么会咬你?”奥丘梅洛夫对赫留金说，“难道它够得着你的手指头?它那么矮小，可是你，长得如此高大!你这个手指头是不是让小钉子扎破了，却异想天开想要人家赔你钱是不?你这种人啊……谁都知道是个什么货色!我可知道你们这些鬼名堂!”P1-2

契诃夫(1860-1904)，十九世纪末俄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著名剧作家，世界三大短篇小说家之一。列夫·托尔斯泰曾经称他是一个“无与伦比的艺术家”。

契诃夫的创作以短篇小说见长。他的小说短小精悍，简练朴素，结构紧凑精练，情节生动，笔调幽默，语言流畅明快，言简意赅，并富于音乐节奏感，给读者以思考和回味的余地。他善于从日常生活中发现具有典型意义的人和事，通过幽默可笑的情节进行艺术概括，塑造出完整的典型形象，以此来反映当时的俄国社会。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可分为三类：早期的幽默讽刺类，中期的民生疾苦类，后期的抗议控诉类。在他的小说中，淡淡的幽默往往与辛辣的讽刺相交织。

《变色龙》精湛而完美地表现了契诃夫的艺术风格。在沙皇俄国，将军家豢养的狗比普通人更重要。巡官奥丘梅洛夫之流在有权势者的家犬面前摇尾乞怜，而对老百姓则张牙舞爪。《变色龙》嘲讽、挖苦了小人物身上十足的奴性，鞭挞了忠实维护专制暴政的奴才及其专横跋扈、暴戾恣睢的丑恶嘴脸，揭示了黑暗时代的反动精神特征。“变色龙”因此成了见风使舵、善于投机钻营者的代名词。它是契诃夫送给世人的一面镜子，百余年后的读者不难在一些“现代人”身上同样看到“变色龙”的影子，发现活跃在社会各个阶层的那些无耻者胁肩谄媚的卑劣形象。

契诃夫的一部分短篇小说反映了小市民的庸俗与猥琐。如《小公务员之死》、《胖子和瘦子》等，从不同的角度再现了“小人物”的猥琐和软弱。其中，《小公务员之死》展示了沙皇俄国强者倨傲专横、弱者唯唯诺诺的官场现状，蛆虫般的切尔维亚科夫及其奴才心理正是这种官场生活的产物。为一个不小心打出的喷嚏而担惊受怕致死，这种事情也许不会出现在现实生活中，但官僚制度的阴森恐怖却因而被夸张到极致。

夸张、漫画化，是契诃夫短篇小说取得幽默讽刺效果的主要艺术手段。夸张包括言语夸张，情节夸张；漫画化则通过肖像描写、道具配置、典型场景和独特的言行举止来实现。《套中人》里的别里科夫，因此成为因循守旧、畏首畏尾、害怕变革者的符号。契诃夫让“套中人”晴天雨天都打上雨伞，戴着眼镜，竖起领子，带上套子，钻进帐子，成为一个漫画式的人物。这种夸张的手法，加上对俄罗斯民间故事讲述方法的借鉴，使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取得了强烈鲜明的艺术效果。

契诃夫所反映的正是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社会百态世象，是整个社会现实的浓缩。他擅长用诙谐幽默的笔调，对各种病态的人性进行深入骨髓的剖析和不遗余力的揭露，唯恐自己言语的力度达不到他所要求的效果。因此，每当他的笔触捕捉到那些有着普遍社会批判意义的小丑形象时，你就不得不惊叹他揭露的深刻，你就不知不觉会进入一种深层次的思考。

在另一部分短篇小说里，契诃夫把视线转向劳动者的困苦生活。《苦恼》是他早期创作中的一次思想和艺术的飞跃。在这个短篇小说的结尾，人向马儿诉苦，强烈渲染了沙皇俄国的世态炎凉。《万卡》可说是《苦恼》的姊妹篇，九岁童工的稚真心灵，他的学徒生活的苦楚，他对祖父和故乡的眷恋，这一切巧妙地互相穿插和渗透，加上作品中的浓郁的抒情风格，使读者对小万卡产生深深的同情。正是在这些作品中，幽默俏皮的契诃夫逐渐成长为严肃深沉的契诃夫。

契诃夫在短篇小说创作中的显著特色，是他能够从最平常的现象中揭示生活的本质。他高度淡化情节，只是截取平凡的日常生活片段，凭借精巧的艺术细节对生活和人物进行真实的描绘和刻画，从中展现重要的社会现象。但他并没有因此陷入日常生活的“泥沼”，恰恰相反，他的深刻的现实主义形象常常升华为富有哲理的象征。在展示人物内心世界方面，契诃夫不重于细致交待人物的心理活动过程，只求从人物的行为举止中看出其内心活动和变化。契诃夫具有高超的抒情艺术才能，善于找准适当的时机和场合，巧妙而多样地流露他对觉醒者的同情及赞扬、对堕落者的否定和厌恶、对美好未来的向往以及对丑恶现实的抨击，这种浓郁的抒情笔法常常以“客观”而含蓄的叙述为载体。

