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9年及其后的灾难与“老歌”里的艰难时世不同。早期的经济下滑有明显的、确凿的原因，如旱灾、革命或战时禁运。但这些艰难时世，用一位历史学家的话说，“似乎神秘地产生于经济体系自身”。1819年的经济恐慌让大多数美国人在繁荣与萧条交替循环的资本主义中第一次感受到颠簸。人们最容易发现的恶人是那些骇人听闻的怪物，用华盛顿的编辑约翰·雅各布·奈尔斯的话说，就是那些“投机的疯子和空想的阴谋家”。有一个称号从账房传到会堂：投机商!这个词语将骗子和“股票赌徒”与那些在不知深浅的水域里翻船的合法商人混为一谈：谨慎的人应该更了解这些领域。
就像此后的许多人一样，约瑟夫·霍纳尔终于明白一艘船就像个吃钱的无底洞，但为时已晚。1819年春，霍纳尔焦急地给他的合伙人们写信说：“我希望在此之前将船卖掉，回笼资金。”霍纳尔了解硬通货，多年以前，他曾经在这一行内有过活跃的交易。但是，他对货运业了解多少呢?他为什么与一帮几乎毫不了解的人一起，卷入自己一无所知的行业?随着春季账单的最后期限一天天逼近，他写道：“我不知道，到5月3日和4日，我们会发生什么事情。”他知道自己无法在结账的日子付钱。他写道：“我一直在苦苦拼搏，希望能维持下去，并在这场试验中牺牲了我所有的舒适享受。如果我失败，那不是我的过错。”
约瑟夫·霍纳尔的失败是不是他的过错?这是那个时代提出的问题——在这里，在一本与其他商人抄写外发急件的书信备查册几乎没有差别的笔记簿里，有这个问题的缩影。人们遭受失败总是因为自己的过错吗?援引法律和道德标准会为这个问题找到最佳答案吗?即使法律免除一个人的契约债务，他是否仍然有还债的道德责任?霍纳尔为自己的破产提供了最常见的借口。尽管他有投机行为，但他却宣称：只要别人支付欠他的钱，他就能偿清债务。霍纳尔诅咒他的合伙人(“约翰·R.C像个甩不掉的包袱一样依靠我”)，而他的债权人也同样谴责他。这就是信用经济的危险性，以一种微妙的方式，与习惯于彼此借人借出的同行联系起来。一位联邦党众议院议员坚持认为，商人生活的精髓乃是“让自己卷入他人的命运”。商业圈中的独立意味着危险的互相依赖。在经济恐慌中，似乎每个人都欠别人的债，而且谁也还不清债。弗吉尼亚州里士满的一名债务人写道：“很难想象别的行业中还有比这更严重的经济停滞……大街上笼罩着阴沉的外表和无声的绝望。‘埃利斯与阿伦公司’的倒闭……如此严重，可能会损害许多其他企业，尤其会让老格拉特先生遭受相当大的损失。”各地的债务人们都纷纷谴责自己无法控制的环境，人们就像纸牌搭的房子一样接连倒下。
除了经济恐慌，破产法的政策让霍纳尔陷入了更加局促的困境。债务法规未能跟上信用销售与州际贸易的发展。宾夕法尼亚州的约瑟夫·霍纳尔在路易斯安那州、阿拉巴马州甚至英国都欠有债务。他应该受哪里的司法权控制呢?美国国会给1800年的《美国破产法案》五年期限，但在1803年废除了这部没有威信的法规。尽管对这个问题存在长期争论，却一直没有联邦法规获得通过，直到1841年才制定了破产法案(1843年废除)。各州的法规彼此冲突，霍纳尔这样的人只能在这种拜占庭式的环境中进行操作。它们对破产的定义各不相同，破产与无力偿债之间的区别也同样五花八门。习惯法把破产当作犯罪(欺诈性地不支付债务)对待，而无力偿债意味着“仅仅没有能力”支付。破产准许非自愿的起诉，而无力偿债允许自愿放弃资产。在内战前的法学理论和日常实践中，这些界限都是模糊的。用通俗的话说，农场主、工匠和劳工可以无力偿债，但只有从事商业的“商人”才会破产——而这两个群体中都不乏骗子和无辜者。
