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透视媒体运作的内幕，揭示金牌记者成功的秘诀。

美国资深传媒人带你走上新闻业的成功之路！

在本书中，弗里德曼与年轻记者们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他和读者分享了自己从高中校刊做小记者到大学毕业后走向社会，直至成为著名记者的奋斗经历，向您展示一个优秀记者的思维习惯！

在三十年的职业生涯中，塞缪尔·G·弗里德曼在新闻工作和新闻教育两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媒体的真相》一书中，弗里德曼与年轻记者们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他和读者分享了自己从高中校刊做小记者到大学毕业后走向社会，直至成为著名记者的奋斗经历。在做这些工作时，他有对传统的继承，也有随着时代发展的创新。无论是做广播采访、电视报道、网络博客，还是偏远地方的冷僻新闻，弗里德曼的目标都是在采访、写作、思考、探究的过程中，塑造一个优秀记者的思维习惯。

在当今社会，随着媒介形式的巨大变化，新闻行业和新闻记者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而弗里德曼以他新奇的观念和激动人心的故事，为已经或即将踏入新闻行业的人们提供了富有睿智的指导和灵感。

致谢

序言

第一章 特性

 作为人的新闻记者

 忠诚誓言

 我们要背叛吗？

第二章 报道

 做足功课

 磨损的鞋

 抢风航行

 匿名的消息来源

 打字与思考

第三章 写作

 写作的阶段

 形式和功能

 敬畏文字，尊重语言

 有关我的书

 爱与隔离

第四章 职业生涯

 坚守你的立场

 为渐进主义唱赞歌

 迎难而上

 图书市场上的失败

 后记

在埃及众神中，有一位被描绘为人身口首，手持调色板和铁笔的神。在阴间，他拷问死者的灵魂，以确定他们在尘世的生活状态；他用羽毛称量人心，判断那人在阳间的纯洁性。他用记录下来的结果决定灵魂的命运。这个神名叫透特(Thoth)。

埃及人把透特当做写作之神，魔术之神，时间之神和月亮之神。我则把他当做新闻之神。我在办公室里摆放了一个透特的雕像。每次新生入学的第一堂课，我都会把它拿出来给学生们看。对那些从事新闻批评的人来说，我对透特的推崇很有讽刺意味。在他们看来，新闻记者最不应当做的事就是扮演救世主——貌似无情和万能的上帝。这些记者为了自娱自乐，就会给别人制造痛苦，肆无忌惮地行使权力。

而我却在透特身上发现了与众不同的象征意义。对我来说，他代表着新闻界和新闻从业人员的道德使命。我希望对你们来说也一样。透特在观察、交谈、分析和评价，这也是新闻记者从事的工作。由于透特掌管着命运，他必须做到客观公正，准确无误。如果他做不到，宇宙就不能正常运转。如果我们新闻记者做不到客观公正和准确无误，民主制度就将遭受重创。

我不怕把新闻行业当做道德的职业，我也不怕用道德标准来要求自己。我不怕听起来天真和伤感。任何不是因为相信新闻是道德职业而从事这行的人，都不如直接去炒外汇或去制造橙剂(一种有毒除草剂)。你们的职业生涯中肯定有许多不如意，但你们最初的理想会像指路明灯一样，不停息地照射，永不熄灭。

我最近在读一本影响深远的新闻书籍，那就是沃尔特·李普曼的《自由与新闻》(Liberty and the News)。在这本85年前远在伊拉克战争之前撰写的书中，李普曼批评媒体在“制造同意的声音”(制造舆论导向)。他批评一些媒体在美国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问题上，以所谓爱国的幌子，掩盖了许多真相。他替一些记者感到惋惜。他认为他们没有知识和技巧，更没有获得这些东西的愿望。所以，李普曼不是过分乐观的人。但是，他能够发出这样的呼喊：

这年头，报纸上的新闻都是一堆事实的大杂烩。宣传、谎言、猜疑、线索、恐惧混杂在一起。选择和整理这些新闻在民主国家是一件神圣的事。因为报纸是民主制度的《圣经》，人们根据报纸决定自己的行为。它是大多数人要读的严肃的书，是他们每天都要读的唯一的书。

当然，在21世纪，报纸已越来越少，读报的人也越来越少。但是，这并没有改变李普曼所主张的新闻的作用。如果说有什么变化的话，那就是在当前数字化和全球化世界的喧嚣和混乱中，在事实和观点的混淆中，在信息和娱乐的模糊中，在从启迪到鼓吹的转变中，我们新闻工作者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必不可少。