契诃夫的成长和发展，与他出身寒微而自强、自尊的人生历程密切相关。

一八六0年一月二十九日，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出生于俄罗斯南方的塔甘罗格市。他的祖辈是农奴，祖父在一八四一年赎得本人及家属的人身自由。契诃夫七岁进入当地的教会小学读书，两年后进入塔甘罗格中学，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他十五岁时，父亲经营的杂货铺破产，为了躲债，父母带着他的弟弟和妹妹去了莫斯科。契诃夫留在塔甘罗格市，一边读书一边当家庭教师维持生计。少年时期的贫困、屈辱生活使他体验到了生活的艰辛和悲哀，也磨砺了他不屈从于生活挫折的坚毅性格。一八七九年，勤奋的契诃夫考入莫斯科大学攻读医学，一八八四年毕业后在莫斯科近郊行医，同时积极从事文学创作。这使他有机会接触农民、地主、官吏和教师等各色人物，为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不竭的素材和灵感。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在俄国历史上是一个反动势力猖獗的时期，社会气氛令人窒息，供小市民消闲的滑稽报刊便应运而生。迫于生计，以行医为业的契诃夫常为当年风靡一时的幽默刊物撰稿，发表了大量无聊的滑稽小品。与那些专供小市民消遣解闷的滑稽故事相比，他写的故事思想更锐利，笑声更健康。随着契诃夫对生活观察的日渐深入，他更能体会到十九世纪的俄国小市民身上散发的庸俗气息和卑劣愚昧的奴性心理。面对俄罗斯残酷的现实，他逐渐认识到治病只能医治人的身体，而比治病更重要的，是医治人的心灵。于是他更加勤奋地从事文学创作，用尖锐犀利的笔锋对这些社会现实进行了一一揭露和批判。

随着契诃夫的声誉日增，一八八八年十月，帝俄科学院授予他“普希金奖金”。可贵的是，契诃夫并未陶醉于日益增长的荣誉和地位，他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作家的责任重大，开始迫切寻求“明确的世界观”。

一八九0年，三十岁的契诃夫采取了一次大胆的行动，他不顾体弱多病，路途遥远，毅然离开首都莫斯科，到苦役犯人的流放地——远东地区荒凉的库页岛去考察。他在那里度过了三个月，几乎与岛上的每一个犯人和居民进行过交谈，整理出近万张调查卡片。库页岛之行成为契诃夫一生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在那座人间地狱里的见闻提高了他的思想认识，他开始用另一种目光审视世界，由此产生了一系列表现重大社会课题的作品。《第六病室》就是其中之一。这篇猛烈抨击沙皇专制暴政的作品，使列宁阅读后受到了很大的震动。在监狱一般的沙皇统治下的俄国，善于思索者被认为是“疯子”，而洞察专制制度罪恶的却正好是这些“疯子”和“狂人”。应该说，《第六病室》中的“疯子”形象是契诃夫在严厉的书报检查制度下取得的杰出艺术成果。此后，契诃夫的小说具有更强烈的社会性、批判性和民主性，其艺术形式也日趋完善，内容和形式达到了更加完美的统一。契诃夫的创作从此进入一个空前的繁荣和成熟期。

契诃夫对中国人民怀有美好的感情，曾经约高尔基一同访问中国，但因久病不治而未能遂愿。一九0四年七月十五日，契诃夫因肺病恶化，在德国巴登维勒的一个疗养院里逝世，年仅四十四岁。

契诃夫以其卓越的才华为世界文学人物画廊增添了许多不朽的艺术形象。高尔基评论他说：“在他的每一个幽默短篇小说中，我都听见一颗纯真的心所发出的平静而深沉的叹息，这是一个对那些不善于尊重自己人格的人们寄于满怀同情的人所表露的失望和叹息。”中国人民和艺术家对这位俄罗斯作家的热爱并不亚于对本国作家的热爱。早在一九0七年，即契诃夫刚刚去世三年之后，他的作品就被介绍到中国来。一个世纪以来，他的小说、剧本、书信、杂记以及有关他的回忆录，几乎全都有了中文译本。老一辈文学家鲁迅、瞿秋白、郭沫若、茅盾、巴金、曹禺等人都评论过契诃夫的创作或翻译过他的小说，茅盾先生也曾号召作家们学习契诃夫的“敏锐的观察能力”、“高度集中概括的艺术表现能力和语言的精练”。

“简洁是天才的姊妹”，契诃夫的这句名言已成为后世许多中外作家的座右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