像约瑟夫·霍纳尔这样诚实的债务人往往和他们的债权人达成“和解”，一些州允许这种非正式的协议，通常要征得三分之二的债权人同意。债务人向一个或多个“代理人”交出自己的资产，后者在各债权人之间分配这些资产，并从中挣得比例相当大的佣金。一方或另一方对这种“和解”的滥用都很普遍。恶意的债权人会妨碍和解，将债务人逮捕起来，或者长时间地严加盘问，这被称为“挤块干海绵”。代理人也会与债务人勾结，牺牲其他人的利益，向其中几个“受到青睐的”债权人支付更多(或全部)债务。无赖会把财产转到一个帮凶的名下，以此隐藏资产——终于把某个无能的表亲或姻亲派上了用场。到1850年，当新的法规允许已婚妇女拥有财产时，人们用“钻到衬裙下求保护”的侮辱言论惩罚那些把资产转移到妻子名下的男人。很多无赖逃跑了，有那么那么多，以至于费城有个爱说笑话的人建议修一条直达得克萨斯州的铁路线，把那些逃债的乌合之众运到他们最爱的庇护所去。这些骗子的阴谋败坏了所有失败者的名声，使得重整旗鼓变得愈加困难。许多人将“商业品质”(指商业声誉)比作“女人的贞洁”，哪怕受到一点点玷污也会终身蒙受耻辱。
失败的男人受到女性化，名誉扫地，他们体现了从独立革命那一代人继承的原始恐惧。共和主义的意识形态将正统观念与殖民地经历熔为一炉，致使人们对野心、腐败、纠缠不清的债务、依赖和挥霍产生了恐惧——最后两种被特别归罪于女性。但是，共和主义美德是成功的准则，如果19世纪的男性对此产生怀疑，那么违抗这种美德往往就会成为失败的准则。弗雷德里克·韦斯特布鲁克诅咒那些“破产的投机商和股票赌徒”，因为他们“生活在豪华的住宅中，里面配着同样豪华的家具，并过着那种通常在我们共和国的土地上最挥霍的生活”。然而，就在韦斯特布鲁克建起一座装着“桃花心木大门”的豪华住宅后，他自己也在1842年破产了——这促使他在日记中忏悔：“我过着豪华的生活，就像我妻子从小到大的生活方式一样……再加上我的建筑(这座房子)，进而忽视了我从生意中获得的收入是多么微薄，我现在之所以陷入如此悲痛的不幸之中，这些就是主要原因。”韦斯特布鲁克事后才明白过来，野心和屈服于女性般的奢侈让他走向毁灭。在“我们共和国的土地”的原则之下，他剥夺了自己作为男人最重要的美德：“公开的有用性”。P8-10
我发现《天生失败者》证实了一个古老的信仰：在美国历史上，每代人当中都有一次大崩溃，足以为我们打上天生害怕失败的标记。对于美国发展进程中被埋没的一种人。本书就像是一缕驱散黑暗的阳光。
——阿瑟·米勒
《天生失败者》是一本美妙的著作。斯科特·桑德奇是历史领域内的狄更斯。他的这本“荒凉山庄”描绘了19世纪后期那些几乎默默无闻的美国失败者。桑德奇用饱含智慧与同情的笔调，照亮了信用评估的灰色世界——很少有人研究资本主义的这个令人窒息的分支。本书不仅是探索美国过去社会价值的历史著作，而且也是一本艺术作品。
——威廉·S.麦克菲利 《格兰特传》的作者
