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作家福楼拜是与司汤达和巴尔扎克齐名的现实主义文学大师，他的代表作《包法利夫人》被认为是“新艺术的法典”、是一部“最完美的小说”。作品以极其简洁而细腻的文笔，通过一个富有激情幻想的妇女爱玛的经历，再现了十九世纪中期法国的现实生活。他笔下的每一部作品、每一个章节、每一句话语，都是他千锤百炼的结晶。他甚至宣称小说的形式和风格比其故事内容更为重要。他要求小说语言具有音乐的优美节奏，这使他对语词的甄别和取舍几乎达到走火入魔的地步。

作为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小说家，福楼拜的影响是深远而长久的，到了二十世纪初，许多现代主义的小说家也把他奉为始祖与楷模。

《包法利夫人》以极其简洁而细腻的文笔，通过一个富有激情幻想的妇女爱玛的经历，再现了十九世纪中期法国的现实生活。小说的背景是一八四八年资产阶级取得全面胜利后的法国社会，当时，法国资产阶级引以为自豪的英雄年代已经过去，革命的风暴也已平息，随之而来的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平庸时代。英雄和伟人们仿佛一下子销声匿迹，剩下只有资产阶级的庸夫俗子和鄙琐、可恶的现实生活。福楼拜以此作为艺术描写的对象，借《包法利夫人》，深刻揭示了浪漫主义的追求与庸俗鄙琐的现实生活的尖锐矛盾：小说主人公爱玛·包法利是外省一个富裕农民的女儿，在修道院度过青年时代，受过贵族化的教育，饱读浪漫派作品，梦想着传奇式的爱情。她成年后嫁给一名平庸、迟钝、不解儿女风情的乡镇医生包法利，于是她不安于现状，红杏出墙。可她的第一个情人是个道德败坏的乡绅，第二个情人是个自私怯懦的见习生。她的偷情不仅没有给她带来幸福，反倒给投机商人以可趁之机，迫使她成为高利贷者盘剥的对象。为了取悦情人，维持奢华的生活，她挥霍了文夫的财产，借了高利贷，最后债台高筑，情人对她生厌，高利贷向她逼债，在山穷水尽、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她只好服砒霜自尽。

第一部

第二部

第三部

在我们上自习课的时候，校长领着一个没穿校服的新生进来，后面还跟着一个搬张大课桌的校工。大家起立，正在打瞌睡的同学也被惊醒，像是用功被中断了似的。

校长示意我们坐下，转过身对学监小声说：

“罗歇先生，这个学生你安排一下，先让他上五年级吧。如果功课和操行都好，就转到高年级，按年龄他该上高年级了。”

我们几乎看不见坐在门后角落里的新生。他是一个年纪约莫十五岁的乡下孩子，个子比我们谁都高，看起来很懂事，但却显得太局促。他像乡村教堂里的唱诗童一样，头发沿额剪齐，样子很滑稽；那并不算宽的肩膀上，裹着一件黑纽扣绿呢外套，抬肩处紧巴巴的，看起来非常不自在；袖口开了衩的地方，露出他那发红的手腕；浅黄色的长裤被背带高高吊起，露出他穿蓝袜子的小腿；脚上穿一双皮鞋，结实却不亮，看得出钉了好些钉子。

像在教堂听布告一样，他全神贯注地竖起耳朵听我们背书，既不敢架二郎腿，也不敢把胳膊放到桌子上。直到两点钟下课铃响起，学监提醒他之后，他才加人我们的队列。

为了把手腾出来，我们养成了一进教室就朝里把帽子扔到地上的习惯。要是扔出的帽子能扬起一片尘土从凳子底下飞过，还碰着墙根，那就气派十足了。

但是这名新生却不知由于什么原因没有这样做，或许是没留意，或许是不敢，反正在祈祷完了的时候，他还把帽子放在并拢的膝上。这其实是顶不伦不类的帽子，既像毛皮帽、又像骑兵帽，还有点像圆筒帽、獭皮帽、棉布帽，总之横竖都是一件寒碜的玩意儿，要多难看有多难看，活像一张没人能够看透的傻瓜脸。帽子是椭圆形的，里面设置了支撑的撑条；帽口有三道滚边，第一层用菱形丝绒和兔皮交错拼接，中间用红道隔开；再往上就是口袋似的帽筒了，当然还有硬纸板衬里的多角帽顶；顶上绣着一条饰带，图形复杂，难以辨认。帽顶垂下一根非常细长的带子，还吊着个金线编的小十字架做坠子。不过帽子倒是崭新的，帽檐闪闪发光。

“请站起来。”老师对他说。

他一站起来，帽子就掉到地上了。全班大笑。

他俯身把帽子捡起来。邻座的同学用胳膊肘一捅，帽子又掉下，他再去捡一次。

“不要管你那顶战盔了吧。”老师风趣地说。

我们哄堂大笑，弄得这可怜的新同学狼狈不堪，一时间拿在手上也不是，撂在地上也不是，戴在头上也不是。最后，他重新坐下，把帽子放在膝盖上。

“站起来，把你的名字告诉我。”老师又说。

新生叽里咕噜地把名字说了一遍。

“再说一遍!”