有道德感和过于苛刻远不是一回事。我并不是要你们对人类的弱点挑刺，我只是要你们见证事实。我要你们歌颂人类的成就，挖掘人类的弱点。我要你们对公众和自己负责。在2005年7月的一个阳光灿烂的早上，我给你们写这些文字的时候，恐怖主义者已经在伦敦的地铁和公共汽车上制造了爆炸事件。也许需要有这样一场悲剧来提醒那些玩世不恭的人，无论我们如何选择使用文字、声音和形象，也不管是通过《卫报》的网站、有线电视新闻网、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或是劣质印刷的《泰晤士报》，我们的确需要专业工作者的职业精神，以便理解这个世界。在伦敦的博客写作者和手机摄影者能够提供语言和形象的“原材料”，但是他们不能把它梳理和提炼成新闻学意义上的“书写历史的草稿”。

作为见证人、观察者和讲述者，为了发展和完善这些梳理和提炼的技术，就要承担独立思考的责任，就要避开常规思考和流行的教条观点。我们欢迎人世间的纷繁复杂，并把它梳理得富有逻辑性和富于风格。所有这些锻炼了我们的头脑，使我们的精神升华。作为新闻工作者，我们要避免那样原材料式的语言，和只是提供原材料这样的公众印象。有趣的是，对新闻特性最深刻的描述不是来自新闻从业人员，而是来自曾经是法学家的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李·鲍林格(Lee Bollinger)。以下这段话是他写给教授，而不是写给新闻记者的：

我要说，最有价值的是要有想象力、精神和勇气来充分探索事物的复杂性。要把成见搁置一旁，要从不同角度看待事物，要相信还有另一种角度。重点在于要看到事物的复杂性，准备面对严酷的现实；要敢于打破常规，寻找隐藏的事物。当然，这种开放的思维是很难把握的。在深层意义上，我们从未把握过。因为它与我们的许多本能冲动相反，它要求日复一日的实践和志同道合的人对它的不懈追求。

当你看到那种有深度、客观的新闻时，你的脉搏会情不自禁地加快，会受到极大的震动，更不要说由你亲自去采写这种新闻了。你又一次感受到新闻所具有的原始的冲击力。多年来，我一直在阅读托马斯·埃兹尔(Thomas Edsall)在《华盛顿邮报》发表的政治采访，对他那些精彩纷呈的文章深感钦佩。他时刻认真倾听并严肃对待每个选民。也正是这一特点使得安东尼·卢卡斯(Anthony Lukas)的《共同点》(common Ground)对我来说是令人崇敬的书籍。在这本书中，他给予波士顿学校取消种族隔离危机中三个具有完全不同经历的家庭以同等的关注和尊严。我最近(2005年)在看过大量来自伊拉克的报道之后，感到《纽约客》的记者乔治·帕克(Jeorge Packer)所写的新闻稿超越了几乎所有其他的报道，因为他的稿件设法公正地描述两个难以融合的真相，一个是萨达姆·侯赛因是个杀人如麻的暴君，完全应该被推翻；另一个是美国人对伊拉克的占领是一场兵员不足、组织不善的灾难。[帕克对伊拉克的报道可见诸《暗杀者之门》(The Assassins’Gate)一书]。

那些对现实做出的矛盾见解和描述不仅体现了公正，而且有着戏剧性。你肯定会欣赏戴维·黑尔(David Hare)的《悲痛之路》(Via Dolorosa)和安娜·迪维尔·史密斯(Anna，Deveare Smith)的《黄昏：1992年的洛杉矶》(Twilight：Los Angeles，1992)，这两本书都是为剧院写的口述历史作品。这两个剧本在深具争议的情节中让新闻记者去采访广泛的事件参与者，黑尔描述的是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间的冲突，而史密斯则描述了一名白人警察殴打手无寸铁的黑人罗德尼·金而被无罪释放之后发生在洛杉矶的骚乱。然而，这两个剧本中的所有矛盾和冲突都只是呈现在单调的舞台上。就像许多令人难忘的新闻作品中，这种剧场的效果是要强迫观众去调和或至少认清对立因素，去承认扭曲变形的生活状态。P3-7

30年前，当我还是一个像你们这么大的年轻人时，我就开始了自己的第一份工作——在一家报社做记者。就在1975年5月的那个晚上之前，我已经在校报干了五六年时间。我是从初中的校报干起的。在这一年的夏天，我在《信使报》(Courier-News)实习，这是我第一个既喜欢又能拿到报酬的工作。这家报社位于新泽西，他们的报纸日销45000份。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从来未曾忘记那个夜晚我所感受到的狂喜。