如果威利·洛曼在现实中确有其人，那么他应该生于1886年左右。在童年时代，他曾经目睹1893年经济恐慌之后的艰难岁月。这家人住在达科他境内的一辆篷车里，父亲制作木笛沿途叫卖。那就是威利最初的记忆：篷车和笛子。也许是不幸迫使洛曼一家西行，但对一个小男孩来说，这次旅途更像是一场冒险。当威利长大成人后，他作为旅行推销员，仍然辗转于旅途之中。他做了人们期望男人做的事情，他也获得了人们认为男人应该获得的东西。威利有幽默感，能说会道。他讨人喜欢，心灵手巧。他干推销员这一行有35年了(甚至在大萧条时期也没有失去这份工作)。他还清了买房子的钱，并在里面配置了现代设备。他拥有一辆雪佛莱车，把薪水带回家，而且他妻子琳达也不需要出去工作。他还有两个英俊的儿子，其中一个获得橄榄球奖学金去上大学。威利追求着美国梦。但是，1893年的声音从没有离开过他：带呼吸声的高音笛声和“咯吱”作响的低音篷车，在朝着落日方向延伸的车辙里奏出了经济恐慌和希望交织的不和谐音响。
经济恐慌和冒险构成了典型的美国二重奏：一会儿和谐，一会儿不和谐。对于一个总在野心和焦虑中煎熬的国家，这首“自我之歌”是它真正的国歌。这就是19世纪的遗产：失败归咎于自我的缺陷。在已往岁月的所有曲调中，美国人仍然对自己也对彼此演唱这支曲子。这就是威利。洛曼之歌。他从未在现实中生活过，他只是阿瑟·米勒创作于1949年的悲剧《推销员之死》里面一个注定会失败的63岁老人。在20世纪的最后一年，百老汇在庆祝《推销员之死》上演50周年的黄金庆典中再次排演了该剧。它仍然是为“成功”塑造的最感人肺腑的肖像，而这种“成功”其实就是失败。
批评家仍然在问：为什么威利之死让观众痛彻心扉?其明显原因与沃尔特．惠特曼对人类的自相矛盾所作的解释相呼应：“我巨大无比，我包容万众。”威利代表了美国无数有家有室的男人，他们的生活出了差错。我的祖父是人们过去所说的那种酒鬼，他从印第安纳州漂泊到内布拉斯加州和加利福尼亚州，在没喝酒的时候贩卖私酒，做零工。我的外祖父是个移民孩子，他父母让他退学到砖厂干活。大萧条期间，在结束了旅行推销员的工作期限之后，他借了五美元，做了张床垫出售，然后再做一张。他做这一行仅仅能够勉强维持生计，就这样过了35年。他开玩笑说，他毕业于“逆境磨难学校”，但他感觉自己没受教育，赚不到足够的钱。他的妻子有时候会听见他在夜里啜泣。他在中年时期死于心脏病发作，在此之前，我妈妈默默地为他支付税金，保住他买下的唯一住宅。几十年之后，我外祖母把外祖父的失败感告诉我。她停顿了很长时间，然后说道：“他是个该死的好人。”……
我们没有受邀参加威利·洛曼的葬礼。但是，在该剧结束时简短的挽歌中，剧中人物聚在一起，看着他的坟墓。即使墓碑不是虚幻的，观众也无法看见一个在现实中从未存在过的人的墓志铭。我们不妨把琳达。洛曼的话改写一下，一个小人物也能够像大人物一样写出自己的墓志铭。自从本杰明。富兰克林以来，没有一个哲学家像威利。洛曼那样，给予我们那么多有关成功与失败的格言。“招人喜欢你就衣食无缺。”“一个人不是一片水果!” “我不是一毛钱一打的废物!”最合适的墓志铭也许是华莱士．史蒂文斯在1947年(威利的挽歌在百老汇响起之前两年)发表的诗歌《词语造出的人》(Men Made Out of Words)里面的这一行诗句：
我们编织出这些计划，
被梦想撕得粉碎，
被可怕的失败咒语
以及害怕失败即为梦想的恐惧所撕裂。
我们中的失败者，那些背负着失败作为其身份的人，表现了美国人的恐惧：担心我们最爱的希望和最可怕的噩梦是一回事。一个15岁的学生怎么会看起来像失败者?他的整个人生才刚刚开始，为什么就对他下这么重要的结论?或者威利．洛曼，那个私房屋主、兢兢业业的工作者、丈夫、父亲和出售美国梦的人，他怎么会是失败者?这些事情之所以有可能发生，那是因为：如果没有失败，那些梦想——那些将自由等同于成功的梦想——将既不存在，也不会长久。我们需要失败者——这个词语和这种人——来分清我们自己的失败和梦想。