新生又照样说了一通，相同的咕噜淹没在全班喧哗的大海里。

“大声点儿!”老师喊道，“大声点儿!”

于是，新生像要呼唤什么亲密爱人似的张大嘴巴，下定决心般地扯开嗓子喊出了几个字：夏包乏力。P3-4

法国作家福楼拜是与司汤达和巴尔扎克齐名的现实主义文学大师，他的代表作《包法利夫人》被认为是“新艺术的法典”、是一部“最完美的小说”。

一八四八年，在福楼拜父亲的医院里发生了一桩司空见惯的自杀事件：有个学生的续弦夫人嗜读小说，她气质浪漫，生活奢侈，先后被两个情夫所抛弃，最后因负债而自杀，留下了一个女孩。不久，她的丈夫也自杀了。福楼拜的一位朋友建议他将此事写成小说——这便是《包法利夫人》创作的最初动因。但是，当小说问世后有人间福楼拜是否真有其事时，福楼拜却矢口否认。显然，作家不愿意人们将这部小说混同于一般的纪实作品，尽管故事是真实的，但他所要表现的却远非真人真事。事实上，作家的本意并不是要讲故事，他为小说加了一个副标题：“外省风情”。他为我们展示了十九世纪中叶法国外省生活的工笔画卷，那是一个单调沉闷、狭隘闭塞的世界，容不得半点对高尚理想，乃至虚幻“幸福”的追求，妇女在这个社会中更是弱者。福楼拜写包法利夫人，与其说是写一个失足女性，倒不如说是写一个惨遭现实生活摧残的浪漫主义者。小说主人公的悲剧故事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这正如福楼拜所说：“就在此时此刻，我那可怜的包法利夫人，正在法兰西的二十个村落里因受苦而哭泣。”

《包法利夫人》以极其简洁而细腻的文笔，通过一个富有激情幻想的妇女爱玛的经历，再现了十九世纪中期法国的现实生活。小说的背景是一八四八年资产阶级取得全面胜利后的法国社会，当时，法国资产阶级引以为自豪的英雄年代已经过去，革命的风暴也已平息，随之而来的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平庸时代。英雄和伟人们仿佛一下子销声匿迹，剩下只有资产阶级的庸夫俗子和鄙琐、可恶的现实生活。福楼拜以此作为艺术描写的对象，借《包法利夫人》，深刻揭示了浪漫主义的追求与庸俗鄙琐的现实生活的尖锐矛盾：小说主人公爱玛·包法利是外省一个富裕农民的女儿，在修道院度过青年时代，受过贵族化的教育，饱读浪漫派作品，梦想着传奇式的爱情。她成年后嫁给一名平庸、迟钝、不解儿女风情的乡镇医生包法利，于是她不安于现状，红杏出墙。可她的第一个情人是个道德败坏的乡绅，第二个情人是个自私怯懦的见习生。她的偷情不仅没有给她带来幸福，反倒给投机商人以可趁之机，迫使她成为高利贷者盘剥的对象。为了取悦情人，维持奢华的生活，她挥霍了文夫的财产，借了高利贷，最后债台高筑，情人对她生厌，高利贷向她逼债，在山穷水尽、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她只好服砒霜自尽。

小说客观而冷静地揭示了酿成这一悲剧的前因后果，以非凡的说服力陈述了社会所不能推卸的责任。作为悲剧的主角，爱玛并没有什么与生俱来的坏秉性，但现实生活却把她推向无法挽回的绝境。最初是她的父母异想天开送她去修道院接受高雅教育，害得这个乡村少女整天向往贵族社会的高雅生活，满脑子的诗情画意与现实生活相隔十万八千里，与她身边的那个生活圈子格格不入。当她嫁给包法利医生后，她期待的爱情却并没有实现。她不堪忍受现实生活带给她的失望，而人们却无法理解她的苦闷和抑郁，只说她神经出了毛病。她想求助于宗教，可那自诩为“灵魂医生”的神甫却对心灵的疾病一无所知。心灵的苦闷，毫无希望的生活，以及对爱情的向往，注定了包法利夫人要落入那个道德败坏的乡绅的圈套。她凭借自己的幻想投入爱恋，狂热得连那乡绅都瞧不起她。新鲜劲过后，乡绅的态度判若两人，令爱玛大失所望。当她投入第二个情人的怀抱时，她比以前更加癫狂。她想入非非欲与情人私奔，可那务实的情人却干脆甩掉了她。爱玛的一生都遭受着幻影的欺骗，她所犯下的最大过错就是不切实际，她不理解她那为之神往的“爱情”，其实是需要财富做后盾的，作为一个乡镇医生的妻子，她想和贵妇人一样生活，这怎能不遭受自我毁灭的悲剧呢?

