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法国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大师福楼拜的代表作。小说通过一位小资产阶级女性爱玛悲剧性的情感生活的描写,描绘了一幅19世纪法国的社会风俗史。这部在法国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长篇小说,通过外省农村少女爱玛在修道院受到与自己出身完全不相称的贵族教育后,又受到消极浪漫主义思潮的影响而在嫁给平庸无能的乡村医生包法利做续弦后由失望逐步陷入堕落的泥潭,最后在高利贷逼迫下服毒自尽的悲剧,深刻地揭露了法国19世纪中叶恶浊的社会现实.它是一部艺术上极其完美、精致的法语典范作品,是继《红与黑》、《人间喜剧》之后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的又一杰作。被公认为巴尔扎克之后法国第一部杰作。
本书女主人公爱玛是外省一个富裕农民的女儿,在修道院度过了青年时代,她学习贵州女子的谈吐仪态,饱读浪漫派作品。后来破产的父亲把她嫁给了平庸、迟钝的乡镇医生包法利,这使迷恋浪漫生活的爱玛不安于室,于是先后成为了地主罗多尔夫与书记员莱昂的情妇。为了取悦莱昂,维持奢华的生活,她挥霍了丈夫的财产,还借了高利贷。后来莱昂对她生厌,债主向她逼债,她走投无路,服砒霜自杀。
老头认为,医生心情不好,自己有责任尽可能对他好些。他请他别脱帽,对他轻言细语,倒仿佛他成了病人。甚至于看到没照他的意思预备点清淡的吃食,诸如小罐稀奶油、水煮鲜梨,他还做样子发脾气。他给他讲故事。夏尔禁不住笑出声来;一转念想到亡妻,又满脸阴云,等到端来咖啡,才把那份哀思放到一边。
夏尔慢慢习惯了单身生活,对亡妻的思念也就淡下来。自由自在,这种新的快乐,反而使他觉得孤独好对付了。现在他可以随意改变吃饭的钟点,出门回家用不着说理由;人乏了,就往床上一躺,尽可以摊手摊脚。他自我怜惜,自我照顾,也接受旁人的慰问。再说,妻子去世并没影响医疗业务,整整一个月,大家都在说:“这可怜的年轻人!真不幸!”他的名字不胫而走,找他看病的人多起来。还有,如今他去贝尔托,可以随心所欲了。他心里怀着莫名的希望,感到朦胧的幸福。他对着镜子剃胡须,发觉自己的脸色好多了。
有一天,三点钟光景,他到了那里。人都下地了,他走进厨房,起初没看见爱玛;外面的窗板是放下的。板缝里漏进的阳光,在石板地上,形成一道道又长又亮的细线,一碰到家具犄角,就碎了,一颤一颤地跳到天花板上。桌上有几个用过苹果酒的玻璃杯,几只苍蝇顺着往上爬,结果掉在杯底的残酒里,嗡嗡挣扎。亮光从烟囱里钻进来,映在炉板的烟炱上,看上去毛茸茸的,冷却的灰烬也抹上了一层淡蓝的颜色。爱玛在窗户和炉灶之间做针线活,没披围巾,裸露的肩头沁出细细的汗珠。
她按照乡间习俗,请他喝点什么。他不肯喝,她一定要他喝。最后,她笑着提议:就算陪她喝一杯。于是,她从橱柜里找出一瓶陈皮酒,伸手拿到两个小酒杯,一杯斟得满满的,一杯就像没斟。碰过杯,她端到嘴边喝,但杯里几乎是空的,只好仰起头来喝。只见她脑袋后仰,嘴唇前伸,脖子拉长,她笑自己什么也没喝到,便从两排细齿之间伸出舌尖,一下一下,舔着杯底。
她又坐下,拿起活儿来做,织补一只白线袜。她只顾低头织补,不说话。夏尔也不做声。从门底下钻进来的风,吹拂着石板地面的灰尘。他望着灰尘徐徐移动,只听见自己的太阳穴在怦怦跳动,还有远远一只母鸡,在院子下了蛋的咯咯叫声。爱玛不时用手心冰一冰脸,然后再把手放在柴架的铁球上凉一凉。