“让我们感谢傻瓜们，”马克·吐温在1897年用典型的黑色幽默写道，“要不是他们，我们其余的人都不能获得成功。”在美国所有有关失败的悖论中，这句话肯定是最晦暗的。在很久以前，我们就看穿了从落魄者变成富人的陈腐传说故事。梦想仍然有趣，不过，我们知道，我们正在分享一种文化神话。但是，如果我们不完全相信那种成功，那么我们对失败神话的信仰就不可动摇。对于一般的大亨是否真产生于白手起家，我们愉快地表示怀疑。但是，我们仍然非常严肃地相信，失败的原因往往是个人的——是“自身的”原因。失败不是“美国梦”的黑暗面，而是它的基础。“美国梦”让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天生的失败者。
1862年5月，一个明媚的下午，当繁花盛开的苹果树宣告春天的降临时，美国梦却过早夭折，长眠于地下。下午三点，钟响了44下。每一下便代表着生命中一年光景的流逝。放学后，300名学生在豁亮的阳光中列队参加葬礼。他们中那些幸运的勇敢者将在镀金时代成长起来，改变美国的资本主义。然而，在这个日子，天空中弥漫的气息不是铜臭，而是野花的芬芳。紫罗兰点缀着第一牧区教堂外的草地。前厅内的棺材上放满马醉木编织的花圈，覆盖着如茵的鲜花，散发出春日甘醇的馨香，弥漫整个圣所。
厅内挤满市民和应邀出席的名人。他们倾听着致悼词者的演说。他确认了人们的一贯想法：仙逝者荒废了自己的天赋。他既非闲汉，也非酒鬼。他是最倒霉的失败者：一个梦想家。致词者悲痛地陈说：“他为伟大而生……我总忍不住想，没有雄心壮志是他的缺点。”他不是工程师或伟大的将军， “他是越橘党的领袖”。不采浆果的时候，亡者从事过各种职业：教师、勘测员、铅笔制造商、房屋粉刷工、石匠、农夫、花匠和作家。那天聚集在马萨诸塞州康科德的一些人认为，不管爱默生对自己亲爱的朋友评价得多正确，但在亨利。梭罗的葬礼上说那些事情是不适宜的。爱默生说，亨利的古怪志向毫无意义。
或许，在场的众人没人能完全领会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关于“雄心壮志”的话是什么意思，那些孩子就更不用说了。他们在教堂的长凳上心不在焉地遐思浮想。有一天他们也将经历荣辱沉浮，陷入牧师在布道中预示的世界。在那里，采摘浆果之罪甚于破产之罪。如果一个人只是因为不能成功或不够努力就一败涂地，那么所谓的雄心壮志便不是机遇，而是义务。孩子们随着棺材来到墓地，不时弯腰捡拾从棺材上飘落的花辦，他们埋葬的不仅仅是曾在树林里或街道上遇到的那个古怪的矮个子男人。希冀成功的美国梦有一部分破碎了：那一部分会让他们选择不同的成功道路。
我们怀着爱默生对梭罗的那种失望，过着日常的生活。美国的允诺是：没有人是天生的失败者。但谁没有这样想过：“我是在浪费自己的生命吗?”我们想象着逃离这世间的纷乱，却为缺乏动力而懊悔。缺乏雄心壮志甚至比缺乏成就更让美国人恼怒。重要的是我们如何玩这场游戏，至少我们是这么说的。不管梭罗是成功还是失败，在那本广为传诵的《瓦尔登湖》里，梭罗在长满山茱萸的湖岸上嘲弄我们：“碌碌众生过着静静的绝望的生活。”我们全力以赴，试图逃脱失败，获取成功。失败让人联想起失魂落魄，那画面栩栩如生。因此，很难想象，曾经有一个时期，也就是美国内战之前，“失败”一词通常只意味着“生意失败”——破产。这个词怎么会变成缺乏完美自我的代名词，成为用红字标记的耻辱个性?我们为什么像管理生意那样——通过投资、冒险、获利与亏损——来对待个性?我们为什么像计算损失金钱带来的失败那样来衡量梦想破灭带来的失败?