当时，我差几个月不到19岁。我那时甚至没有白衬衫和藏青色夹克。如果没记错的话，我记得我向父亲借了件休闲装。他比我矮近8厘米，所以这件衣服我穿着不太合身。我的头发向下披散着，留着连鬓胡子，那是我几个月前去俄勒冈旅行时开始留的。当时的我看起来肯定像一个流浪汉。

我拥有对记者这个职业来说十分重要的东西：圆珠笔和速记笔记本。这些东西比我的穿着重要。在上班前，我赶到了《信使报》的停车场。我的工作时间是从晚上6点半到凌晨2点半。这里也没有什么训练和熟悉适应的过程。我拿来我在大学校报工作时的剪报，这让编辑相信了我的业务能力。于是，我就被雇用了。我的工作是顶替休假的记者采访当地政府。上班的第一个晚上，我被派到一个叫布兰奇伯格的地方，去采访镇委会。当时的情景我至今仍记忆犹新。我在截稿之前完成了工作，并因 在我的报道发送完之后，我就有时间观察自己周围的一切了。《信使报》占据了第22大街附近的一幢低层的现代化办公大楼。白色的砖和茶色的窗户很容易被误认为是保险公司或家具店。在新闻编辑室，荧光灯照在一排排仿木的桌子和手动打字机上，令编辑室亮如白昼。编辑们在办公桌前坐成一排，用胶水把剪报粘贴在一张纸上备用。废弃不用的稿子会专门装订起来。在编辑的身后沿着墙放着接收通讯社新闻的机器。在两扇旋转门的那一头有排字室和印刷室，这些地方都被结实的、身上墨迹斑斑的印刷工控制着，他们认为记者是一群愚蠢的家伙。狭窄的走廊下面是我们的咖啡馆，那里有六七台投币式自动售货机，里面有用微波炉加热的薄饼。

我实习的第一夜，就对新闻了解了很多，知道这不是《头版》(The Front Poyye)的神话世界。我们不在同一座城市，没人戴着软呢帽，从抽屉里偷酒喝，或喊着：“重写一遍，孩子。”《信使报》原来在新泽西普兰菲尔德的闹市区里。普兰菲尔德是一个小城市，因在这里建了麦克卡车厂（Mack Truck)而发展起来。在1967年，这个城市的黑人突然爆发骚乱，暴徒们把一个白人警察踩死了。因为这个缘故，《信使报》才决定迁移到郊区。

在以后的几周我发现，我所认识的记者中，似乎有一半喜欢报道过去的事情，而另一半喜欢报道现在的事情。有一个叫福里斯特的老记者，为了躲避去采访有关死者的消息而躲在桌子底下；他的同龄人——玛吉，有时就在桌上睡着了，而她的假发就在这时脱落了：编辑菲尔则不停地抽着雪茄……但我不能因为有几个人特立独行就否定这整个一代记者，因为他们中还有适应现代化大都市的生存环境、具有机敏意识的怀疑论者杰克·吉尔(Jack Gill)，中年时期在美国和平队(Peace Corps)发生命运转变的理想主义者霍利斯·伯克(Hollis Burke)，他们不但有经验，还有智慧。

很自然地，我被年轻人的圈子所吸引。这都是些二十几岁、受过高等教育、雄心勃勃的编辑记者。城市版的编辑安·德沃伊(Ann Devroy)戴着有色眼镜读稿，还抽着烟，吃着三明治。调查版的记者萨姆·梅迪斯（Sam Meddis)用他在罗格斯大学写的诗谈论报纸。最后，安成为《华盛顿邮报》驻白宫的记者，萨姆成为《今日美国报》的特约作家，我们那个报社的其他人也去了《巴尔的摩太阳报》、《新闻日报》或《纽约时报》。虽然在那个夏天，这样的目标看起来还十分遥远。

对我来说，一星期挣130美元已经足够多了。那时，我出席了一系列市政会议，从区委会、教委会到城市规划委员会。我打电话到一些警察部门，了解每天案件的摘要。因为我和报纸的戏剧评论家很熟，他请我观看了夏季的轮演剧目。我很高兴能成为这个记者队伍中的一员，在去采访之前，一起分享意大利面；在开车回家前，抓紧时间在安伯斯店关门前去喝酒。在那个夏天，那些闷热潮湿的新泽西夜晚从未显得那么富有魅力。