她说自从季节变换以来,老是头昏脑涨,问海水浴对她是否有益。她谈起修道院,夏尔则谈起中学,他们有了话说。两人上楼,来到她的卧室。她给他看当年的乐谱和得奖的小书,以及撂在大橱底层的栎叶冠。她还对他谈起她母亲,谈起墓地,甚至指给他看园子里的花坛,说她每月的第一个星期五,总要摘些鲜花,放在母亲的坟头。可是,他们家的花匠,却不明白这是干什么,真是不称心!她真想住城里,哪怕仅仅冬季也好,虽说夏季天气好,白天长,乡下也许更加无聊。——随着话题的不同,她的声音时而清脆尖细,时而突然变得有气无力,拖腔拖调,最后几乎变成喃喃絮语,就像在自言自语。——刚才还欣喜地睁着一双天真的眼睛;过后又眯缝起来,目光中尽是惆怅,不知想到哪里去了。
晚上回到家里,夏尔一句句回味爱玛讲过的话,一边回忆原话,一边琢磨其中的含义,想象他们相识以前,她的生活情形。不过想来想去,想象中的爱玛,不是初次见面的模样,就是刚才见面的模样。接着,他又寻思,她以后会怎么样,会嫁人吗,嫁谁呢?唉!鲁奥老爹有的是钱,而她!k…·又是那么漂亮!爱玛的面孔一直在他眼前晃来晃去,有个像陀螺的嗡嗡声一样单调的声音,在他耳边嗡嗡响着: “你结婚就好了,咳!你结婚就好了!”夜里,他睡不着,喉咙发紧,口渴得很,便起床去罐子那儿喝水。他打开窗户,满天星斗,一阵暖风吹来,远处传来狗吠。他朝贝尔托那边转过脸去。 夏尔想,反正又没什么风险,决计一有机会就提出来;可是每次机会来了,又怕话说不好,嘴巴就像粘住了似的。
女儿在家起不了什么作用,一旦跟人远走高飞了,鲁奥老爹并不会生气。他心里不怪女儿,觉得她有才情,种地实在是委屈了她。种地是老天都不齿的行当,要不怎么从没见过刨地刨出个百万富翁来?老头子种地不但没发财,反而年年赔本。他做生意还有一手,喜欢耍耍花招;至于老老实实种地,以及农庄的内部管理,他是最不相宜的了。他喜欢游手好闲,过日子毫不节省,衣食住样样考究。他喜欢浓苹果酒、烤得嫩而带血的羊腿、兑得很匀的美酒咖啡。他单独在厨房用饭,面对炉火,小桌上样样都摆好,由下人端到面前,就像在戏台上一样。
他看出,夏尔到了女儿跟前就脸红,这意味着不出几天,他准会来求亲,所以预先把事情掂量了一遍。他嫌夏尔个子矮了一点,不是他理想的女婿;不过,大家都说他品行端正,生活节俭,很有学问,大抵是不会太计较陪嫁的。而鲁奥老爹欠着泥瓦匠和马具商不少钱,压榨机的大轴还要换新,眼看就得把他的田产卖掉二十二法亩不可了。
“他来求亲,”他对自己说,“我就答应。”
圣米迦勒节②到了,夏尔来贝尔托住了三天。最后一天像前两天一样,时间一刻钟一刻钟地过去了。鲁奥老爹送他一程,他们走的是一条低洼的路,眼看就要分手了。是时候了。一直走到篱笆拐角,夏尔才豁出去。最后,拐角都过了。
“鲁奥老伯,”他低声说,“有件事想跟您说说。”
两个人都站住了,夏尔却不做声。
“有话就说嘛!还有我不知道的事吗?”鲁奥老爹笑呵呵地说道。
“鲁奥老伯……鲁奥老伯……”夏尔吞吞吐吐。
“我嘛,是正中下怀,”农庄主接着道,“小女大概跟我是一样的意思吧,不过总得问问她的想法才是。好啦,不送您啦,我这就转去。要是事情成了,您听明白,您就不必又进屋了,一则防人口舌,二则会弄得她太尴尬。不过,为了不让您等得心焦,我会把窗板打开,贴到墙壁,您从篱笆上探过头,打后面就能看见。”
鲁奥老爹去了。
夏尔把马拴在树上,跑到小径上,站在那里等。半个钟头过去了。他看着表,又过了十九分钟。突然,墙壁“砰”地一声响,窗板打开了,搭扣还在抖动呢。
第二天,才九点钟,他就到了农庄。爱玛见他进门,脸都红了,碍着面子,还是笑了笑。鲁奥老爹拥抱了未来的女婿。又谈起了婚事的安排,时间上还算宽绰,因为按情理,办喜事要等到夏尔服丧期满,就是说,要等到来年开春呢。
冬天在期待中度过了。鲁奥小姐忙着置办嫁妆。有些是在鲁昂订做;至于衬衣和睡帽,她就照着借来的时装图样自己做。只要夏尔来农庄,他们就谈婚礼的筹划,商量在哪间屋里摆酒席,该上多少道菜,有哪几道主菜。
爱玛别出心裁,想在半夜举行火炬婚礼。可是,这个想法,鲁奥老爹觉得实在不可理喻。婚礼举行了,来了四十三位客人,喜酒吃了十六个小时,第二天又接着吃,这么闹了好几天。P20-23