本书将讲述美国那些默默无闻的失败者：在这个崇尚成功的国家里一败涂地的人。那是在19世纪，资本主义日趋成熟，企业家成为美国人最主要的身份标志。这是一个白手起家者和天定命运论的时代。我们现在知道的这个国家是从托马斯·杰斐逊和西奥多．罗斯福就任总统的100年间(1801-1901年)发展起来的。这是一个由白宫的帝国建造者们开创和结束的世纪，他们是个人主义和积极进取的象征。工业革命带动经济飞速发展，内战重新激活了自由和政治进步，大众传媒的兴起带动了文化发展，西进运动的开拓边疆和帝国主义的侵略确保了领土的扩大。21世纪的公众所了解的19世纪的美国大致如此。……
男学生詹姆斯·霍拉迪、商人昌西·摩尔以及梦想家亨利·梭罗都是失败者中的先驱。他们每个人都感到，失败不仅仅标志着损失，还是对雄心壮志的判定。他们还预见到，雄心将最终重新界定什么是生命竞争中的自由。“让我们记住不要奋发向上太久，”梭罗警告道，“而要不时朝着另一个方向垂直地堕落，沉溺于吝啬：在最深的泥淖中，即使我们看不到太阳，也可以见到星星。”总是追逐着太阳，奋斗者干着白痴的差事。只要肺结核再宽限梭罗一年，主张废奴主义的他或许会庆祝解放日，而主张怀疑论的他或许并不相信自由的新生。实际上，在大赦年里，梭罗的确打算向国人作演讲。当林肯准备前往葛底斯堡时，梭罗的遗作《无原则的生活》在1863年10月的《大西洋月刊》上发表。这位幽居山林的作者质问这位走出山林的总统：“政治自由不过是通往道德自由的手段，除此以外它还有什么价值?我们夸耀的是当奴隶的自由?还是做自由人的自由?”只有那种喜欢漫步胜于奋斗，喜欢采浆果胜于数钱的古怪人，他的视野才会超越奴隶解放，看到那将会把自由带给每个人的生命竞争——不管是黑人还是白人，不管是成功者还是失败者。
举行葬礼几星期之后，梭罗的出版商将《瓦尔登湖》再版。而此时，清甜的嫩草还没有覆盖梭罗那光秃秃的坟头。从1862年开始，此书不断再版。一代代人在开始或重新开始努力平衡野心与自满，寻找成功、避免失败之前，他们都可以在此书中至少找到片刻的对人生真谛的顿悟。梭罗在书的末页写道：“为什么我们要如此急不可耐地获得成功?要有如此令人绝望的进取心?如果一个人没有跟上同伴的步调，那或许是因为他听到了另一位鼓手敲出的鼓点。”现在，我们的日常谈话中经常回响起梭罗的这一祝福，以至于我们忘却了这是早年对生命竞争及其危险性的警告。梭罗的同时代人逐渐意识到，每个人都身处险境，并不仅仅是破产者和投机者才会如此。每年夏天，当白昼变长、日光越发豁亮的时候，波光粼粼的瓦尔登湖就使得人们不断乜斜着窥视自己起伏摇摆的情绪。要看清他们自己，埋葬了梭罗的那代人将不得不仰望天空，凝视他们自己心中那炎炎烈日般的野心。
是什么导致一个人成为失败者，成为一个注定无法实现梦想、注定要蒙羞受辱的人?没有人生来就会失败，然而，失败却体现了人们最可怕的恐惧。失败者是美国社会的妖怪，他能在过去200年的历史中揭示成功的黑暗面，揭示人们在经济方面的奋斗如何重塑自我和灵魂。
从殖民地时期到科伦拜校园枪击悲剧．斯科特·A.桑德奇探索了失败怎样从商业损失演变为个性缺陷，从职业挫折演变为对自我价值的判断。
桑德奇要讲的故事，并非那些曾经惨败然后飞黄腾达的名人故事，而是那些一败涂地的普通人的故事。从数百件私人日记、家信和商业记录中，他再现了推销员威利·洛曼的悲剧人生。他根据早期的信用报告揭示了当时的专家们怎样试图预测谁会成功谁会失败。另外他还发现有数百封“乞讨信”向约翰-D.洛克菲勒、P.T.巴纳姻和马克·吐温这样的人寻求借款、工作和建议。
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时期中——包括内战和镀金时代，梦想家、笨蛋和小人物各就各位，美国人民都在孜孜不倦地追求着成功，这大大影响了个人在失败中遭受的折磨。在19世纪那些不合时宜的人群中，桑德奇发现了查理·卓别林和查理·布朗那种不幸的先驱，以及阿瑟·米勒和鲍勃·迪安那种辩解的先驱。
失败者之所以失败，并非全是因为失败者自身的原因。这些失败者也许和亨利·福特一样有毅力，像沃伦·巴菲特一样有眼光，但胜利并没有降临到他们头上。本书作者通过研究美国一些失败企业家的生平和事业，向我们描述了企业家创业的真实状况——也许一百个里面只有几个人可以真正成功。通过本书，也许人们更应该全面地看待失败者，清楚地看到“创业”或者“经商”背后的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