……

我们之所以处于这样的状态恰恰是因为我们的国家。在《60分钟》节目中，王牌主持人丹·拉瑟(Dan Rather)的一则有关布什在越战期间有劣迹的报道被发现是以伪造的文件为根据的。这使得拉瑟很不体面地离开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新闻周刊》也被迫撤回了一篇报道。报道说，关塔那摩湾监狱的美国审讯官把《古兰经》扔到便池中羞辱穆斯林犯人。布什政府利用媒体过去报道的失误，掩盖了有关美国审讯官滥用权力的准确报道。仅在过去的几年我们就见证了不少剽窃者和编造者的案子。这些剽窃者和编造者包括《纽约时报》的杰森·布莱尔(Jayson Blair)、迈克尔·芬克尔(Michael Finkel)、《今日美国报》的杰克·凯利(Jack Kelley)、《新共和》的鲁思·沙利特(Ruth Shalit)、斯蒂芬·格拉斯(Stephen Glass)、《波士顿环球报》的迈克·巴尼克尔(Mike Barnicle)和帕特里夏·威廉姆斯(Patricia Williams)、《美国观察家》的戴维·布罗克(David Brock)。

当涉及造假的新闻机构已经开始自我反省，思考在什么地方做错了的时候，编造假新闻的人却因造假而一举成名。25年前，《华盛顿邮报》的珍妮特·库克(Janet Cooke)因为编造了一篇8岁小孩吸食海洛因的报道而获得普利策奖，但她最终不得不主动撤回这篇报道。她至少还知道从公众的视野中消失，最后成为了商场的售货员。可许多下一代的剽窃者和编造者已签了6位数的图书合同。格拉斯成为了一部影片的主角。布罗克成为了左派喜欢的人，因为他否认自己对阿妮塔·希尔（Anita Hill)和克林顿做出的右翼言论攻击。我个人认为剁掉这些造假者的手都是应该的。

公众在这种媒体的堕落中也有它自己的一席之地。从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所显示的广泛的对媒体的批评来看，你们也许在想观众和读者是多么渴求第一流的新闻。你们也许想读一篇由《纽约时报杂志》(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的迈克尔·温纳里普(Michael Winerip)撰写的名为《寻找11点的定位》的文章，或租借戴维·范泰勒(David Van Taylor)的纪录片《当地新闻》(Local News)来看。从奥兰多到夏洛特这两座城市，它们讲述了同样重要的故事。在竞争性很强的市场上，一家电视台决定不理会“如果有流血，收视率就会很高”的现实，放弃迎合大众对暴力、犯罪节目的需求，为公众提供一种严肃的、有细微差别的、以提出问题为导向的他们声称需要的节目。但在这两座城市里，这样的节目收视率都不高。

在当今的时代，专业知识被贬低，职业作风遭质疑。过去几年中，我为《纽约时报》撰写有关教育的专栏文章时注意到，要成为大城市的学校校长或主管的主要资格之一，就是缺少课堂经验。所以，当一个训练有素的、经验丰富的和职业化的媒体，成为被公众唾弃的、冷淡、傲慢的所谓精英时，这并不令我吃惊。它也不应令你们吃惊。当你变得冷淡、傲慢时，你肯定会受到惩罚。当我们的工作表现出色，比其他业余者和感兴趣的人强时，我们卓越的工作就没有什么遗憾了。

我并不是要把你们吓跑。我希望你们发现这个挑战激动人心。当我在你们这个年纪的时候，新闻的权威吸引着许多人，所以一些装腔作势的人也混入其中。可以说，当前新闻的不景气也赶走了那些不准备把新闻当做职业的人。如果你们是新闻事业的真正信仰者，如果这是你们一生的工作，那么就没有什么能改变你们的想法。甚至在新闻最萧条的阶段，你们也仍能发现富有活力的迹象。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NPR)令人震惊的发展；《今日美国报》由嘲弄的风格转向严肃，向成功的国家级报纸转变有线新闻在当地和大都市商场的24小时开播，这些都是有力的证明。  所以，不要认为新闻正在远离我们,传送媒介会从纸张变成电脑，记者可被重新命名为“内容提供者”。受欢迎的出版物会流行，“真实电视”(Reality-TV)会兴旺，但是好奇心、充满活力的研究、敏锐的分析和雅致的文风是绝不会过时的。如果说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它们越稀有，这些特性越弥足珍贵。

几年前，我在写作一本有关美国犹太人的书时，看到一篇名为《一直垂死的人》的文章，其中描写了犹太人对种族灭绝的恐惧。在我作为《纽约时报》记者的岁月里，我多次采访百老汇。几十年来，百老汇一直濒临死亡，以至于人们给它起了个绰号——“了不起的病人”。当时最有名的表演之一，就是音乐剧《平步青云》。其中有很刺激的表演，很吸引人。一位名叫比比的舞蹈演员被选中进行这个表演，她感到非常兴奋。然而她周围的其他合唱队队员却在抱怨。她们觉得“在舞蹈中没有安全感”，“没有得到提升和发展”。比比对此进行了反驳。她说：“我不想再听到有关百老汇要灭亡的话。因为我刚到这里里，我的事业才刚刚开始。”