感受艺术魅力感叹真实人生
1857年1月29日,法国巴黎第六轻罪法庭开庭审理一桩案件,主要被告人是福楼拜。案件的起因是他的新著小说《包法利夫人》(Hadame Bovary)。这部小说首先在《巴黎杂志》上连载,顿时轰动法国文坛,广受社会关注。当局指控这部小说“伤风败俗、亵渎宗教”。
检察官指控福楼拜,说这本书“会落到年轻姑娘乃至已婚女子手里”,“会诱人寻欢作乐”。公诉状长篇累牍,直指书中四个片段:
一、主人公爱玛以养病散心为名,与情人骑马兜风,在雾气弥漫的树林里委身于鲁道夫。作者以大量文字赞美爱玛因偷情而变得漂亮,这是对偷情的颂扬。
二、鲁道夫最终弃她而去,爱玛为此大病一场。后来爱玛信起宗教。她用对情人的语言向天主倾诉,亵渎了宗教。
三、爱玛与另一情人莱昂在奔驰的马车里偷情,继而又描述他们幽会的旅馆房间,大段的描写有伤风化。
四、对爱玛临终场面的描写违背宗教和道德原则。
诉讼过程长达十天。经被告方据理力辩,法庭不得不在“判决书”里指出,“那些片段,无论从所阐述的思想,还是所表现的场景,仍属于作者试图塑造人物性格的范畴”。因而宣告福楼拜无罪。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胜利。它不仅是福楼拜的胜利,也是整个文学界的胜利。
事实和时间最终有力地证明了这部文学作品的价值。这部极其完美的小说是精致的语言典范作品,它不仅标志着19世纪法国小说史的一个转折,而且在世界范围影,响了小说在此后一个多世纪的演变和发展过程。
福楼拜(Gustave Flaubert,1 821-i880)是法国文学大师,名列19世纪法国现实主义文学三杰,另两位是《高老头》的作者巴尔扎克、《红与黑》的作者司汤达。因平生喜欢用亲手制作的鹅毛笔写作,他自称“羽笔文人”。福楼拜出生于医生世家,父亲是鲁昂一带远近闻名的外科专家,哥哥子承父业也成为一代名医。福楼拜很早就显露出文学天赋,14岁已开始写故事,编写文学报《艺术与进步》;20岁在巴黎法学院攻读法律,两年后因病辍学。家庭的熏陶和严谨的法律,使他不相信宗教而更相信治病救人的手术刀。崇尚真实的世界观在他的小说中有充分的反映。
19世纪中叶的欧洲开始流行以认识自然为主要目的的实证科学,许多学者以极大的热情走进实验室,物理学、化学等学科取得了重大突破,新学说新理论层出不穷。近代自然科学进入了全面发展的时期。这种大的社会环境对福楼拜的创作产生重要影响。他把小说看作“生活的科学形式”,并像自然科学家对待自然现象那样,以冷静客观的态度观察、分浙和解剖社会,追根溯源不一而足,力求对现实社会作出完全客观的、科学的反映。福楼拜重视美感与真实,并追求二者的高度统一。因此,他赋予观察、分析、理解以十分重要的意义,认为“透彻地理解现实,通过典型化的手段忠实地反映现实”,是小说家应当遵循的一条基本原则。这些思想在《包法利夫人》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小说抓住了当时社会的主要特征: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社会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平庸的时代。作品以这一时代资产阶级的庸夫俗子作为艺术描写的对象,以对资产者思维方式、生活方式的否定作为创作的基本主题,通过一个富有激情的少妇极力想要摆脱平庸的家庭生活和令人窒息的社会环境,积极寻找梦想最后却被平庸恶浊的社会所吞噬的悲惨经历,揭示了浪漫主义的追求和庸俗鄙陋的现实生活的矛盾,客观地反映了19世纪法国的社会现实,并由此丰富和发展了19世纪的现实主义。