《包法利夫人》发表后不久，就被当时的法国政府以“有伤风化”、“诽谤宗教”等多项罪名提起公诉。检察官列举了书中的几个段落为证据，一个是爱玛与第一个情人在树林里幽会，激情使她变得更加美丽，认为这是对通奸的歌颂。第二个是爱玛病后去教堂，她用对情人的语言向天主倾诉。第三个是爱玛与第二个情人在奔驰的马车里做爱以及对他们幽会的旅馆房间的“淫荡描写”。第四个是对爱玛临终场面的描写含有肉欲的成分，违背宗教和道德原则。幸亏福楼拜请出了一位地位显赫、能言善辩的大律师，才使得法庭最后判他无罪。这一场官司使《包法利夫人》成了畅销书。此后，由于这部小说丰富而多层次的内涵，它不仅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高度评价，而且为那些持不同美学观点的小说家和批评家们提供了各取所需的借鉴。

福楼拜的巨大声誉在相当程度上源自于《包法利夫人》的成就。一些著名作家纷纷给予这部作品极高的评价，称它在文坛上产生了“革命性的后果”。由于这部作品的问世，福楼拜在一夜之间成为了与巴尔扎克和司汤达比肩齐名的小说大师。这部小说的艺术形式，为近代小说载体创造了一个全新的转机。作为一部模范小说，《包法利夫人》得到了广大读者的共鸣与支持，甚至连一些反对他的作家也开始为他喝彩。《包法利夫人》标志着十九世纪法国小说史上的一个崭新转折，并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影响了小说这一体裁在一个多世纪里的演变和发展。

福楼拜一八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出生于一个医生世家，一八八。年五月八日去世。他青年时在巴黎攻读法律，后因病辍学。父亲去世后，他陪寡母住在鲁昂远郊克鲁瓦塞，靠丰裕的遗产生活。他经常在各地旅行，有意识地考察社会，了解农村生活。他的医生出身对他的写作具有重大的影响：由于看惯了手术刀，他不再相信宗教，而崇尚真实。这些观念充分地反映在他的作品之中。由于福楼拜是个富裕的人，衣食无忧，绝大多数时间都和他母亲一起住在他父亲留给他的庄园里安逸度日，他一生的经历并不丰富多彩。尽管他把写作当成终身的事业，但他不必把写作当做生活来源，因此从不受出版商的催逼挟制，可以从容自如地对自己的作品进行反复的精雕细琢，直到自己彻底满意为止。所以，尽管他一生从事文学创作，却并不多产，作品只有两部以时代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包法利夫人》和《情感教育》、两部以历史传说为题材的小说《萨朗波》和《圣安东的诱惑》，以及由三个短篇合成的小说集和一部未完成的作品。

福楼拜专心于文学创作，终生过着独身生活，除了对艺术美的追求外，他几乎放弃了人世间的一切追求，甚至放弃了对爱情的追求。这反映了他对现实的极端厌恶和绝望。他一直不屑于与庸俗的资产者为伍，与他所处的社会格格不入。他曾经对他的女友说：“我所欣赏的观念就是绝对的虚无。”这种观念给他一生所有的作品定下了悲观的基调。福楼拜把他自己对人生的感受与分析，都熔铸在他精心塑造的悲剧人物包法利夫人身上，极力想让读者通过这一特定人物，看到他所领悟到的生活真相。他曾经意味深长地告诉朋友：包法利夫人就是他自己。

有评论家曾经对法国最具影响力的三位现实主义文学大师作过如下比较：司汤达深刻、巴尔扎克伟大、福楼拜完美。福楼拜曾自称是“语言的艺术家”，对于语言把握的难度，福楼拜曾经有过形象化的描述：我们敲打语言的破铁锅，力求用它来感动天上的星星，结果却只能使狗熊跳舞。这一表述充分反映了福楼拜对语言的特殊敏感，和对语言在表情达意上的艰巨性的清醒认识。福楼拜一向认为准确的语言表达是作者的重要使命，他笔下的每一部作品、每一个章节、每一句话语，都是他千锤百炼的结晶。他甚至宣称小说的形式和风格比其故事内容更为重要。他要求小说语言具有音乐的优美节奏，这使他对语词的甄别和取舍几乎达到走火入魔的地步。因此，他的创作过程异常缓慢而辛苦，作品必须经过反复的修改。据说，他写《包法利夫人》足足用了四年零四个月，而且平均每天工作十二小时。文稿正反两面写，共计一千八百页，最后定稿却浓缩到五百页以内。他对创作极其投入，以至于当他写到包法利夫人服毒时，他竟然感到自己也似乎中了毒。有人把《包法利夫人》当做学习写作者的最好的教科书，这样的评价一点儿也不过分。

福楼拜提出过这样的主张：“正如上帝不应该在大自然里露面一样，艺术家也决不应该在他的作品里露面。”他最早提出作者应该从自己的作品中隐身，并亲自在创作实践中成功实现这一信条。他要求文学作品的每一个段落、每一个字句都不应该留有哪怕是一丁点的作者个人观念的痕迹。他的得意门生莫泊桑曾经这样形象地表述他的老师：福楼拜总是在他的作品里深深地隐藏自己，就像木偶戏演员那样小心翼翼地遮掩自己手中的提线，尽可能不让观众觉察出他在幕后的影子。

作为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小说家，福楼拜的影响是深远而长久的，到了二十世纪初，许多现代主义的小说家也把他奉为始祖与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