我在撰写那本有关黑人教堂的著作的日子里，曾和一位牧师去了加纳。我们从首都阿克拉出发到了一个叫阿萨夫的小村庄。在那里，教堂资助了一所学校和一个医务所。一天晚上，牧师和这个村的村长谈到祖先崇拜的问题。牧师问：你既然崇拜祖先，怎么又能是基督徒呢?村长回答说，美国人不理解祖先崇拜的意义。我们不是把祖先当成上帝崇拜的，我们是把祖先作为我们和上帝之间的中间人来崇拜的。 

2004年12月，一个星期一的早晨，我参加《纽约时报》资深记者默里·舒马赫(MurraySchumach)的悼念活动。他于几个星期前去世了。实际上，我不认识默里，我被《纽约时报》录用时，他已退休。但是，我和默里有不少共同的朋友。亚瑟·格布就是其中之一。亚瑟问我是否去参加在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世界室举行的悼念活动。在这里举行这个活动是十分恰当的，因为这是约瑟夫·普利策的《纽约世界报》(New York World)的旧址。

在那个早晨的活动中，我看到参加这次活动的人中有许多是我认识的人。他们中有我的老师，也有我的崇拜对象。他们在回忆默里时，也不可避免地谈到我们共同的职业和我们对这个职业的激情。我从外衣口袋里掏出钢笔，开始记下他们说的话。

亚瑟·格布说：“不要急着成为明星。当你遭受挫折时，你应该想，我是花了7年才写了第一篇署名文章……你要同你的牧师谈一谈。你要问一问人们，他们的垃圾是否被及时收走。”

安娜·昆德伦(Anna Quindlen)说：“默里把纽约的小人物当成大人物，因为他不认为他们是小人物，他不把他们当小人物对待。”

盖·特立斯说：“我们应该对那些和我们意见不一致的人更加殷勤。我们必须更加关注一个人的周遭事物，对外来的人报以更多的同情。”

悉尼·尚伯格(Sydney Schanberg)说：“要认识到，我们归属于一种连续的传统。我们没有发明报道，它是传递到我们手上的。”

在参加完那个纪念活动后的第二年，我50岁了。自从我在《信使报》实习开始，我已从事新闻记者的工作30年了。

我逐渐认识到，如果没有小的挫折，我绝不会取得今天的成就。许多日子里，我拿着稿子给年纪只有我一半大的编辑，感觉就像是《推销员之死》中的威利·洛曼(Willy Loman)一样，与那些不期而至的毫无意义的琐事抗争着。许多日子里，我认为我的墓碑上应该写着“仍然等待着好好休息”。

但是我从未停止过喜爱这个工作。除了去写别人要我写的专栏文章外，我还有很多想法，比如《纽约时报》可以开哪些教育专栏。我有许多许多观点要写到我的书里，我可以一直写到70岁。每一次我开始写作，只要把我的名字写在一个故事的前面，我都感到从手指尖到手臂再到未完成的作品，都有愉快的感觉。就像一些写作者所说的“跑步者的亢奋情绪”(Runner’s High)一样。这并不是说我期望工作可以很容易完成，只是表明我知道我正在做我应该做的事。

如果你也这样认为，我希望有一天我们能见面。世界上最无私的快乐就是老师看到他的学生出息有成。这样的快乐是当我在《纽约时报》取得成功时，我的高中老师史蒂文斯所感受到的。这种快乐也是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发表文章、获奖、写书后我感受到的。如果我在本书中所写的可以帮助你实现你的梦，那就证明确实有一些东西被传递了。

弗里德曼的这本书对当代新闻业的好、恶、丑的描述是睿智和真诚的。它将驱走心灵的怯懦，鼓舞那些为新闻事业的地位、宗旨和崇高价值而努力工作的从业人员。 

沃尔特·哈林顿 伊利诺伊大学新闻系主任

这本书充满了新闻业的必备知识和对新闻价值的坚定信仰，是新闻记者入门的完美之作。

戴维·哈伯斯塔姆 著名传播学者、记者、作家

新闻是一项事业，弗里德曼通过他丰富的经验和实例证明予“这一点。《媒体的真相》是激动人心的、富于启迪的，书中包含了大量鲜活的信息。很多年来，我们一直在等待这样的好书。

阿德里安·尼科尔·勒布朗 著名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