福楼拜具有高超的写作技巧。小说主人公是爱玛,而他将小说取名为《包法利夫人》,这似乎是在暗喻:作者要讲述的,是一个有夫之妇的故事。这一特别的角色定位,将爱玛置于道德与人性冲突的既矛昏又尴尬的境地,主人公对平庸生活的失望、不甘、矛盾、抗争,对婚外恋之痴迷、癫狂、焦灼、放荡不羁跃然纸上。巧妙的谋篇布局,分明的层次架构,鲜明的人物刻画,入理的内心描写,细腻的艺术表达以及严谨的语言风格,使小说具有很强的艺术欣赏性和可读性。
美国耶鲁大学克雷顿·奥尔德弗教授提出的人本主义需求理论认为:较低层次的需求一旦满足,便会引发对于更高层次需求的愿望。这是现实社会中人性需求层次变化的一种必然,《包法利夫人》印证了这一点。
修道未果的爱玛嫁给了看来很有身份的一个医生——夏尔-包法利。感情热烈、耽于幻想、衣食无忧,慢慢使她觉得生活乏味。“结婚以前,自以为就有了爱情,可是,本应由这爱情生出的幸福,却不见来”;偶然参加的一次贵族舞会,“在她的生活中捅出了个窟窿,如同狂风暴雨,一夜之间便在山岭上冲出些大裂缝”。爱玛感受到了奢侈糜华的贵族生活与她淡而无味的现实生活间的天壤之别。她梦想着子爵一样风度翩翩的男子爱她,给她所憧憬的浪漫爱情和贵族生活。她两度婚外恋情,误把对方的猎奇当成爱情,模仿贵族的‘浪漫消遣却成了高利贷的盘剥对象,求浪漫奢华刺激而不得的残酷现实,留给她的只有痛苦和绝望。
爱玛一直被公认为世界文学史上最有生气的妇女形象之一,但又备受歧视。仔细探究不难发现,她一不为名分二不图钱财(反而举债),她不惜背叛现实世界的秩序,终其一生苦苦追寻的只是人性中最美好的爱情。她对复杂的社会缺乏判断力,又不善把握自己,最终身败名裂,令人扼腕。其实哪个女人没有对爱情的憧憬与幻想?哪个女人甘愿虚度青春年华?追求更好,乃人性使然。爱玛的行为理应得到理解。19世纪上叶的法国,妇女特别是农村妇女社会地位低下,她们的行为受到陈规陋习的严格约束,不管她们如何出类拔萃,都不可能打破严明的身份等级。爱玛终究摆脱不了农家女子的事实身份。然而,她敢于真实地活出自我,主宰自己的身体和感情,勇敢地寻找爱情,享受爱情,享受生命。这比道貌岸然的资产阶级政客的虚伪与堕落、乡绅地主的狡诈与猥鄙更加高尚,更加让人同情。至少,她没欺骗她所爱的人。
爱与死,是文学乃至人类的永恒主题。爱玛的悲剧在于她生活的那个社会,她的堕落毁灭是贵族资产阶级社会腐蚀和逼迫的结果。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分析了英雄时代古希腊妇女的地位后指出:“一夫一妻制从一开始就具有了它的特殊的性质,使它成了只是对妇女而不是对男子的一夫一妻制。”在男权社会里,男子可以随心所欲,妇女则无权掌握自己的命运,妻子只能是丈夫的玩偶和工具,没人关心她们的精神需求和内心感受。社会一方面认可、允许,甚至鼓动男子出轨,另一方面却又对失足女性施以最严厉的惩罚和终身的道德鞭挞。我们无意为婚外偷情大唱赞歌,问题在于,爱玛的行为如果发生在男人身上,是否同样受到谴责?强加在女人身上的种种清规戒律,在男人身上是否同样适用?答案显然是否定的。男权尊严不可践踏,而女子个性的张扬与发展却被冠以轻浮,实为历史与社会的不公。
尽管17、18世纪欧洲资产阶级早就在反对封建专制的斗争中提出了“天赋人权”的学说,宣传男女平权的思想,尽管欧洲妇女运动一直引领着世界妇女运动的发展,尽管法国妇女运动先驱德古日在大革命时期,就发表了世界上第一篇《女权宣言》,要求妇女得到与男子平等的权利,但生活于斯的爱玛还是没能逃脱男权社会对她的压迫,她奋力抗争却无奈于命运的不公。她只盼能生个叫做乔治的男孩,因为“男人至少是自由的,可以遍历种种激情,周游世界,冲破艰难险阻,就是天涯海角的幸福,也要去享受一番。女人呢,则处处受到束缚”。这看似平淡的企盼所蕴含的,何尝不是对社会的控诉、对不公的哀叹!
爱玛短暂的一生,可爱可悲可叹又可怜。她不幸地走了。尽管娇艳的花期短暂,但她美丽、真实。
单乾
2007年3月